郑惠端

一、成长背景与蒙召

郑惠端于1914年出生在福州，亲生父母不详。尚在襁褓中时即被遗弃。幸有三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刚刚参加完卫理公会福州年会回家，半途中发现了她。其中一位郑牧师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弃婴，为她取名叫惠端。在惠端不到两岁时，郑牧师去世，续由郑师母以慈爱养育她，并教导她背诵主祷文、十诫、使徒信经和祷告。

当郑惠端长到17岁那年，养母也离世归回天家，无依无靠的惠端饱经世态炎凉。虽然她生长在牧师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基督教家教，但那时的她尚未真实经历重生得救。由于养父母早逝而经历之艰辛，郑惠端日后回忆说，她年少时记仇、爱世界、怨恨神的心性并未真实改变。直到1935年10月，她在古田县毓馨中学即将毕业时，才真正为主所得着。信实的神也在供应郑惠端最后一学期的费用上，教导了她信心的功课。

因着神的灵在她心中做工，郑惠端开始能够体会主的心肠，不仅心意更新弃绝过去所喜爱的时髦衣饰和小说新书，更定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当面或书面向人认错或赔还，并从心底饶恕曾打算出卖她给土匪作压寨夫人的堂伯父，而且将福音传给了他。自那时起，郑惠端就有了一颗坚定爱主的心志，并热爱那些失丧的灵魂，曾为同学属灵的冷淡难过到吃不下饭而痛哭流泪祷告。

1935年，在郑惠端重生得救三周后的一天，当她亲近神时，见到了“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的异象，接着从心灵深处听到神的召唤：“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她立即用以赛亚先知的答复来回应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清楚蒙召后，郑惠端立志为主争战，拯救失丧的灵魂；也立志过信心生活，仰赖神直接的供应。

1936年，从福州神学院毕业后，郑惠端开始在福州甘蔗乡和天安堂当女传道。因为有感于进修的需要，于1938年进入上海中华神学院就读，并开始操练信心生活。学院的功课繁重，而且她自己的生活也相当拮据。曾有一次冬天将至，她顺服神的感动，将自己唯一的一件刚织好尚未钉上钮扣的毛线外套，送给另一位即将离校去云南传道的同学。不久她就收到了一个特大邮包，内有数件她需用的御寒衣服。此外，举凡伙食费、学费，甚至包括预备毕业所需用的经费，神都信实、及时地供应了她，因此更加强了她凡事倚靠神的信心。

二、年轻岁月——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1936年，郑惠端和王受恩姊妹一同前往经济繁荣却迷信偶像盛行的甘蔗乡传福音。她们两人意识到要从撒但捆绑下解救千万灵魂，是一场重大的属灵争战，于是决心倚靠神的带领，以祷告支取从神来的能力。经过殷勤祷告、作工之后，她们看见许多在黑暗中的人归向光明，也有神迹奇事证实她们所传的道，而且有些被鬼附的人也因主耶稣的名得到释放。1937年，郑惠端奉调到福州天安堂当传道，并有机会为宋尚节博士多场的讲道担任翻译，期间她亲眼目睹也亲身经历了神藉聚会医治病人的神迹。

1940年，郑惠端从中华神学院毕业后，顺从圣灵的引导，孤身前往沦陷日军的武昌宣道会服事，虽有患难逼迫，总是蒙神保护，有惊无险。

1941年，郑惠端顺从圣灵感动，谢绝了宋尚节博士的邀约去南洋工作，而是去到福建的临时省会永安传福音。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向英美宣战。战时有大批难民涌入永安，人心惶惶，极度需要福音。1943年，郑惠端参加了卫理公会年度议会。会上举行了差派仪式，会督因体恤她当时体弱安排她在城市工作，却因为那个教会的牧师是敌对基督真理的社会福音派，而遭郑惠端断然拒绝。于是她被改派到古田/屏南教区作巡迴布道。在福音兴旺的同时，也遭受到撒但的搅扰和从人而来的敌挡，但她至终都靠主得胜！

1944年，郑惠端受圣灵引导，离开故乡的卫理公会，到各地主领奋兴聚会。圣灵藉着她讲道的恩赐大大动工，到处收割复兴的果子。在她的带领下，不信者悔改重生，有名无实者彻底悔改归主，甚至连挂名的牧师也悔改得救，因此除掉了传福音的绊脚石，使长久以来相互攻击的不同教会与不同宗派，也受到感动，藉着交通祷告，拆毁了人为的隔牆，在基督里联合在一起。

