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惠廉

早年生活

步惠廉（William B. Burke）於1864年6月12日出生在美國佐治亞州梅肯郡（Macon, Georgia），其父約翰•伯克（John W. Burke）是個出版商，同時也是一位傳道人。步惠廉年少時，先後就讀亨特私立學校（Hunter’s private school）和梅肯公立學校（Macon public schools）；1879年得入愛摩利大學（Emory University）讀書，四年後獲文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他又進入田納西州的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 Tennessee）進修神學一年，在此期間，他擔任《範德比爾特觀察》的編輯，並且獲得傳道人資格。那時“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宋嘉澍（宋耀如）也在那裏讀神學，二人成為同窗。在神學院附近有一座兵營，當時有些軍官常常欺負、作弄神學院的學生，而同學們對此大多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威廉•伯克（即後來的步惠廉）在街上受到一個年輕軍官的捉弄，宋嘉澍氣不過，便上去與他評理，對方舉起馬刀威嚇他。面對挑釁，宋嘉澍提出對等較量，憑借當年他在海岸警備隊練就的拳術，最後將對方打倒在地。宋嘉澍的壯行義舉為神學院學生大大出了一口氣，步惠廉也因此和宋嘉澍成為密友。1885-1887年間，步惠廉在監理會南佐治亞議區會（South Georgia Conference）做巡回傳道人。

在華宣教生涯

1887年，步惠廉作為美國監理會宣教士，奉派前來中國宣教，抵達上海後，受到早年來華的監理會宣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的熱情歡迎，並邀請他參加在蘇州舉行的美以美會第二屆年會。會上，步惠廉與宋嘉澍再次相逢。當時宋嘉澍在昆山傳道，而步惠廉則被分派到上海附近的松江府開辟新的宣教站。那是個非常敏感的地方，宣教士常被人丟石頭，甚至發生過天主教堂被燒事件。但步惠廉義無反顧地去了，這一去就是50多年。期間除了幾年被派往蘇州，和在上海擔任慕爾堂（今慕恩堂）牧師兼上海教區長外，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松江度過的。步惠廉早年在松江建立了“同樂堂”教會；1903年8月，步惠廉先在朱涇上元塘陳姓民房設立宣教站；1905年購買丁姓地基，在西林街籌建了“朱涇耶穌堂”。該教堂直到20世紀60年代時還是朱涇鎮的最高建築。除宣教活動外，步惠廉很快使自己融入當地社會，開辦義務學校、英文學塾等（後來幾所學校合並，稱為“樂恩初中”）；還積極推動慈善事業，與當地官紳共同創辦松江孤兒院並擔任院長，教養兼施，工讀並重；每逢戰亂或自然災害，他都全心全力投入賑濟難民的工作。當20年代江浙軍閥混戰時，他不顧危險，親自駕駛汽船往返戰地救護傷員。凡此種種，使他在松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1914年，步惠廉在松江創辦一所聖經學院，該校曾一度隸屬於東吳大學，自1927年與東吳大學分開後，他自籌經費辦學，更名為“惠廉聖經學校”，為監理會培訓出不少教牧人才。1928年春，松江地方人士籌款在馬路橋畔修建了“步公紀念亭”，以紀念他對當地人民的貢獻。松江五十載，步惠廉先後擔任過聖經學院院長、東吳大學董事會秘書、松江公共衛生協會主席，以及松江孤兒院院長等職。因其在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其母校愛摩利大學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並全美大學優秀生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的校友會員榮銜。

步惠廉於1934年退休返回美國。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松江遭到日軍的轟炸。心系松江的步惠廉再次於1938年來到松江，即使在日本人占領松江後，他仍然堅持在那裏從事宣教、辦學和救濟工作。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步惠廉遭日軍逮捕，被囚禁在集中營數月後獲釋，但仍受日軍的監視；1943年3月再次被捕。直到同年9月3日，他才在交換戰俘中被釋放回到美國。步惠廉人生的最後幾年在美國南方度過，仍然四處演講，為中國奔走呼號；同時在故鄉梅肯郡馬爾布利街（Mulberry Street Methodist Church in Macon）監理會教會做牧師，直到1947安然去世，享年83歲。

在其50余載宣教生涯中，最值得稱道、也是與中國近現代史頗有關系的有兩件事：一是對黃炎培的救命之恩；一是與宋氏家族的關系。

營救黃炎培

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黃炎培自年輕時就有教育救國之志。1903年初，川沙縣開辦了一所“川沙小學堂”，黃炎培被聘為總理。同年農歷6月，他和另外三位進步青年應邀到上海南匯縣新場鎮演說，當時場面被形容為“百里以內，舟車雲集”，可謂盛況空前。但不幸有人向南匯縣知縣戴運寅密告，說黃炎培等人演說毀謗皇太後和皇上。那時候，清政府正因為章太炎、鄒容案，通令各縣嚴查革命黨。戴運寅得此密告後，立即將黃炎培等四人拘捕，並在南匯縣衙門照壁上貼出告示：“照得革命一黨，本縣已有拿獲，起獲軍火無數。” 戴運寅同時電告兩江總督魏光濤、江蘇巡撫恩壽請示。江蘇巡撫恩壽電令“解生訊辦”；兩江總督魏光濤則電令於26日“就地正法”。因總督和巡撫的答復不同，戴運寅遂再打電報請示。

