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偉德

1902年2月24日，艾偉德生於英國倫敦以北的埃德蒙頓（Edmonton），父親是個郵差。因為家境貧寒，故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還很年輕時，就到富貴人家做女傭，以維持家庭生計。蒙恩信主後，她熱心追求信仰。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她在一本宣教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中國宣教的文章，從中得知在中國尚有幾萬萬人民從未聽到過耶穌基督。當時她感到非常驚訝，心裡覺得應當為中國人做些什麼。從那時起，她就萌生了去中國宣教的意念。大約在27歲時，艾偉德向“中國內地會”提出申請，希望成為一名內地會宣教士，到中國去宣教。但因她既未讀過神學，也未上過大學，甚至連中學都未讀過，而沒有被接受。“中國內地會”為英國著名宣教士戴德生所創，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團體，對宣教士的要求很高。雖然艾偉德迫切表示：“……好幾億中國人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認識愛我們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國，我不能不去啊！” 但因她實在不具備宣教士的基本素質——不僅僅文化素質不夠，身材也又瘦又小——最終還是被拒了。

但艾偉德毫不氣餒，一邊繼續做女傭，一邊攢錢，暗暗為自費去中國做準備。受其赤誠之心所打動，她被介紹去倫敦照顧一對返國養老的宣教士法蘭西斯•何斯本（Francis Young Husband）夫婦。何斯本是個作家，寫過不少介紹東方的書，在他家裡亦有很多藏書。通過與這對夫婦的交談和閱讀，艾偉德學到許多國際知識，特別是關於中國的知識。

1930年初，在參加一次衛理宗教會的聚會中，艾偉德聽說有一位在中國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勞森（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了，要退休，但因無人接替，一直退不下來，但一時又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艾偉德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即寫信給勞森女士說：“那人就是我”。幾個月後，勞森回信歡迎她去，並且告訴她，只要到達中國天津，就會有人接她到山西陽城，即勞森宣教的地方。

艾偉德在等候回信期間，先去探詢旅行去中國的走法。得知從歐洲去遙遠的中國有兩條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這樣走快捷方便，但費用要高得多。另一條路是走陸路，比較經濟，但會很艱苦，那就是坐火車東行，經過東歐，再穿越西伯利亞後，進入中國；再轉中東鐵路南下直到大連，最後由大連坐船到天津。為了省錢，艾偉德選擇了第二條路。即便如此，她也幾乎花掉了她所有的積蓄。

1930 年10月18日，艾偉德只身踏上了夢寐以求的宣教之路。她隨身只帶了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裡放有一本聖經和她的衣物，另一個裡面裝些簡單的食物，和一只燒水煮飯的酒精爐；口袋裡的全部盤纏僅有二英鎊九便士。前來送行的只有她的父母和姐姐維奧麗（Violet）。她先乘船到荷蘭海牙，從那裡登上開往俄國的三等火車。車上沒有一個同伴，甚至沒有一個懂英語的人可以交談，她只有在禱告中把一切都交託給神。旅途充滿了艱辛與曲折，在西伯利亞，她險些被蘇軍扣留，後來在素不相識的好心人的幫助下，才得以逃脫，到達蘇俄的最東端海參崴；再經日本神戶乘船，輾轉到達中國天津。那時她已身無分文。

在天津宣教中心等待一些時日後，艾偉德隨著一位路姓基督徒商人，坐火車再轉汽車到達山西澤州的內地會宣教站。“劍橋七傑”之一司米德的夫人（Mis. Stanley Smith）接待了她，幫助她了解山西的情況，並為她換上了中式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再改乘轎子，經過兩天的行程，終於到達了陽城。

陽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於城東門外大道上，運貨的騾隊來來往往，非常熱鬧。教堂是租來的民居，據當地人說“鬧過鬼”，所以租金相當便宜，一年只一英鎊。73歲的珍妮•勞森是蘇格蘭人，已經在中國宣教50年，可說是從風華正茂到風燭殘年。艾偉德先將髒亂的房屋、院子打掃乾淨，然後協助珍妮，藉閒置的房屋院落開了一間客棧，接待來往的騾夫住宿，取名叫“八福客棧”。“八福”之名取自主耶穌的“登山寶訓”中所論及的八種福氣。這樣，既可將此客棧作為向當地人傳福音的據點，也可以接待八方來客，藉他們把福音傳向四面八方；而且還可以為宣教籌措些經費。

