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獻令

一、安獻令生平事略

1887年7月14日，安獻令（George Findlay Andrew，又譯安獻今、安獻金）出生於中國貴州的一個內地會傳教士家庭，其父安德烈（George A. Andrew），其母傑西（Jessie Findlay）是先後於1881和1882年來華的內地會傳教士。安德烈在蘭州擔任內地會牧師40餘年；1932年時他仍在河南宣教，時年應在65歲以上。

安獻令8歲時被父母送到山東芝罘(今煙臺)教會學校（Cheefoo School）上學，讀完小學後回到英國，在牛津讀書深造。後來成為中國內地會傳教士，1908年，21歲的安獻令奉差偕妻來華，定居在甘肅蘭州，開始了其在中國的宣教生涯。

1909年在西寧參觀穆斯林的開齋節活動後，安獻令對西北穆斯林族群產生出極大興趣，其後多次深入民間考察穆斯林的宗教和社會生活。1914年春，他結識了時任甘肅都督兼民政長官的張廣建，不久被張聘為督署顧問。1916年他在蘭州購地10畝，創辦了華英中學，興辦教育。

1917年，安獻令受命前往甘肅皋蘭縣衙監獄探望一位英國籍朋友時，無意間遇見了關押於此的西道堂（中國伊斯蘭教的一個派別）第四任教長敏志道。通過與之交談，產生了對西道堂的研究興趣。安獻令把這次採訪寫入他的《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一書中，他不僅記述了馬啟西創建西道堂的全部過程，馬啟西被殺後西道堂的發展歷史概況，以及敏志道等人在監獄的實際情形,而且將其所見所聞告知了來中國西北的傳教士同行, 從而引發了他們對中國伊斯蘭教的濃厚興趣。安獻令可說是中西方研究西道堂第一人，這一部分資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研究西道堂的文獻。

1918年4月9日，蘭州博德恩醫院（Border Memorial Hospital）建成，安獻令出面邀請督軍張廣建前來參加竣工開業典禮。1920年，安獻令回英國休假。因其在甘肅穆斯林族群中所作之工作與貢獻，以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竭力阻止穆斯林參與戰爭，安獻令被英王喬治五世召至白金漢宮，授予他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ffic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在英期間，他在倫敦中國內地會年會上，作了“中國穆斯林問題”的報告。

1920年12月16日20時06分，甘肅省固原縣和海原縣（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發生了里氏8.5級特大地震，史稱“海固大地震”，共造成28.82萬人死亡，約30萬人受傷，毀城四座，數十座縣城遭受破壞。次年春，安獻令受內地會差派再度來華，擔任甘、陝兩省地震救災現場總指揮，他積極領導並協調國際力量參與災難救助。

1921年，安獻令編著的《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又譯《中國回教》,在倫敦內地會初版發行。同年陸洪濤替代張廣建成為新的甘肅督軍後,安獻令繼續受聘為督署顧問，兼從事禁煙活動。

1922至1924 年間，安獻令在宣教之餘，協助來華的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史前史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學者從事史前史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等領域的調研和資料收集。1925年，安獻令被內地會調至山東芝罘教會學校從事教學和管理工作，雖然甘肅督軍陸洪濤曾兩次向內地會請求挽留，但未能如願。此後幾年,安獻令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從事慈善救濟活動。1929年，安獻令的母親離世；1930年，其父安德烈長眠于山東煙臺。

1928-1930 年間，安獻令受“華洋義賑會”(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邀請，調查和監管中國西北和華北饑荒賑災工作。1930年他受內地會總幹事何斯德(D．E．Hoste)指派，將50萬元(時值25萬美元)賑款和物資送往甘肅、西藏等地，不幸途中遭遇土匪搶劫。安獻令倍受打擊，曾發誓不再來西北。

1931年夏，安獻令再次回英國休假，途經紐約時，發表了關於中國西北地區穆斯林的演講。同年11月，在亞洲皇家學會發表了“今日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Islam in North-West China Today)的演講。這年，華中江淮流域遭遇百年罕見的特大水災，災區涉及湖北、安徽等八個省區，受災總人口計五千多萬，時人謂之“洪水橫流，彌溢平原，化為巨浸，死亡流離之慘觸目驚心！”這次水災被公認為有記錄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

1932年，安獻令再次返華。臨行前，威爾科姆醫學史研究所創辦人威爾科姆(Wellcome)先生委託他將一批醫療器械帶到中國，並囑託為其在中國收集中醫藥書籍。此次來華，安獻令首先加入全國洪災救濟委員會,在漢口從事救災工作。不久，他又以華洋義賑會視察幹事身份，駐上海督導賑災事務。1933年初,安獻令加入中國穆斯林交際會,從事針對穆斯林的宣教工作。

1933年四、五月間，安獻令陪同旅華洋商司高德(John Scott) 遠赴甘肅、西藏邊界考察。1934年太古洋行(Butterfield＆Swire)成立中國事務部(Department of Chinese Affairs)，安獻令被任命為首位主任，開始從事商業活動。1935年在總部位於上海的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發表了關於西北賑災的演說，並入選該會會員，直至1940年。

1936年，安獻令當選為華洋義賑會華南地區副會長。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安獻令擔任英國駐華使館一等秘書，與中國紅十字會和上海華洋義賑會積極救助難民，將成千上萬中國難民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公共租界。抗日戰爭勝利後，安獻令在上海等地從事金融、貨幣流通等業務。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安獻令被迫離開中國，輾轉東南亞等地從事教育等工作。1959年，安獻令偕全家移居加拿大中南部城市薩斯卡通(Saskatoon)，在那裡安度晚年，直到去世。

