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

一、成長與獻身中國宣教

1801年4月22日，裨治文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貝勒徹爾鎮(Belchertown)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母皆為美國公理會教會的信徒。由於家境貧寒，裨治文課餘時間還要幫助父親耕種田地。 13歲時，在一次佈道大會上，裨治文悔改歸主。不久進入安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讀書。在學期間，他有機會閱讀到一些關於海外宣教的雜誌，使他對海外宣教有了初步的了解，遂萌發出獻身作宣教士的念頭。

1826年，裨治文進入安多弗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神學畢業後，於1829年9月，他成為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宣教士，接受差遣前往中國宣教。同年10月6日，裨治文被按立為牧師。面對那不可知的宣教工場的挑戰，裨治文所屬教會的牧師寇曼(Lyman Coleman)鼓勵他要“高聲地向成千上萬已被偶像蒙蔽了心眼的中國人傳福音，讓他們得聞救恩的樂歌”。

促成美部會差派宣教士到中國的關鍵人物是英國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美國基督徒商人奧利芬（David W. C. Olyphant）。奧氏是一位信仰虔誠的基督徒，曾在梅森的紐約教會擔任長老。 1820年來華經商；1827年在廣州成立自己的公司，名為“Olyphant & Company”。他與馬禮遜關係密切，積極協助馬禮遜在華宣教工作。 1827年11月，馬禮遜與奧利芬決定聯手促成美國在華宣教事業，同時分別緻函美部會請求建立中國傳教團。奧利芬在信中具體要求派兩名傳教士來，分別向中國人及來華外國船隻上的水手傳福音。他們的請求得到肯定的回應，美部會派遣的裨治文與代表美國海員之友協會（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雅裨理（David Abeel）於1829年10月14日搭乘“羅馬號”(Roman)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在旅程中，裨治文記下這樣一句話：“我雖然很渺小，但我的行為將會影響許多人，甚至影響整個中國”。

經過三個多月的海上航行，裨治文等人於1830年1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當時在華僅有的兩位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夫婦的熱烈歡迎。那時，他們已在澳門和廣州兩地開荒工作了23年之久。這對初出茅廬的裨治文來說，實在是很大的鼓舞。

同年2月25日，裨治文轉往廣州。在美國租界內找到合適的房子居住後，即投入工作。他首先在馬禮遜所創的一所小教會裡做牧師，向租界內居住或工作的外國人傳福音，同時開始學習中文。他視馬禮遜為前輩，非常尊重他。在馬禮遜的幫助和指導下，他度過學習中文、認識中國及適應生活的初期階段。裨治文是一位富有遠見的宣教士，他不僅有奉獻的精神和事奉的熱誠，更知道語言和文化對宣教工作之重要。他經常找機會與在租界內工作的中國人聊天，藉此操練中文會話。有時甚至冒著被捕的危險，向他們傳講福音。如是經過一年多時間，裨治文的中文有了顯著的進步。除語言學習外，他還注重對中國文化、宗教及習俗之研究，為的是“將人的思想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後10:5)。

二、裨治文與《中國叢報》

由於當時中國政府禁止其臣民與外國人來往，宣教士不得公開宣教，他們只得以文字和分發書刊的方式傳播福音。奧利芬藉商務回國之機，發動紐約曼哈頓區布立克街長老教會的會眾捐款，為裨治文購置一整套印刷設備交由美部會起運，於1831年12月運抵廣州。 1832年5月，裨治文在馬禮遜和奧利芬的鼓勵與支持下，創刊發行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目的是“喚起全世界基督徒對中國人靈魂覺醒之注意”。其讀者主要是在中國工作的西方商人和宣教士，也供西方凡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以及在通商口岸能懂英文的中國商人和知識分子閱讀。 5月31日，創刊號問世。 1832年11月，美部會理事會秘書安德森（Rufus Anderson）讚揚說：“《中國叢報》是一份極有價值的刊物，辦得非常好。我很高興你決定讓本刊進入第二年。它在美國傳播關於中國的資訊並激發對你的宣教工作的興趣，影響力很大，遠超過我們期望之上”。

《中國叢報》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地理等相關知識，也記述宣教士們在東南亞各地如新加坡、馬六甲、檳城、巴達維亞等城市的宣教活動。該雜誌除報導中國語言、文化、歷史、藝術、典制、風俗、宗教，以及迷信等內容外，且屢次刊文針砭時弊，力陳婦女纏足，以及吸食鴉片之危害；以致廢除婦女纏足成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標，並卓有成效。反對鴉片的文章，則前後刊載48篇之多，其中有15篇為裨治文自己所寫，為中國仗義執言，並在美國激起反鴉片的浪潮。

