棣喬治與法伊莎

棣法（棣喬治，George F. DeVol）於1871年3月8日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Maryland），兄弟姊妹共七人。雖然父母威廉及羅絲塔（William and Rosetta）身體不好且家境貧困，卻十分敬虔，每天早晨帶領全家一起祈禱，星期日也一同到貴格會的教會聚會，因此為子女樹立了良好的屬靈榜樣。

由於家境貧困，喬治從中學起就要半工半讀。初、高中時他先後就讀於葛蘭斯福中學（Glens Falls High School），和貴格會的歐克伍德學校（Oakwood Seminary），課余兼做農場工作，以支持自己讀書的費用。在此期間，喬治在母親的帶領下決志信主，成為一個重生的基督徒。不久，父母親相繼過世，此後，他必須完全負擔自己的生活。除了繼續在農場工作，歐克伍德學校也借他部分學費，使他能夠順利畢業。

高中畢業後，喬治希望能進入醫學院學習，將來成為一個醫療宣教士。一位貴格會會友查爾斯·卻斯（Charles Chase）自願資助他上厄冷學院（Earlham College）。經過成績審查之後，他如願進入厄冷學院二年級就讀。入學第一年，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秘書長坎柏·懷特醫生（Campbell White）對他們宣講福音異象，述及全球還有上億人口未曾聽聞福音，這使喬治看到廣大禾場的需要，去海外宣教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亦想起父親多次表達希望他的孩子能夠到世界各地傳福音給世人。於是，他為此殷切禱告，一天後即簽下海外宣教士自願同意書。在他奉獻作宣教士後不久，一位來自辛辛那提的富紳因念其醫學院的獨子去世，而自願資助喬治讀完厄冷學院。喬治明白神一直用愛彌補他失去雙親的孤獨無助，也豐富的供應他，一步一步帶領他走上醫學之路。

進入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醫學院後，喬治寄宿於基督教青年會的學生俱樂部。在醫學院期間，他經歷了體力、視力、病痛，以及經濟上的困難和痛苦，但也同樣經歷了神的供應與幫助。他靠著禱告和加倍努力的追求，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在1897年5月4日從醫學院畢業，順利取得紐約州醫療執業執照，並接受了紐約市立醫院（New York Hospital）的短期工作約聘，因而有機會進入手術室和外科病房工作。除了事業上的進展外，他也在當年“紐約美東貴格會”的聚會中見到未來成為他妻子的法伊莎醫生（Dr. Isabella French）。她是這次聚會的講員，從她演講的信息中，棣喬治得知她將要以醫療宣教士身份去中國宣教。會後的幾次接觸，他們對彼此深有好感，並進行了短暫的交往。但由於棣醫生有債務要還，一時離不開美國，且彼此的目標尚不明確，故兩人未向對方做任何承諾，而靜候上帝的帶領。

結束紐約醫院的實習後，棣醫生到利諾倫鎮（Linoleumville）開業。由於他在當地居民中的信譽很好，隔年便清償了所有債務。1898年5月，棣醫生在紐約美東貴格會聚會中表明赴海外宣教的心願。同年8月，俄亥俄州差傳委員會決定差派他前往中國宣教。當時，棣醫生的診所剛起步，當地有許多信賴他的病人，同時他又收養了失去母親的外甥丹（Dan）。這種種的責任，使他很難舍棄。但是，當神的呼召來臨時，他只有放下這一切，回應神的選召，因為他深信：“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路加福音9:62）。接下來幾星期，他緊張地投入到臨行前的準備工作中去。1899年12月13日，棣醫生由舊金山乘船前往中國；1900年1月17日抵達南京，並於五日後與法伊莎醫生在南京結婚。

法伊莎於1869年11月18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大馬士革（Damascus, Ohio）的一個貴格會家庭，排行老么，上有兩個哥哥。父親以斯拉（Ezra）樸實的性格及為人，與母親瑪麗（Mary）單純的服事及信仰，對她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從學齡起，法伊莎便就讀於貴格會的大馬士革學校（Damascus Academy），課程安排除知識教導外，聖經學習與教堂服事占有極重的份量。高中畢業後，在舅舅的資助下，法伊莎進入厄冷學院讀書。大學即將畢業時，她響應神的呼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路。

