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 1973

钟爱华

Lemuel Nelson Bell

美南长老会来华医疗宣教士、江苏清江浦仁慈医院院长;美国著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的岳父。1916年来华,在中国从事医疗宣教达25年之久,医治病人、拯救灵魂无数,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钟爱华”这个中文名字颇有涵义,他的英文名字叫L. Nelson Bell,其中的姓是Bell,意为“钟”;其名则取了“爱华”,故“钟爱华”完整的意思是“热爱中华的钟先生”。

一、从棒球手到宣教士

钟爱华(Lemuel Nelson Bell,又名钟仁溥)于1894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朗戴尔(Longdale,Virginia)一个家境富裕的商人家庭,父母皆为敬虔爱神的基督徒,参与当地长老会教会的服事。钟爱华少年时即显露出其对棒球运动的天赋与热爱,在高中时代,就成为全校棒球队的出色投手。他擅长投掷变化球,在赛场上所向披靡,很快成为棒球领域的佼佼者,倍受瞩目,前景颇被看好。但这位从小在家庭和教会熏陶中长大的少年人,更是一位热心爱主,乐意奉献的基督徒。早在1911年就清楚神对他的呼召,立志成为一个宣教士,并为此决定去学医,为将来以医疗从事宣教做准备。1912年9月,原本学习法律专业的钟爱华,转入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读书,其动机就是将来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当学校得知他立志要去中国宣教的心志后,便减免了他的全部费用。入学后不久,有支棒球队的经理找到钟爱华,邀他签约加入球队,他答应了。不过在合约中他要求允许他不在主日旅行及出赛,经理求才心切,也接受了他的条件。一年多后,钟爱华面临进军职棒大联盟和完成医学院学业之间的抉择,结果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签约加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机会,转而和上帝签下了一纸常人难以理解的合约:“若上帝许可,我愿意成为一个医生,去中国宣教。”在他眼中,能使众多中国人的疾病得到医治,能使更多中国人的灵魂得到拯救,这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一决定得到自己父母的强力支持。

在里士满学医期间,钟爱华不仅学业优秀,更注重自己的祷告和灵修生活。他每天早起读经,为自己和他人祷告。在日常生活中,他也遵从上帝的话,追求度圣洁生活。当时,美国大学校园被“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所席卷,“在我们这一代完成传福音大使命”成为最响亮的口号,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大学生奉献自己,奔赴海外宣教。钟爱华不但自己回应上帝的呼召,担任全维吉尼亚州学生立志宣教团契的主席,还鼓励许多同学献身于海外宣教运动。

1916年6月6日,22岁的钟爱华如愿获得了医学学位。若留在美国行医,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前途无量。然而他的梦想不是在美国,而是在遥远的中国。毕业后,他恨不得立刻就奔赴中国这广大的宣教工场。但为了将来能在医疗宣教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他必须要按照要求,先在美国医院锻炼一段时间。于是钟爱华服从差会的安排,到美国矿区行医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与相识多年的女友弗吉尼娅(Virginia Leftwich)完婚。婚后,夫妻俩在矿场附近搭建了临时诊所,开始了对矿工的医疗服务,藉此不仅提高医术,更操练爱神爱人的心,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宣教士。当见习期结束时,正逢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江苏淮阴清江浦(今淮安)的仁慈医院需要人手。故经过严格审查后,钟爱华被派往中国江苏宣教。差会的一位负责审查宣教士资格的秘书说:“钟爱华是我所处理过的申请人中最有才华,也是最全面的一位。”

二、在华从医宣教二十五载

1916年秋,年轻的钟爱华偕新婚不久的妻子从美国西岸的西雅图搭船启航,经过19天的海上颠簸,抵达上海。随即转往江苏淮阴的清江浦的仁慈医院,开始了他25年的医疗宣教生涯。

美南长老会在淮阴地区的宣教工作始于1887年,是由该会宣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师开创的。他就是那位以中国安徽农村为素材写出小说《大地》,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S. Buck)的父亲。当钟爱华夫妇到来时,清江浦宣教站由家雅各(Jimmy Graham)牧师夫妇负责,他们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在他们的帮助照顾下,钟氏夫妇很快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并在此后的工作中,与家雅各牧师成为亦父亦友的亲密同工。