《中國叢報》創刊於廣州，在鴉片戰爭期間曾一度遷至澳門和香港，戰後再遷回廣州。裨治文一直擔任《中國叢報》的主編，直到1847年他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時為止。其後，由宣教士貝雅各(James G. Bridgman)接任，但他只做了約九個月的時間便離職。從1848年10月起，美國宣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接任主編職務，直到1851年12月《中國叢報》停辦為止。 《中國叢報》從創刊至停辦前後約20年，合共出版了20大卷。安德森於1851年7月信中說：“我認為《中國叢報》是關於現在進展中的中國宣教事業半世紀來最有價值的資料和意見的寶庫。我切盼我們所有重要的圖書館都擁有整套的本刊”。 《中國叢報》不僅激發了西方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的宣教熱忱，更成為當時西方人探索與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後世則成為學者們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華宣教活動的主要資料來源。

裨治文不僅是美國第一位來華宣教士，也是第一位漢學家。他具有熱誠的奉獻精神，特別的語言天賦，以及對文化的透視力。他用中、英兩種文字從事著述，向中、西方介紹彼此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從而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樑。

1838年，裨治文出版了他的中文著作《英理哥合省國志略)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不僅是一本地理書，更介紹了美國的歷史和製度，其用意在於顯明美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此書前後經過兩次修訂:第一次在1846年，書名改為《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在廣州出版；另一次則在1862年，書名再次更名為《聯邦志略》 (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上海再版。
1841年，裨治文用英文寫就《廣東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在澳門問世。此書詳細描述了中國人在文藝、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況。這部巨著面世當年，美國紐約大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貢獻，特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

裨治文其他中文著述還有《真假兩岐論》、《永福之道》、《復活要旨》、《靈生詮言》和《耶穌獨為救主論》等書。此外，裨治文亦將中國的《孝經》翻譯為英文。

三、裨治文與中文聖經翻譯

1847年以後，裨治文移居上海，參與聖經的翻譯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為止。他曾先後參與三部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第一部是《新遺詔書》，該譯本基本上是從馬禮遜的《神天聖書》修訂而成的。 1834年，在馬禮遜逝世後不久，裨治文便開始與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和馬儒漢(John R. Morrison)三人合作，著手進行馬禮遜譯本《神天聖書》的修訂工作。 1837年，名為《新遺詔書》的新約聖經在巴達維亞出版。

1843年8至9月，西方各基督教差會的代表在香港舉行宣教士譯經大會，商討出版一部“不僅為各差會共同認可，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聖經譯本”。裨治文與波乃耶(Dyer Ball)二人，以美國公理會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大會決定對《新遺詔書》再次修訂，並且重新翻譯舊約。裨治文作為廣州/香港傳教區的翻譯委員，被委派加入專責小組，與宣教士憐為仁(William Dean)一起處理某些聖經專有名詞的翻譯。

1851年，裨治文與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宣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合作，翻譯舊約聖經，同時參與《委辦譯本》新約的修訂工作。 1859年，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下，修訂後的新約聖經正式出版。 1863年，《裨治文/克陛存舊約譯本》以四冊本的方式面世。可惜的是，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沒能看到此譯本的出版，因為他們已分別於1861年和1862年去世。

裨治文在其最後歲月裡，還曾致力於將新約的歷史書卷翻譯為官話。可惜，該官話譯本不知何故，未能傳於後世，只能從其他宣教士的書信中，得知裨治文確曾從事這項譯事。 1861年12月，在裨治文逝世後不久，美國公理會宣教士白漢理(Henry Blodget)曾寫信給他的差會說: “裨治文博士最近寫信給我，說他有六、七年的時間是常常忙於預備一部《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官話口語譯本。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他所遺留下來的這部分聖經的手稿”。此外，美國宣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其1864年7月30日寫給美國聖經公會的信中，也曾提到裨治文的這部官話譯本，是他與克陛存合作翻譯的。

四、裨治文與中國益智會

裨治文來華之初，在其頭腦中，中國人只是一個“簡單、落後和無知的拜偶像的民族”。但自從踏上中國的土地後，他所面對的異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使他的世界觀得以改變。他開始明白“這是一場對抗無知的現代化戰爭，決勝關鍵不僅是在於獲得屬靈的真理，也在於獲得屬世的知識”。同時他相信“教育是上帝用來提升人類心靈和解救人類脫離懲罰的一種方法”。這些觀念上的改變，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協調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

在裨治文和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實臘的推動與主導下，1834年11月，一個為促進華人認識西方文化的組織“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在廣州正式成立。他們的目標是“希望藉著和平的手段，促使中國不論是在商業、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全方位對外開放”。他們決意“以智慧作為炮火”，讓中國人不僅可以接觸到“現代的發現和發明所產生的最豐富的果實”，還可以認識西方國家的歷史和國情。