法伊莎先在大馬士革學校任教一年後，向俄亥俄年會宣教委員會自我推薦成為貴格會南京宣教會的宣教士人選，她並且希望宣教委員會支持她的進修計劃。宣教委員會在沒有任何財力的情況下，憑著信心答應補助法伊莎，資助她完成三年的醫學訓練。

1897年，法伊莎從克里夫蘭的伍斯特醫學院（Wooster Medical College of Cleveland）畢業，而後到紐約攻讀研究所。宣教委員會憑著信心答應資助她，並作了一個禱告，期望神以一種不期然的方式供應法伊莎所需，以證明這是神的作為。幾天後，各方“未預期”的捐助款項總額已足夠她讀研究所了。宣教委員會也同時決定法伊莎將於11月初前往南京。對她而言，受資助去中國宣教是她的榮幸，她同時也相信神的恩典夠她用。

在28歲的那一年（1897年），法伊莎離開了77歲的老父與70歲的母親，登上了前往中國的輪船。這個抉擇是艱難的，雖然萬般不捨，法伊莎還是與父母仍微笑著道別，毅然踏上宣教之路。

1897年12月19日，法伊莎醫生到達南京，隨即展開醫療服務工作。除了一周七天的看診工作，她也積極的學習中文。1899年春天，法伊莎的服事工場轉換到位於南京北方約25哩的六合，自此以後，她將20年的時光全部投入於這個小鎮。她與來自紐約的瑪格麗特·荷姆（Margaret Holme）抵達六合之後，即迅速展開醫療福音事工。

1990年9月22日，棣法醫生來信，告知法伊莎父親的死訊，除了提到他已前往俄亥俄州陪伴法伊莎的母親外，也提到法伊莎父親給棣醫生的信。信中提到：自己凡事交託給耶穌，一生以上帝的意念為意念……。在信的末了他更祝福棣醫生的一生。待自己心情稍微平復後，法伊莎提筆寫信給母親，坦承因為如此巨大之憂傷，原本因服事主而喜樂的心被無限的失落感所充斥，但聖靈的安慰是如此真實與及時，使她深刻地感受到上帝的恩手在扶持著她，免得她墜落至絕望的深淵。她也提及自己在中國的事奉並未動搖，同時也相信上帝對她的呼召絕不會錯。

三個月後，棣法醫生踏上中國宣教之路，與法伊莎一同攜手為中國宣教而努力。婚後，夫婦倆一起投入婦幼醫院與南京貴格會的宣教事工。除工作外，他們有共同讀經的時間，他們對神話語的渴慕就如同詩篇42篇1節所說：“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就在棣法逐漸融入到中國的環境之後，方始警覺到鴉片的可怕。他發現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受到它的毒害，往往到了無可自拔的地步。因此，棣醫生在醫院增加了戒毒的事工，他不只要幫人找回自主能力，也要領人來到神面前，認識那位真正對生命握有主權的造物主。

就在此時，“義和團運動”有愈演愈烈之趨勢，義和拳民強烈排外，仇視洋人，禁用洋貨，甚至遷怒於西人所修之電線和鐵路，以及所居之房屋，還以暴力殺害外國人，引發一連串的排外滅洋之浪潮。美國領事館下令美國公民全數撤離南京地區，貴格會在南京的工作被迫停止，棣氏夫婦也撤退到日本避難。

劫難過後，棣氏夫婦很快回到中國。1901年秋天，他們正式定居於江蘇六合，為那里的民眾施診醫病，並協助瑪格麗特在那裡的福音事工。他們在六合租了房子，作為住院病房，許多人因住院而有機會認識神，接受耶穌為他們的救主。棣醫生先後幫助三十個人戒除鴉片；法醫生則針對婦女和小孩的需要，給予特別的診治，讓他們真正感受到基督的愛是不分性別、年齡、國界或社會階級的。

