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舫濟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基督教來華傳教士興辦教育是對中國的一大貢獻。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湧現出了一批聞名遐邇的教會大學，如蘇州東吳大學、杭州之江大學、成都華西大學、武昌華中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北京燕京大學、濟南齊魯大學等。這些各具特色的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在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與之相對，這些大學的校長也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風雲人物，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而在當年的教育界，與司徒雷登齊名的人物是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故有“北有司徒雷登，南有卜舫濟”之說。如果說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學成功的關鍵人物，那麽卜舫濟就是聖約翰大學的靈魂人物。卜舫濟曾戲稱自己是三分之二的中國人。其實，他何止是三分之二的時間在中國，他把自己一生的事業和全部的心血都傾注於他執教53年之久的聖約翰大學，並終老於上海。

一、早年背景

1864年2月22日，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出生在美國紐約的一個富有的基督徒家庭裡，祖父為基督教聖公會牧師和史學家；父親卜雅各是紐約的聖經出版商，同時兼任聖公會紐約教區的司庫。1883年，卜舫濟從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畢業，隨後進入聖公會總神學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神學，1886年獲神學學士學位。據卜舫濟晚年自述，他與中國結緣極為偶然。在紐約研讀神學期間，他應邀到一個私人學校教中國洗衣工英語，因而對中國發生興趣。日後他說，從那時起“我便很想從我們中間這些外鄉人了解更多的東西，並且開始閱讀關於中國和它古老文明的書籍。” 漸漸地，卜舫濟萌發了到中國宣教的願望。

二、抵華初年

1886年，22歲的卜舫濟從神學院一畢業就接受美國聖公會的差遣前往中國宣教，他懷揣著“播撒基督教火種”的理想，於11月18日抵達上海，受到聖公會上海教區主教布恩生（William Boone Jr.）和上海聖約翰書院院長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的接待，從此開始了他在華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宣教生涯。為儘快掌握中國的語言，並熟悉中國的習俗，卜舫濟住進嘉定的一戶農家。初到嘉定時，被當地人視為“野蠻人”，常常被街上的小孩喊作“猴子”。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與人民打成一片，他身穿中國長袍馬褂，頭戴圓形瓜皮帽，腳穿方頭壽字鞋，腦後拖著一條長辮子，學說中國話，學習用毛筆寫字，學習用中國的禮節待人接物，飲食起居完全仿照中國士紳。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年多後，卜舫濟已滿口上海話，也差不多變成一個“上海通”了。正是在嘉定的這一段經歷，使卜舫濟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習俗等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崇尚道德的社會，人際關系是靠禮、義、仁、智、信維持的。但因著官僚的腐敗，造成了中國的落後和種種社會問題。此外他也看到，雖然中國人的心智很高，但現行的教育方式和教授內容，大大制約了中國人智力的發展。中國私塾從不教授自然科學知識，學生所學內容皆為“四書五經”等古代經典，學習方法全靠死記硬背，也不注重體育活動。鑑於此，當卜舫濟後來出任聖約翰書院校長後，就特別注重以西方知識和方法培養中國新一代精英，全面引進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來改造中國的教育。

三、聖約翰年華

1887年，卜舫濟奉派到美國聖公會在華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校——聖約翰書院（St. John’s College）擔任英語教習。聖約翰書院為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為實踐其推行高層次教育的宿願，於1879年將聖公會原轄培雅書院和度恩書院合併，在滬西梵皇渡購地興辦起來的。當時創辦的主旨，主要是以訓練傳教士為目的，故規模不大，初設西學、國學、神學三門課程。由於學生水平有限，采用國語、方言同時授課的方式。

1888年6月，年僅24歲的卜舫濟接替施約瑟成為聖約翰書院監院（校長）。早在嘉定學習期間，卜舫濟認識了聖瑪利亞女校校長黃素娥。黃素娥是美國聖公會第一位中國籍會長黃光彩的長女，聰明伶俐，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中英文，且擅長音樂，熱心於公共事務。所以，當1881年施約瑟主教創辦聖瑪利亞女校後，黃素娥被委任為校長。

