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爾騰

包爾騰（John Shaw Burdon）於1826年12月出生在蘇格蘭珀斯郡（Perthshire）的一個小鎮，是家中的獨生子。由於父親早亡，由其在利物浦（Liverpool）的叔父撫養長大。稍長，包爾騰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求學。1849年入讀聖公會宣教學院（Anglican Mission College）；1852年12月由倫敦主教封立為會吏，翌年由大英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國宣教，於1853年9月抵達上海。1854年10月，包爾騰由香港維多利亞教區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按立為牧師，其後主要在江浙一帶宣教，期間曾前往南京走訪太平天國領袖們。從1858-1861年間，他先後在杭州、寧波和紹興等地宣教並建立教會。

1862年初，包爾騰奉調前往北京開辟宣教工場，成為首批進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同年，洋務派領袖恭親王奕訢、桂良和文祥等人奏請朝廷籌辦“同文館”，目的是培養足夠的“通事”和“譯員”，以應付外交事務。8月24日，京師同文館正式開學，這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堂，隸屬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設英文館，後增設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自然科學之統稱）和化學等館；1866年時又增設天文及算學等課程。學制分五年、八年兩種。八年制又分前館、後館。後館學有成效者升入前館。學員除了學習西方語言外，還兼學上述學科，以及醫學、機器制造、西洋史地和萬國公法等科目。該校設管理大臣、總教習和副教習等職。包爾騰精通中文，在時任英國駐華公使館參贊威妥瑪（Sir Thomas Wade）的推薦下，擔任同文館首任總教習。總理衙門事先對他進行了考核，認為他“尚屬誠實”，“以之教習學生，似可無事苛求”，但要求包爾騰只能講授語言文字，不得傳教。同時亦囑咐漢人教習徐樹琳對包爾騰暗中予以稽查和監督。

包爾騰任總教習職時間不長，只一年多便離職。在同文館發展史上，他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他的到任使得同文館有了第一位外國教習，並能夠招收到19名滿、蒙、漢學生入館學習外語，這是外語教學在中國的開始，包爾騰也就成了中國第一位英語教師。此後，先後在同文館任職的外籍教習有傅蘭雅（John Fryer）、歐禮斐（C. H. Oliver）、馬士（Hosea B. Morse）和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等，還有中國教習數學家李善蘭、物理學家徐壽等人。

1864年5月，即包爾騰在華辛勤勞作11年之後回英國述職。1865年再次來華，在駐京英國領事館內做牧師（1865-1872）。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丁韙良（William Parsons Martin）、施約瑟（Samuel Isaac Schereschewsky）、白漢理（Henry Blodget）等人組成“北京譯經委員會”，著手翻譯第一部北京官話本《新約聖經》，該譯本於1872年出版發行，在中國教會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爾騰還與施約瑟合作，在北京編譯出版了《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為日後中國聖公會通用《公禱書》之藍本。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之後，西方傳教士得以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並建立教會，與此同時，各地因民教之間的沖突而釀成的教案也時有發生。為規範西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行為，清廷遂命總理衙門大臣文祥等人於1871年議定並推出了《傳教章程》。西方各國傳教士對此反應不一，但包爾騰明確反對教會卷入政治，反對教會幹預涉及信徒的司法審判的細節，反對將教會納入政治勢力或條約的保護之下，他說：“缺少保護固然會導致很多不公正和痛苦，但是，保護教徒會產生更惡劣的後果。它會導致許多偽善之徒加入我們的隊伍，將使我們更容易受到指控，而這種指控可能正蘊育著中國社會對基督教的敵視，還將會在我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中制造連續不斷的政治糾紛。”

1873年10月，包爾騰返回英國，並於次年初從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接受了神學博士學位。1874年3月又在蘭柏宮被祝聖為香港維多利亞主教（1874-1897），主理包括香港、廣東、上海、浙江、福建在內的華南教區和日本教區事務。同年12月13日，包爾騰在香港聖約翰座堂正式就任，同時兼任聖保羅書院院長。1876-1878年間，包爾騰巡視了華南教區教務最為發達的福建省和日本的教務；1883年在福州建立了“真學書院”（今施埔堂）。在日本訪問了東京、長崎和大阪等地的聖公會教堂。包爾騰還致力於教會本土化，註重培訓和任用本土傳道人。香港聖士提反堂是聖公會第一所華人禮拜堂，創建於1865年，向港人傳福音，起初效果並不理想。直到1884年，包爾騰按立鄺日修為第一位華人牧師後，聖士提反堂的教務才活躍起來，此後才逐漸有了聖士提反堂中學、聖士提反書院和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等教會學校和機構。這些都與包爾騰當年所奠下的根基不無關系。

1897年1月，包爾騰辭去主教職務，退休至Pakhoi，從而結束了他作為宣教士的生涯。1901年，包爾騰離開中國，赴歐洲旅行並寫作。他人生最後幾年身體日衰，與其在英國的小兒子同住。1907年1月5日逝世於貝德福德（Bedford），葬於羅伊斯頓（Royston），享年81歲。

包爾騰一生經歷過三次婚姻：1853年3月，他與哈烈特•福芍（Harriet Anne Forshaw）小姐結為伉儷，然後偕新婚夫人來中國，沒想到於次年10月夫人即染病逝於上海。1857年11月，包爾騰續娶寶麗娜（Burella Hunter Dyer）為妻。寶麗娜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之妻瑪麗婭（Mary Dyer）的姐姐，因此包爾騰與戴德生成為連襟。不幸的是，婚後僅一年多，寶麗娜就因霍亂在上海去世（1859年8月）。最後於1865年6月，包爾騰又與一位牧師之女腓比•以斯帖（Phoebe Esther）結婚，二人共同生活33載，養育了三個兒子。這位夫人於1898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