1947年，郑惠端搬入上海区学联会办事处任职干事。当时，学联会在上海的26所院校中有福音工作。郑惠端与其同工同心合意向神祷告，一起热心、谦卑、忍耐地在学生中间工作，见证神改变人心的大能。即使经济拮据，她们仍奇迹般地在校园里建立起礼拜堂；聚会所需用的椅子、讲台、风琴等，皆由圣灵感动人而奉献，亦有多人受感献身于福音工作。

1948年，学联总部调郑惠端到南京区任职干事。那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首都南京人心惶惶。战乱中她仍见到神对中国青年的顾惜，要引导他们走向光明之道。同年底，战火蔓延，郑惠端隻身回到福州，多次在神学院讲道，并在国立福州音专基督徒团契带领青年基督徒从事福音工作。

1949年，因为事工需要，郑惠端来到香港。此时，她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康庄大道，不论是入境手续、行李、事工，都有人已经为她预备好，她大可选择在港台或海外自由事奉。另外一条则是十字架道路，意味着受苦。郑惠端扪心反思主的十字架，“每当阅读教会历史时，我都深受历代殉道者感动，若主允许，我也愿做个殉道者，报答主对我的恩情。”于是，她明白主的旨意乃是要她回到中国大陆，于是她毅然从香港转机飞往重庆。在重庆工作了约两个月后，又转往成都。

50年代初，郑惠端不顾时局紧张，仍然一如既往在教会中，在大学校园中，带领信徒，不仅口传主耶稣的教导，更以身实行主耶稣的爱。基督徒学生们也学习肢体间彼此相顾，灵里相通。然而，他们的信心和爱心生活，激怒了空中掌权者，各种难处和逼迫接踵而来。郑惠端遭遇到平生首次的围攻、批判与控诉。在其自传中，她如此记述：“面对群魔狂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诗131:2）。我的心紧紧靠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121:1-2）。在数次的批判斗争中，受到圣经话语的鼓励，郑惠端感受到主的同在，使她反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反倒能饶恕逼迫她的人，并为他们代祷。

1953年11月，郑惠端来到武汉；1954年春蒙神引导又来到广州，主领聚会。她忠于神所给她的信息，却得罪了当局，认为她的宣道是“反苏言论”，在教会传福音的门因此被关闭。但郑惠端并未停歇，仍在自己住处、在信徒家中、或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场地传福音。半年后，郑惠端短暂回到武汉后又重返上海，此时她感到身心灵俱疲，神就在这时为她预备了一个安舒的环境，在其中闭门灵修整整一年，饱尝到主恩的甜蜜。同时，每礼拜天，仍有不少青年学生到她家里吃饭、聚会。这段日子也让郑惠端切实经历到“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王上17:16）。1957年，随着社会上展开反右派运动，以及基督教团体内继续进行着的“三自爱国运动”，各大中学基督徒团契的处境日益困难。面对试炼，基督徒学生中固然有随波逐流者，但也有多人靠主站稳，为真理作了美好见证。

三、青壮年时期——以基督的心为心

到50年代后期，政治局势越加严峻，宗教自由越发受限制。郑惠端在其口述传记中表达了她信仰上的坚持：“在政治方面，我愿意服从政府领导，但宗教信仰是超政治的。在宗教方面，基督是我的元首。……我愿做主忠心的仆人，单要事奉祂，做时代的见证人。”

1958年3月15日下午，郑惠端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被关入第一看守所，开始了一年又两个月的铁窗生涯。其实在被捕之前，神已经在异象中让她看见这一天将要发生的事，后来也曾给予她印证。所以当事情来临时，郑惠端并不感到惊讶，反倒时时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常在主的爱里，使她能饱餐粗食，在冷硬的水泥地板上也能香甜熟睡。狱中，郑惠端因不肯放弃祷告和放弃信仰，而被戴上了手铐。三天后她仍然坚持信仰，他们就将她由正面上手铐改成反面上手铐，大大增加她肉体上的痛苦。然而郑惠端被主的灵充满，使她由心底发出喜笑而不自觉。戴着手铐，生活上不论是就寝，还是清洗都非常不方便，但神在她身上施行神迹，在戴铐期间，神使她全身柔软，能够自己洗脸、刷牙、擦澡、洗衣服，甚至在因为没有梳头而长脓肿疥疮时，郑惠端祷告祈求神，神就给她智慧能力，能够反手梳头整理，令监房干部十分惊奇。期间，惠端把握短暂时机向四围难友传福音，教她们唱福音短歌和背诵圣经，宁愿自己挨冻，却将自己仅有的过冬衣物与她们分享。

