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富羲

巴富羲於1903年8月9日生於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市一個企業家的家庭。其父母敬虔愛主，共生了8個兒女，他排行第六，上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在父母的熏陶下，巴家兒女們從小就去教會參加主日學和各種聚會，認識救恩，並受洗歸主。巴富羲12歲時，當被問及長大後要做什麼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做宣教士”。

父親在事業上很成功，且非常熱心於海外宣教。他希望兒女中能有五位成為宣教士，並樂意支持他們費用，不用宣教差會支持。巴富羲的長姊巴若蘭姑娘（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首先加入中華內地會，作為內地會宣教士工作了13年之久。她在山西時，曾與中國名牧楊紹唐牧師在洪洞神學院同工，一起培訓中國傳道人。後來她從內地會退休成為自由宣教士，到中國各處主領培靈奮興會，在信仰上對倪柝聲產生過影響，並曾在文字、翻譯事工上與倪柝聲同工。著名的聖光學校尹任先校長亦得到過她的幫助。巴富羲的弟弟巴輔勝教士（Theodore Fischbacher）在他以身殉職後亦加入內地會，並在中國娶妻生子，工作了15年，直到1949年才不得不離開中國。

巴富羲中學畢業後，考入醫學院讀書。先後取得愛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學的LRCP和LRCS資格後，在不同醫院里工作。接著自己在曼徹斯特開業，行醫濟世，前程似錦。

1931年5月，巴富羲從英文版《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上讀到一篇短文，是由一位在宣教工場上的宣教士“致青年人”的一封公開信。其中一段話深深打動了他：

“我們呼籲需要200位宣教士，經過了近兩年尚未達此目標。你對這呼籲有何反應？或許你因不同的見解而反對，可是有沒有想過，你若反對，當主再來的那一天，你將怎樣響應他呢？”

巴富羲原本是打算到非洲宣教的。但讀過這封信後，他心中有聲音催促他立即寫信給《億萬華民》的編輯，把自己受感要去中國宣教的心願告訴他們。稍後，他寫下這樣的見證：“我反复思量：我學醫到底是為了傳福音，還是為了做醫生？當看到今年六月份的《億萬華民》呼籲宣教士投身到中國去時，這呼召一直縈繞我心，揮之不去。” 就這樣，他加入到內地會的宣教行列，成為200名宣教士之一。

1931年12月31日，巴富羲乘船離英前往中國，到達上海時已是1932年2月1日。當時上海剛剛發生了“一·二八事變”，因戰事他們這批人滯留上海，不能及時趕赴安徽安慶語言學校參加語言訓練。滯留期間，巴富羲參與救治國軍傷兵。

幾經耽擱，他們總算乘上滿載難民的船，沿長江逆流而上，抵達安慶。隨即投入緊張的語言訓練中去。他們這期學習語言者，有來自歐美國家共72人。兩個月語言訓練課程結束後，巴醫生和英國的趙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美國的石愛樂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澳洲的柏愛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共六位，一起被分派的新疆的迪化（今烏魯木齊市）。

在內地會，巴富羲與其它宣教士一樣，憑信心生活，婉拒父親要在經濟上對他的支持。他寫信給父親說：“……如今我已加入信心差會，一切皆禱告仰望主的供應。希望你能明白我不接受你的好意，不是受別人的影響，乃是基於我與神之間的關係。”

在上海滯留等待赴新疆時，姐姐巴若蘭從山西洪洞趕來與弟弟相聚。分別多年，兩人有美好的交通與分享。言談中，姐姐明顯感到弟弟靈性上的長進。

由於赴疆路途遙遠，且戰禍連連，各路交通受阻，最後巴富羲等宣教士決定自己開車赴新疆。先由新疆資深宣教士胡進潔牧師（Rev. George W. Hunter）到北京，與巴富羲從天津購買兩輛福特貨運車。然後，眾人到北京集合，各人做了分工，購足配件與給養。經過充分的準備，終於在1932年9月13日正式啟程。他們從河北省張家口市出發，穿過長城進入內蒙古。 1800英里的行程，道路崎嶇難行，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路。途中還不時遭遇風沙、雷雨的襲擊，但他們義無反顧，穿山越嶺，跨過江河，穿過茫茫戈壁。一路雖經歷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險阻，但同時也經歷了神奇妙的帶領和眷顧。直到10月14日他們才進入新疆境界；10月17日到達哈密。就在目的地在望之際，他們又趕上新疆回族首領馬仲英之叛亂。在道路不通，燃油缺乏的情況下，他們又幾經周折、迂迴，直到11月9日才到達迪化。

