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進賢

戴進賢（Ignaz KÖgler），字嘉賓。1680年5月11日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萊系河畔的小鎮蘭茨貝格（Landsberg am Lech），在十個孩子中他排行第五。[1] 他父親是個制皮衣的匠人。戴進賢早年生平經歷如下：

1690-1696年，在耶穌會蘭茨貝格高級中學學習；1696年加入耶穌會。

1696-1705年，在阿姆貝格和雷根斯貝格的耶穌會學校學習拉丁文、哲學、數學、物理等，獲得文藝碩士學位之後教授拉丁文6年。[2]

1706-1709年，在阿姆貝格和英戈爾施塔特大學深造，學習哲學、神學、數學及東方語言，並於1709年被任命為教士。

1709-1711年，從事數學和東方語言教學和教堂工作。

1712年，開始擔任英戈爾施塔特大學數學和東方語言-希伯來語教授（3年）。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3月14日從里斯本啟航，8月30日抵達澳門。

戴進賢來華時，正值清廷對耶穌會士由寬容轉為嚴厲之際，他憑藉天文學的特長，得到當時考察他的三皇子認可後，康熙皇帝允許他進入京城教堂。後來他受到康熙的召見，進入北京的西郊皇家園林（暢春園）專門研究數學等科學的蒙養齋，並以工作踏實，為人謙和獲得皇帝的信任。1717年（康熙56年）他奉命到欽天監任職；1725年（雍正3年）被授以“監正”之職，任職欽天監長達29年，直到逝世（1746）。[3] 期間在1731年（雍正九年）被授予禮部侍郎二品銜。1738年（乾隆三年）擔任耶穌會中國省區副會長[4]

由於戴進賢任職期間正值當時的“禮儀之爭”在雍正統治下更加嚴重，從1724年耶穌會傳教士馮秉正寫給某神父的信件中，講述到當時基督教正經歷著全國性的迫害，後果是朝廷命令除了那些懂天文學的傳教士留在北京，其他傳教士必須押送到澳門。戴進賢當時在欽天監任職，他聯同耶穌會巴多明和白晉兩位神父，一起向雍正皇上呈上《陳情書》，請求他恩待在華傳教士，而不是一律驅逐。1724年7月1日，他們通過十六親王將陳情書呈遞聖上並得到批復。後得到皇上恩准，將他們所寫的《陳情書》寄給廣東總督和巡撫。[5] 經過他們努力的結果是傳教士允許留在廣州，而不必放逐到澳門。[6]

從另一方面，當時在清廷供職的法國耶穌會士內部，正圍繞是否應該引進更為先進的歐洲天文學系統進行爭論；雍正皇帝也組織本土天文學家，在《西洋新法曆書》的基礎上編成《御制曆象考成》，以便實現清朝在天文學上的“自立”。面對這樣的挑戰，戴進賢開始通過系統日月食觀測檢驗《西洋新法曆書》和歐洲新近出版的天文表的精度水平，從中發現他的朋友德國耶穌會天文學家格拉馬迪奇（Nicasius Grammatici）根據牛頓月亮理論編纂的日月運動表精度最高。當《御制曆象考成》被正式採納，本土天文學家對繼續讓耶穌會士主持欽天監的必要性提出質疑時，他通過幾次日月食的驗證性觀測，巧妙地讓朝臣和雍正皇帝瞭解到書中系統的過時，又與同在欽天監供職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懋德合作，在格拉馬迪奇日月運動表的基礎上，先編成《御制曆象考成表》，後由於1742年完成《御制曆象考成後編》的編纂，在太陽和月亮運動分析和計算中採用了牛頓的月亮理論、開普勒的橢圓軌道定律和等面積定律，以及J. D.卡西尼和J.里歇等同時代歐洲一流天文學家最新的觀測數據和天文常數，使清朝欽天監在日月運動和日月食計算方面的精度大幅度提高。根據《曆象考成後編》編制的時憲曆（癸卯元曆），一直被使用到民國二年。

戴進賢介紹的天文知識，還只是第穀的天文學體系以及刻卜勒、牛頓的觀測與計算方法,對哥白尼學說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並未涉及。直到1760年耶穌會士蔣友仁（法國人，1744年來華）在其《坤輿全圖》中介紹了刻卜勒三定律，明確宣佈哥白尼學說是唯一正確的，這是最早將哥白尼之日心地動說原理傳入中國的文字材料。[7]