基督教仁慈医院由美南长老会创设于1892年,后来扩充到380张病床,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广大地区的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在钟爱华到来之前,林嘉美(James Woods)医生已在此服务多年,为医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正式成为仁慈医院的医生仅仅17个月后,年仅23岁的钟爱华就成为这所医院的外科主任和行政院长(第三任院长)。虽然医务繁忙,医院也有专职院牧,但钟爱华总是把传福音放在首位,在医治病人身体的同时更注重他的灵魂。那时,仁慈医院每天清晨都有崇拜,基督徒医生和他们的助手邀请所有能够下床的病人一同参加敬拜听道。因为当初宣教士们建立福音医院时,即以基督福音为根本,也以此作为医院运营的基础;并且认为,光治疗身体而不触及灵魂,这样的医治是不完全的。诚如钟爱华所说:“我们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基督赢得灵魂。我越来越确信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一点。你不是必须要布道,但如果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宣教士,就必须有为主赢得灵魂的热心和渴望。”所以,只要没有外出,钟爱华每天都会参加崇拜,而且常常亲自站在讲台上与众人分享福音信息。

每次进行手术前,钟爱华都要专诚为病人、为手术顺利而祷告。一次,有个女人的肚子里长了个非常大的肿瘤,手术难度相当大。如果手术失败,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钟爱华经过迫切祷告后,为患者施行了手术,并且顺利地摘掉了肿瘤。当这个女人手术后下床走动时,身体一时无法保持平衡差点仰面后倒,因为那个肿瘤有80斤重,比她身体本身还重,一下子被摘除,她的身体反而失衡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在苏北广大农村流行着一种名为“黑热病”(Kala-azar)的寄生虫疾病,致死率相当高。虽然美国已生产出一种可以治愈此病的特效药,但价格非常昂贵,非一般百姓所能负担。幸而在得克萨斯州(Texas)有一位富有的基督徒商人本杰明·克莱顿(Benjamin Clayton),为抗黑热病药品奉献巨额金钱,支持钟爱华在中国的医疗宣教事工,使他藉以抢救了无数中国百姓的生命,仁慈医院也因此成为全球治疗黑热病最为成功的医院。钟爱华的仁者之心,及其精湛的医术,赢得了中国百姓的爱戴与尊敬。

钟爱华夫妇服务于仁慈医院的年代,正值军阀割据,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除黑热病外,另一危害百姓,也威胁西教士的就是地方土匪势力。当时掳人勒索的事件屡屡发生,其中不乏肉票被土匪割耳截肢,钟爱华曾多次处理过这类的手术。也曾有不少外国传教士遭遇到土匪绑架,文森(John W. Vinson)牧师的遇害就是其中一例。文森牧师与钟爱华同属美国长老会。1931年深秋,当文森牧师下乡探访教会时,不幸落入土匪手中,成了所谓的“洋票”。不久,这股土匪挟持着人质撤退,年长的文森牧师因为刚动过手术而行动缓慢,土匪就残忍地将他射杀后斩首。这件事让钟爱华一家难过了许久。

时在江苏徐州宣教的美国长老会牧师海侔登(E. H. Hamilton)闻知这一噩耗后,心中百感交集,遂写下一首名叫“惧怕?有何可怕?”(Afraid? Of What?)的诗,其中一段如此写道:“惧怕什么?生所未成,以死成全;刚硬石地,用血浇灌;使灵生长,如花千万。有何可怕?”这首诗传颂一时,成为许多身处险境之基督徒的安慰和鼓励。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九年后,文森牧师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在美国大学毕业后踏着父亲的足迹,一同来中国宣教。其中学医的弟弟服务于仁慈医院,成为钟爱华的得力同工。在父亲抛头洒血的地方,继续以基督之爱心服务中国的百姓。

钟爱华夫妇在清江浦共生育了4个子女:罗莎(Rosa)、路得(Ruth,葛培理的妻子)、维吉尼娅(Virginia)和克莱顿(Clayton)。尽管钟爱华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但每逢外出时,他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一个“洋鬼子”。有一次他开车载女儿路得回家,途经一个拥挤的闹市时,忽然有个小男孩儿冒出来,向车内吐了一口痰,正好吐在路得身上。作为父亲的钟爱华对此当然很气愤,但他也能理解当时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以至对西方宣教士的误会。他知道唯有实实在在的付出爱的行动,才能能够剥去人心厚厚的猜忌的硬茧,最终化解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尽管他这种不求回报的爱不被中国人所理解,但他仍然选择无怨无悔地去爱。

钟爱华在仁慈医院的25年里,经历过数次排外风潮、政治风波和战争,但他一直没有被吓阻,与家人一起坚持留守在仁慈医院,服务中国的百姓,显明了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愿与中国人民同受苦难的爱心。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许多西国宣教士纷纷离去。1938年2月下旬,侵华日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当时南京、镇江等地都已沦陷,清江浦成为江苏省的临时省会,虽然尚未被敌军攻占,但敌人正无情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外国宣教士的处境也愈来愈危险。此时许多宣教士已撤退到上海,而钟爱华一家,除了较大的两个女儿已回美国读书外,夫妻俩带着小女儿和儿子仍在清江浦。美国领事和友人们都劝吁钟爱华偕妻小赶紧离开,转移到安全地带。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守在仁慈医院照顾那些病人。妻子也支持丈夫的决定,并坚决与他和孩子们厮守在一起。她还引用美国诗人爱默生的诗句“若为真理,舍上生命,纵使毁灭,也得成全。”作为对自己和丈夫的激励。看到妻子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和深爱的中国人这边,钟爱华的心深受感动和鼓舞。在留守的日子里,为了保护家人,钟爱华在住所屋顶上,覆盖上大幅美国国旗,以提醒日本的飞行员,不要轰炸美国侨民。直到日军占领清江浦一年多后,钟爱华看到美日关系日益紧张,预见到美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加之妻子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身体亟需调养,才不得不选择返回美国。

