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英

艾瑞英，英文名是愛瑪·夏洛特·艾克（Emma Charlotte Eck），於1870年8月19日出生在瑞典莫爾倫達（Morlunda）。18歲那年，她在一場橫掃斯摩蘭省（Smoland）的福音大復興運動中悔改信主。不久她受到內地會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響，領受神的呼召，立志並預備自己成為一個傳教士，去中國宣教。

1891年，21歲的愛瑪作為內地會傳教士，乘船抵達上海，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經過一年的語言學習之後，她被分派到遙遠的四川保寧府（今閬中市）宣教站。當時主持內地會四川宣教事工的是“劍橋七傑”中的蓋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在蓋士利主教的領導下，她先後建立起好幾個佈道所；又因她略通醫術，借著給婦女看病之機，接觸到地方官員的妻女，並贏得她們的信任，被邀請參加她們的婚禮、節慶和葬禮等，這樣她就有機會與她們分享福音。在此期間，愛瑪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艾瑞英”，意為“來自瑞典的巾幗英雄”。

不久，艾瑞英認識了來自美國宣道會的傳教士艾克仁（Martin Ekvall）。艾克仁是瑞典裔美國人，他在瑞典克利斯達拉（Krisdala）長大，這個地方離艾瑞英的家鄉只有12英里之遙。15歲時他跟隨雙親移民到美國。1892年，他被美國宣道會差派到中國宣教。他先是在武昌創辦教會，然後在川陝甘地區巡迴傳道。當他在甘肅岷州一個十分貧困、排外的地區宣教時，認識了艾瑞英，二人隨即開始了書信交往。隨著認識和感情的加深，他深深地愛上了這位巾幗英雄，用他自己的話說，“若不娶愛瑪，便覺得人生灰暗，無法生活”。1900年2月，艾瑞英與年長自己4歲的艾克仁到美國完婚，然後加入宣道會，於1901年9月，這對新婚夫婦從美國三藩市啟航，再次來到中國。到達上海之後，由於甘肅局勢尚不明朗，他們只能先在華中區邊工作，邊等待。期間，他們先後被差派到安徽青陽、湖南長沙等地宣教。1902年，他們的長女葛楚德（Gertrude）在安徽青陽出生。

1904年，艾瑞英隨夫被派往甘肅西部的岷州宣教。早在十年前，艾克仁就和他的弟弟艾自新（David）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宣教站。此番他們到那裡時，盤踞在當地的哥老會常常搶劫、綁票，多次威脅要殺死外國傳教士。艾克仁夫婦不畏艱險，仍然堅守在岷州。1905年，終於有5名年輕人受洗，加上之前信主的4個人，岷州教會就有9名中國信徒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因為當時內地會在秦州（今甘肅天水）耕耘了30餘年，才只有幾十位中國信徒。同年9月，他們建造起一間可容納200人的教堂。出於對女童的負擔，艾瑞英在岷州建立了一所女子學校。她不僅是學校的創辦者和管理者，還直接參與教學，教各個年齡段的婦女識字讀書。當時甘肅的大多數女孩子從未上過學，通過辦學她可以接觸到民眾，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也把福音傳給他們。在此期間，他們的女兒伊莉莎白(Elizabeth)、兒子亨利(Henry)、女兒格蕾絲(Grace)、愛琳(Irene)相繼出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戰亂使甘肅成為一座孤島，宣教士們與外界隔絕長達數月。這期間，他們的兩個孩子同時染上了猩紅熱，經過日以繼夜的搶救和看護才得以脫離危險；但他們6歲的女兒伊莉莎白卻未能保住，因猩紅熱而夭折。艾瑞英因多年受到哥老會匪徒驚嚇，戰爭逼近岷州的傳言不斷，如今再加上愛女的夭折，這一連串的打擊使她原本緊張的心徹底崩潰，以至於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在這種情況下，艾克仁只得帶著妻子兒女回美國療養。1912年7月，艾氏一家拖著疲憊的身子從三藩市上岸，抵家後艾瑞英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十分糟糕，不但生活無法自理，還時常危及到孩子，並伴隨自殺的傾向。醫生和親友都建議艾克仁把妻子送進精神病院，但艾克仁始終堅信艾瑞英沒有患精神病，只是在重重壓力下而產生的情緒崩潰。因此他堅持自己照顧妻子的飲食起居，耐心幫助妻子吃飯、穿衣，從無怨言。艾瑞英一天天康復起來，直至1914年完全痊癒。痊癒後的艾瑞英充滿能力，重新和丈夫一起到美國各地教會去分享中國甘藏邊區的需要。

1915年末，艾氏夫婦帶著四個孩子第三次來到中國。這次他們被分派到華中地區人口稠密的武漢，艾克仁被任命為武昌宣道會的牧師，從此開始了他們在武漢30餘年的宣教生涯，艾瑞英在各個方面給予丈夫極大的幫助。