被捕时，郑惠端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被释放，因为她既不能批判信仰、背叛神，也不能出卖弟兄姐妹，只能安心服刑并倚靠顺服神，所以她连发给她的判决书都没有看。1959年5月结案后，郑惠端被转入提篮桥监狱。牢狱之中，她必须在监狱工厂劳动。由于受到双手麻痺的影响，她拼命干活仍是落后。即便如此，她仍然一本诚信原则，不愿将产品虚报做假，而且满心感谢主帮助她做一个诚实的人。与此同时，她仍尽力找机会向难友传福音。有人告密了，干部就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传道，郑惠端直言：“我不传就憋得难受。”干部叫她别祷告，她回复：“不祷告，信仰就没有内容。”干部说那你就在心里祷告吧，别给人看见。郑惠端又回答：“我要表里如一，偷偷摸摸就是欺骗政府，我不能做。”

上海市监狱也是劳改的集散总站。1960年夏末，郑惠端被送到“三年自然灾害”重灾区之一的安徽省一个荒芜农村的电站工地。她和其他被下放的难友，住在比牛棚还不如的三角棚，蚯蚓、青蛙、蚊子、毒蛇随时都可以入侵。当时，全国上下都食不果腹，安徽境内更是饿殍遍野，劳改犯人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郑惠端是队里两位腹水患者之一，另一个熬不过灾病就死了。但是她却受到队友的照料，加上外地弟兄姐妹寄来的药物，使她享受到苦难中的恩典，腹水终于消退痊癒。冬天来到，芦草席的棚顶禁不住大雪的重量，破顶而下的皑皑白雪就压在众人的身上，郑惠端切实经历了飢寒交迫的困境。

在电站工地熬过8个月后，不少难友已经埋入黄土，郑惠端和其他幸存者被调往淮南市九龙坎的田家庵农场劳改。在这里，供应的伙食按劳动力分成四等，郑惠端的劳动力最弱，只能吃四等饭，自然是无法饱足的。她就用经文祷告神：“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袮，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30:8-9）。农场裡种植着各种瓜类，郑惠端的任务是白天看守瓜田，以防窃盗。日晒下缺水口渴难耐时，面对着悦人的累累硕果，实在是争战也是试探。但郑惠端坚决不进瓜田，天天坐在路旁，因此被人讥笑为傻瓜。

在田家庵劳改了5个月之后，郑惠端又被调到镇远县炉桥镇丁塘湖附近的一个国营万头猪场。这一时期，她患有心脏病和轻度腹水，特别严重的是夜尿症。每到夜里寒冷，床铺被褥常被尿湿透。一个干部同情她，交代同小组的难友在晚上如厕时，叫醒她同行，如此一来，一个晚上郑惠端总被人叫醒，闹得不得安眠，惟有向神祈求。神的确施恩帮助，有一天，干部医生叫她入院治疗心脏病，同时医院里有一位福建同乡大夫，把郑惠端的夜尿症治好了，为此郑惠端特别记下诗篇103:2-3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以此感谢、赞美神。

一年多后，郑惠端和难友又被押解到安徽省太平县黄山茶林场。小劳教们见到此地山峦起伏，放声大哭。而郑惠端却喜爱富有诗意的黄山——置身高山，好像离天更近了。在此地，除了忍受老鼠、臭虫和蚊子不断骚扰外，郑惠端还经历到一位医务犯错给了她一种药，使得她手脚抽搐和昏迷不醒，及至醒来却产生幻觉。康复后，郑惠端更加体认到救恩的可贵，也竭力保守自己在与干部谈话时，远离世俗的虚谈和那敌挡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一天半夜，郑惠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单独被转移，到了溏家桥车站，才知道自己已被移交给上海公安人员。原来是第一看守所要复查原案，郑惠端却认定这是神要熬炼、洁淨、造就她的机会。这一回所要学习的功课，不是带手铐，而是干部对她施行的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要求她潜伏在教会内，然后向组织汇报情况，这样就可以摘除反革命的帽子。郑惠端自述说：“‘主啊，你是轻慢不得的’（加6:7），我怎麽能以属灵的面貌来欺骗、陷害弟兄姐妹呢？”。回到监房后，郑惠端借了把剪刀剪去长发，“我就是要毁掉属灵的外貌，下决心跟主走，再苦也决不屈服。”就是这种宁死不屈的性格使共产党愿意费尽功夫改造郑惠端的思想，吸收她作马列主义宣传员。但也因着郑惠端坚定的信心，没有羞辱主名与之同流合污，于是就又被送回了黄山劳改农场。