夫婦倆除了專注於臨床醫療診治外，也注重當地醫療人才的培養和訓練。不久，他們的中國助手已具備專業護理人員的素質。在付出愛心之同時，他們也把福音的種子撒入病患者的心田。到1904年時，他們已贏得40多人對基督教有好感，六合教會的信徒也已增至26人。

1902年，棣法夫婦的第一個孩子——女兒瑪麗誕生，可惜的是，不到七個月就不幸夭折了。1903年10月2日，他們的長子查爾斯（Charles Edward）在六合出生，他的降生給夫婦倆帶來莫大的安慰和喜樂。

棣法一直很难適應中國江蘇的氣候，同時他在醫療及福音投注的心力遠超過他身體所能負荷的，故此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惡化。1904年秋天，宣教委員會同意他們返美休假。在美期間，棣法除了休養身體外，也把六合廣大的醫療需求呈到委員會面前。他為六合新醫院大樓籌建計劃迫切禱告也四處奔走，雖然腸胃病與喉嚨痛的問題持續困擾著他，他仍然為籌建醫院的事情到處演講。每次講話他都可感到喉頭灼熱的痛楚，但一想到六合民眾的需要，他就勉勵自己不能失去信心，更不能顧及自己身體的軟弱。

隔年秋天，棣法夫婦帶著查爾斯（即後來來華的宣教士棣慕華博士，Dr. Charles Edward DeVol），以及建造新醫院所需的款項再度回到中國，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六合儼然成為他們的故鄉。因為新醫院的興建與宣教事務的繁雜，棣法的工作較以前增加三倍。1907年1月10日，醫院的硬體終於完工了，雖然經費嚴重不足，但新醫院（和平醫院）的建造已將所有的經費運用發揮到極致了。據醫院當年的年報，棣醫生與法醫生那一年所看的病人有一萬多人，其中兩百多人為住院病患者。那時，在鄉下地方迷信盛行，因此棣法夫婦所要做的不僅是單純的看診，還要建立民眾正確的就醫與用藥觀念，這可說是比看病更為艱鉅的任務，往往需要長期反覆的叮嚀，方能見效。

在南京貴格會高牧師的協助下，棣醫生進行了一系列的復興聚會和小組訓練，他們將服事也拓展到六合四百哩外靠近漢口的地方。在六合教會中，棣法與瑪格麗特聯手牧養基督徒小組，同時還指導三、四個傳道人的事工。在他的培訓中，產生出二位在六合十分有影響力的福音使者，在接下來二十年中帶領許多人歸主。到醫院成立三週年之際，六合美東貴格會的會員已增加到130人。凡接觸過和平醫院的病人，幾乎沒有一個人未曾聽見過基督的救恩的。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漢爆發，棣醫生全家前往上海避難。此時他們家中除了查爾斯，又增添了凱薩琳（Catherine）和以斯拉（Ezra）。風潮稍息之時，棣醫生又在紅十字會的差派下，回到南京和六合一帶，醫治無數的傷兵。待局勢穩定後，他們迅速返回宣教工場。棣醫生與法醫生在六合地區的名聲愈來愈大，每天前來求診的人絡繹不絕。雖然工作壓力很大，生活很忙，但他們更加兢兢業業，並學習將每一次問診與手術都交託在神的手中。

棣法全家於1913年再度返美休養，並於1914年再來中國。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在前往中國的渡輪上就感受到戰爭造成的不安氣氛。這次抵達中國後，棣醫生與法醫生感覺到不論醫療和福音的需求都比以前更為迫切。在1917年，棣醫生發表了一篇文章，記錄中國醫療的進展，特別指出有些曾在醫療宣教士的藥房幫忙的人，以醫生自居，自行研製或取得藥物，這樣的行為可能使人民陷於危險之中；但另一方面，中國有愈來愈多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投入醫療，這是中國人的希望。根據統計，當時中國已經有119位合格的中國醫生，504位醫師助手，以及734位中國護士。棣醫生對中國醫療的投入，是許多中國人所不能及的。他也曾於一篇文章中呼籲讀者：“作工吧，因為黑夜將至！”（Work，for the night is coming!）。他在生命晚期所寫的文章，絲毫感受不到他健康情形的惡化，他說福音雖然受到阻撓，但我們的神已經得勝有餘，福音必因各國宣教士的投入，而傳到萬國萬邦。