1918年，西班牙流感禍延中國，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疫情十分嚴重。艾瑞英年僅7歲的小女兒愛琳不幸被傳染，於10月21日在武昌離世，這是她在中國失去的第二個孩子。這一次，艾瑞英“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希伯來書5:8），內心雖然傷痛卻沒有被壓垮。上帝借著苦難熬煉她，使她日後成為數以百計中國孩子的屬靈母親。

191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個幼小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來到武昌宣道會的院外乞討。艾瑞英看著這個孩子，不禁想起幾個月前夭折的愛琳。她沒有只是給這可憐的盲女幾個小錢或一些食物了事，而是趨前與她攀談。從交談中得知這個10歲盲女的家境原本不錯，父親是到武漢做官的滿族人。不幸的是，無情的流感疫情奪走了她父母的生命；她自己又感染眼疾而失明，因此流落街頭被一惡婦逼著和其他盲童一起沿街乞討，而且她還被賣給一個瘸腿、暴躁的男乞丐為妻。聽了這個小盲女的遭遇，艾瑞英動了憐憫之心，她想起聖經裡面的話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哥林多後書1:4）。於是她決心要給這些可憐、無助的孩子們一個家。

1921年，艾瑞英在一位女醫療傳教士和教會弟兄姐妹的幫助下，在武昌創辦了湖北省最早的女子盲童學校，名為“武昌瑞英瞽目學校”。這項事工原本不屬宣道會差會的項目，雖然差會也為她提供些支援，但並無固定資金供應。因此艾瑞英就效法內地會的精神，並以英國著名慈善家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為榜樣，從不向人募捐，只是專心祈求主。她常常憑著信心說：“如果主看顧一隻小麻雀，祂也一定會眷護一個被遺棄的盲童。”瑞英瞽目學校裡的每一位盲童都曾經遭遺棄或被虐待。有從大街或鐵路上撿回來的生來瞎眼的小孩子；有一個女孩子曾被劫匪綁架，因劫匪沒有得到贖金，就把她的眼睛給挖了出來；另有一個女童的雙眼是被暴怒的母親用針刺瞎的。自盲校創辦之日起，所有前來求助的盲童沒有一個人被拒絕。在隨後的20年裡，盲校接納了一百多個孩子。起初只有小學班，後來又增設了初中班，年齡從6歲至16歲不等。聖經課是核心課程之一，唱讚美詩是學生們最喜歡的課餘活動。每個主日的清晨，盲校的女生們穿戴整齊，按高矮次序排成一隊，後面的學生把一隻手搭在前面同學的肩上，安靜有序地走出狹窄、擁擠的街巷，成為當地的一道景觀，吸引許多居民駐足觀看。學校除了教女孩們學習盲文閱讀和書寫外，還開設了國語、算術、常識、歷史、地理、音樂、體育、公民等科目；實業部還教學生針織等手藝，女孩兒們每週三次隨同老師進入當地醫院或居民家中傳福音。畢業之後，一些學生到教會醫院中擔任婦女傳道員，另一些則分到鄉村的宣教站從事福音工作；其他人則靠家務技能謀生。在她們找到合適的工作前，沒有一個人會被要求離校。

1919年11月，艾克仁夫婦造訪湖南常德，適逢馮玉祥將軍率部駐紮此地。早前馮玉祥因受為其看病的傳教士醫生影響而受洗歸主。信主後他信仰誠篤，還出資建造教堂，邀請牧師到部隊向官兵佈道，故有“基督將軍”之稱。在常德期間，艾克仁一連三周應邀在其軍中講道，馮玉祥親自主持。講道結束後，馮玉祥還領唱聖詩“在我心有空處為你”。艾瑞英則趁機探訪了軍營中的實業學校，軍官太太們在這裡學習操作縫紉機，紡織毛巾、襪子，裝訂書籍。艾瑞英向她們傳福音，帶領13位太太信主。這次常德之行，艾克仁總共為這13名婦女和210名男子施洗，刷新了宣道會海外事工的記錄。馮玉祥將軍全程參加。

1921年，艾克仁因嚴重的口炎性腹瀉而被迫中斷在中國的服事，返回美國治療。病癒後，艾氏一家第四次登上開往中國的輪船。大女兒葛楚德則獨自留在美國，邊打工邊完成她的學業。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後，艾瑞英與家人共同經歷了武昌被圍51天、千人餓死的慘況。1927年由於兒子亨利、女兒格蕾絲結束在河南雞公山美文學校（Kikungshan American School）的學業，到了上大學的年紀，於是他們一家四口坐船離開中國，於四月抵達美國西雅圖。同年秋，兄妹二人一起進入惠頓學院。艾瑞英夫婦在惠頓校園附近租了一處房子，等待中國局勢穩定後再返回華中。當時大女兒葛楚德剛好大學畢業，進入乃役宣教學院成為候選宣教士，與同學斯近信（Howard Smith）相愛並結婚。這一段時間相對平靜，一家人享受了一段難得的歡聚時光。

