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 1970

艾偉德

Gladys Raleigh Aylward

英國傳奇女宣教士、慈善家,以“小婦人”聞名世界。她在中國宣教十八年之久,在山西開設“八福客棧”;收養孤兒;抗戰時帶領百名孤兒“千里大遷移”。

1902年2月24日,艾偉德生於英國倫敦以北的埃德蒙頓(Edmonton),父親是個郵差。因為家境貧寒,故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還很年輕時,就到富貴人家做女傭,以維持家庭生計。蒙恩信主後,她熱心追求信仰。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她在一本宣教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中國宣教的文章,從中得知在中國尚有幾萬萬人民從未聽到過耶穌基督。當時她感到非常驚訝,心裡覺得應當為中國人做些什麼。從那時起,她就萌生了去中國宣教的意念。大約在27歲時,艾偉德向“中國內地會”提出申請,希望成為一名內地會宣教士,到中國去宣教。但因她既未讀過神學,也未上過大學,甚至連中學都未讀過,而沒有被接受。“中國內地會”為英國著名宣教士戴德生所創,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團體,對宣教士的要求很高。雖然艾偉德迫切表示:“……好幾億中國人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認識愛我們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國,我不能不去啊!” 但因她實在不具備宣教士的基本素質——不僅僅文化素質不夠,身材也又瘦又小——最終還是被拒了。

但艾偉德毫不氣餒,一邊繼續做女傭,一邊攢錢,暗暗為自費去中國做準備。受其赤誠之心所打動,她被介紹去倫敦照顧一對返國養老的宣教士法蘭西斯•何斯本(Francis Young Husband)夫婦。何斯本是個作家,寫過不少介紹東方的書,在他家裡亦有很多藏書。通過與這對夫婦的交談和閱讀,艾偉德學到許多國際知識,特別是關於中國的知識。

1930年初,在參加一次衛理宗教會的聚會中,艾偉德聽說有一位在中國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勞森(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了,要退休,但因無人接替,一直退不下來,但一時又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艾偉德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即寫信給勞森女士說:“那人就是我”。幾個月後,勞森回信歡迎她去,並且告訴她,只要到達中國天津,就會有人接她到山西陽城,即勞森宣教的地方。

艾偉德在等候回信期間,先去探詢旅行去中國的走法。得知從歐洲去遙遠的中國有兩條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這樣走快捷方便,但費用要高得多。另一條路是走陸路,比較經濟,但會很艱苦,那就是坐火車東行,經過東歐,再穿越西伯利亞後,進入中國;再轉中東鐵路南下直到大連,最後由大連坐船到天津。為了省錢,艾偉德選擇了第二條路。即便如此,她也幾乎花掉了她所有的積蓄。

1930 年10月18日,艾偉德只身踏上了夢寐以求的宣教之路。她隨身只帶了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裡放有一本聖經和她的衣物,另一個裡面裝些簡單的食物,和一只燒水煮飯的酒精爐;口袋裡的全部盤纏僅有二英鎊九便士。前來送行的只有她的父母和姐姐維奧麗(Violet)。她先乘船到荷蘭海牙,從那裡登上開往俄國的三等火車。車上沒有一個同伴,甚至沒有一個懂英語的人可以交談,她只有在禱告中把一切都交託給神。旅途充滿了艱辛與曲折,在西伯利亞,她險些被蘇軍扣留,後來在素不相識的好心人的幫助下,才得以逃脫,到達蘇俄的最東端海參崴;再經日本神戶乘船,輾轉到達中國天津。那時她已身無分文。

在天津宣教中心等待一些時日後,艾偉德隨著一位路姓基督徒商人,坐火車再轉汽車到達山西澤州的內地會宣教站。“劍橋七傑”之一司米德的夫人(Mis. Stanley Smith)接待了她,幫助她了解山西的情況,並為她換上了中式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再改乘轎子,經過兩天的行程,終於到達了陽城。