棣法的同工看到他如此不分日夜的投入，擔心會影響他的健康。他們衷心希望他多休息，但繁多的工作使棣醫生根本無法停下來。1917年12月，棣法的頸部出現一個令他疼痛難忍的疔，那是在為病人動手術時，不慎傷到自己的後果。一開始時只是一個小疔，當逐漸擴大後，讓他感受到難以忍受的疼痛。當他病倒後，當時在南京支援的法伊莎立刻與南京基督徒宣教會的麥克林醫生前來六合，並於12月23日在棣家為棣法動手術。手術後不久，棣醫生逐漸恢復體力，但後來感染擴散，於聖誕節當日，棣法又再度被抬上手術臺。然而這一次手術已無法遏止致命病毒的擴散，在抗生素尚未問世的年代，這已是醫療技術的極限了。

眼看棣法的病情愈來愈惡化，六合地區的信徒開始為他迫切地禱告。棣醫生自知在世的時間無多，就握著同工的手，勉勵他們要為興旺福音堅持到底。他已經預備好接受上帝的旨意，不論是生是死，他都感恩領受。在臨終彌留之際，他將愛妻法伊莎叫到床邊，問她說：“這些年來，我們有缺乏沒有？” 法伊莎強忍淚水回答說：“沒有缺乏！” 在物資缺乏的中國，他們生活十分清苦，但聽到這話，棣醫生心中甚覺安慰。1917年12月30日，棣法醫生在病榻上息了一生的勞苦，歸回天家。

由於太多人感念棣醫生生前的幫助與照顧，大約有三千多人參加了和平醫院為他舉行的追思會，人們為長江下游地區失去一個強而有力醫療福音使者深感痛心，會中頻頻傳出啜泣聲。如果用一種特質來形容棣法醫生的話，那就是他的愛心和同情心。他對人有發自內心的憐憫，不論貧富、老少或貴賤，凡走進和平醫院的人，棣醫生都完全地接納他們，並使他們帶著希望離開。棣法醫生離世時年僅四47歲，他燒盡自己的一生為耶穌。

法伊莎強忍悲痛，是屬天的安慰使她再度堅強起來。僅一個月內，她就回到工作崗位，以保證所有醫療與福音事工的順利進行。暑假後，劉雲寶先生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投入到六合醫院的事工，使醫院又能恢復以往的正常運作。次年春天，法伊莎病倒了，熬到暑假與孩子一起到牯嶺避暑。經專業醫師診斷，法伊莎得了熱帶口瘡，這一種熱帶的慢性疾病，很難治癒。於是在醫師建議下，她她不得不返美療養。離開中國前，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六合，看著棣醫生的墓園，看著他們一生奉獻的和平醫院，她希望自己還能再回來。

1918年秋天，法伊莎和孩子們回到美國，定居於俄亥俄州賓納夫婦的“陽光小坡”（Sunnyslope）家中。法伊莎在強大意志力支撐下，努力使自己恢復健康，好再回到她所掛念的宣教工場——中國。她參加了當年的宣教年會，報告六合當地信主人數的增長。在年會中她也為六合的新堂奉獻，以追念已逝棣法醫生的付出，並於會中募得三千美元。在參加幾個貴格會會議之後，法伊莎漸感體力不支，經過醫師檢查後，她知道自己來日不長了。回到陽光小坡後，於1919年12月22日安息主懷。

法伊莎直到去世前仍心繫中國，因為那是她與棣法奉獻一生的地方。她在病榻上呼召她的三個孩子——查爾斯、凱薩琳以及以斯拉：“誰願意回去中國傳福音？” 雖然在中國的生活清苦，而且又要失去他們的母親，但她的三個兒女皆愿意回應她的呼召，前往中國。成年後，這三個孩子都成為中國及印度的宣教士。法伊莎去世時年僅51歲，在她的墓碑上，僅刻著她的名字、存歿年份以及她最看重的身分——中國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