八福客棧剛辦起來時，生意慘淡，根本沒人來住宿。因為當地人對“洋鬼子”很仇視，不願與她們交往。艾偉德只好站在大門口，招徠過往的騾隊，想方設法把他們拉進來。剛開始時收效甚微，還經常受到騾夫們的嘲笑，或污言穢語。但漸漸地，也有一些騾夫下車進來看的。當他們看到客棧整潔，飯菜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時，也就動心了。偶而有人住宿後，她們更是竭誠招待，晚上還給旅客們講聖經故事聽。隨著日久天長，客棧的人氣愈來愈旺，生意也愈來愈好。不久，客棧就常常爆滿了。起初，艾偉德以還不流利的中文講聖經故事給騾夫們聽，這些習慣了聚賭喧鬧的騾夫們哪有心思聽她，還常常取笑她。然而艾偉德不灰心，慢慢地騾夫們受到感召， 一個又一個的信了主。最後騾夫們自己定了公約，客店旅客不準吸煙、飲酒、賭博與喧嘩，以免影響艾姑娘說故事。當騾夫們聽了福音後，生活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不再抽煙、喝酒、賭博；也不再講髒話，或唱黃色小調，而改唱聖歌了，這事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當地村民們也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的聽聖經故事，漸漸地，各鄉鎮都有人相信耶穌基督，進而形成教會。以開騾馬店、講故事、唱歌傳道的方式宣教，正是艾偉德與眾不同的地方。

艾偉德到陽城一年多後，珍妮•勞森不幸去世，“八福客棧”整個擔子就落在了29歲的艾偉德身上。此時，澤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她的需要，特地差派一位中國助手來協助她。艾偉德在陽城所做的一切大得人心，影響力漸增，以致有一天陽城的縣長也光臨八福客棧了。當時官府正在推行“天足運動”，明令婦女放腳，即把纏裹的小腳放開來。縣長決定派人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之陋習。他覺得艾偉德是最合適的人選，並可以現身說法，示範天足的好處，故委派她擔當此任，並應許發給她薪水，提供騾子作為交通工具，還派兩個衛兵保護她。艾偉德經過考慮，覺得這是神賜給她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傳講福音。就這樣，她以官使身份，周遊各村鎮間，進入家家戶戶，幫助婦女放腳，也借機把基督福音傳給她們，使多人歸主。

這樣一來，艾偉德在陽城一帶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以致於當陽城監獄發生騷亂時，連典獄官都來找她。有一天，陽城監獄的一個囚犯突然發狂，揮刀砍死了好幾個同獄中人，獄卒們不敢上前，無人能夠制服他。情急之下，典獄官派人找來艾偉德，看她能否藉著神的大能，化解危機。艾偉德壯著膽子，跨過地上的尸首，走近這個殺紅了眼的兇徒，用溫柔的話勸他放下屠刀，並保證不再加罪。那兇徒竟然垂下頭來，將手中的刀交給艾偉德，讓獄卒把他押走，一場騷亂就這樣平息下來。典獄官非常感激她，此後允許她到獄中向囚犯傳福音，並且聽從她的建議改善監獄的環境。

艾偉德所做的這些事對當地人影響很大，都對她另眼相待，譽她為“福星”。連縣長也宴請這位35歲的英國女士，並請她坐在首位。席間，縣長頗為好奇地詢問艾偉德，說以她的能力，即使要宣教，為何不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這窮鄉僻壤，對騾夫和囚犯說故事。艾偉德沉靜地回答說：“請從這窗口望出去，那許多身背重擔，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苦力；再望過去那田野的農夫，茅屋內的女人；還有那些赤身露體、饑餓的孩子們。啊！這些窮苦、憂傷、饑餓的人們，絕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個中國人都充滿希望和快樂。” 縣長被她的話深深地感動了，以致於站起來當眾鄭重宣布：“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裡，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從今以後，我要作個基督徒。” 艾偉德馬上恭喜他做出這關乎永生的決定。

有一天，艾偉德行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見路旁有個婦人在賣一個骨瘦如柴，滿身膿瘡的小女孩。那婦女看見艾偉德，就請求她把孩子買下，否則這孩子必死無疑。艾偉德動了憐憫之心，搜遍全身，把僅有的九毛錢給了她。於是艾偉德把小女孩領回到八福客棧，並給她取名叫“九毛”（Nine Pence），學名叫“美恩”。在艾偉德的愛心照顧下，九毛恢復了健康，慢慢成為艾偉德的小助手。不久，九毛在門口看見一個可憐的8歲小男孩，艾偉德又收留了他，取名叫“少少”。此後她再收養了一個孤兒“寶寶”，和一個8歲的女孩“蘭香”。

1936年，艾偉德歸化為中國籍，正式取中文名為“艾偉德”，成為首位入籍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從此後她不再是“洋鬼子”，她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中國人”。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不久，陽城也受到了日軍的轟炸。有一次，一顆炸彈擊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 一時失去了知覺。等她被救出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傷，其他人則安全無恙。為避開戰火，艾偉德帶著她的孤兒們，和幾個基督徒一起，疏散到地處山區的北柴莊。在一個窯洞裏，她用僅有的一些急救藥品救助傷員。直到日軍離去後，她和難民們才返回陽城。

