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晉

一、早年背景

白晉（又譯白進，Joachim Bouvet），字遠明，1656年7月18日生於法國勒芒市（Le Mans）。年輕時進入耶穌會學校讀書，接受了包括神學、語言學 、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全面教育，他尤其對數學和物理學興趣濃厚。求學期間，他對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欲到中國傳教卻在上川島(Shangchuan Island)上抱恨終生的故事有所耳聞，也受到利瑪竇(Matteo Ricci)等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卓越成就的巨大鼓舞，於是便萌發了步他們二人之後塵，到遙遠的中國去傳教的願望。

白晉於1678年10月9日加入耶穌會。同年（康熙十七年），在清廷欽天監任職且深受康熙皇帝信任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致信歐洲教會，請求增派傳教士來華。此時，法國正值路易十四(Louis XIV)統治時期，對外推行殖民政策，頻頻發動戰爭，使法國成為歐洲的軍事強國。法國科學院奉路易十四之命，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科學考察，派遣專家在歐、美、非洲等地進行大地測量。但在亞洲的印度和中國，由於“保教權”被葡萄牙控制，這一工作遇到阻礙。收到南懷仁的請求後，路易十四認為這是擴大法國在東方影響的極好機會，於是立即決定派遣耶穌會士來華。 1684年受法王路易十四選派，白晉出使中國傳教，出發前被授予“國王數學家”稱號，入法國科學院為院士。與其同行者還有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塔夏爾（Ta Xiaer）、李明（Louis Lecomte）和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等人。這批傳教士以洪若翰神甫為首，於1685年3月3日自布雷斯特（Brest）起航，途經暹羅(今泰國)時，塔夏爾被暹羅國王留用。其餘五人則於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夏抵達浙江寧波，請求在華永久居留。時因海禁未開，洋人不能深入內地。浙江巡撫金宏以這些人無護照入境，咨文禮部，擬遣送回國。因當時南懷仁年事已高，康熙正物色新人接替。當他從南懷仁得知他們為法王所遣，且精於天文曆法，遂御准他們進京：“洪若翰等五人，內有通曆法者，亦未可定，著起送來京候用。其不用者，聽其聽其隨便居住。”（南懷仁輯《熙朝定案》）白晉和張誠兩位神父當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職，其他三人則獲准前往各省自由傳教。

二、擔任康熙皇帝的侍講

白晉和張誠等人於1688年2月7日抵達北京，遂應召進宮，進獻了當時歐洲先進的天文儀器，包括四分象限儀、水平儀、天文鐘，還有一些數學儀器。白晉還將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給他的測高望遠鏡轉呈給康熙皇帝。白晉、張誠在向康熙講解所進儀器的使用的同時，還向他講解了一些天文現象，並介紹了法籍意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Jean Dominique Cassini)和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德拉伊爾(Philippe de Lahiere)觀測日食和月食的新方法，並繪圖加以說明。康熙非常喜歡，遂下令將進獻之物置於宮內禦室中，並傳旨白晉、張誠學習滿語和漢語。

1690年，張誠、白晉等人開始系統地向康熙帝講授幾何學和數學，首先進講的是《幾何原理》。此後，他們先後向康熙皇帝講授天文曆法、醫學、化學、藥學等西洋科學知識。每天早晨，白晉、張誠來到宮中，在皇帝用膳的地方進講。二人口授講稿，康熙帝認真聽講，反复練習，親手繪圖，有不懂之處立即提問。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後，康熙帝進步很大，一看到某個幾何圖形，就能立即想到相關的定律及其證明。接著，康熙帝又令二人用同樣方法進講應用幾何，所用教材為法國數學家巴蒂（Ignace-Gaston Pardics）的《應用和理論幾何學》。康熙帝總是懷著濃厚的興趣，把學到的幾何知識應用於實際，並練習數學儀器的操作。張誠、白晉還編寫了滿文實用幾何學綱要；後來，他們將滿文講稿整理成冊，並譯成漢文，由康熙親自審定作序。這就是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滿文本《幾何原本》；而漢文本則收入了《數理精蘊》一書。