陽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於城東門外大道上,運貨的騾隊來來往往,非常熱鬧。教堂是租來的民居,據當地人說“鬧過鬼”,所以租金相當便宜,一年只一英鎊。73歲的珍妮•勞森是蘇格蘭人,已經在中國宣教50年,可說是從風華正茂到風燭殘年。艾偉德先將髒亂的房屋、院子打掃乾淨,然後協助珍妮,藉閒置的房屋院落開了一間客棧,接待來往的騾夫住宿,取名叫“八福客棧”。“八福”之名取自主耶穌的“登山寶訓”中所論及的八種福氣。這樣,既可將此客棧作為向當地人傳福音的據點,也可以接待八方來客,藉他們把福音傳向四面八方;而且還可以為宣教籌措些經費。

八福客棧剛辦起來時,生意慘淡,根本沒人來住宿。因為當地人對“洋鬼子”很仇視,不願與她們交往。艾偉德只好站在大門口,招徠過往的騾隊,想方設法把他們拉進來。剛開始時收效甚微,還經常受到騾夫們的嘲笑,或污言穢語。但漸漸地,也有一些騾夫下車進來看的。當他們看到客棧整潔,飯菜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時,也就動心了。偶而有人住宿後,她們更是竭誠招待,晚上還給旅客們講聖經故事聽。隨著日久天長,客棧的人氣愈來愈旺,生意也愈來愈好。不久,客棧就常常爆滿了。起初,艾偉德以還不流利的中文講聖經故事給騾夫們聽,這些習慣了聚賭喧鬧的騾夫們哪有心思聽她,還常常取笑她。然而艾偉德不灰心,慢慢地騾夫們受到感召, 一個又一個的信了主。最後騾夫們自己定了公約,客店旅客不準吸煙、飲酒、賭博與喧嘩,以免影響艾姑娘說故事。當騾夫們聽了福音後,生活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不再抽煙、喝酒、賭博;也不再講髒話,或唱黃色小調,而改唱聖歌了,這事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當地村民們也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的聽聖經故事,漸漸地,各鄉鎮都有人相信耶穌基督,進而形成教會。以開騾馬店、講故事、唱歌傳道的方式宣教,正是艾偉德與眾不同的地方。

艾偉德到陽城一年多後,珍妮•勞森不幸去世,“八福客棧”整個擔子就落在了29歲的艾偉德身上。此時,澤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她的需要,特地差派一位中國助手來協助她。艾偉德在陽城所做的一切大得人心,影響力漸增,以致有一天陽城的縣長也光臨八福客棧了。當時官府正在推行“天足運動”,明令婦女放腳,即把纏裹的小腳放開來。縣長決定派人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之陋習。他覺得艾偉德是最合適的人選,並可以現身說法,示範天足的好處,故委派她擔當此任,並應許發給她薪水,提供騾子作為交通工具,還派兩個衛兵保護她。艾偉德經過考慮,覺得這是神賜給她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傳講福音。就這樣,她以官使身份,周遊各村鎮間,進入家家戶戶,幫助婦女放腳,也借機把基督福音傳給她們,使多人歸主。

這樣一來,艾偉德在陽城一帶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以致於當陽城監獄發生騷亂時,連典獄官都來找她。有一天,陽城監獄的一個囚犯突然發狂,揮刀砍死了好幾個同獄中人,獄卒們不敢上前,無人能夠制服他。情急之下,典獄官派人找來艾偉德,看她能否藉著神的大能,化解危機。艾偉德壯著膽子,跨過地上的尸首,走近這個殺紅了眼的兇徒,用溫柔的話勸他放下屠刀,並保證不再加罪。那兇徒竟然垂下頭來,將手中的刀交給艾偉德,讓獄卒把他押走,一場騷亂就這樣平息下來。典獄官非常感激她,此後允許她到獄中向囚犯傳福音,並且聽從她的建議改善監獄的環境。