1939年2月，艾偉德得悉日軍暫時撤離澤州，回大城市過冬去了。於是她專程前往澤州去看望內地會的同工們。此時，司米德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夫婦（David & Jean Davis）負責宣教站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方才得以平安。但有一天夜裡，幾個酒醉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闖入宣教站，狂喊亂叫耍酒瘋。艾偉德前去與他們交涉，被一個士兵用槍托擊中，當場昏倒在地。醒來的時候，有戴維斯夫婦在旁照顧她，才無大礙。不久，有兩位年長的宣教士要回國，須由戴維斯送他們到煙臺等船。臨行前，他們囑咐艾偉德代為看守宣教站，並向她申明差會的嚴守中立之政策。

暫住澤州期間，艾偉德接受了美國《時代》（Time）雜誌記者的訪問。《時代》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他出生在中國，非常支持和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採訪中，艾偉德回答說：“我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我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我是中國人，也會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我雖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國人的，不能無視日軍的暴行。” 艾偉德的這番話通過《時代》雜誌報道後，激怒了日本軍方，遂下令清鄉日軍，並四處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

當時澤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兒，這也是艾偉德主要的看守任務之一。1940年初，出於安全考慮，她派自己的助理晉本光，轉移100多名孤兒到西安。現在，艾偉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處於險境，經權衡利弊後，她決定帶領剩下的100名孤兒逃往陽城。逃亡路上，遭到日軍飛機的低空掃射，她只覺得肩頭上好像被猛擊一拳，就摔下馬來，後來才發現是中了槍彈。到陽城後，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形勢十分嚴峻。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她和同工們商量後做出驚人的決定：由她親自帶領100個孩子，遠走陝西扶風，因那裡有他們的基地。因此才有了“千里大遷移”的壯舉。

從陽城到西安大約有480公里的山路。臨行前艾偉德去向縣長告別。縣長好心地提醒她，日軍到處懸賞捉拿她，路上千萬要小心。當艾偉德說到她要帶100名孤兒一起去時，縣長嚇壞了，勸她千萬別做傻事。但艾偉德堅持說，這100個孩子都是神賜給她的，一個也不能丟下。縣長見無法阻止她，就關照說：“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呵。我派幾個人，扛上幾袋小米，送你們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獨自支撐了，我只有為你禱告了。”

很快，這支特殊的隊伍就踏上了征程。100個孩子中，最大的是16歲的女孩素蘭，最小的只有4歲；其中還有艾偉德收養的四個孩子。隊伍前後由成年人壓陣，小孩子們互相攙扶著，最小的孩子，由幾個成人用籮筐擔著，而艾偉德則前後招呼著，還不停地抱著疲累的孩子趕路。為避開日軍，她們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當地人帶領下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小孩子們一路上吃喝拉撒穿用，都需要照顧，其艱難超過人的極限。

經過12天艱難跋涉後，他們到了黃河邊上，但沒有船無法渡過。他們在黃河邊足足等了三天，糧食也快告罄。艾偉德焦急萬分，只能不住地禱告。到第四天，終於盼到一只國軍的船從對岸駛過來，靠著這只大木船，100多人分三批渡過了黃河，進入到國軍的防區，總算脫離了險境。後來在軍人們的幫助下，他們搭上了開往西安運貨的火車，但中途因橋樑被炸毀，他們只好下車，餘下的路要徒步走向西安。但這段路談何容易！他們必須要徒步穿過以險峻著稱的崤山。那段山徑蜿蜒於高山絕谷之中。他們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樣，攀山越嶺往前行。他們以驚人的信心和勇氣，攀行半個多月，面對重重山巒，體力已經到了極限。有一次他們癱倒在地，再也走不動了。艾偉德心力交瘁，看著癱軟在地哭泣著的孩子們，她放聲大哭起來，孩子們也跟著她哭，一時哭聲震天。但哭過之後，還是要掙扎著往前走。當時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走出去，一個也不能掉隊。終於有一天，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經對照地圖艾偉德確認說：到潼關了，我們有救了！潼關是陝西的東大門，距西安大約135公里之遙，到達這裡，意味著他們已經穿過崤山之險。在潼關，他們再次扒上了運煤的火車，中間又轉乘幾輛汽車，經歷千辛萬苦，總算抵達西安。

在宋美齡創辦的一所孤兒院裡，艾偉德把孩子們集合起來點名，結果發現100個孩子一個都不少時，她突然就昏過去了。待她醒來時，發現已躺在西安浸會的醫院裡，醫生告訴她：你腦部受傷，患有肺炎，還得了傷寒，肩上還有一顆子彈，又發著高燒，加上營養不良，你的病情很重。而艾偉德卻喃喃地呼喚：“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 直到聽說孩子們都好之後，才安下心來。在當時的條件下，她能夠活下來堪稱是一個神蹟。她在醫院裡治療了一年之後才出院，那時100個孩子都已經去了最終目的地——陝西扶風。

