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崇桂

陳崇桂於1884年出生於湖北的荊州。6歲時進入教會學校讀書，每天除了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外，還在宣教士老師的教導下，學習英文、數學、西洋史等。學生不僅僅學習文化知識，還要學習新、舊約聖經，參加學校的禮拜和聚會等活動。所以說，他從小就接觸到基督教信仰。

1900年，當陳崇桂16歲時，正式受洗成爲基督徒，並進入武昌博文書院（Wesleyan College and High School）讀書。該書院於1885年由英國循道宗宣教士W. A. T. Barber所創辦，以培訓英語人材而聞名。其學生畢業後都有很好的出路，或繼續升學深造，或服務於郵局、海關或洋行等機關。1904年，陳崇桂從博文畢業，但他卻放棄了謀職高就的機會，轉到聖經學校去教書。那時他雖然參與講道，但據其自述，當時他在基督信仰上，並非十分清楚。

1906年10月，武昌教會邀請江蘇的李叔青牧師前來佈道三天。陳崇桂聽他講道，並親自前去拜訪他，聽他勸勉之後大受感動，遂經歷了悔改重生之經驗，他一生的道路也隨之發生改變。此後，他覺得讀經甘之如飴，講道大有能力，遂立志做一個專職傳道人。1907年冬，他讀過喬治·慕勒傳記後，終於決定放下一切，奉獻自己，專職傳道。

1909年，瑞典行道會（Sweden Mission）在湖北荊州創辦了神學院。陳崇桂應聘到這所神學院任教，擔負起教學和行政雙重責任。1920年，他暫別學校，遠赴美國伊利諾斯州的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深造，在聖經與神學等方面充實自己。1922年學成回國，仍回荊州神學院任教。

1925年，陳崇桂離開了他服務16年之久（1909－1925）的荊州神學院，應“基督將軍”馮玉祥之聘請，北去張家口，到馮玉祥軍中擔任隨軍牧師，從事宣教工作，這在當時中國極爲罕見。陳崇桂負責安排主日崇拜，向士兵傳福音，講解基督教教義，並且還在軍中成立了“基督教青年會”，帶領官兵過好宗教生活，把基督的博愛、犧牲、團結、服務精神貫徹在軍隊生活中，許多官兵受洗歸主，使得馮玉祥所部獲得“模範軍隊”的美譽。不幸的是，1925年底，直、奉兩系軍閥向馮玉祥軍隊開戰。1927年，馮兵敗後被迫赴蘇遊歷，陳崇桂也只好離開馮系部隊，遠避內蒙古綏遠的一個小鎮達三個多月之久，期間他將自己每日讀經、靈修和默想之所得記錄下來，日後經整理後岀版，書名爲《靈修日新》。

其後，陳崇桂輾轉到上海，以行道會巡迴佈道牧師身分，從事佈道與文字工作。1929年，他作爲中國基督教界的代表之一，前往耶路撒冷參加世界宣教會議。返國後，他離滬赴湘，前往長沙主持並執教於湖南聖經學校（Hunan Bible Institute）。他在該校執教九年之久（1929－1937），除教學外，他常在寒、暑假期間應邀到全國各地佈道，聞名遐爾。1934年，他曾與宋尚節博士一起同工，給長沙、衡陽等地教會帶來靈性的大復興。

1937年抗戰爆發，烽煙四起。在艱難的戰爭歲月，陳崇桂仍四處奔波佈道，主領奮興會，給各地教會帶去信心與安慰，他的足迹遍及華中各省。1938年，應內地會華福蘭主教（Bishop Houghton）之邀請，陳崇桂攜家搬往四川，在滇、黔、川等地巡迴佈道，主領各種聚會。1941年，他應邀去新加坡佈道，幾天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因日軍侵佔馬來半島，使陳崇桂無法返國，滯留新加坡約三年之久。

直到1943年，陳崇桂經泰國返回中國。不久，在華福蘭主教的奔走與努力下，陳崇桂與內地會合作，於1943年9月，在重慶創建了重慶神學院。當年就有十幾位中西老師到該校任教，有來自十七個省的50多位同學入學讀書。此後，在陳崇桂的主持與帶領下，重慶神學院爲西南各省教會培養了大批的教牧人材。除了校務和教學外，他還恢復並主編其早年所創刊的《佈道雜誌》，而且幾乎每周都應邀到各地教會講道。從1943－1949年間，他就這樣在教導、文宣與口傳中忙碌度過。其信仰之純正，佈道之能力，神學之深厚，長者之風範，使他成爲享譽全國的福音派領袖，爲人所敬仰。

陳崇桂在文字宣教上也頗有貢獻，一生中寫作、翻譯、編輯岀版書籍達四十餘種。除《靈修日新》外，他還著有《基督與我》、《各樣的安慰》、《神的應許》、《個人佈道研究》，以及他用英文撰寫的自傳《四十年來》等等。

1949年，陳崇桂偕夫人赴歐美訪問，於八月途經香港返國。當時許多人爲時局所憂，勸其不要回中國大陸。但他另有所見，執意返回重慶。1950年，中國基督教界發起“三自革新運動”，同年九月，“三自革新宣言”――“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發表，並在全國各地教會徵集簽名。陳崇桂是四十位發起人之一。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吳耀宗爲“三自”主席，陳崇桂爲六位副主席中的一位。

自1949年到1957年間，從陳崇桂所發表的文章與講話中不難看岀，他擁護共產黨，靠攏政府，擁護三自愛國運動。在控訴運動中，他參與控訴包括王明道在內的其他教會領袖。在講道中他亦緊跟政治形勢，努力與當時的環境相適應。在1952年1月19日的《天風》雜誌上，刊載了他的“我的政治思想是如何改變的”一文，文中他如此說：“我完全覺悟了，只有馬克思、列寧及革命性的科學，才能使人類獲得自由的工具……，我要從心裏說我熱愛共産主義，接受共産主義 ……的教訓。” 其思想與信仰的變化從中可見一斑。

在1957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治運動中，共產黨號召人民幫助其整風，鼓勵人民向黨提意見。於是，陳崇桂於1957年3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第八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坦率提出了意見：“ ……在一座鐵橋的落成典禮中，一位高級官員發表演講說道：‘這座橋是人的努力做成，而不是所謂神的工作。’ 他隨即又說：‘你們基督徒，快把你們的神丟到糞堆裏去吧！’ 這樣褻瀆神，在我們基督徒心中比侮辱我們的母親更可怕，這不是批評，而是侮辱宗教。” 陳崇桂因此被打成“右派份子”，遭到無情的控訴與批判。他晚年在重慶寂寂無聞度過餘生，於1964年逝世，享年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