7年刑期服满之后，郑惠端并未获得释放，而是被调到畜牧场职工队管理茶叶苗圃，成为名义上的“农业工人”。虽然可以领取少量工资，但从第二个月开始，就被莫名其妙地减少为生活费，实际上只能勉强糊口过日子。虽然身上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由长穿到短，但郑惠端每想到主耶稣降生马槽，身上只是用布包裹，心里就得着莫大的安慰。

“新生”后的第二个劳改场所是安徽省宿松县境内的立新农场。那里是郑惠端劳动最艰巨、生活最痛苦、引诱试探也最多的十年漫长岁月。但神应许她“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带领她度过三伏天“双抢”那样繁重的劳动。然而，人的道德败坏使郑惠端更加痛苦。首先是在郑惠端带领去棉田剪棉花杈子的队员中，有人剪错却怪罪她教导错误。另一件事是，在物质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农场里便盛行盗窃。因为郑惠端被盗后从不向干部报告也不骂人，就成为经常性的被害者；等到事情严重到需要开会处理时，那睡在郑惠端旁边的“活流氓”才勉强承认偷过她的钱，却被干部表扬“坦白得好”，而批评郑惠端“麻痺大意，造成犯罪机会”。主的话再度安慰她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由此郑惠端更能深深体会“这是当今世界的正常现象。我们无需发怨言，却要‘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郑惠端所在农场也办起“文革”学习班，其中有背叛基督教信仰之徒发言批判神是人所造的；也有人因为过去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凭着一知半解而大放厥词，污辱谩骂神。郑惠端有从神来的智慧，反驳说：“其实，你也是相信有神，……如果没有神，就用不着你反对；你既然反对，就说明神的存在。”如此回答引起那些“积极份子”的公愤，而神却保守郑惠端，让指导员下令停止讨论，一个严重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在恶劣环境的磨练中，郑惠端不断学习倚靠神过得胜的生活，神也不断扩展她属灵的肚量。过去郑惠端曾对天主教徒抱有成见，入狱之后她才不得不与天主教徒有相处的机会，从中见到天主教徒中也确实有爱主的人。在立新农场，郑惠端遇见一位爱主的天主教姊妹，经常鼓励安慰她，送给她属灵的书籍。神也藉此开启她“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6-29）。

在立新农场的岁月里，郑惠端还经历了鼠疫、水灾，但信实的神都确保她平安度过。然而在那斗争气氛浓烈、思想压力沉重的环境里，人人朝不保夕，极少有通讯联络，郑惠端深感灵性枯干的痛苦。及至在一天清早上工的路上，圣灵动工，郑惠端从心里涌出诗歌赞美敬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她的灵性立即得到释放，主复活的大能再次运行在她心中，让她充满盼望。

在被捕入狱后的第15个年头，郑惠端首次获得机会回乡探亲，她那时的心情是徬徨、激动与不安的。经祷告后，神平静了她的内心。回到家乡后，她见到家乡人丁兴旺，但主道却是荒凉，使郑惠端有身为园丁的使命感，切切求神复兴祂的作为。探亲结束后，郑惠端经上海回农场，在这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竟巧遇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知道他们仍不断地为她祷告，心中满得滋润与安慰；同时也看到基督徒人数在这些患难年间大增，心中更是充满感恩！

1975年，郑惠端被转到芜湖所属的南湖农场，从事开发山丘、种植茶树和制茶，大伙儿自己建房。自1960年起，郑惠端到安徽劳改以来，第一次住上了砖瓦房，满心感恩。但在女队中，有一位70多岁道德品行败坏的无赖，被安插睡在她旁边。这恶人常诬指郑惠端偷她的东西，因此郑惠端就成为她欺负谩骂的对象。和这样的无赖一起生活、劳动、学习，带给郑惠端莫大的烦躁和痛苦，只好向神求忍耐的力量。神不仅答应了郑惠端的祷告，更让她明白治死“老我”之艰难；也唯有与主同死，才能真正活出基督来。然而，在这样令人灵性窒息的环境中，郑惠端仍经历到主内姐妹的病中关怀；有时被编排到与姐妹一起在茶园中值班，两人就轮流闭眼祷告和睁眼守望，得享主恩的美善。