艾偉德所做的這些事對當地人影響很大,都對她另眼相待,譽她為“福星”。連縣長也宴請這位35歲的英國女士,並請她坐在首位。席間,縣長頗為好奇地詢問艾偉德,說以她的能力,即使要宣教,為何不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這窮鄉僻壤,對騾夫和囚犯說故事。艾偉德沉靜地回答說:“請從這窗口望出去,那許多身背重擔,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苦力;再望過去那田野的農夫,茅屋內的女人;還有那些赤身露體、饑餓的孩子們。啊!這些窮苦、憂傷、饑餓的人們,絕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個中國人都充滿希望和快樂。” 縣長被她的話深深地感動了,以致於站起來當眾鄭重宣布:“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裡,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從今以後,我要作個基督徒。” 艾偉德馬上恭喜他做出這關乎永生的決定。

有一天,艾偉德行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見路旁有個婦人在賣一個骨瘦如柴,滿身膿瘡的小女孩。那婦女看見艾偉德,就請求她把孩子買下,否則這孩子必死無疑。艾偉德動了憐憫之心,搜遍全身,把僅有的九毛錢給了她。於是艾偉德把小女孩領回到八福客棧,並給她取名叫“九毛”(Nine Pence),學名叫“美恩”。在艾偉德的愛心照顧下,九毛恢復了健康,慢慢成為艾偉德的小助手。不久,九毛在門口看見一個可憐的8歲小男孩,艾偉德又收留了他,取名叫“少少”。此後她再收養了一個孤兒“寶寶”,和一個8歲的女孩“蘭香”。

1936年,艾偉德歸化為中國籍,正式取中文名為“艾偉德”,成為首位入籍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從此後她不再是“洋鬼子”,她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中國人”。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不久,陽城也受到了日軍的轟炸。有一次,一顆炸彈擊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 一時失去了知覺。等她被救出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傷,其他人則安全無恙。為避開戰火,艾偉德帶著她的孤兒們,和幾個基督徒一起,疏散到地處山區的北柴莊。在一個窯洞裏,她用僅有的一些急救藥品救助傷員。直到日軍離去後,她和難民們才返回陽城。

1939年2月,艾偉德得悉日軍暫時撤離澤州,回大城市過冬去了。於是她專程前往澤州去看望內地會的同工們。此時,司米德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夫婦(David & Jean Davis)負責宣教站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方才得以平安。但有一天夜裡,幾個酒醉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闖入宣教站,狂喊亂叫耍酒瘋。艾偉德前去與他們交涉,被一個士兵用槍托擊中,當場昏倒在地。醒來的時候,有戴維斯夫婦在旁照顧她,才無大礙。不久,有兩位年長的宣教士要回國,須由戴維斯送他們到煙臺等船。臨行前,他們囑咐艾偉德代為看守宣教站,並向她申明差會的嚴守中立之政策。

暫住澤州期間,艾偉德接受了美國《時代》(Time)雜誌記者的訪問。《時代》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他出生在中國,非常支持和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採訪中,艾偉德回答說:“我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我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我是中國人,也會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我雖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國人的,不能無視日軍的暴行。” 艾偉德的這番話通過《時代》雜誌報道後,激怒了日本軍方,遂下令清鄉日軍,並四處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

當時澤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兒,這也是艾偉德主要的看守任務之一。1940年初,出於安全考慮,她派自己的助理晉本光,轉移100多名孤兒到西安。現在,艾偉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處於險境,經權衡利弊後,她決定帶領剩下的100名孤兒逃往陽城。逃亡路上,遭到日軍飛機的低空掃射,她只覺得肩頭上好像被猛擊一拳,就摔下馬來,後來才發現是中了槍彈。到陽城後,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形勢十分嚴峻。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她和同工們商量後做出驚人的決定:由她親自帶領100個孩子,遠走陝西扶風,因那裡有他們的基地。因此才有了“千里大遷移”的壯舉。

從陽城到西安大約有480公里的山路。臨行前艾偉德去向縣長告別。縣長好心地提醒她,日軍到處懸賞捉拿她,路上千萬要小心。當艾偉德說到她要帶100名孤兒一起去時,縣長嚇壞了,勸她千萬別做傻事。但艾偉德堅持說,這100個孩子都是神賜給她的,一個也不能丟下。縣長見無法阻止她,就關照說:“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呵。我派幾個人,扛上幾袋小米,送你們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獨自支撐了,我只有為你禱告了。”