1691年，根據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晉和張誠曾準備講授歐洲哲學史，但因康熙患病而未能按計劃進行。患病期間，二人開始向康熙帝介紹西方醫學，他們編寫了一份解剖學講稿，進呈了一份人體解剖圖。康熙帝閱後很感興趣，特命宮廷畫師精心繪製新圖。他們還用歐洲的醫學理論講解康熙帝患病的生理原因，並參照法國皇家實驗室的藥典，製作出多種西洋藥品。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白晉、張誠兩人進獻的奎寧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瘧疾。為了酬謝他們的功勞，康熙帝命在皇城西安門內賜地建房，作為傳教士的住宅。

三、受康熙派遣出使法國

1696年，康熙皇帝為招徠更多的法國耶穌會士，任命白晉為特使出使法國，攜帶贈送法國國王的珍貴書籍四十九冊，回國招募更多的傳教士來華。白晉輾轉於水陸，至1697年3月抵達布雷斯特；5月才到巴黎。當時，在法國祇有二十三冊漢文書籍，因此白晉帶回的這套漢文書籍讓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歡喜和驚奇。這些書籍傳至歐洲後，有助於西方人了解中華文明。白晉於該年還先後出版了《中國現狀》與《康熙皇帝》兩本書，分別獻給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書中他將康熙皇帝描繪為另一位太陽王，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對康熙的好感，希冀獲取其對傳教區進一步的財政和人力的支持，亦即派遣更多的耶穌會士去中國並支付年薪。路易十四慷慨地答應了這一請求，同時授權白晉花一萬法郎為康熙皇帝準備禮物。

一切就緒之後，1698年3月，“安菲特利特”號載著一行9位耶穌會士自拉羅舍爾（La Rochelle）起錨駛向廣州，除白晉外，其馀8人分別是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利聖學（Jean-Charles Etienne de Broissia）、翟敬臣（Charles Dolze）、南光國(Louis Pernon)、馬若瑟（Joseph Hennry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顏理伯（Philibert Geneix）和衛嘉祿（Charles de Belleville）。在此之前，白晉已經安排另外幾名耶穌會士先期離開，其中的傅聖澤（Jean Francois Foucquet）和卜嘉（Gabriel Barborier）於1698年1月乘“拉澤蘭”號離開布雷斯特，並在路易斯港換上了“拉邦”號艦船，與已經在該船上的其他3名耶穌會士會合。加上他們在印度時，又有兩名法國會士結伴來中國，這樣，白晉此行共帶回了15名耶穌會士，其中不少人後來在漢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他們於1699年抵達北京，並攜來法國國王回贈的一批名貴雕刻。

白晉這次出使的成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讚許。皇帝任命他為皇太子的輔導老師。白晉和康熙皇帝有著同樣的見解，他們希望找到儒教與天主教的共同點，從而使得中國人能夠接受並改信天主教。據說，康熙皇帝本人曾宣稱自己要信仰天主教，並希望全中國人民也將改信此教，在華傳教士們也都為實現這一理想而全力以赴，只是最終未能成功。當時，白晉努力從“四書五經”中尋找天主教傳說的痕跡，通過研究，他認為自己已經從中國古典書籍中發現了天主教初傳的記載，於是他和兩個同道一起寫了《古今敬天鑑》一書。該書在天主教內部引起了一些爭議，甚至受到教廷特使鐸羅(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不准刊行的禁令。但此書後來流行諸多抄本，現收藏於中西數個著名的圖書館內。

十八世紀初，羅馬教皇與康熙皇帝之間的“禮儀之爭”導致雙方關係緊張。 1705年，羅馬教皇特使鐸羅為頒布教皇不准中國天主教徒遵守中國傳統禮儀的禁令來華。此舉令康熙皇帝大為震怒，下令將其逐出北京。但皇帝認為教皇的錯誤決策是由於他不了解中國，又聽信了壞人的讒言所致。於是他打算派遣白晉前往羅馬，向教皇解釋。後來由於與鐸羅的意見嚴重分歧，康熙下令將白晉召回，而未能成行。

