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若蘭

巴若蘭 (Elizabeth Fischbacker)，1897年3月31日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市，父母非常敬虔愛主，育有子女八人，巴若蘭為長女。她自小與弟妹們參加主日學和各種聚會，從而認識救恩，並受洗歸主。因為父親非常支持海外宣教事工，希望兒女中能有人投入宣教行列，並願以個人的力量來扶持他們在海外的費用，不需動用到差會的資助。正因為他的熱忱，使得他勤奮不懈，事業有成，並且有三名子女先後獻身於中國內地會的宣教事工。巴若蘭即是這三人中第一位遠赴中國的宣教士。

深受英國弟兄會憑信心的宣教策略影響，戴德生創立了中國內地會。而內地會以“過信心生活”的屬靈態度來宣教，更是對中國傳道人有至深且遠的影響。在人以為不可能的事，但因著對神的信心，看見在主沒有難成的事；又因為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所以西方青年傳教士願意前仆後繼地投身於中國宣教，為的是回應主的呼召，走進中國的禾場中，為神所顧念的靈魂得救而輕看自己肉體上的軟弱，但求全然擺上，敬虔為主的心意，使神居首位，得榮耀。巴若蘭就是抱定如此的信心，接受中國內地會差派，來華宣教13年之久。中國內地會的信心原則是: 1) 禁止為宣教士籌款，也不許宣教士自行募捐；2) 禁止借貸；3) 不確保薪資無虞；4) 接受任何基督教宗派背景的傳道人申請加入；5) 以巡迴佈道為宣教工作的起點。因為戴德生以為“宣教士對於生活物質上的支持，必須完全仰賴神的供應，內地會日後或許會被終止，募款也或許會短缺，但是神必不撇棄他們，也不令他們失望。”因此，巴若蘭姊弟三人在中國的宣教工作，並沒有接受父親的資助，力行信心生活。

在山西期間，因著她在講道上的恩賜和領受，1930年初，她將山東大復興 (1927-1937) 帶進山西省。所謂“山東大復興”是導因於五四運動時的反基督教風潮 (1922-1927)，在這段教會被拆，宣教士被迫害的時期之後，前仆後繼的教會復興運動於焉而生。而山東費縣的“唱詩、禱告、認罪”的特殊聚會方式，不僅自己信徒生命被翻轉，也帶動四圍村鎮的教會經歷復興。那些領受復興後的信徒們旋即將福音廣傳，拯救靈魂。這就是巴若蘭所處的大復興時期。因著她前行山東的觀察，並將這股聖靈充滿的振興氣息帶入山西，不僅對內地會宣教士有很大的影響，也影響了一同在洪洞神學院訓練中國傳道人的楊紹唐牧師。

1935年，由內地會退休的巴若蘭成為自由宣教士，在煙臺主領培靈奮興會，受靈恩運動影響，說方言，唱靈歌。倪柝聲在其自傳中提及，曾在她主領的復興會中，被聖靈澆灌口說方言，而且興奮地向上海同工發電報表示“我遇到主了”。因為在那之前，倪柝聲正處於屬靈荒涼的階段，因著巴若蘭的講道帶有能力，倪柝聲再次被神摸著，感覺自己不單被神賜福，也得到很大的釋放，使他原先靈裡枯竭的情形被醫治。

1938年，倪柝聲赴英國參加開西大會後，巴若蘭陪同倪柝聲赴丹麥帶領特別聚會。並與倪柝聲回到倫敦後，巴若蘭和德文蘭協助其將《工作的再思》一書譯為英文。1939年巴若蘭和德文蘭又隨倪柝聲返回上海，住在倪柝聲設立的女同工招待所，和鍾瑪琍、賴恩喜等多名女宣教士接受培訓。1942年，雖然倪柝聲被上海地方教會停止聚會，但他仍然繼續照顧著這些宣教士。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若蘭被日本人關進龍華集中營。戰後返回英國後與史百克同工，並曾接待來訪的李常受。1956年，巴若蘭和鍾瑪琍回到遠東，定居香港，與陳則信同工。1967年逝世於香港，安葬在九龍城。

在中國的拓荒傳道之路中，雖然沒有著墨太多在這位單身女宣道士的貢獻上，但究其一生能先後影響“中國教會三巨人”中的其中二位——楊紹唐和倪柝聲，及許多中國傳道人，實在有其不能抹滅的功勞。這或許也和中國內地會的傳教策略有極大的關係。內地會因為著重在中國廣傳福音，宣教士於巡迴佈道後，即將本地的教會交給當地的同工，且容許單身女宣道士參與佈道工作。因此巴若蘭不但能發揮其講道的恩賜，在風氣保守的中國傳福音，也和同工們彼此相互扶持、造就和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