1744 年（乾隆9年），鑒於南懷仁《靈台儀象志》中的恒星表與天象不合，戴進賢奏請修訂《靈台儀象志》，重新測量編定。經批准，他與擔任欽天監監副的奧地利耶穌會士劉松齡主持設計鑄造了璣衡撫辰儀一架。該儀分三重，最外即古之六合儀而不用地平圈，其內即古之三辰儀而不用黃道圈，再內即為四遊儀。開展周天恒星的系統測量，完成《欽定儀象考成》的編纂，對“諸星紀數之闕者補之序之，紊者正之”。戴進賢根據天文觀測，並參考了中國的古星圖與西方的星圖，糾正了原來星圖的不少錯誤。乾隆十七年（1752年）書成，已是戴進賢死後的第六年。該書實際主編為戴進賢，參加者有26人。[8] 《儀象考成》全書32卷，分為10冊。星表中列有300個星座，3083 顆星的黃道坐標和赤道坐標值，以及每顆恒星的赤道歲差和星等。採用乾隆甲子（1744年）冬至為星表曆元，內容參用了當時出版不久的弗蘭斯提德星表。

除上述天文著作外，戴進賢還著有兩部主要著作，一是關於對數及其用法的《策算》，1722 年刻於北京，用法則刻於 1744年。二是一幅銅板《黃道總星圖》。戴進賢還參與清王朝的外交活動。1720年（康熙59年）俄羅斯使臣來訪，他作為皇帝的口頭翻譯，並筆譯了俄使的國書。[9]

《黃道總星圖》是戴進賢和意大利畫家和雕刻家利白明( F.B.Moggi, 1684-1761)合作完成的、一幅具有西方天文學風格的黃道坐標全天星圖，于雍正元年（1723年）鐫為銅版刊印，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銅版星圖，也是來華耶穌會士在康熙年間大規模開展天文觀測後取得的又一個重要成果。該圖的星官主要基於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主持編纂的《靈台儀象志》星表，其圖像裝飾和投影方法上則借鑒了意大利天文學家布魯納奇的星圖。為了符合中國的天文學傳統，《黃道總星圖》不但以“冬至點”取代了西方的“春分點”作為起始點，而且以仰視視角代替了西方的俯視視角，是西學東漸過程中的中西會通和融合的典型案例之一。

《黃道總星圖》整幅寬約60釐米，高約37釐米，頂端題有“黃道總星圖”五個字，所繪各星按一至六星等，以及氣(即星雲)共分七種。整體結構採用上圖下文形式，圖形鐫刻細緻準確，具有明顯的西洋風格。除了運用當時最新的銅版技術印刷外，這幅圖還有另外兩個特點：第一是採用黃道坐標體系，也就是說該圖是以黃極為中心，分別繪製了黃道南北二幅恒星圖。第二是星圖中縫及四周繪有當時歐洲採用望遠鏡觀測後的諸多最新天文發現。

戴進賢的《黃道總星圖》在內容和裝飾風格上借鑒了一幅完成1687年的意大利星圖，他根據中國的傳統天文學進行了一定的調適。首先，戴進賢將布魯納奇原圖中北半球部分由左邊調整至右邊，這樣星圖的南北半球以及周圍的裝飾都產生左右顛倒，成鏡像對稱。其次，戴進賢星圖選取了“冬至點”作為起始點，而布魯納奇星圖則選用“春分點”，這也正是中西天文學的重要差異之一。兩幅圖最大的差異，還是其中星座文化的不同。西方星圖基本上源自古巴比倫和古希臘的星座體系。而中國傳統星官體系完善於三國時期，吳國太史令陳卓將當時主要的三家星官流派(甘氏、石氏和巫氏) 整合在一起，並同存異後編成了一個包括有283個星官1464顆恒星的星表，這些星官後來被分別納入三垣二十八宿體系。[10]

戴進賢在華期間，在欽天監工作長達29年，不僅進行了大量的天文觀測。他與俄國、英國、法國科學院的許多科學家都保持著聯繫，他的觀測成果也常為歐洲的天文學家所引用。同時，他也及時地吸取了歐洲天文學的新發現。北堂圖書館曾藏有戴進賢使用過的天文著作。他的《黃道總星圖》在繪製過程中不但受到歐洲星圖的影響，且刊印後又有多幅被來華傳教士寄回歐洲，用以傳遞中國的天文知識和觀測結果，在中西科技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信件保存於巴黎、慕尼黑、維也納及里斯本的圖書館中。他天文觀測之勤，科學素養之高，在來華耶穌會士中是少見的。

戴進賢於1746年3月31日卒於北京，享年66歲，被安葬在藤公柵欄墓地。墓碑鐫刻了康熙和雍正兩位皇帝贊許他的聖諭，以及乾隆皇帝為其葬禮賜予禮物的記錄。其墓地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毀，現僅存墓碑。

在他家鄉的故居牆上的石碑如此描述他的生平：一位數學家和天文學家；1696年加入耶穌會。1716年作為一名傳教士到中國，曾擔任數學學院的院長，官居二品。1746年於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