在當時封閉的中國社會，那種華人歧視西人，西方人歧視華人的氣氛還很濃厚，不獨西方教會反對傳教士與當地華人結婚，就是中國人也把此事看為大逆不道，更何況聖公會又是比較保守的教會。但卜舫濟卻勇敢地向這種偏見發起了挑戰，在與黃素娥相識後不久，卜舫濟就認定黃素娥是自己理想的伴侶。於是他置禁令於不顧，對黃素娥開始了執著的追求。有情人終成眷屬，1888年9月27日，這對新人身著傳統的中國服裝，在聖約翰校園內的聖約翰教堂舉行了婚禮。婚後二人共育有三子一女，他們成年後都曾在聖約翰大學工作過。

卜舫濟出任院長後，首先提高聖約翰的入學標準，嚴格篩選入學新生，做到寧缺毋濫。對書院的課程，他也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大力推行英語教育，采取全盤美國化的英語訓練方法。除國文外，其他課程一律使用英文教材，教師在課堂上用英語授課，同學之間交流也必須用英文，還必須學習西方的禮儀和習俗。在當時中國所有學校中，聖約翰是第一所使用英文授課的學校，也因英文教育聲名鵲起，享譽天下，成為“全中國最適宜學英語的地方”。大規模強化訓練使聖約翰學生的英文水平居國內各學校之首，不但畢業後出路寬廣，在其他方面也占有優勢。與此同時，卜舫濟也致力於提高辦學層次，於1892年試辦“正館”，成立了大學部。1896年，大學部得到美國教會方面認可，聖約翰改組為“聖約翰學校”；1905年11月，正式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註冊為“聖約翰大學”，成為美國政府認可的在華教會學校，卜舫濟被任命為校長。此後的35年間，他一直擔任該校校長，如果再加上此前擔任書院院長的時間，卜舫濟主持聖約翰的時間長達53年之久。期間，他還兼任文理學院院長，並兼管中學部，除教授英語外，還講授物理、化學、天文、地質等課程。

卜舫濟大力提倡自然科學，為聖約翰自然科學學科的發展多方活動，籌集了美金1.5萬元和白銀4000兩，以興建“格致樓”，內設物理、化學實驗室，這在當時中國各大學中實屬僅有。同時，書院還開設了化學、物理、算術、幾何、寫作、英文語法、會計、科學史、生理學、世界史等課程，把先進的大學理念引入中國。經過卜舫濟精心策劃，30多年間聖約翰資產增加了200萬銀元，校園從84畝拓寬到228畝。先後建造了15幢大樓、28所住宅，還有宿舍樓、教學樓、辦公樓、大禮堂、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交誼室等。正是在卜舫濟的主持和推動下，西方的大學制度被引入了聖約翰，使得聖約翰成為一所中西合璧、學科齊備的最高學府，設有神學院、醫學院、文理學院和土木工程學院等四個學院，所授學位被美國各大學認可。這種中西方文化互相交融的特色，由聖約翰的校訓便可見一斑：“光與真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前半句出自基督教信仰，後半句則為孔子名言。聖約翰校刊《約翰聲》如此詮釋校訓道：“我們要使聖約翰大學成為中國之光和真理的火炬，沒有再比此目標更崇高的了。我們將努力給予我們的學生一個廣闊的和豐富的基督化教育。我們將充分地教授英語和文學，相信這將有助擴大學生的智能水平。我們將傳授科學，不僅因科學有實用價值，還由於科學真理和所有真理都來源於上帝。”

聖約翰大學誕生於清末，興盛於民國。如果沒有聖約翰大學，中國在取消科舉制之後，可能會步入一條更為艱辛的改革之路。可以說，中國大學始於教會大學，教會大學始於聖約翰。而聖約翰則與卜舫濟這個名字緊密相連，沒有卜舫濟，就沒有聖約翰。聖約翰大學有著當時最為健全的大學體制和最為先進的管理與教育理念。其優良的師資與優秀的畢業生，更是讓它聲名遠播，不僅是國內大學教育改革發展的領潮者，而且在全世界也引人注目。經過卜舫濟不懈的努力，美國的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名校均同意接收聖約翰的學生入學，耶魯大學甚至同意免試招收。