四、繪製《皇輿全覽圖》

康熙皇帝與西方傳教士接觸後，在學習使用天文、數學儀器的過程中，對大地的測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康熙關於測繪全國地圖的設想，首先萌發於平定三藩之亂時。在戰爭中地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地圖粗略模糊，有的甚至錯誤百出。據《張誠日記》記載，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之後，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張誠介紹俄國使團的來華路線，張誠按照西方繪製的地圖給他講述，他發現地圖中關於中國的部分，尤其是中國東北部分過於簡略粗疏，由此他決定依靠傳教士用西方的測量技術繪製出一張全國地圖。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底，白晉奉命與雷孝思﹑杜德(Picrrc Jartoux)等人帶隊從長城測起，對長城各門、堡以及附近的城寨、河谷和水流等進行了測量。白晉後因座馬受驚，跌落馬下，腰痛不能繼續前行，留陝西神木縣養病，後返北京休養。 1709年1月，他們返回北京，帶回一張約15英尺長的地圖。之後，又有費隱（P.Fridelli）等人加入。這一次白晉等人率隊測繪長城以西，即晉、陝、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帶。其馀的傳教士也被派往各省測量繪製地圖。白晉等人還參加了最後的匯總工作，這項任務歷時九年才告完成。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賜名為《皇輿全覽圖》；1718年，經康熙審定後，《皇輿全覽圖》及各省分圖繪製成功，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遼闊的國土上完成的大地測量。這次測量統一了長度單位，並發現了經度長度上下不一，從而證實了地球是扁球形。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其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這幅地圖“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種，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更好、更精確”。

五、《易經》研究之貢獻

在《易經》西傳史上，白晉的作用猶為重要。自白晉開始，在華天主教傳教士之學術研究漸漸顯示出分化的傾向。留駐北京的法籍教士，親近中國皇帝，甚至奉皇帝之命從事著述。他們以其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學、科學知識和觀念為基礎，來研究中國古代經籍，形成一種獨特的思想體系，從而使易學研究進入一個具有跨文化意義的發展時期。

白晉作為“索隱學派”（Solitude school）的開創人物，其形象理論的神學哲學體系之建立，直接得益於對《易經》的系統研究。 1697年，白晉在巴黎就《易經》的題目作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把《易經》視為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樣合理、完美的哲學，他說：雖然（我）這個主張不能被認為是我們耶穌會傳教士的觀點，這是因為大部分耶穌會士至今認為《易經》這本書充斥著迷信的東西，其學說沒有絲毫牢靠的基礎……。我相信我有幸發現了一條讓眾人了解中國哲學正確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我想通過分析《易經》這本書中種種令人迷惑的表象論證的真實性。 《易經》這本書中蘊涵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者和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再說，除了中國了解我們的宗教同他們那古代的合理的哲學獨創多麽一致外，我不相信在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方法更能促使中國人的思想及心靈去理解我們神聖的宗教。白晉甚至認為《易經》及中國古史以“先知預言”的方式表達了基督教教義。

1698年2月離歐返華之前，白晉給德國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寫了一封信，談到《易經》並扼要地敘述了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回到中國之後，白晉更加刻苦地研讀中國經籍，同時繼續與萊布尼茨通信。 1700年11月，白晉給萊布尼茨寫信，稱讚《易經》是中國一切科學和哲學的源頭，它高於當時歐洲的科學和哲學。白晉把中國的起源放到18世紀之前三四千年的時代，將伏羲稱作第一個立法者。他認為，四千多年前中國古人的知識和西方聖賢的知識之間，有著很多的一致。

1701年2月,萊布尼茨在信中向白晉詳細介紹了他發明的二進制數學，系統列出了二進制數與十進制數對照表。同年11月，白晉從北京給萊布尼茨回信，提到二進制的有關問題，並附寄了伏羲64卦方位圖。他認為萊氏二進制所依據的原理，就是中國古代數的科學所依據的原理，並把易卦中的陽爻“ — ”比作二進制中的“1”；把陰爻“－－ ”比作“0”。