1941年5月19日清晨,当钟爱华偕眷离开清江浦时,医院内所有宣教士和员工,以及无数当地的百姓,都来到大运河码头前——25年前钟爱华夫妇登陆的地方——来向他们所爱的钟医生、院长告别。许多送行的人都留下了不舍的泪水,并呼唤他们“快些回来。”当时钟爱华也相信自己将妻子送回美国后,很快就会回到医院,继续在中国的医疗宣教与服务。没想到几个月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钟爱华再来中国的计划因此搁浅,只好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特(Montreat, North Carolina)定居下来。

三、精彩人生后半场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钟爱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花上一个小时读经祷告,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钟爱华在家乡行医之同时,亦经历着另一场属灵的战争。当他看到自由主义神学正在腐蚀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时,忧心如焚,于是就投入到另一个新的事奉领域,那就是拿起笔杆,透过文字来造就更多的人。他创办了一份名为《南方长老会期刊》(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高举圣经权威,维护纯正信仰,影响所及,远超出宗派范围之外。

1943 年8月,钟爱华的二女儿路得下嫁给葛培理(Billy Graham)牧师为妻。从此,钟爱华又多了一个光荣的身分与一个新的职分。随着葛培理布道大会的规模越办越大,行程越来越多,钟爱华的建议与进言也越来越受到女婿的重视。以至于葛培理曾开玩笑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得,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此话却也透露出女婿对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

从1956到1973年,钟爱华在文字事奉方面更上层楼,担任美国最具影响的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执行编辑,主笔“平信徒与信仰”(A Layman and His Faith)定期专栏,力抗自由主义神学,发挥导正纠谬的作用。其行文也像他动手术一样,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富有属灵之洞见,极受福音派教会和信徒所喜爱。

晚年时,钟爱华虽然自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但他仍无微不至的照顾着中风的妻子。他曾对女儿说:“这是我们两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能照料你母亲,是我一生的光荣。”每当他的手推起轮椅时,妻子也感受到最大的依靠和满足。二人半个世纪之久的爱情与婚姻到老亦不褪色,反倒老而弥坚。

1971年,由英国着名传记作家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执笔撰写的钟爱华传记《一个在中国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出版问世。在葛培理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钟爱华的一生经历四段生涯,就是职棒球员、医疗宣教士、期刊编辑,以及葛培理的顾问。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十分精采。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而彻底地用来事奉上帝,服事他人。他对人的怜悯、体贴、关爱以及他对传福音的负担,都源自于他有一颗紧紧依靠上帝的心。路得在回忆父亲时说,父亲的手曾紧握棒球、手术刀和笔杆,推着母亲的轮椅,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紧握着上帝的手,顺从上帝的引导,因此才没有走错路。他生前最喜欢也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钟爱华在华宣教25载,多次面临生死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顺从上帝的引导,相信上帝为他所安排的地方就是最安全、最稳妥之地。事后证明,他每次的选择都是对的。比如1937年当日军逼近江阴时,在人看来应该逃离,但上帝要他留下,因而经历到神的同在与祝福。1941年在人看来应该留守,但上帝却安排他离去,因而他和家人得以逃过珍珠港事变后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劫难。

1972年,钟爱华已年至77岁,适逢美南长老会大会竞选主席,妻子和许多朋友都鼓励他参选。钟爱华回答说:“我不会主动参加竞选。但如果我被选上,我会尽心事奉。”后来在蒙特利特举行的长老会大会上,每位候选人(钟爱华除外)都尽全力游说拉票,而作为竞选人之一的钟爱华是年龄最大的人,许多朋友都担心这将成为他当选的最大阻碍。当轮到钟爱华发言时,他坦然地说:“我是很老,但还没有老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年龄!”这句话引发全场的笑声,也消除了年龄所造成的阻碍。最后在第二轮选举中,钟爱华竟获得了434票中的221票,远远超过其他候选人,可见钟爱华在众人心目中的分量。这样,本来可以完全停止工作的钟爱华,却因着教会需要,甘心顺服,继续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在一次美国的电视采访中,钟爱华和妻子被问到是否觉得当年在中国的时间是浪费生命。他回答说:“浪费?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家会遇见许许多多在仁慈医院接受基督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呢?”