1913年2月，卜舫濟邀請孫中山到聖約翰大學演講，受到師生們熱烈歡迎。孫中山說：“你們從《聖經》裡學到，你們有了光，就當給別人照亮道路。所以，你們在接受知識之後，就當去教導別人。一個民主國家的基礎就是教育。只要人民需要學習，你們就有責任去教育他們。你們要把所得到的給予他人。”

聖約翰曾被譽為“東方哈佛”、“東方劍橋”，在其存在的七十三(1879-1952)年裡，它不斷地為正在發生劇烈古今之變的中國社會，輸送擁有現代知識素養的人才。其中有許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外交界有施肇基、顧維鈞、顏惠慶；法學界有史久鏞；實業界有吳仁基、經叔平、劉鴻生、劉吉生；教育界有張伯苓、陶行知、陳鶴琴、周貽春；新聞界有鄒韜奮；科學界有錢紹禎、蕭孝嶸；醫學界有顏福慶；經濟學界有潘序倫；文學界有林語堂、張愛玲；音樂界有作曲家瞿希賢；建築界有貝聿銘、沈祖海；政界有宋子文、宋子良、榮毅仁、嚴家淦等，這些都是精英泰斗式人物。還有更多的聖約翰畢業生服務於海關、洋行、郵政局和大學裡。

卜舫濟不僅僅是一位出色的基督教大學校長和教授，而且是一位長期活躍在中國和國際舞台上傑出的基督教領袖。他曾擔任基督教入華一百週年宣教大會（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的副主席（1907年），以中國基督教代表身份參加了1910年在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大會（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他還先後擔任中華教育會（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會長（1914-1915）、中華基督教育會（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會長（1916-1925）、中國教會大學聯合會（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會長（1919-1921），以及皇家亞洲學會（North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會長等職。並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過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 Society）主席之職。

卜舫濟亦熱衷於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對中國歷史有相當之研究，著有《中國之暴動》、《中國之危機》；1905年，出版了《中國歷史大綱》、《中國歷史概略》；1928年出版了《上海簡史》。

1918年黃素娥因病去世後，卜舫濟於次年與聖約翰英籍教員顧斐德（C. Gooper）的遺孀艾米莉（Emily G. Gooper）結為夫婦。

四、辦學理念與特色

在當時的中國，卜舫濟能把聖約翰大學辦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自有其過人之處。他堅持奉行“廣博之自由教育”的原則，倡導文理兼容，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全面教育”，著力培育發展具有基督教品格的“新人”，略述如下：

1. 以宗教教育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教育。首先，卜舫濟將“光與真理”作為校訓並刻在校徽上，以勉勵學生用所學到的知識為國家、為社會服務，實現對光明與真理的追求。對卜舫濟來說，德育還意味著以身宣教。因此，直接與學生接觸，盡量與學生打成一片，是卜舫濟最重要的德育實踐。他十分強調師生之間要建立友誼，每逢周末，卜舫濟總會在自己家裡舉行晚會，邀請學生輪班做客、吃飯、喝茶、隨便聊天、點唱歌曲。卜夫人黃素娥為了支持丈夫的教育事業，在自己家裡招待過數以千計的聖約翰學生。除了自己以身作則外，卜舫濟要求每一位教師都要“在教室內外，運用上課、談話、講故事等和學生們接觸，特別是當學生遇到各種困難的時刻，教師更要給他們以同情、忠告和可能的幫助。” 林語堂先生在其自傳中曾深情地寫道：“我這對於西方文明之基本態度不是由書籍所教的，卻是由聖約翰的校長卜舫濟博士和其他幾個較優的教授而得，他們都是真君子。”

