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範宇

畢範宇（Frank Wilson Price）於1895年2月25日生於浙江省嘉興，其父母腓力（Philip Francis）和以斯帖（Esther Wilson Price）是美國南長老會的傳教士，在華宣教50多年。畢範宇從小在父母的教育與熏陶下長大，同時在一個教會學校讀書。因為他生長在中國教會和社會環境中，所以他說一口流利的中文。15歲時，畢範宇被父母送往美國讀書，先在一所高中進修一年，然後入讀戴維森大學（Davidson College）。在學期間，他品學兼優，並擔任基督教青年會會長。1915年，畢範宇作為“美國大學優秀生全國性榮譽組織”（Phi Beta Kappa）的優秀學生畢業於戴維森大學，並在畢業典禮上作為畢業生代表致辭。此後數年中，他先後在耶魯大學完成學士學位；繼在紐約哥倫比亞教育學院完成基督教教育文學碩士學位（M. A.）；再從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期間又從其母校戴維森大學獲贈神學榮譽博士學位。1918年秋，在國際基督教青年會的資助下，畢範宇前往戰後法國服務那裏的華工數月之久。

1922年，畢範宇在弗吉尼亞州萊克星屯長老教會被按立為牧師，並且作為哈里森堡第一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前往中國。翌年夏天，他與弗州格林威爾的艾茜•麥克魯爾（Essie McClure）小姐結婚，隨後這對新婚夫婦即啟程前往中國。從1923到1952年被迫離開中國為止，他一直在中國工作。在長達20年時間裏，畢範宇在教育改革、鄉村建設、教會發展，以及普世教會運動等方面均系領軍人物，做出不少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農村培訓中心的建立，和一項農村教會五年考察報告。

在南京，畢範宇長期擔任金陵神學院宗教教育教授，為中國青年神學生（nascent Chinese Theological students）創立了鄉村服務項目和鄉村教會科，親自負責並身體力行。早於抗戰前，畢範宇全心投入到多項鄉村發展實驗項目中去，先在江寧縣淳化鎮設立實習農場，又於1934年在江西黎川設立農場實驗區。他經常帶領神學生們騎自行車或步行到農村地區考察、實習，與村民們建立起良好關係。他們不僅僅獲得在鄉村建立教會的第一手資料，也幫助農村進行組織建設，實施農業改良，興辦醫療衛生和教育等。

因其敏銳的思想和超眾的語言能力，畢範宇一生中一直進行著不懈的學術追求。他的中文極好，亦精於中國文化，對中國社會和政治有著深刻的洞察力，可說是“中國通”。1929年，他把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翻譯成英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畢範宇是一個高產作家，著作等身，用中英文著有大量的有關中國教會、文化與社會，以及它們與西方之間關系的書刊與文章，主要有《金陵神學院史》、Religion and Character in 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of China (1929)《在華教會中學的宗教與道德教育》，China Rediscovers Her West, co-editor (1939)《中國對西方的再認識》，We Went to West China (1943)《華西行》，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 1938 and 1948，《中國鄉村教會，1938-1948》，As the Lightning Flashes (1948)《電閃雷鳴之時》，China-Twilight or Dawn (1948)《中國——黃昏？還是黎明？》Marx Meets Christ (1957)《當馬克思遇見基督》等著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畢範宇全力支持全民抗戰。為逃避戰亂，他隨金陵神學院師生一起沿著滇緬公路逃亡到華西成都，仍然擔任著神學院鄉村教會部主任。在華西期間，畢範宇與蔣介石和宋美齡關係密切，成為他們的私人朋友和顧問，同時亦擔任國民政府外事局顧問。他與國民政府緊密合作，在中美軍隊之間協調關係，幫助建立翻譯學校，培訓翻譯人才。當蔣委員長親臨戰時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訪問美國僑民時，畢範宇親身陪同，為蔣介石做翻譯。他還多次赴美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搖旗吶喊。為使西方國家了解中國的抗戰事業，他將蔣委員長的大部分有關戰局的言論都翻譯成英文，並根據自己在中國各地之見聞寫成報告，將日佔區中國百姓，以及中國教會的悲慘境遇昭示給美國人民。

因著他的教導，以及他為農村建設所做的種種努力；也因他為中國抗擊日本侵略所發出的吶喊，以及他在普世教會運動中所顯示出的領導能力，而受到廣泛的尊敬與愛戴。

抗戰勝利後，畢範宇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鄉村教會部負責人、代理長老會總幹事。1948年，在中華基督教會第五屆總議會上，他發表了“基督教與鄉村建設”的演講，隨即在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了一個鄉村事業委員會，希冀把教會的鄉村工作與國民政府的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工作聯合在一起，利用美國的經濟援助來實現中國農村的復興。在滬期間，畢範宇亦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的牧師。