1977年，郑惠端心脏病复发病情严重，队医开出证明让她长期休息，领导批准她去福建厦门市。来到厦门，回想1936年宋尚节博士在此主领的奋兴大会，心中感慨万千。现在，厦门的教会虽然和全国各地的教会一样遭受逼迫，却蒙神特别保守，许多信徒坚守真道，叫撒但羞愧，使主的名得荣耀。郑惠端在此有机会参加了不少家庭聚会，虽然带病教导交通，神的能力却在她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从厦门再度回到阔别近20年的福州，见到昔日栽培的“学联会”同工中，有多人殷勤事主，心中深得安慰喜乐。1978年，郑惠端告别故乡，再度回到南湖农场，甘心乐意为主受苦，哪怕老死于此也情愿。

1979年，上海的周则信、叶蓓英夫妇写了一封信给南湖农场领导，叫郑惠端转交，申请批准让郑惠端离场。但郑惠端没有将信呈递，后来却因心脏重病被批准去上海就医。经周则信弟兄的辗转申请交涉，郑惠端终于在上海市报进户口，离开了苦难的劳改营。同年11月，郑惠端有机会再回老家屏南，总是抓紧时间聚会、传福音、造就信徒。1980年初，弟弟陪同郑惠端再访福州，信徒无论旧雨新知，见到她都十分兴奋。但郑惠端拒绝参加“三自会”教堂的聚会，坚持到家庭聚会中坚固众信徒。离开福州后，郑惠端回到上海。1980年中，郑惠端旧病复发，直到1981年春，都处于病危状态中。期间，弟兄姐妹们轮流悉心照顾她。病榻上，她和大家一起密切交通，共同为教会所面临的争战祷告、为福音的传扬而祈求。最后神奇妙地引领郑惠端来到烟台。患有严重心脏病和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惠端，受到烟台地区脑神经科武顺大夫和李桂林姊妹的热情接待和照顾长达21年，直到她安返天家时为止。

四、晚年——火炼的金子

1980年7月末，66岁的郑惠端在叶蓓英姊妹陪同下，去烟台探望阔别22年的武顺大夫和李桂林姊妹。到烟台10天后，因感冒引发了冠心病。9月末，上海的周则信弟兄接她回沪。但郑惠端的健康却每况愈下，桂林姊妹前往探视，怀疑她除了冠心病外，应该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于是和丈夫武顺大夫商量后，他们在1982年6月，把郑惠端接到烟台来接受诊治，这才确诊出郑惠端罹患了“帕金森氏综合症”。

当郑惠端还能行走时，李桂林每天早晨搀扶着她从三楼下到庭院散步，散步完回到家中后，桂林专业地帮她测量血压和脉搏，观察她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锻炼。郑惠端住在武家，感受到这是神为她预备的一个温暖的家，就在那儿长期住了下来。

1982年7月底，郑惠端的弟弟质文辞世归天。是年秋，黄菲彧弟兄来到烟台，协助修改校对郑惠端的自传《奇异恩典》初稿。该书稿由郑惠端口述，由叶蓓英笔录整理而成，后经过黄菲彧、季欧和黄存信三位弟兄的修订，最后在2001年，由叶蓓英和黄弟兄夫妇整理完成于郑惠端的病榻边。

1983年春节刚过，无情的帕金森氏病开始肆虐，特别是在夜间，郑惠端一上床躺下，两条腿就抖动不止，造成肌肉僵硬而无法入睡。细心且富有爱心的李桂林每夜为她按摩两条腿，从上到下或搓或捏，一旦桂林因打瞌睡中止，郑惠端就会抖醒，桂林因此深感愧疚。经过一个多月不眠或少眠的夜晚，桂林已感到力不从心。奇妙的是，从1983年复活节那天起，郑惠端的下肢停止了颤抖，晚上可以持续入睡了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帕金森氏症的其它症状开始明显，就是脸面肌肉僵硬无法表达情绪；因唾液分泌过多需要有人随时帮她擦嘴角，并帮她喝盐水，以适当补充钠离子和氯离子；再加上两脚的肌肉僵硬不协调，也一直都没有受到有效的控制。即便如此，李桂林仍甘心乐意地日夜陪伴着郑惠端，差不多每个夜裡都要陪她下床两三个小时。在这种艰难情况下，郑惠端仍同李桂林一起，抓紧时间，读经祷告。