白晉的這封信,使萊布尼茨確信二進制與《易經》有著內在聯繫，更加堅信二進制是一種完全正確並且極有意義的發明。 1703年4月，萊布尼茨將自己的論文《關於二進制算術的說明並附其應用以及據此解釋古代中國伏羲圖的探討》提交給法國皇家科學院。此後，法國皇家科學院發表了這篇論文，使萊布尼茨的發明與白晉的相關思想得以公之於世，引起了歐洲科學家的廣泛關注。

論文發表之後，萊布尼茨在一封論中國哲學的信中，再次談到二進制與《易經》的關係。他說：“我和尊敬的白晉神父發現了這個帝國的奠基人伏羲的符號顯然是最正確的意義，這些符號是由一些整線和斷線組合而成的，……是最簡單的，一共有64個圖形，包含在名為《易經》的書中。《易經》，也就是變易之書。在伏羲的許多世紀以後，文王和他的兒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個世紀以後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這64個圖形中尋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制算術。這種算術是這位偉大的創造者所掌握，而在幾千年之後由我發現的。在這個算術中，只有兩個符號：0和1。用這兩個符號可以寫出一切數字。當我把這個算術告訴尊敬的白晉神父時，他一下子就認出來伏羲的符號，因為二者恰恰相符：陰爻‘－－’就是0,陽爻‘— ’就是1。”( 吳伯婭《法國傳教士白晉與中西文化交流》,載《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27日)

六、對康熙皇帝的評價

白晉在給《康熙帝傳》所作的跋中說：“現代人對於從遠方回國的人帶來的旅行見聞往往持懷疑態度，這種時代精神實不可思議。我如實地記述了康熙皇帝的言行，所以我覺得這部《康熙帝傳》理所當然應該獲得讀者的全面信賴。但由於上述懷疑態度在作祟，也許不能實現這一願望。可是由於《康熙帝傳》只記載了我們親眼看到的事實，並介紹了極準確的知識，所以我相信讀者一定會以和閱讀一般遊記不同的態度閱讀本書。另外，如果我把會招致世界上第一個英明君主路易十四大王陛下正當的憤怒，或者會失掉東洋第一君主康熙皇帝恩寵的錯誤記述，呈獻給路易大王陛下，這無疑是一種輕率的舉動。”

白晉在《康熙帝傳》中向法王路易十四世如此介紹康熙大帝說：“兩三年前，陛下派往這位皇帝身邊的耶穌會士，有幸接觸到一位以前在法國以外連做夢也未曾見過的偉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樣，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備與帝王相稱的坦蕩胸懷。他治民修身同樣嚴謹，受到本國人民及鄰國人民的崇敬。從其宏偉的業績來看，他不僅威名顯赫，而且是位實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邊陲之地能見到如此英主，確實令人驚訝！簡言之，這位皇帝具有作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說，他治理國家的才能還不如陛下，那麼，恐怕也可以說，他是自古以來，統治天下的帝王當中最為聖明的君主。法國耶穌會士對此甚為吃驚！

他天賦極高、博文強記、智力過人、明察秋毫。他有處理複雜紛繁事務的剛勁毅力，他有製定、指揮、實現宏偉規劃的堅強意志。他的嗜好和興趣高雅不俗，都很適於帝王的身份。他為人公正，伸張正義，倡導德行，愛護臣民。他具有服從真理的性格以及絕對抑制情慾的克己之心。諸如此類高貴品德，不勝枚舉。此外，在日理萬機的君王中，能如此愛好藝術並勤奮學習各門科學的，也不能不令人驚訝。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無私，按國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賢，並把這些視為施政中嚴守的信條。因此，從未發生過因徇私情或出於個人利益而反對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視並嚴格選拔優秀官吏，監督他們的行動，這表明皇上平素對於臣民的仁愛之心。此外，當某省發生嚴重災荒時，從他內心中表現出來的異常憂慮之情，充份說明他作為一國之主和國父的強烈責任感。