中國益智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廣中文書刊，藉此“開啟華人的思想領域”。除裨治文外，郭實臘和馬儒漢等宣教士，都有份參與撰寫文稿的工作。美國商人奧利芬，英國商人麥雅各(James Matheson)和佐威廉(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曾先後出任該會的會長,他們同時也是經濟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益智會已出版了七種刊物，向中國讀者詳細介紹“那在中國以外、正在改變中的世界”。後來，中國益智會亦在新加坡設立堅夏書院，出版中西書刊；同時承辦郭實臘主編的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五、裨治文與教育事業

1835年1月，即馬禮遜逝世後半年，裨治文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以及一些在廣州的歐、美商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籌備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草擬章則等事宜，裨治文擔任該臨時委員會的召集人和書記。 1836年9月28日，“馬禮遜教育協會”正式成立，裨治文被選為理事會執行秘書。他在成立典禮上致詞時說：為要完成馬禮遜對中國教育事業的未竟之願，該組織要在中國“興辦西式教育事業”，因為當“教育在中國普及化之後，全中國的人民將會受益，而我們的傳教事業最終也會成功”。從中可見該會宗旨之一斑。

1839年11月4日，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府“馬禮遜紀念學校”(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在澳門正式開學。第一期學生共有六人，皆為寄宿生。他們的學費、書費和食宿費等，均由馬禮遜教育協會全額提供。校長為撒母耳·布朗(Samuel Brown)，他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且在紐約已有多年執教經驗。他的新婚妻子來華前也是一位教師，她願意與丈夫同心負起領導學校之責。

馬禮遜紀念學校以英語授課的科目有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化學、音樂和初級機械原理等，當然還設有聖經課程。該校學生雖因不習八股文章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但他們畢業後可進入香港的洋行充當買辦或譯員。

1845年9月，馬禮遜教育協會舉行第七屆年會，裨治文被選為會長。翌年，布朗校長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國養病之機，帶同容閎、黃寬和黃勝等三人前往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芒松學校（Monson Academy）進修。其中除黃勝因水土不服，生病輟學回國外，容閎與黃寬兩位均於兩年後從芒松學校畢業。容閎繼續前往耶魯大學深造，而黃寬則前往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黃寬苦讀七年後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在國外獲得醫學博士榮銜的西醫。他先後在香港的倫敦會醫院、廣州的惠愛醫院，以及博濟醫院服務，並於1867年擔任博濟醫院代理院長。容閎畢業回國後致力於推動留美教育，“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學生到美國讀書，以便學成後能改造中國，振興國運”。經過了十七年的努力，滿清政府終於在1871年接納了容閎的建議，派遣120名中國幼童，分二批到美國留學，容閎則被聘為留美學生監督。十九世紀後，容閎更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

1847年6月，由於裨治文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而馬儒漢於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病故，再加上其他理事們皆私務纏身，因此在舉行過第十屆年會後，馬禮遜教育協會便自動解散，而馬禮遜紀念學校也從此停辦。
裨治文攜妻伊莉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移居上海第二年，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每月召集學人聚會交流，並印行學報。不久，該會更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裨治文自任會長。

1850年4月，裨治文與夫人在上海創辦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開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 “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從該校畢業的。 1881年，由於美國公理會與美國基督教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之間發生分歧與衝突，裨文女校的部分師生轉到美國聖公會所辦的聖瑪利亞女校( St. Mary Girls’School)，而裨文女校則被美國基督教女公會接管。 1931年，該校以“裨文女子中學”之名向上海教育局註冊立桉；1953年，中國政府予以接管，改名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學”；1966年“文革”開始後，取消女中，再次更名為“上海市第九中學”。

六、裨治文與中國醫藥傳道會

1838年2月，裨治文聯同美國公理會的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Peter Parker)，以及宣教士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等人，在廣州發起組織“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該會成立的目的，旨在“呼籲歐美各國差會派遣更多醫生來華，藉行醫和開設醫院推廣福音工作”。當時參加成立典禮的有十多人，裨治文被公推為副主席。該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麥嘉締（D. B. McCaetee）等在中國教會史和醫學史上重要的醫療宣教士，都曾經是中國醫藥傳道會的成員。

