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素珍

貝素珍（Dorothy Jean Bidlake）於1899年7月11日生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Seattle，Washington），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她從小就從父母領受聖經的教導，參加教會各種團契活動。1911年秋，夏博士（Dr. Norman B. Harrison）到西雅圖擔任大學長老會教會（University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在家庭和教會的雙重影響下，貝素珍成長得很快。父母的信仰與品行，深深地影響了她的屬靈生命。同時她所在的教會在西雅圖大學區又是一個信仰純正、富有生命力的教會，給了她非常扎實的真道栽培。12歲時，貝素珍受洗歸主。當時許多青年基督徒投身于海外宣教，這一運動深深感染了她。

年齡稍長後，貝素珍決心奉獻自己，加入到海外宣教的行列。為裝備自己，她先進入洛杉磯聖經學院（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學習，然後再到芝加哥深造。期間，她以“主需要我們”為題，寫下她的心願：

“當我們順服主的引領，聖靈便叫我們甘心樂意地做主特別安排的事工，願意在主的旨意裡，擺上自己作活祭。無論主領我何往，我只要全心全意地信靠他，這便是真正的得勝。 主的命令就是‘去’，他的應許是‘我就常與你們同在’，這樣我們還要甚麼呢？神竟然需要我們，這是何等的福氣！其實是我們每時每刻都需要主，一生一世都需要他！如今主耶穌把傳好資訊的大使命交付給我們，他頭上留下的荊棘冠冕的傷痕，手上的釘痕，把我們從罪中釋放出來，賜聖靈給我們，並且將來還要帶我們進入榮耀裡。我們怎能令他失望呢？ 三十年前，我的祖母已經是中華內地會禱告團契的成員，也訂購了《億萬華民》雜誌。加上我的父母，十年來都非常注重宣教事工。四年前，我們家還招待過一位內地會的宣教士，這位敬虔愛主的客人，他的一舉一動令我印象深刻。心想我若蒙召作宣教士的話，一定要選內地會。 兩年前，當我在洛杉磯聖經學院求學時，……一天，當我讀到陶恕博士（Dr. R. A. Torrey）的《聖經所教導的是甚麼？》（What the Bible Teaches?）一書，指出那些不認識神的人將來的結局時，我才清楚神的呼召。當時我的健康很差，非常軟弱，於是我求主：倘若我的健康復元，主若賜我壯健體魄，我便會應召前往。 我還記得那天是星期六，向主做了這樣的禱告後，想不到星期一就收到內地會寄來的申請表。到如今，對主的呼召，我一點都不再疑惑。我清楚這個異象：要到中國去宣教；我唯一的動機就是：搶救更多的靈魂歸向主耶穌。”

貝素珍隨即得到中華內地會的接納，啟程前往中國。1923年9月抵達上海，隨後轉往揚州接受初級語言訓練。結業後，貝素珍被派往大西北——甘肅省蘭州。該省除漢族外，還有許多西藏人、蒙古人和二百多萬回教徒。1924年7月26日，在蘭州南部五十多裡的狄道（今臨洮）的宣道會總部，舉行了第二屆甘肅全省宣教士聯合夏令會，共有來自17個宣教站的53位宣教士參加，分別代表了內地會、宣道會和北美瑞挪會（Scandinavian Alliance）等三個宣教差會；同時還有40多位來自各地的信徒代表。這次會議讓貝素珍大開眼界，也瞭解到大西北宣教工場之大。

經過一年多的學習，1925年春，貝素珍被轉派到伏羌（今甘谷）宣教站，與李桂香姑娘（Miss Hilda E. Levermore）同工。該地位於甘肅東南部，秦州（今天水市）以西22英里處。夏季時，她們二、三個人一組，到遠近村鎮傳福音，舉行露天街頭佈道。她們往往先以唱詩吸引人，待人們聚攏後，即開始講道。冬季時，冰天雪地，無法舉行戶外佈道。她們就每到一地，先支搭起臨時帳篷，然後敲鑼打鼓吸引路人進來聽道。除早晚外聚會，她們有時還特別為婦女舉行聚會。

1925年是貝素珍宣教工作最為起勁的一年，但這一年也是中國社會最為動盪不安的一年。除軍閥混戰外，各地接二連三地發生事件，如上海的五卅慘案、漢口慘案、以及廣州沙基慘案等。由此引發出罷工、罷市、及罷課風潮，形成空前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同時，反基督教運動也夾雜其中，以致許多地方的宣教士都受到威脅。

貝素珍在這期間所寫的家書中提到“基督將軍”馮玉祥，這一年他被委任為甘肅省軍務督辦，兼任西北邊防督辦。但那些貪腐的官僚和將官卻起來反叛他（1926年）。但“這有紀律、有訓練的‘基督徒部隊’卻蒙福佑，不僅沒有失敗，反而節節勝利。……數日之間，多得如蟻般的三萬馮軍進入城市，秋毫無犯，與別的軍隊迥然不同。”