二、安獻令著作《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

近代以來，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在宣教的同時，也關注中國穆斯林群體和伊斯蘭教之研究，安獻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自清末以來就密切關注中國穆斯林群體的宗教、文化與生活動態，撰寫了《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 一書，1921 年由倫敦中國內地會出版。該書成為繼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內地會傳教士) 的《清真教》(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之後又一部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著作，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成為西方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必讀書目之一，也是中國學者研究這一領域的重要文獻。

《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一書系安獻令多年深入民間實地考察之結果，當然在其寫作過程中，也得到其他傳教士的幫助，其中有傳教士胡立禮(H．French Ridley)、安獻令的父親安德烈、姐夫穆信誠(Arthur Moore)牧師，以及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專家海恩波等。

該書共分為十部分，概述了中國西北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概況，民國以來西北回回(Hwei-Hwei)的總體特徵，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他們與漢人的矛盾，回民起義以及他們的影響與力量成為北洋政府維護社會穩定不可忽視的因素等等。

該書論述了回回的祖先來源、歷史發展和時代變遷；回回人的特徵，包括其形體特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商業和教育等。安獻令還詳細論到回回的派別和宗教思想；回回與漢人之間的感情與關係；清朝同治年間回民起義的經過、發展以及左宗棠鎮壓起義的過程。他還特別提到內地會傳教士胡立禮夫婦等人在西寧，不僅目睹了起義失敗後回民被殺的慘狀，而且利用他們有限的醫療設施和藥品救助受傷的人。他們的懿行壯舉得到了西寧回回人的好感。1913 年胡立禮的妻子去世後，西寧大街上，西藏人、回回人含著眼淚表達對這位傳教士的最後敬意。

最後，安獻令提出如何在甘肅穆斯林中開展福音的問題，指出在穆斯林中間傳福音，除了具有基本的素質和裝備外，還需要掌握阿拉伯語、少量的波斯語等回回的語言，瞭解和掌握回回人的禮節和風俗，絕對禁止在任何情況下吃豬肉，招募一些回回人作助手，以便協助西教士傳福音。在此基礎上，安獻令特別簡單介紹了蘭州博德恩福音醫院創建的緣起、發展以及在傳播福音中所起的作用。

安獻令在甘肅宣教近20年，他對該省穆斯林的狀況比較熟悉，其著作基本是清末民國初中國穆斯林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寫照，對於研究這一時段中國穆斯林的歷史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對西道堂的研究，可以說，他是中西方第一個關注西道堂的人，從這個層面來說，他書中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價值。然而，作為一名基督教傳教士，他的興趣在於如何在穆斯林中開展福音工作，他是站在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的角度上看問題。其目標非常明確，該書的撰寫就是為其目標而服務的。他嚴正指出西教士對中國穆斯林宣教的嚴峻挑戰。儘管在甘肅有300萬穆斯林，卻沒有一個傳教士將全部的時間投入該省的福音工作，因此皈依基督的穆斯林人數少之又少，有些改信基督的穆斯林又重新回歸到伊斯蘭教，甚至在他們中間出現了反對基督教的情緒。安獻令經與一些穆斯林領袖接觸後，將他所見所聞的資訊記錄下來。然而，在他看來，甘肅的“十字架”(The Cross，基督教) 確實能超越“新月”(The Crescent，伊斯蘭教)，因為甘肅的穆斯林所實踐的是“佩戴寶劍的先知”所倡導的“殺掉你們的敵人和真主的敵人”的主張，極盡向外征服之能事。而基督徒所實踐的卻是“仁慈的上帝”所教導的“要愛你的仇敵”的神聖主張，以及“仁愛要勝於征服”的思想。

安獻令這一著作促使英國教會從宣教的角度來思考該書對傳教士的意義，及其在穆斯林中開展福音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對安獻令作為傳教士在中國西北所發揮的作用。1931年11月，安獻令在亞洲皇家學會發表了題為“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的演講，受到與會人員的高度關注。在演講之前，該會對安獻令作了如下介紹：“除了安獻令之外，沒有人更適合探討甘肅這個深居中國腹地的省份，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儘管對該省的名稱有所耳聞，但並沒有多少人到過那裡。前幾年，該省遭遇了嚴重地震災難，最近幾年，又有土匪不斷地侵入。我們無法想像安獻令先生在該省的工作中所經受的各種磨難。”在這次演說中，安獻令不僅向聽眾介紹了1920年之前甘肅回回的基本情況，而且重點介紹了1921至1930年間發生在甘肅回回中的一些事件，尤其是1929年國民軍趙熙聘火燒河州八坊的情況，馬仲英起兵反抗國民軍，以及博德恩醫院河州分院在這場災難中被毀的經過等等。這次演講所涉及的新內容算是對《中國西北的伊斯蘭教》一書的補充，加深了西方社會和教會對近代以來中國西北的瞭解。此書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重視，日本九洲大學志賀勉教授將該書翻譯成日語，1941年出版。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該書得到西方學術界的重視，一些學者在安獻令著作的基礎上，開始了新一輪的中國伊斯蘭教研究。

1971年8月24日，安獻令在加拿大薩斯卡通市(Saskatoon)家中安然去世，享年84歲。其後人Amy Moore根據他一生在中國的宣教、工作和生活經歷，寫成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Andrew/Moore Family in China.一書，憶述她的祖先三代在華宣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