1930年，艾瑞英偕同家人第五次前往中國。次年，江淮流域遭遇特大洪水，以湖北受災最重，而武漢又是湖北的重災區。全市受災78萬人，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饑餓、瘟疫和中暑而死。看到災民的苦情，艾瑞英堅定地說：“這是我們服侍中國人的機會。”她發動剛剛奉差來華不久的女兒葛楚德、女婿斯近信，以及盲童學校的學生們一起投身到賑災之中。每天清晨，中外同工一起聚集在艾瑞英家中，為賑災物資的供應和災民靈魂的得救恒切禱告。他們向災民發放糧米、施粥解困，並救活了不少無人照看的嬰孩。因著在救災中的貢獻，艾瑞英受到漢口市長的表彰，並且被授予蔣夫人宋美齡頒發的一枚獎章。

1932年2月，艾瑞英的兒子亨利和女兒格蕾絲從美國來到武漢，在災民遍地的武漢團聚。格蕾絲將赴江西牯嶺的美國學校任教職；亨利則留下來幫助母親賑災。4月10日，艾克仁夫婦和亨利一起為他慶祝24歲的生日。之後5月底，亨利去甘肅平涼出差，途中聽到在當地宣教的表哥新振華被劫匪殺害，就趕往事發地陪同姑夫新普送牧師一起處理後事。7月23日，他和在平涼宣教的瑞典傳教士多福壽（Gustaf Tornval）及另外兩名同伴返程途中，在西安城外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槍殺。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社會秩序極為混亂，這樁案件至終未能偵破，連他們的屍首都沒有找到。

唯一愛子的慘死使艾克仁夫婦受到很大打擊，這已經是他們在中國失去的第三個孩子，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被安慰的。據其女兒葛楚德回憶，“神賜下平安，使他們得勝，能以繼續在一生摯愛的中國人中服事——儘管這些人曾再三地辱駡、攻擊他們，最後又奪去他們兒子的生命。”在極大的喪子之痛中，艾克仁夫婦與其他中國同工一道，依舊站在難民棚的入口處，把基督平安的福音傳講給苦難中的人們。僅在1933年4月，艾克仁就在難民棚為79人施洗。災情結束後，艾瑞英向差會報告說：“我們接觸了8000余名災民。許多之前從未聽聞福音的婦女在困境中開口禱告，我們親眼見證神如何應允這些從前拜假神之人的呼求。”

1932年，艾瑞英在武昌糧道街又創辦了男女生兼收的“武昌瑞英聾啞學校”。一直到1946年，這所學校都是湖北省唯一一所聾啞學校。除了唇讀和說話能力方面的訓練，學校還開設其他基礎課程並教授英語。當時沒有專門針對聾啞兒童的課本，學校就使用普通學校的教科書，通過黑板演示進行教學。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艾瑞英與丈夫選擇留在中國，與中國百姓同受苦難。1938年2月，武漢會戰在日軍的空襲中打響，他們站在宣道會的住所裡，一面用禱告將自己和武漢百萬居民的安危交托給主，一面開放宣道會的地下室收容難民。

1938年下半年，艾克仁被確診為前列腺癌，經過近6個月的折磨後，於1939年1月6日在漢口路德會宣教站（武昌宣道會的房屋已在空襲中嚴重損毀）內與世長辭，享年72歲。他和他的弟弟艾自新、姐姐奧蒂利婭（Otilia Ekvall），並他的三個孩子，把生命永遠留在了中國。艾瑞英將她摯愛的丈夫安葬在漢口的萬國公墓（International Cemetery in Hankow），盲校的學生在其葬禮上獻詩，送別她們敬愛的牧師。事後艾瑞英滿懷深情且充滿盼望地告訴親友說：“幾個月以來，在照顧我良善、無私的丈夫時，我感到非常幸福。他對我、孩子們和家中的親人永遠都是那麼好，那麼寬容。……我失去了世上最好的朋友，但離別只是暫時的，基督再來之時我們還要再相會。”

1940年，在宣教工場連續奮戰多年，且年已70歲的艾瑞英啟程回美國。臨行前，她把學校託付給美國聖公會女宣教士施玉德。當她回到加州格蘭岱爾的宣教士之家後，看到大女兒葛楚德一家正準備前往安徽蕪湖宣教，三女兒格蕾絲和女婿寶約翰（John Daniel Beck）也正準備趕赴湖南岳陽。看到兒女們都步父母之後塵，走上對華宣教之路，艾瑞英倍感欣慰。