這六位新宣教士被交由在當地工作了23年之久的馬爾昌（Percy C.Mather）教士照管。由於戰亂，迪化物價飛漲，物品奇缺。多虧馬爾昌冒險到城外農村去購買糧食、蔬菜和肉類，才使他們免於挨餓。戰爭使傷亡人員劇增，這時，有鄉紳父老出面，聯同政、商、學和宗教界人士組成紅十字會和慈善會，救助傷兵。在胡進潔牧師的帶領下，所有宣教士都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列中去。他們照顧120多個傷病員，每天從早到晚，非常辛苦。但他們也藉此接觸到勞苦人民大眾，把福音傳給他們。

巴富羲醫生終日在簡陋的醫院手術室裡，為人做手術、療傷，工作量極大，體力大大透支。從1933年4月17日他寫給同做醫生的妹妹的信中，可見一斑：“這是一場混亂的戰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們經過。雖然在槍林彈雨中，我們一點也不害怕。 ……在前省長的要求下，我答允做急救和動大手術……，因為大多是刀傷和槍傷，但傷兵源源不絕….. .。我首次進入醫院時就見到一個股骨五處裂開的傷兵，實在恐怖！試想想300多名大小傷勢的兵，有許多人尚未獲救護，整個醫院實在骯髒、氣味難聞. …..。我自己則忙不過來，沒有儀器，甚至沒有藥物，也許要學習神蹟醫治吧。”

5月6日他寫給親人的信，是他的最後一封家書，從其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他在世最後一段日子的真實處境：“我真的沒有半點自己的時間，因而不常執筆。一天晚上因為有緊急狀況，一位白俄領袖，一位軍官和兩個士兵與我一同騎馬趕去，匆忙中我忘記拿件厚外套。不過那匹馬像野馬般地風馳電掣，使我出了一身大汗。回來時因為戒嚴令，我們在城門外等了半個多小時。這裡日間炎熱，但入夜則冷起來，再加上入城後每個崗位都要叫口令才得通過。回到家中後，感到有點著涼。加上忙個不停，睡眠不足。在三間醫院中共有400多位傷兵。在我的特別醫院裡就有125個重傷者。…… 這些傷兵許多人二、三個月沒洗過澡，污穢不堪。他們沒有足夠的營養食物，搶救的人手少，以致全部工作都落在我們這些工作過度的外國人身上。 …… 這三個月讓我走進了中國人最真實的生活中，不然也許要過許多年才有這樣的機會。”

由於巴富羲醫生每日接觸許多傷兵，加之身心處於過度勞累之際，結果不幸染上了致命的傷寒。 5月11日，正當他在醫院中忙碌時，突感心胸絞痛，疑為心臟病，便回家休養治療，隨後卻發起高燒來。這樣時好時壞地過了兩週，正當漸有起色之際，5月26日夜晚病情卻突然轉壞。到27日清晨，這位愛人如己的醫療宣教士竟不治而逝。從巴醫生1932年2月1日抵達上海，同年11月9日到達新疆烏魯木齊宣教，到1933年5月27日因染傷寒而離世，他在中國總共才度過了一年三個月又26天，而在新疆僅工作了六個月又18天，去世時還不滿30歲。

巴富羲醫生因救死扶傷不幸染病而逝的消息傳到英國倫敦辦事處後，引起很大震撼。《億萬華民》的主編海恩波先生（Marshall Broomhall）在是年底前發行了紀念巴醫生的傳記，書名是《為何枉費？》（To What Purpose？）。

巴富羲的同工柏愛生教士在其6月所寫的報告裡，如此記道：“巴醫生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毫無保留地去搶救那些受傷的人。他對工作的認真，不僅讓我們深深地受到激勵，並且城裡每一個人都對他心懷感激。政府大小官員都公認他真是個義薄雲天，捨身取義的人。政府在追悼他的輓聯上面寫著‘舍己救人’四個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