七、裨治文與清廷的關係

廣州履任欽差大臣，頒令外商禁止販賣鴉片。他是清廷少數有見識的官員之一，為要瞭解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歷史和風俗等情況，林則徐特意聘用了四位華人為他翻譯外國書刊，並為他作傳譯，其中一位就是梁發的兒子梁進德。通過閱讀，林則徐始知裨治文，並很想與他結交並使用他。由於梁進德是裨治文的學生，所以林則徐曾派梁進德走訪當時仍在澳門的裨治文，請他前往廣州相敘，以及協助林則徐把一份照會交給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 ，並請義律轉呈英女皇，期盼英女皇禁止種植罌粟，使鴉片商人無法毒害中國人民。裨治文雖然婉拒了林則徐的這項要求，但這份照會的全文則一字不漏地登載於1839年5月的《中國叢報》。裨治文還在報上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我們要告發英國，因她帶頭從事鴉片貿易。這個號稱是開明的、跟從基督的國家，竟給尚陷在黑暗中、信奉異教的中國種植和生產有害的東西，且以此（鴉片貿易）補充她的國庫。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顛倒。我們深信，這個以善行和信仰原則作為基礎的基督教國家，將會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相對地與她當有的責任和榮譽不符的事情——遭受長期的苦楚。（英國政府）在一個異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沒有原則，這只會使他們（中國人）在反抗基督徒時落入不道德的試探中”。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將查獲英商的鴉片，在虎門銷毀。裨治文是應邀前往現場觀看銷菸的西方人士之一。在林則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摺中，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臣等欽遵諭旨，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在粵銷毀。……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無不肅然懷畏。並有咪唎堅之夷商經（King）與別治文（即裨治文）、弁遜（Benson）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游擊羊英科遷禀，求許入柵瞻視……”。

裨治文也將林則徐在銷菸現場所說的話，登錄在《中國叢報》上，其中有云: “凡經營正當之貿易與夾帶鴉片之惡行確無牽涉之船隻，應給予特別優待，不受任何連累。凡從事私售鴉片之船隻，必嚴加查究，從重處罰，決不寬容。總而言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者不必掛慮，如常互市，必無阻撓。至於惡者，惟有及早離惡從善，不存癡想”。

此外，裨治文也不時在《中國叢報》上撰文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而在裨治文的巨著《廣東方言撮要》的第六章中，他更將林則徐頒布的禁煙令全文登載出來，可見他對林則徐的禁煙之舉是積極支持的。

1844年7月5日，中美雙方談判，清廷方面的代表為耆英和潘仕成；美方代表是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而裨治文與衛三畏雖則擔任顧盛的譯員，參與條約的擬定與翻譯工作，結果是“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其中第十七條款規定，基督教可在五個開放口岸設立禮拜堂並傳道。有論者認為該條款得以納入此條約中，與裨治文等人在中國民間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們與滿清官員之間的交情不無關係。由於耆英和潘仕成兩人，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皆為美國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的病人，通過接觸與交往，他們對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因此，當美方爭取在中國的傳教權益時，耆英和潘仕成並沒有提出反對，而且在他們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也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理由。故有論者認為，這些與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煙，與滿清官員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有間接的關係。

1852年2月3日，裨治文因病無法繼續工作，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乘搭“野鴿號”(Wild Pigeon)輪船離開中國，6月16日抵達紐約。這是他們在華工作三十年中，僅有的一次休假。在美國逗留期間，裨治文無法忘懷在中國的事業。因此，他只在自己的家鄉住了短短四個月的時間，便於同年10月12日離開美國，於翌年的5月3日抵達上海。隨即投入到譯經、寫作、學術及外交等工作。 1854年5月，裨治文隨美國駐華公使麥蓮從上海進入太平天國轄區考察，回上海後發表《調查報告》，否定太平天國。

八、裨治文去世

1861年9月，裨治文罹患痢疾，以致10月舉行的皇家亞洲學會會議，他都不能出席。延至11月2日，終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終年60歲。自其神學畢業應召來華，歷時30年之久。他的突然離世，令人深感震驚。其摯友衛三畏從澳門寫信給伊莉莎說：“當我細讀你寄來的幾封信，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數天對他的情況所作的描述時，那有關過去的種種回憶，都湧現在我的腦海中。裨治文與你，每一天都在我的心裡。他是我親愛的朋友——為他的存在，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夠永遠與他在一起享受上帝。……他那不屈不撓的堅忍和那恆久不變的愛心，時常鞭策著我，要我以他作為學習的榜樣”。裨冶文逝世後，伊莉莎返回美國一段時間。 1864年，伊莉莎在北京燈市口創辦了貝滿女校，以紀念亡夫裨治文。 1945年時名為“私立貝滿女子中學”。 1950年代之後，該校先後更名為“五一女中”、“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學”；現為北京166中學。貝滿女中為中國培育出許多英才，原衛生部部長李德全、作家謝冰心、原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等人，皆出自貝滿女中。伊莉莎於1871年10月去世，享年66歲。

斯人去矣，但裨治文在世時為中國社會和人民所作出的貢獻，為後人所記念。他不僅把基督福音之光帶到中國，也以真理和科學啟迪了中國社會。他一生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不愧為溝通中西方文化的“搭橋人”（Bridg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