回國僅一年後，艾瑞英就因為想念她中國的學生心切，就急著要再去武漢。但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美國宣戰，使她的計劃受阻，無法實現。雖然她無奈中繼續留在美國，卻未閒居在家，而是奔波於各地教會演講籌款，再設法寄往中國，資助武漢盲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次年2月，76歲的艾瑞英再次整裝出發，第六次前往中國。這次是她獨自一個人，她希望自己能在武漢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後與丈夫合葬在一起。在她離開的六年裡，德國的立本責信義會、美國聖公會、瑞典行道會的傳教士們打破宗派界限，與中國同工同心合意，克服各種困難，保證盲校正常運轉，教學從未間斷，堪稱為戰時奇跡。不久，中國內戰爆發，經濟凋敝，通貨膨脹嚴重。艾瑞英不但能夠維持盲校的運轉，還實現了聾啞學校在武昌胭脂山的複課。她曾寫道：“聾啞學校的孩子們認為我偏愛盲童，盲童們則認為我偏心聾啞的孩子。其實，兩個學校的孩子對我同樣寶貴。”

晚年的艾瑞英深知自己最迫切的任務是將盲校交給一位合適的繼任者手中。她慧眼識人，選中了劉惠芳。這是一個出生在湖北孝感基督徒家庭的年輕姊妹，曾就讀於美國聖公會創辦的華中大學，後在盲校任教。艾瑞英又特別推薦劉惠芳去美國著名盲校柏金斯啟明學校（Perkins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深造。1948年年底，國共內戰的大局已定。艾瑞英隨差會的其他傳教士被迫撤離中國，告別了這片埋葬著她的丈夫、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和其他兩位親人的土地。劉惠芳接任了盲校校長。

1952年7月7日，艾瑞英因心臟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82歲。死後被安葬在夏威夷的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著“中國武昌盲校創辦人”，還有和她丈夫墓碑上同樣的經文：“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約翰福音14:19）。葛楚德為母親深感自豪，她說：“母親在生命中最後一個星期，仍在為武昌盲校掛心。她真誠地相信上帝會供應自己一切所需，也已經在永恆和今世中得著報償。我可以肯定，我敬虔的母親能夠無愧地躋身於《希伯來書》11章那些‘如同雲彩圍著我們’的信心偉人之列。”

1956年，“武昌瑞英瞽目學校”被更名為“武漢市盲童學校”，劉惠芳繼續擔任校長職務。她終身未婚，以校為家，用自己的薪資資助過不少學生。盲校後來遷至武昌石牌嶺，到2012年時，該校仍為湖北省唯一一所的盲童學校。在2019年盲校百年校慶之際，學校當局特別為艾瑞英和劉惠芳塑造雕像，立於校園內。

艾瑞英創辦並主持多年的聾啞學校在解放後繼續存在。1958年，該校老師們意外受到了開國大將徐海東的禮遇。原來，徐海東將軍的次子徐文忠自幼失聰，曾在該聾啞學校讀書，期間受到老師們的愛心照顧與精心栽培，以致能夠開口講話，生活和學習明顯進步，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徐海東因此在國慶期間親自陪同老師們乘船遊覽東湖，還在家中設宴款待。1959年，聾啞學校更名為“武漢市第二聾啞學校”。

尾聲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後，艾瑞英的外孫，也就是她大女兒葛楚德的兒子雷蒙德（Raymond Henry Smith），時任美國《電信工程師和管理》雜誌的出版人，于同年2月17日作為美國電信業代表隨團訪華。1932年8月出生在江西牯嶺的他，以“重回中國”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很大反響。

1980年3月，雷蒙德再次應邀率美國電信高管訪華，並前去拜訪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賀龍元帥的妻子薛明。原來他父親斯近信在華宣教期間，1934年在重慶彭水曾被賀龍的紅三軍當作“最有價值的俘虜”留在軍中，曾多次與賀龍下棋、交談。斯近信後來重獲自由，那時小雷蒙德只有兩歲。雙方見面笑談往事。薛明所寫之回憶文章，隨後發表在創刊不久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上。雷蒙德後來多次訪華，再去薛明家作客時，還獲贈賀龍的英文版傳記。

雷蒙德心系中國，長期關懷、幫助中國留美學生。2019年2月，正當新冠疫情肆虐武漢之時，年近九旬的雷蒙德從美國伊利諾州寄信給他中國朋友，充滿深情地寫道：“在為疫情的禱告中，我們的心被提升到主的面前，與中國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些在武漢的基督徒在一起。武漢對於我的家族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他懇切地祈求主“繼續加勇氣給武漢的弟兄姊妹，也願他們得著恩典與平安。我深信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也相信祂在《羅馬書》8章28節的應許必然成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誠然，艾氏家族中多人回應神的旨意被召來到中國，把他們畢生的年華，乃至生命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中國人，理當被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