其次，在日常行為規範上，卜舫濟嚴格要求學生，制定出涉及方方面面的校規校紀。比如在衛生健康方面，規定學校寢室每間住宿學生二名，同住學生均有維護該宿舍陳設整齊之責；每晚必須按時就寢；不準在寢室內飲酒、就餐；每周六必須沐浴一次等。在遵紀守時方面，規定不得隨意請假，實在因病因事不得不請假時，必須嚴格遵循請假程序。在愛護學校財產方面，規定學校所有器具和門窗、玻璃、電燈等物，應留心珍護，如有損壞，應由該生賠償。戒除不良生活嗜好方面，規定禁吸紙煙、不準賭博、不準在寢室內接納女客。不占用公共空間、不妨礙他人生活方面，規定不準在寢室內喧嘩；不準在各寢室長廊中放置什物；愛好音樂者，在禮拜和他生上課時必須選擇空置教室且須關閉門窗，方能演奏樂器，以免驚擾他人（[2] 第43頁）。此外，他在學校實行“污點制”，如果哪位學生床鋪不整、在教室喧嘩、或不按時就寢等，就給他記一個污點。每有一個污點，星期六下午就要在教室呆半小時，卜舫濟親自督查。為此，學生形象地把這種處罰稱之為“吃大菜”，即“與校長共進晚餐”。那張傳票叫做“大菜票”，收到者戰戰兢兢，好似大禍將臨。懲罰的方法不一：最輕者禁止出校門；較重者“記過失券”，一學期中記過超過25次，即勒令退學；最重者開除學籍。從這些強制性校規中，可以看出卜舫濟倡導的是一種健康、文明的個人和公共生活方式。

卜舫濟還通過所謂“紳士教育”，來規範學生的日常行為。規定一年級學生要上一學期必修的禮儀課，要求學生在各種場合，都要像紳士一樣舉止優雅得體。學校為此專門為學生制定了禮儀手冊，手冊共有12條內容，其主要原則是：“1. 得體的舉止為紳士之標誌；2.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3. 處處尊重上司和女士；4. 尊嚴和體面出於整潔；5. 禮貌是社會交際車輪的潤滑劑。” 1922年時，年近60歲的卜舫濟還親自為學生開設禮儀講座課程。

從這些具體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卜舫濟對德育的重視程度，也體現了他對德育與教育的關系的認識：“有智育不能無德育，蓋德育二字，茍不以宗教之真理感化之，斷不能底於完全之人格。”

雖然卜舫濟對學生管理嚴格，平時神情嚴肅，不茍言笑。但日後聖約翰校友憶及他們的老校長時，皆心懷崇敬、欽佩之心。在《施肇基早年回憶錄》裡，施肇基如此描述說：“卜先生留長辮，衣華服，矩步規行，儼然一中國紳士。其人態度嚴肅而誠摯，辦事認真不茍。” 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在其《我的半生》中寫道：卜舫濟“苦口婆心，勸人為善，仁愛犧牲，以身作則”。而另一位聖約翰學子周有光，在其回憶錄《拾貝集》中如此說：“卜舫濟，美國人，能說一口浦東腔上海話。有一次，他用上海話對學生們說：你們離開房間的時候，要把電燈關掉，否則浪費電力，電廠就要發財，學校就要發窮！學生大樂。卜舫濟校長親自授課，教哲學史。枯燥乏味的課程，他教得生動活潑。我至今還記得他在課堂上的傳授：尼采說，不要生氣，生氣是把別人的錯誤來責罰自己。”

2. 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卜舫濟認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主要靠死記硬背，而不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這種教育的後果主要是訓練記憶力，學會讀寫一些漢字”，並且認為這種作法是極其拙劣的，因為它“是培養人的科學頭腦方面的一個障礙”（[3]第255-259頁）。為此，卜舫濟一方面通過加大近代自然科學內容的學習，訓練和開拓學生的思維能力，並親自為學生編寫《自然科學初級讀本》和《地理初桄》等教材。另一方面支持學生組織各種社團組織，開展各種課外活動，以充分開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和運用知識的能力。聖約翰大學各年級都有學生自治會。在某些時候，如學期考試之時，校方甚至交由學生自行監考，予以絕對信任。此外，學生活動如編印刊物，研究學術，聯絡感情，修養道德，皆有名種不同之辯論會、演講會、體育會、科學會、繪畫會、攝影會、音樂會、青年會、同鄉會等，不下數十種。校方不但對這些活動一概予以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而且還鼓勵教授們熱誠參加，予以協助。