當時，城內鄉紳父老組織起紅十字會，以救濟難民。有數天之久，他們在教會門前，掛起國旗和紅十字會旗，以便難民中的婦孺可到教會中避難。大約有200多名婦孺得到教會的保護，同時得以聽到福音。“馮軍繼續東行向秦州挺進，……這一支基督徒部隊一面高唱聖詩，一面齊步踏進秦州。”

1927年“南京事件”後，到處彌漫著血雨腥風。三、四月間，歐美國家使領館下令撤僑。甘肅省各地宣教士齊聚蘭州，由博得恩醫院院長金品三醫生（Dr. George E. King）帶領，一行大小50人，分乘八艘靠充氣羊皮袋漂浮的大木筏，沿著黃河漂流到包頭，再轉乘火車到天津。途中，八艘木筏分別擱淺，金醫生下水搶救，待最後一艘脫險時，他已精疲力竭，不幸失足溺水而亡，令眾同仁哀傷不已。

千辛萬苦抵達上海後，因中國政局動盪不已，貝素珍遂於1927年12月回美休假，調養身心。在西雅圖，她不辭辛苦地到各教會作見證，與美國基督徒分享自己在中國宣教的見聞與經歷。1929年3月，她重返中國，被分派到位於伏羌東南80英里外的兩當（今兩當縣）新開設的宣教站工作。

1929年4月，貝素珍和白嘉理教士夫婦（Mr. & Mrs. George A. Bell）及兩個孩子、季伯禮教士（Mr. Albert L. Keeble）、護士任梅清姑娘（Miss Irene Reynolds）、生於中國的第二代宣教士羅福生姑娘（Miss Ruth L. Nowack）、及李桂香姑娘，從上海出發，先乘火車到河南開封，再先後轉車到河南府（今洛陽）、陜州（今三門峽市），最後到靈寶，就再沒有火車西行了。

據羅福生姑娘所記，我們可以瞭解到這趟行程的艱辛，也不能不敬佩這些宣教士，為了主耶穌的緣故，不辭辛勞，把福音傳到中國遙遠的邊疆。

“……（火車的）車門和車窗全都被拆掉，所謂‘座位’，就是坐在自己攜帶的行李上。地上滿是兩寸厚的灰塵，邊壁更是骯髒不堪……。”

在靈寶，她們只能乘坐騾馬車，向西安進發。一路上“西北風迎面刮來，沙塵滾滾，令人不停地咳嗽。若開口說話，滿口都是沙塵。唯有閉目養神，靜靜地躺在騾馬車上，顛顛簸簸向西行。……晚上抵達客棧，大家相視不禁放聲大笑，原來每個人都是滿頭滿臉塵土，活像路旁廟裡的泥菩薩！ 於是趕快拿臉盆打水洗臉，誰曉得旱災為患，只能供給一英寸半高臉盆的水，更甚的是，還要兩個人共用這一點點水。心想至少可以躺在炕上，甜蜜又舒適地進入夢鄉吧！誰知客棧內院的牲口夜晚不停地在窗外吃草，也有鄰居的小狗偷偷進來找東西吃，房頂上的老鼠到處亂躥。淩晨二時正，騾夫們呼喝之聲四起，原來是他們起來餵牲口，準備天明趕路。”

他們就這樣走了六天，才到達西安，受到當地宣教士的熱情招待。稍事休息後，又繼續西行到了陜西之鳳翔，在那裡遇到前一批宣教士，三男二女，停滯不前。原來前面的路多是山區，沿途多山賊。後來他們雇了足夠的騾子和騾馱轎子，五個男士騎著騾子，女士和孩子們分乘五輛騾馱轎子，還有馱行李的騾子，合成一大隊人馬，浩浩蕩蕩。他們沿著貼近山邊的山路行，非常危險，很容易失足墮下懸崖。轎子曾翻倒三次，有一次翻到水溝中，次次嚇得人魂不附體。所幸人畜都沒有受傷。五天后，他們到達終於秦州。全程走了五周有餘。

到秦州後，他們分道去往各自的宣教站。因旱災帶來饑荒，引起各種疾病流行。貝素珍在救助災民的過程中，不幸感染上致命的傷寒，雖經當地醫療宣教士全力搶救，但終歸無效，於1929年6月8日去世，時年尚不滿30歲。

年長的李桂香姑娘與貝素珍同工多年，二人形同姐妹。貝素珍病危時，李桂香一直守護在病床邊，照顧她。她如此評價貝素珍說：“她個性開朗、和善、樂於助人，常常禱告，基督和祂的十字架就是她一生的中心。她事奉的目標和禱告的負擔就是十字架的得勝和彰顯。明知饑荒帶來的是一連串的流行病，但當她休假回來，仍欣然前往甘肅省協助開拓一個新的宣教站。她從不懷疑主的旨意，一直奔那擺在她前頭的路程。”

貝素珍彌留之際，對李桂香說：“這是十字架的道路”；又說：“祭壇上的一切都準備好了，要獻祭了。” 她的確是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