康熙皇帝為了了解國民的生活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時常巡幸各省。視察時，皇上允許卑賤的工匠和農夫接近自己，並以非常親切慈祥的態度對待他們。皇上溫和的問詢，使對方甚為感動。康熙皇帝經常向百姓提出各種問題，而且一定要問到他們對當地政府官吏是否滿意這類問題。如果百姓傾訴對某個官員不滿，他就會失去官職，但是某個官員受到百姓的讚揚，卻不一定僅僅因此而得到提升。

然而康熙皇帝卻過著樸素的生活，就其衣著來說，令人絲毫沒有奢侈浪費的感覺，這並非由於他愛財和吝嗇。他雖然自己力求節儉，但對用於國家的經費卻特別慷慨。只要是有利於國家、造福於人民的事業，即使支出數百萬兩的巨款，他也從不吝惜。 ……由此不難看出，康熙皇帝的樸素生活，完全是由於他懂得節約的意義，也是由於他希望做一個為臣民所愛戴的君主和國父，所以努力為國家的實際需要積累財富。 ”

白晉在《康熙帝傳》對他與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觸進行了回顧。他說：“皇上親自向我們垂詢有關西洋科學、西歐各國的風俗和傳聞以及其他各種問題。我們最願意對皇上談起關於路易大王宏偉業績的話題。同樣，可以說康熙皇帝最喜歡聽的也是這個話題。這樣一來，皇上竟讓我們坐在置放御座的壇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兩旁。如此殊遇除皇子外從未賜予過任何人。”

白晉在《康熙帝傳》中說：“肯定地說，這位皇帝是自古以來君臨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從許多方面來看，他都與陛下極其相似。”

七、學術遺產

作為一位傑出的漢學家，白晉著述、譯著頗豐，僅列數卷如下：

《中國現狀》(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

《古今敬天鑑》(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其預設讀者是中國文人，用白晉自己的話是“中華之儒，欲明經典高文所藏天學本義”。他要向中國人和教會證明中國古代典籍中蘊含著天主教的神學思想。對於中國人，可以讓他們恢復經典的本來面目；對於教會方面，是要證明天主教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最經典的部分相通，來化解“禮儀之爭”帶來的負面影響。

《康熙帝傳》(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於1697年出版於巴黎。該書除對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簡要敘述外﹐對其品德﹑性格﹑生活及愛好等方面都作了詳細介紹。有英﹑荷﹑德﹑義﹑拉丁文譯本。中譯本名為《康熙皇帝》，係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根據1941年日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後藤末雄的日譯本譯出，1981年出版。

《中國皇帝歷史畫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是一部相對來說脫離禮儀爭論的作品，它頌揚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穌會士群星捧戴的孔子。

《中國現狀記·滿漢服裝圖冊》是白晉作為欽差返回法國時，把中國的滿漢文武官員及貴族婦女們的服裝圖樣繪成草圖，並據此草圖製成宮中人員的服裝銅版畫，共46張，裝成一冊獻給布爾哥尼公爵及其夫人。該書與其說是《中國現狀記》，莫如說是《滿漢服裝圖冊》更為恰當。作者還在卷首介紹中國的政治組織，是因為他想要確證當時歐洲所宣傳的“中國出色的政治法”，並試圖將此制度介紹給自己的祖國。

還有《易經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詩經研究稿本》，以及《白晉神父自北京至廣東旅行記》等書。

此外，白晉還參與將中國的《中國古書中基督教教義之遺跡》、《中國史初編》、《中國通史》、《中國歷史年編》、《蒙古史》、《大唐史綱》、《韃靼史》、《中國兵法》、《中國古今音樂記》、《孔子傳》、《韃靼記行》、《中國現狀志》、《乾隆御製盛京賦》等翻譯成拉丁文，向歐洲推介中國文化。

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白晉卒於北京，享年74歲。死後遺體被安葬在正福寺墓地。就其個人性格而言，白晉是一個溫厚誠實、忠順可靠的人，即使有時對別人不滿，也決不誹謗別人；他與人為善，總能和周圍的人友好相處，因此也比較容易實現自己的願望和要求。他一生的事蹟也充分證明了他堅定的信念、真摯的傳教精神，以及政治與文化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