3. 積極倡導體育運動。卜舫濟引進西方教育模式，把體育列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引導學生樹立體育鍛煉的觀念，組織學生每周日早晨集合做15分鐘啞鈴操；周一、三、五做軍體操，並把兵操列為必修課，積極引導學生逐漸養成良好的體育鍛煉的習慣。其次，學校開展各種體育運動。為鼓勵學生參加體育運動，學校還專門設置優勝獎，褒獎那些在校內比賽獲勝的學生，給予學校運動隊隊員特殊的夥食待遇。每當學校運動隊在校外競賽中獲得好的成績，學校就組織慶祝活動，並在《約大體育》上進行報道。因此聖約翰大學的學生體育組織和學生體育運動隊，在當時的高校中數量最多，在各種大賽中，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為學校爭得了不少榮譽。

在卜舫濟看來，體育並不是單純的體育運動，體育與德育甚至國民品格均有密切聯系，他說：“中學與大學之中，柔軟及軍事體操，均當註重。當夫隆冬之時，嚴風戟面，披衣而起，出戶運動，或非人所樂為。軍事體操，戎服整隊，步伐謹嚴，均其所難。然不知於德育體育上實有裨益也。運動一事，尤為有益。無論其為得為失，皆足使人品高尚。人品高尚，斯有國民之資格也”（[1]第22頁）。聖約翰的體育教育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語堂在其《八十自述》中回憶道：“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麽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4]）

4. 重視美育的積極作用。卜舫濟早期就與聖瑪利亞女校合作，組織過男女唱詩班，對學生進行西方音樂的啟蒙教育，這不僅有利於英語學習，也培養了學生的美感和韻律。1902年以後，學校設立了歌唱會。在專職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對西方音樂尤其是合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第22頁），對西方音樂的欣賞水平也逐漸提高。此外，聖約翰大學還陸續組織了軍樂會、攝影研究會、圖畫練習會、大學歌會、大學管弦社、聖約翰中學國樂會等組織。這些對陶冶學生情操、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等方面都是積極而有效的。

五、歷盡滄桑

卜舫濟主政聖約翰大學期間，經歷了戊戌變法、保路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正是風起雲湧，激烈動蕩的年代。他深切關注中國社會的變革，在主持聖約翰正常教務的同時，也留意“工人、農民和苦力受初等教育”的工作，曾專門考察當時的平民識字班，體察“重建國家中對受教育者的需要”。但卜舫濟主張教育與政治分離，反對學生以學校為基地從事政治活動，為此曾多次與熱衷於從事政治運動的學生發生沖突。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為罷課，學生與學校當局發生強烈沖突。學校為阻止學生而宣布放假，以孟憲承為首的17名教職員及553名學生憤然離校，於當年8月另組光華大學。

由於時局動盪，聖約翰大學於1927-28年間曾關閉一段時期，直到局勢平靜後，才於1928年重新開學。1929年12月，聖約翰舉行了50週年校慶活動，同時慶賀卜舫濟擔任校長40週年。當時南京政府實業部長孔祥熙、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以及基督教平民教育促進會會長晏陽初等人都專程趕來參加慶典。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聖約翰校友宋子文在慶典上被授予了法學博士學位。

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後，聖約翰為避戰火將學校遷往公共租界南京路大陸商場，不久與相繼遷入的滬江、東吳、之江大學四校組成了上海聯合基督教大學，1939年又遷返原址。1941年，卜舫濟因年邁辭去聖約翰大學校長職務，回到美國安度晚年，沈嗣良成為該校首任中國籍校長，卜舫濟之子卜其吉（James Pott）輔助。卜其吉是卜舫濟和黃素娥的長子，早在1924年即已在聖約翰任職，後到美國深造，畢業後回到聖約翰擔任教育系主任和注冊處主任。1946年10月，82歲高齡的卜舫濟再次回到中國，擔任聖約翰大學名譽校長，中國人涂羽卿被任命為校長，卜其吉仍然輔佐。1947年3月7日，卜舫濟因心臟衰竭而逝世於上海，享年83歲，葬於上海靜安公墓。卜舫濟的續弦艾米莉女士於1949年回到美國，1950年辭世。

到1949年春季學期時，聖約翰大學仍有注冊學生1200多人。1952年9月，歷時73年的聖約翰大學在全國大學院系調整中惜被裁撤，併入其他院校。其外文系、新聞系併入復旦大學；政治系併入華東政法大學；教育系和理學院併入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併入上海財經學院；工學院併入同濟大學；醫學院則與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併，成為上海第二醫學院。而聖約翰大學原校址現為華東政法學院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