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浩

蔡文浩，江蘇省江陰縣人。早年就讀於上海浸禮會滬江大學、北京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及金陵神學院。1946年赴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神學院學習，獲神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後補）學位。1948年回國，任中華基督教會浙江大會人才訓練院幹事。

新中國成立後，蔡文浩先後任蘇州江浙教會聖經學院代理院長、中華基督教會浙江大會執行幹事、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副執行幹事。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國的基督教事業。他愛國愛教，自1958年起，擔任浙江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自1980年8月起，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協會會長，和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蔡文浩受到了衝擊迫害。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政府爲他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名譽。他重新回到教會，重整旗鼓。他神學造詣深厚，治學嚴謹，生活樸素，廉潔自律，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深受教牧同工及信徒們的愛戴。

浙江省教堂遍佈，信徒衆多，是國內基督徒最多的省份之一。在“文革”年間，“四人幫”大搞“無宗教區”，使教會蒙受慘重損失，尤以溫州等地區爲甚。蔡文浩牧師身爲省基督教協會會長，肩負起重建教會任務，任重道遠。開始時，教産政策尚未落實，他連辦公室也沒有，只能在部分收回的杭州思澄堂二樓講臺西首，狹小的配電間西窗下，放上一張寫字臺，開始辦公。夏令時節，既無空調，又無電扇，炎陽蒸人，簡直無法久留。

當時教會正值復蘇之初，百廢待舉。葡萄園荒蕪已久，群羊無牧，嗷嗷待哺。異端邪說，乘虛而入，搶佔陣地，教會正面臨混亂無序的局面。蔡牧師認爲，教會當務之急，厥在培養傳道人員，才能使教會生活回到正常軌道。他決定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普辦義工培訓班，以救近火；二是開辦本省自己的神學院，以培養新一代教牧人員。他立願：“不辦好神學院，我不去見神。”

1982年春起，浙江首先連續舉辦了四至五期全省性的義工培訓班，起用剛從極左路線解放出來的寧波范愛侍牧師，負責教務。培訓班收效良好。在此基礎上，於1984年秋，創設了浙江神學院，正式向寧波市基督教兩會借調“基協”會長范愛侍出任院長。沒有校舍，借用杭州思澄堂底層兩翼及其後面的舊牧宅，分別充當教室及宿舍，因陋就簡，限時上馬。沒有教師，請杭州教牧人員等兼課；沒有經費，由省兩會出面發函給全省各地剛恢復禮拜的堂點，要求舉行神學主日奉獻。內定目標爲二萬元人民幣，充一年經費。但如此杯水車薪，何能開辦神學院？實因考慮到各地教會剛剛恢復，經濟底子尚甚薄弱之故。但實際收到金額竟達六萬元之多，大大超過了所求所想。說明舉辦神學院，實是衆望所歸。從而增強了同仁們的辦學的信心和責任感。開學伊始，學生們自己動手用板車拉煤、運米、買菜、打掃廁所。全校僅有兩個半專職人員，教師多屬兼課。上下一心，勤儉辦學，度過了初創階段。“浙神”走艱苦辦學道路，又勤抓紀律，故校風良好，深得杭州信徒的好評，紛紛將糧票、油票、副食票等送給神學院。國內外來訪的教會人士也莫不讚賞備至。

省兩會辦公室同設在思澄堂內。當時蔡文浩牧師已年逾古稀，仍每天上午下午騎小輪徑單車上班，風雨無阻。他一度教“教會學”。他經常勸勉傳道人：“必須心中有羊。”

神學院學制，初爲二年制專修科，稍後增設一年期教牧進修科，報考者踴躍。學生畢業後，多回本地教會工作。部分學生則升讀金陵或華東神學院，繼續深造，以達到本科學歷。20餘年來，“浙神”已爲浙江教會輸送工人千人以上，其中許多人已受按立爲牧師、教師，基本緩解了缺牧情況。90年代在錢江南岸建成了宏偉寬敞的新院舍。教師陣容已大大加強，有好些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專修科從二年制改爲三年制，同時增加了若干短期培訓班，如聖樂培訓、音樂指揮、英語口語培訓、教會管理、長老培訓、教會財會人員培訓、以及基督徒企業家講座等等，規模已今非昔比。凡此，飲水思源，不能忘記蔡文浩牧師當年苦心孤詣，精心辟劃之辛勞也。

蔡文浩與范愛侍，當年分別是浙江省“基協”的正、副會長。蔡牧師又是浙江神學院院董會主席。范牧師輔佐蔡牧師，配合無間。有同工常喜言：“你們浙江教會，有菜（蔡）又有飯（范），不錯嘛！”

改革開放後，蔡文浩接待了許多海外宗教界人士及國際友好人士，並出訪香港、印度、美國等教會。他亦是浙江省政協第二、三屆委員；第三屆常委；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第七、八屆常委。

蔡文浩牧師具有長老會信仰背景，重視教會管理。他曾受全國兩會委託，草擬了“中國基督教會章程”。既繼承了教會的優良傳統，又照顧了“後宗派時期”中國聯合教會的特殊性。務求具有不同教會傳統和禮儀特點的同道們都可以接受。草案業經兩會討論通過施行，這是蔡牧師的又一巨大貢獻。

蔡文浩夫人楊旅復女士曾去美國專修鋼琴。回國後一直在中學教授英語，並在教會擔任聖詩班指揮。她爲人謙和，信仰誠樸，與蔡牧師志同道合，一同事奉主，堪稱模範夫妻。夫婦倆育有五個女兒，家庭融樂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