1942年初，艾偉德開始在郿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裡距扶風和西安不遠，她可以有機會經常去看望她的孩子們。不久，她又在西北各地從事宣教活動。1944年至1945年期間，她在甘肅蘭州和四川成都服務窮人和麻瘋病人，甚至傳福音到喜馬拉雅山麓。直到1948年，她的身體又累垮了，司陶衛醫生（Dr. Olin Stockwell）勸她回英國休養並探望父母，然而離家已經17年的艾偉德此時竟一文不名，連路費都要靠醫生為她籌措。1949年春，47歲的艾偉德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英國。雖然經過多年戰亂，其父母和兄姐都還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但她心裡卻時時牽掛著那多災多難的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成了她的祖國。在此期間，她寫下了自傳《我的心在中國》；倫敦一位名叫萊德伍德（Hugh Redwood）的新聞記者採訪她之後寫了一篇專訪；之後英國廣播公司的作家艾倫•伯奇斯（Alan Burgess）又以她的事蹟為底本，寫作出版了傳記小說《小婦人》（The Small Woman）,不但成為暢銷書，而且英國BBC廣播電臺還將之改編成廣播劇，連續播出。這些使艾偉德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1957年，更有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與艾偉德簽約，根據她在陽城的傳奇故事改編成電影《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注意：這裡將“八福”改成了“六福”），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更使艾偉德揚名全世界。她的事蹟感動了歐美無數青年人獻身宣教，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但艾偉德並不喜歡這許多名譽，她只把自己看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更不喜歡那部把“八福客棧”改為“六福客棧”，並且把她的經歷改成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愛情電影。艾偉德一生中既沒有花前月下的愛情經歷，也沒有和任何男人接過吻。為此她感到既氣憤又羞愧，從來不去看這部電影。

1957年，艾偉德決定重回中國，但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拒絕入境，只好進入香港，在那裡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後因她的中國護照在香港的居留簽證期限已到，她又轉去海峽對岸的臺灣。當她坐船離開香港時，遙望大陸，不禁淚流滿面，久久難以抑制。

到臺灣後，艾偉德延續其過去的慈幼工作。1959年，艾偉德與世界展望會合作，在臺北木柵創辦“艾偉德孤兒院”。同年，美國展望會邀請艾偉德到美國作旅行布道，美國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並不是電影中那位美麗的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蒼老的小婦人。不久，她又應邀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巡回佈道與演講。後來，她再次回英國時，英國BBC 再次為她製作出一個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其後坎特伯雷大主教會見了她；伊麗莎白女王也邀請她到白金漢宮相敘。她自然不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臺灣的孤兒們。

1962年艾偉德另覓新址在北投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同時她也積極參與歐美及臺灣各地的奮興佈道工作。由於早年與宋美齡相識，艾偉德到臺灣後，常常參加她所組織的婦女祈禱會，一同為中國禱告。她常以自己的經歷鼓勵青年人說：“不要耽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驗畢業文憑，只要你對蒙召的事，凡事忠心。” 她如是說，也如是行。

1969年12月，臺灣島籠罩在寒流侵襲之下，氣溫濕冷，使艾偉德感染A2型流行性感冒，並引起肺炎併發癥。1970年元旦傍晚六點，好友史可梅女士（Kathleen Langton-Smith）請基督教診所滕華寧醫生（Dr. Heikki Tenhunen, 1932-1994）來為她診治，但終因病情嚴重，於1月3日夜間在家中辭世，享年68歲。

她去世的時候，要求把自己埋葬在中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安葬於臺灣。當時許多人都願意捐獻土地給她做墓地，最後由艾偉德的生前好友，基督書院（Christ’s College）院長賈嘉美牧師（Rev. James R. Graham Ⅲ,1898-1982），提供該校校園內的一塊土地，作為艾偉德的墓園。該墓園位於基督書院內的禮拜堂西邊，環境幽靜，面對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國大陸。賈嘉美牧師說：“艾偉德生前常來基督書院講道，基督書院捐贈這處園地，是表示對艾偉德的敬愛。” 1970年1月24日下午二時，艾偉德追思禮拜在臺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辦，蔣中正總統題頒輓聯“弘道遺愛”（此四字亦復刻在墓碑上），蔣夫人亦贈一十字架花圈。參加追思禮拜的約有一千餘人，將會場擠的水泄不通。下午三時半在書院禮堂舉行安葬禮拜，由美國駐臺海軍軍中牧師馬立德（Rev. Lowell Malliett）作祝福禱告，隨後蓋棺安葬。遵艾偉德遺囑，下葬時頭部朝向中國大陸，以示她心對那片土地的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