纵使疾病缠身，辗转病榻，郑惠端仍清楚神对她的托付，就是为教会作守望代祷者。她的祷告范围很广，据李桂林回忆说，包括为中国教会和全国人民的灵魂；为过去她曾牧养过的各省、市、县、乡的信徒；为分散世界各地的“学联会”的同工们；为曾被她栽培过，后来献身于福音事工的人；为各海港、劳改队的福音种子；为福建的家、上海的家，以及烟台的家。因着郑惠端殷勤代祷，的确让李桂林亲眼见到自己一家的一子二女蒙受神的大恩，次女更彻底悔改认罪并有奉献的心志，能够教导喂养小羊。

圣经说“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诗篇68:6）。神为单身的郑惠端在晚年多病时期，安排了一个温暖的家。这是一个主内肢体的家庭，郑惠端虽然是客，但武顺弟兄和桂林姊妹服侍她，比至近的亲属还要竭尽心力。那时的郑惠端一身病痛，连起身活动都不可能，但她的病榻就成为她忠心服事神服事人的祭坛，带领着全家人更紧密地与主连结。她把自己也全然摆在祭坛上，奉献归主。虽然疾病使她面部肌肉僵硬，发作时舌头痉挛，言语、吞咽都有困难。但她却以此为神的炼尽，非但不以为苦，反倒充满感恩之情，与十字架上的主保持着亲密的交通。

李桂林姊妹每日尽心照顾着郑惠端，但仍时觉亏欠。同时，她也为郑惠端的敬虔榜样所激励，更加乐意多多从她受教，除去自己的私欲败坏，使生命更新。许许多多前来探望郑惠端的主内肢体都得着她的训诲和引导。一位高级知识份子这样描述他见到郑惠端的情景：“当我进入郑姑姑的房间，……我发现她的眼睛是那麽清澈，整整十多秒钟她都在凝视着我。接下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觉得她的眼神有一股力量，使我感到自己很污秽，我有一种五脏六腑都被她看透的感觉。我心非常难过，赶快来到隔壁房间，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就像当年彼得三次不认主，当主看他时他大哭一样。后来我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于是我立即祷告认罪，圣灵光照我。感谢主，神藉着这一次经历，这几年带领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虽然会有损失，会有软弱和眼泪，但主恩的滋味甚是美善。”

1991年，郑惠端被诊断出“乳腺导管癌”，手术危险性大，然而手术进行顺利，开刀后甚至不需服用止痛药。1992年春，李桂林姊妹为郑惠端安排两次春游，让她游览渤海湾和俯瞰烟台全城风光，十分尽兴。

1997年开始，帕金森氏症状加剧，当时郑惠端只能吞咽些流质食物。神安排了一位罹患轻型的帕金森氏症的姊妹，经她介绍配合使用另一款药物，郑惠端的症状明显好转。1998年，李桂林和郑惠端第三次搬家，迁入医院高层建筑楼，风景秀美。1999年，郑惠端尝试自己从床边走两三步到桌边时，不慎跌倒造成骨折。郑惠端与主交通后，拒绝手术治疗，即使罹患併发症的风险极大，她仍定意靠保守疗法卧床休息。有好几位姐妹排班来帮忙照看，使得恢复十分顺利，但她自己不能翻身，需要别人帮忙翻身和按摩。来服侍她的中青年弟兄姊妹都自愿留下来继续照顾她。于是，这个家就成了神的大家庭，大家互助互爱，不分文化、地位、贫富，都在主的爱里合一，共同荣耀父神。

2002年，郑惠端心肌梗塞发作，抢救成功，多人轮班耐心细致地陪伴她渡过这生死关。这时她的帕金森氏病逐渐恶化，她仍然安稳在对神旨意的交托和信靠中。2003年，在最后弥留的日子，郑惠端留给桂林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不要怕，只要信，要紧紧地抓住主。”7月20日，郑惠端终于息了地上的劳苦，回到主的怀抱中安息了，享年89岁。在她离世归主以后，各个家庭聚会点都纪念她，回忆她生前在重病中无言无语的事奉，以及竭尽余生的彻夜守望，哺育属灵后代。她是一位活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人，一位不愿叫人夸她伟大的真正属灵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