四、爱华的后裔

1973年,钟爱华在蒙特利特(Montreat)的家中去世,享年79岁。次年,夫人亦随他而去。十八世纪神所重用的英国属灵伟人查理·卫斯理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却让他的工作继续着。”诚然,钟爱华虽已离去,然而他的生命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女婿葛培理,使其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他的后代仍然深爱着中国这块土地,继续着父辈爱的事业。1988年,葛培理牧师访华时,曾和夫人路得一起到江苏淮安寻根访旧。当年路得出生的二层高砖房还在,还见到她童年时期的朋友。当年的仁慈医院已发展成为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2000年,一座可容纳4000多人的淮阴教会新教堂落成,牆上有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钟爱华医生服务于仁慈医院廿五年,1916-1941,他与家人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基督徒的爱,永远值得纪念。”2002年,淮安第二人民医院庆祝建院110週年时,特地邀请十几位美国人出席,他们都是当年宣教士的子孙。钟爱华的大女儿、年已80多岁的萝沙(Rosa Montgomery)也出席了这场盛会。

钟爱华的外孙、葛培理之子葛福临(Franklin Graham)曾多次访问过中国。2008年,当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时,葛福临作为葛培理布道团的领袖正在中国访问。当他惊闻地震消息后,第二天便向地震灾区捐款30万美金;随后迅速地与其在美国领导的组织取得联系。十天后,一架大型运输机从美国夏洛特国际机场起飞,飞机上装载了90吨总价值10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运往中国成都。

葛培理牧师在2011年接见来访的中国教会领袖时说:“我的孩子都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中国人,他们的奶奶是中国人,我一直让他们为中国祷告。”由此可见这个家族对中国的热爱和尊重。

2016 年2月,葛培理布道团“百年感恩”音乐布道团,来到淮安这个钟爱华夫妇100年前开始医疗宣教的地方。23日上午9点,在淮安基督教福音堂举行了“钟爱华医生来华100周年感恩礼拜”,有淮安当地和周边县市3000多人参加了这场盛会。会前,一位当地教会的基督徒说:“教会信徒们都很高兴,很多人都还记得钟爱华医生的故事,即使是年轻人也知道,因为他们的父母一辈曾告诉过他们这段历史。”

感恩礼拜开始前,淮安市政府官员以及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领导先后发言表示祝贺。美国驻华大使马科斯·鲍克斯也发来贺电,高度赞扬了钟爱华医生以及葛培理牧师整个家族对中美关系和两国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其中写到:“尊敬的葛卫理牧师:在我们共同纪念您的家人服务中国人民10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美国驻华大使馆,对您和您的家人表示衷心的祝贺。从您的曾外祖父钟爱华医生开始,您的家族一直深爱中国人民,并在公益慈善事业上作出重要贡献。你们的工作,不仅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民,也大大推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友谊。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和付出。言语不足以表达我们对您和您家人的深深敬意。”

来自江苏南京的一位教会领袖也在致辞中如此评价说,钟爱华是一位爱中国、爱淮安的美国传教士,这位传教士在中国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办医院,医治身体;二是办教育,提高人的素养;三是传扬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做了“灵魂体”三方面的工作。他是一位忠于使命的人,他带着上帝的爱和使命来到中国,服务人群,为我们基督徒作出了榜样。

在感恩礼拜庆典上,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福音爵士乐队演唱了11首赞美诗歌之后,由钟爱华的曾外孙、葛培理之孙葛卫理(Will Graham)牧师传讲福音信息。在宣讲前,他为会众播放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那是20世纪70年代,钟爱华在美国的一个布道大会上,操着一口流利地道淮安口音的中文,引用约翰福音3章16节向会众传扬福音的场景。当影片中钟爱华说到“我不是一个洋鬼子,而是一个顶爱你们的中国人,要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你们”时,现场会众皆热泪盈眶,上帝的大爱跨越了种族、国界和时空。之后,葛卫理牧师在这个与他们家族有着深厚渊源的地方,根据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以“神爱世人”为题,向淮安人传扬了上帝永恆的爱。感恩崇拜现场人潮涌动,气氛十分热烈感人。

庆典结束后,葛卫理和弟弟葛罗伊造访了钟爱华曾经工作过的仁慈医院,寻找其曾外祖父的踪迹,缅怀其感人之事蹟。这位“热爱中华的钟先生”值得中美两国人士怀念!

资料来源

  • 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著,《钟爱华传》(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团结出版社,2014年。
  • Ruth Bell Graham,It’s My Turn,1982.
  • 阮若荷著,《中国心宣教情——贾嘉美的一生》,基督书院,2001年。
  • 郭为,“‘一粒麦子’的25年——为病人祷告的医生钟爱华”,2015年。
  • 相关网络资料。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