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範

一、生平背景

黎玉範（Juan Bautista de Morales）出生於西班牙，很小就開始在多明我會修院學習，17歲時正式加入多明我會（Ordo Praedicatorum, O. P.），後來受到遠東宣教熱情的影響，決定前往亞洲參與宣教。1620年乘船前往亞洲的途中，在墨西哥晉鐸為神父，最後抵達菲律賓的馬尼拉。

二、在華傳教生涯

黎玉範在菲律賓期間，先被差遣到比農多（Binondo）傳教；1625年被任命為巴利安(Parián)地區的主教代理，主要向居住在這個地區的閩南華商傳福音。在此期間，他學會了閩南方言，這為他後來去福建傳教奠定了良好的語言基礎。後來他也曾去暹羅短暫傳教，後因暹羅國王逝世，繼任者不歡迎傳教士而被迫返回馬尼拉繼續傳教工作。1633年3月，黎玉範以多明我會傳教士的身份，經臺灣前往中國福建傳教，擔負起福安地方的傳教工作，並且在當地信徒的支持下，使福安逐漸成為多明我會在中國早期重要的傳教工場。後來由於閩東經常遭到鄭成功軍隊的襲擾，他和郭多明（Domingo Coronado）在當地傳道員的陪伴下，離開閩東前往浙江開闢新的傳教工場，先後建立了蘭溪、金華、嘉善等多明我會傳教點，修建了多所教堂，使浙江成為當時多明我會在中國東南地區另外一個重要的傳教中心。

三、黎玉範與“禮儀之爭”

黎玉範是明清之際“禮儀之爭”的重要核心人物。早在福安地區傳教時，黎玉範得知，本地的天主教信徒仍然在參與著祀孔祭祖等儀式活動，而這些被多明我會認為是“迷信”的活動。而當時的耶穌會傳教士對此等活動卻默認許可，持包容態度。1635-1636年，黎玉範為此在閩東地區親自展開調查，並竭力阻止教徒繼續遵行祭祖、祀孔、拜城隍廟等風俗習慣。與此同時，他多次與耶穌會士溝通協商，終未達成一致，卻把耶穌會和多明我會之間在遠東地區的矛盾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此，便結束了在中國教會內部只有耶穌會一種聲音的狀態。同時，這也成為長達數百年“禮儀之爭”的導火索。

1638年，“福建教案”爆發，黎玉範被迫離開福建前往香港，在香港滯留的一年多時間內，他曾寫信給馬尼拉多明我會會長，請求繼續與耶穌會協商在中國禮儀方面的問題，並獲得准許。多明我會與耶穌會之間遂以信件形式進行協商溝通，在此期間黎玉範將多明我會與耶穌會之間有爭議的地方歸結為十二個問題，這十二條內容奠定了後期禮儀之爭的基本內容。這次澳門協商最終沒有取得什麼成果，然而，它卻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表明了多明我會為了在遠東解決中國禮儀問題進行的又一次努力。由於多次努力未果，多明我會遂決定將此爭論交由羅馬教廷裁決。

黎玉範是一位博學的神學家，又是中國禮儀問題的當事人和見證人，因此被委派為多明我會的代表，與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一起前往羅馬，就中國禮儀問題向教廷陳述各自的觀點。1643年，黎玉範抵達羅馬。他上書教皇英諾森十世（Pope Innocent X），對耶穌會提出了十七條質疑和指控。這十七條有關中國禮儀的內容涉及面相當廣泛，從教徒日常習教規程，到祭孔、祭祖、祭城隍等一系列社會禮俗，這些都是當時天主教會在中國社會傳教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1645年9月，教宗英諾森十世下達了通諭，文中特別強調包括耶穌會士在內的各修會傳教士都必須嚴格遵守。這就是著名的1645年諭令，被認為是羅馬教廷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頭號文件。

1649年，黎玉範返回中國，其目的就是要把羅馬教廷1645年通諭傳達給在華各個天主教修會，然而耶穌會士對這個通諭並不滿意。因此，在華耶穌會便派遣了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前去羅馬，為他們的觀點作進一步的辯護。於是，羅馬教廷又頒行了1656 年諭令，表明耶穌會在中國禮儀問題上所遵行的利瑪竇路線得到認可。前後兩次諭令的內容有一定的矛盾，這加劇了中國各個修會之間的紛爭。黎玉範後來又多次寫信給羅馬傳信部陳述自己的觀點，並在1661年4月20日與其它多明我會的修士簽署了一份《在華聖多明我修會會士在1661年蘭溪會議商議之決定》，認為 1656 年諭令存在著對中國禮儀問題的明顯誤解，再次指明祭祖祀孔等禮儀所包含的宗教異端性質。這個決定雖然維護了他自身的立場，但其結果卻加劇了禮儀之爭。可以說黎玉範的一生都致力於解決中國的禮儀之爭，即使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後一段時間裡，他仍然念念不忘這個問題。在其辭世前一年，即1663年，他還完成了一本相關的著述——《聖教孝親解》。該書現在共有四種手稿抄本，三種保存在羅馬國家檔案館，一本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

黎玉範積極參與的“禮儀之爭”，從教會內部的神學爭論轉化成以天主教皇與中國皇帝之間的教會權力和世俗權力之間的衝突，以至於後來更是演變為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辯論，這使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多年的傳教成果幾乎歸於無有。它帶來的影響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是黎玉範等人始料不及的。

黎玉範因傳教事業辛勞過度，於1661年身患重病，遂返回閩東休養。兩年後（1664年）逝世于福寧教堂，享年67歲。當地天主教會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