從他來華宣教生涯之始，畢範宇就極力主張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超宗派的教會，強調基督教各宗派之間的合作。他一貫倡導由更多的中國基督徒出來擔任教會領袖，逐漸削弱西方傳教士對教會的控制。1938年，他作為中國教會代表團成員之一，出席了在印度馬德里舉行的世界宣教大會。在這個由49人組成的代表團中，30位是中國基督徒領袖，只有19位是外籍人士。1945年，畢範宇還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到美國舊金山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大會。在1948-1950年間，他作為幹事之一，推動普世教會合一運動。許多年間，他也一直致力於美國南、北長老會重新聯合成為一體。遺憾的是，他沒能夠活著看到南北長老會於1983年重歸於一。

到1948年底，國共戰爭已見分曉，但畢範宇還是選擇留在了大陸而沒有去臺灣，因為他對前景還比較樂觀。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畢範宇因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緊密關係而遭到控訴和逮捕，並且被判處了死刑。但實際上，從1950-1952年，他和妻子被軟禁在上海達22個月之久，直到被驅除出境為止。軟禁期間，畢範宇把23首中國贊美詩和多首中國古典詩詞翻譯成英文。

1952年，畢氏夫婦被突然宣布釋放後回到美國，定居在弗吉尼亞州萊克星屯郊外，受聘成為新蒙莫茲教會（New Monmouth Church）的牧師。這個鄉村小教會原是一個嚴重分裂的教會，他成功地將兩派會眾帶入了和諧與合一。不久，畢範宇當選為美國南長老會大會主席，任期一年（1952-1953）。任期中，他經常外出，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到南方各地出差，周五才回到家鄉，準備主日講道，或出去探訪信徒。

1956年，畢範宇應聘成為紐約宣教士研究圖書館（the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主任，同時擔任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宣教學教授。1961年退休後，他和妻子又搬回到弗州的萊克星屯。在接下來的五年中，他在弗州斯當頓城的瑪麗•鮑德溫學院（Mary Baldwin College in Staunton, Virginia.）為國際學生授課。

1963-1964年，在農業宣教部和一些神學院聯合資助下，畢範宇夫婦前往印度、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韓國、日本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考察那裏的教會，歷時14個月之久。這一行程非常辛苦，當他們回到美國後，畢範宇的初期帕金森病癥明顯惡化。遺憾的是，他沒能夠完成考察報告的寫作，即於1974年1月死於萊克星屯，享年78歲。遺下他的妻子、兩個孩子和八個孫兒孫女。

畢範宇聰明過人，且極具語言天賦；他是一個勤於思考的基督教神學家、興趣廣泛的學者、精力旺盛且富於熱情的人、熱心關懷他人的牧師和朋友。他很會安慰病人，撫慰憂傷的人；他經常在周末邀請那些遠離家鄉父母的華人學生到他家裏吃飯聊天。他憐愛一個失去了小狗而受驚的小女孩，或站下來贊賞一個剪羊毛農民的技能。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麽他有那麽多的精力，好像永不疲倦一樣。有一個青年大學生來到新蒙莫茲教會實習，幫助帶領查經，只一個星期下來，就覺得累得要死。但他看到畢範宇好像從來都不知道累，每天都是那麽精力充沛，有一次就問畢範宇怎麽能做那麽多的事情。畢範宇稍作沉思，回答說：“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賽40:31）。當問道：你在那被軟禁的漫長的兩年中，是如何忍受和打發那些百無聊賴，無事可做的日子時，他總是笑著說：“沒有誰或沒有什麽可以阻止我禱告”（Nothing kept me from praying）。

正因為他太能幹，卷入太多的事務與活動，因此招致非議與批評也很多。從他在長老會考牧時起，他的神學思想就遭人非議，有人認為他的神學不夠正統；也有些人認為他太“普世化”，甚至不惜犧牲、淡化自己的信仰，與其他宗派的人甚至非基督徒同工、合作；還有些人認為他花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參與從事那些社會、經濟和政治活動，而且他有時候似乎更像一個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雖然他被中共軟禁並驅逐，但回美國後他竟公然主張美國應當承認共產黨中國，並主張應當在聯合國給中國政府一個席位。

無論如何，中國是他的心所系、愛所屬，乃至關心所至。他愛中國人，愛他們的靈魂與生命，為他們他願意奉獻自己的畢生精力。他對普世宣教運動，特別在對華宣教、基督教教育、學術研究、農村教會的研究與實踐，以及基督徒對社會的參與與見證等方面，皆做出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