黃炎培等四人被捕後，演說會組織者焦急萬分，連夜趕到上海找監理會總堂主任牧師步惠廉幫忙營救。步惠廉立即找美國律師佑尼幹（Thomas R. Jernigan）商量，佑尼幹表示說這要通過美國領事、上海道再轉總督巡撫。若按這個程序下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上海建築業巨子楊斯盛知道此事後，慷慨解囊，拿出白銀五百兩，由步惠廉送給佑尼幹，要他想辦法。最後按佑尼幹的主意，步惠廉立即帶三位中國牧師於6月25日下午乘汽輪趕往南匯縣，要求保釋。步惠廉到南匯時已經是26日清晨，急忙沖進縣衙門求見知縣。從來沒見過外國人戴運寅，戰兢出來相見。步惠廉和三位中國牧師同他交涉到中午，極力要求保釋。戴運寅怕事情弄僵，釀成教案，只得答應保釋，但要求一定要隨傳隨到。最後把黃炎培等四人交由步惠廉帶出大堂，去往上海，時十二點一刻。十二點三刻時，總督和巡撫的“就地正法”電令到了，但這四人已於半小時前去了上海。

到上海後，三位中國牧師向步惠廉建議，乘此機會勸導這四人接受基督教信仰，成為基督徒。但步惠廉說：“我救人為的是愛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豈可要挾。” 這時，佑尼幹促步惠廉趕快安排黃炎培等人逃往國外，否則清政府派人追來，一切就都完了。最後在楊斯盛資助下，他們星夜離開上海，逃亡日本。半個多世紀後，黃炎培在其《八十自述》中寫道：“我生最難堪，要算此時此境。” 直到一年過去，從家人得知那位戴知縣已遭撤職，事情已經過去，黃炎培等人才得回國。回到上海後，黃炎培仍然從事教學。1905年農歷7月的一個深夜，他在蔡元培家裏秘密加入了中國同盟會，變成了真正的革命黨人。不久蔡元培去德國留學，黃炎培接任同盟會上海幹事，開始主持這個同盟會在上海的工作。1949年後，一生不願為官的黃炎培卻做起官來，先任政務院副總理和輕工業部部長，後來到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直到1965年病故。若當年不是步惠廉牧師冒險相救，若沒有楊斯盛慷慨解囊，趕在“就地正法”電令到達之前將他們保釋出來，黃炎培恐怕難免殺身之禍，歷史上恐怕也就沒有黃炎培其人了。

與宋氏家族

1903年，宋嘉澍有意送自己14歲的長女宋靄齡去美國讀書，於是來找老同學、老朋友步惠廉商量，希望他能夠幫忙安排。步惠廉聽了十分高興，說：“你真的要在女兒身上創造奇跡了！” 並答應幫助宋靄齡進入佐治亞州梅肯郡的衛斯理安學院（Wesleyan College in Macon, Georgia）讀書。該學院為美國監理會所辦，是美國第一所特許設立的女子學院，也是全世界最早專收女生的學院。院長葛瑞（Judge Guerry）是步惠廉的密友，步惠廉給他寫了推薦信之同時，還寫了一封長信，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宋嘉澍及其家庭情況。葛瑞回信給步惠廉表示願意接收一名中國女學生。該校過去曾收過幾個印第安人學生，但還從未收過中國學生。葛瑞還建議讓宋靄齡住在他家裏，等她適應環境後再入學。宋家夫婦決定送女兒出國念書，實開中國風氣之先。後來宋家另外兩個女兒慶齡和美齡也都步姐姐靄齡之後塵，進入衛斯理安女子學院讀書。

決定之後，宋嘉澍卻為如何把藹齡送到佐治亞州而擔心，正巧步惠廉打算偕妻愛迪•戈登（Addie Gordon）和四個兒子回美國度假，他表示願意偕藹齡同行。愛迪於半年前得了傷寒，他們以為海上航行，以及回到美國會有助於她的康復。於是靄齡和步惠廉一家乘坐太平洋航運公司郵輪“高麗號”，於1904年5月底啟程赴美。中途，當船在日本神戶靠岸時，艾迪已開始發燒；到達橫濱時，她再也堅持不住了。步惠廉一家只好下船，住入橫濱一家醫院治療。下船前，他把靄齡托付另外一對宣教士夫婦照顧。船到舊金山後，宋靄齡幾經周折，總算得以入境。而在同一天，愛迪病逝於日本橫濱。步惠廉料理完妻子的喪事後，急忙趕到舊金山，隨即帶靄齡到梅肯郡的衛斯理安學院入學。

步惠廉在中國五十多年間，一直都和宋氏家族保持著親密的關系。若沒有步惠廉，宋氏三姐妹的人生軌跡恐怕會易轍，那麽中國現代史的許多事情恐怕也要改寫了。因此可以說，步惠廉是一位影響了中國歷史的人。

婚姻與家庭

步惠廉一生經歷過兩次婚姻：1889年，他與來自密西西比州的愛迪•戈登（Addie Gordon）結婚，婚後育有四個兒子。愛迪於1904年回國途中，因傷寒病（一說黑死病）惡化，死於日本橫濱。1913年，步惠廉續娶莉拉•傑爾丁（Leila Gerdine）為妻，二人生育一子一女，可惜女兒兩歲時不幸夭折。兒子步雅各（James Burke）長大後成為美國《時代》（Time）雜誌駐遠東記者，著有《我的父親在中國》（My Father in China），翔實記載了步惠廉牧師在中國的宣教生涯。為撰寫此書，他曾於1941年在香港采訪了宋靄齡和宋美齡。書中涉及步惠廉和宋氏家族的淵源，以及與宋嘉澍之間的交往等內容，成為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