很快,這支特殊的隊伍就踏上了征程。100個孩子中,最大的是16歲的女孩素蘭,最小的只有4歲;其中還有艾偉德收養的四個孩子。隊伍前後由成年人壓陣,小孩子們互相攙扶著,最小的孩子,由幾個成人用籮筐擔著,而艾偉德則前後招呼著,還不停地抱著疲累的孩子趕路。為避開日軍,她們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當地人帶領下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小孩子們一路上吃喝拉撒穿用,都需要照顧,其艱難超過人的極限。

經過12天艱難跋涉後,他們到了黃河邊上,但沒有船無法渡過。他們在黃河邊足足等了三天,糧食也快告罄。艾偉德焦急萬分,只能不住地禱告。到第四天,終於盼到一只國軍的船從對岸駛過來,靠著這只大木船,100多人分三批渡過了黃河,進入到國軍的防區,總算脫離了險境。後來在軍人們的幫助下,他們搭上了開往西安運貨的火車,但中途因橋樑被炸毀,他們只好下車,餘下的路要徒步走向西安。但這段路談何容易!他們必須要徒步穿過以險峻著稱的崤山。那段山徑蜿蜒於高山絕谷之中。他們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樣,攀山越嶺往前行。他們以驚人的信心和勇氣,攀行半個多月,面對重重山巒,體力已經到了極限。有一次他們癱倒在地,再也走不動了。艾偉德心力交瘁,看著癱軟在地哭泣著的孩子們,她放聲大哭起來,孩子們也跟著她哭,一時哭聲震天。但哭過之後,還是要掙扎著往前走。當時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走出去,一個也不能掉隊。終於有一天,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經對照地圖艾偉德確認說:到潼關了,我們有救了!潼關是陝西的東大門,距西安大約135公里之遙,到達這裡,意味著他們已經穿過崤山之險。在潼關,他們再次扒上了運煤的火車,中間又轉乘幾輛汽車,經歷千辛萬苦,總算抵達西安。

在宋美齡創辦的一所孤兒院裡,艾偉德把孩子們集合起來點名,結果發現100個孩子一個都不少時,她突然就昏過去了。待她醒來時,發現已躺在西安浸會的醫院裡,醫生告訴她:你腦部受傷,患有肺炎,還得了傷寒,肩上還有一顆子彈,又發著高燒,加上營養不良,你的病情很重。而艾偉德卻喃喃地呼喚:“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 直到聽說孩子們都好之後,才安下心來。在當時的條件下,她能夠活下來堪稱是一個神蹟。她在醫院裡治療了一年之後才出院,那時100個孩子都已經去了最終目的地——陝西扶風。

1942年初,艾偉德開始在郿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裡距扶風和西安不遠,她可以有機會經常去看望她的孩子們。不久,她又在西北各地從事宣教活動。1944年至1945年期間,她在甘肅蘭州和四川成都服務窮人和麻瘋病人,甚至傳福音到喜馬拉雅山麓。直到1948年,她的身體又累垮了,司陶衛醫生(Dr. Olin Stockwell)勸她回英國休養並探望父母,然而離家已經17年的艾偉德此時竟一文不名,連路費都要靠醫生為她籌措。1949年春,47歲的艾偉德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英國。雖然經過多年戰亂,其父母和兄姐都還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但她心裡卻時時牽掛著那多災多難的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成了她的祖國。在此期間,她寫下了自傳《我的心在中國》;倫敦一位名叫萊德伍德(Hugh Redwood)的新聞記者採訪她之後寫了一篇專訪;之後英國廣播公司的作家艾倫•伯奇斯(Alan Burgess)又以她的事蹟為底本,寫作出版了傳記小說《小婦人》(The Small Woman),不但成為暢銷書,而且英國BBC廣播電臺還將之改編成廣播劇,連續播出。這些使艾偉德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1957年,更有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與艾偉德簽約,根據她在陽城的傳奇故事改編成電影《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注意:這裡將“八福”改成了“六福”),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更使艾偉德揚名全世界。她的事蹟感動了歐美無數青年人獻身宣教,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但艾偉德並不喜歡這許多名譽,她只把自己看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更不喜歡那部把“八福客棧”改為“六福客棧”,並且把她的經歷改成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愛情電影。艾偉德一生中既沒有花前月下的愛情經歷,也沒有和任何男人接過吻。為此她感到既氣憤又羞愧,從來不去看這部電影。

1957年,艾偉德決定重回中國,但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拒絕入境,只好進入香港,在那裡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後因她的中國護照在香港的居留簽證期限已到,她又轉去海峽對岸的臺灣。當她坐船離開香港時,遙望大陸,不禁淚流滿面,久久難以抑制。

到臺灣後,艾偉德延續其過去的慈幼工作。1959年,艾偉德與世界展望會合作,在臺北木柵創辦“艾偉德孤兒院”。同年,美國展望會邀請艾偉德到美國作旅行布道,美國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並不是電影中那位美麗的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蒼老的小婦人。不久,她又應邀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巡回佈道與演講。後來,她再次回英國時,英國BBC 再次為她製作出一個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其後坎特伯雷大主教會見了她;伊麗莎白女王也邀請她到白金漢宮相敘。她自然不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臺灣的孤兒們。

1962年艾偉德另覓新址在北投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同時她也積極參與歐美及臺灣各地的奮興佈道工作。由於早年與宋美齡相識,艾偉德到臺灣後,常常參加她所組織的婦女祈禱會,一同為中國禱告。她常以自己的經歷鼓勵青年人說:“不要耽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驗畢業文憑,只要你對蒙召的事,凡事忠心。” 她如是說,也如是行。

1969年12月,臺灣島籠罩在寒流侵襲之下,氣溫濕冷,使艾偉德感染A2型流行性感冒,並引起肺炎併發癥。1970年元旦傍晚六點,好友史可梅女士(Kathleen Langton-Smith)請基督教診所滕華寧醫生(Dr. Heikki Tenhunen, 1932-1994)來為她診治,但終因病情嚴重,於1月3日夜間在家中辭世,享年68歲。

她去世的時候,要求把自己埋葬在中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安葬於臺灣。當時許多人都願意捐獻土地給她做墓地,最後由艾偉德的生前好友,基督書院(Christ’s College)院長賈嘉美牧師(Rev. James R. Graham Ⅲ,1898-1982),提供該校校園內的一塊土地,作為艾偉德的墓園。該墓園位於基督書院內的禮拜堂西邊,環境幽靜,面對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國大陸。賈嘉美牧師說:“艾偉德生前常來基督書院講道,基督書院捐贈這處園地,是表示對艾偉德的敬愛。” 1970年1月24日下午二時,艾偉德追思禮拜在臺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辦,蔣中正總統題頒輓聯“弘道遺愛”(此四字亦復刻在墓碑上),蔣夫人亦贈一十字架花圈。參加追思禮拜的約有一千餘人,將會場擠的水泄不通。下午三時半在書院禮堂舉行安葬禮拜,由美國駐臺海軍軍中牧師馬立德(Rev. Lowell Malliett)作祝福禱告,隨後蓋棺安葬。遵艾偉德遺囑,下葬時頭部朝向中國大陸,以示她心對那片土地的眷戀。

資料來源

  • Alan Burgess, The Small Woman. 1957.
  • Gladys Aylward, The Little Woman. 1970.
  • Phyllis Thompson, A London Sparrow. 1972.
  • 張繼新、虞佳一、余玲玲編譯,《八福客棧》,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
  • 魏玉琴摘譯,《把此山給我》。校園出版社,1979年。
  • 紀錄片,Gladys Aylward, the Small Woman with a Great God,2008年。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