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淑靜

丁淑靜於1890年出生在山東省臨清縣，其父母都是佛教徒。當她六歲的時候，有一天夜晚醒來，看到母親正跪在一個小佛像前祈求。母親在燭光中的面容，使她陡然產生一種敬畏感。那一瞬間的感受，引導她日後走上了信仰之路。

丁淑靜十幾歲時歸信耶穌基督，先後進入山東德州和河北通州的教會學校就讀。在教會中學女宣教士的影響下，自中學時代，她就立志追求高學歷和個人事業，並學會靠信心生活。1907年，丁淑靜邁出人生中不尋常的一步，在教會的資助下，她進入華北協和女子大學接受高等教育。該大學成立於1905年，為中國第一所基督教女子大學。1911年，丁淑靜成為第一位從中國高等院校畢業的女性，為數不多的中國女性精英團體中的一員。就在她畢業後不久，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導致清王朝封建統治的終結。

大學畢業後，丁淑靜到山東的一所教會學校任教。1914年，她應聘到裨治文中學（Bridgeman Academy）工作。僅五個月後，丁淑靜就離開這所中學，到剛剛成立的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就職，因她認定這個以服務婦女為宗旨的機構更適合於她。從此，她走上屬於自己的道路。從1916年進入女青年會，直到20多年後去世，她再也沒有離開過。丁淑靜終生未婚，把自己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青年會事業。

1919年，北京女青年會派送丁淑靜到美國，接受女青年會工作的專門培訓。作為中國婦女的典範，丁淑靜廣泛接觸美國婦女領袖，參觀各地青年會機構，為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募集資金。1920年，丁淑靜回到北京，擔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成為擔任此職的第一位中國女性。

1921年10月，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格蕾絲•科波克（Grace Coppock）去世，羅莎莉•瓦納布（Rosalee Venable）女士暫時接替了這個職位。她打算遵照格蕾絲的遺願，在適當的時候把總幹事的職位交給她們所看中的丁淑靜。1922年下半年，丁淑靜被任命為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執行幹事。在她的帶領下，女青年會舉行了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並制定了憲章。1923年，33歲的丁淑靜受邀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助理總幹事；次年，她被派送到美國接受高級培訓。培訓尚未結束之時，羅莎莉就辭去總幹事的職務，讓位給丁淑靜。在美國接受培訓的一年裏，丁淑靜形成了對青年會在中國發展的獨特看法以及她的領導思路。1925年，丁淑靜結束在美國培訓回到上海。1926年1月1日，丁淑靜正式接任命總幹事之職。

丁淑靜思想開放，她把耶穌基督的教訓和孔孟思想結合起來，實踐其青年會工作的理念。她曾在女青年會的出版物上引用孔子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並評論說：“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大道之行’，意思就是人們一旦能夠行出上帝的旨意，人與人之間就不會有隔閡，我們就會享受大同世界的和平。” 她引用新約《以弗所書》第2章14節“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墻。” 最後總結說：“如果我們能夠有耶穌基督的愛，就有可能把孔子的這夢想實現”（Salt and Light, P. 80-81）。丁淑靜以基督為中心，督促自己和同仁通過基督來尋求內在生命的意義：“我們首先要強調，也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學習基督關於我們生命的教導，並且要加深我們與他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合一。這樣，我們就能夠通過這個機構，來彰顯基督的能力”（Salt and Light, P. 81）。從丁淑靜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她對基督的愛影響了她的領導藝術，同時也讓她相信，作為一個婦女團體，女青年會在共同的信仰、致力於世界和平的理想的推動下，一定大有希望。

1925年5月，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聯盟大會在華盛頓召開，丁淑靜出席大會並發表了見解獨到的講話，為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擔任總幹事的十年裏，丁淑靜主持了第二屆和第三屆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到20世紀30年代，針對農村和城市的服務性工作項目全部建立起來，女青年會為中國各階層婦女的生活提供了支持和幫助。

丁淑靜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者和組織者，通過各種方式推動婦女運動。她長期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和裨治文中學、上海的中西女子中學，以及中華全國婦女協會的管理委員會中擔任成員。此外，她還招聚中西各方人士一起從事公共服務，參與全國兒童福利協會，以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等機構的工作。她強烈希望女青年會能夠在社會公共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9月，女青年會負責工業領域女工服務的幹事們召開會議，詳細制訂出對女工進行掃盲教育的計劃和方法。在丁淑靜的鼓勵和支持下，女青年會在一年時間裏，在五個工業區內開辦了六所掃盲學校。她們采用晏陽初編寫的《平民千字課》系列教科書，教女工們識字、讀書、寫信；同時她們也在女工中培養領袖人才。丁淑靜強調女青年會的重要職責是將所有的婦女團結起來，不分民族、國籍和社會階層。她提倡女青年會重點服務對象是女工，但並不只是局限於這個領域。1933年，當第三屆女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代表們不僅有來自工業化地區的，也來自農村地區的。1934年9月，女青年會更撥款建立了女工服務中心，在其中設立女工宿舍、醫療中心和職業服務等部門，最終發展成為新幹事培訓中心。

丁淑靜致力於把女青年會建設成為一個具有國際性特色的機構，最終建立一個世界性社區模式，以聯絡各民族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早在1924年她擔任全國總幹事之前，就曾與羅莎莉討論過這個問題，說：“我不明白為什麽外籍人員必須要離開青年會。我們應該任人唯賢，擇優錄取，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中國需要接受幫助，也需要參與派遣”（Salt and Light, P. 93）。這番話表達了她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她堅信：一個由各個國家的人所組成的服務團隊，對於女青年會在中國的事業來說，是絕對需要的。為了讓女青年會這個”世界性社區”更加具有代表性，丁淑靜努力讓該會管理委員會更加具有國際特色，擁有更多不同國籍的工作人員。1931年，丁淑靜清楚闡明她對女青年會在中國事業發展的計劃和理想：“如今，日益增長的國際主義意識讓我們相信，在我們和外國同事之間，不應該設立人為的障礙來阻擋彼此的交流。我們盼望一種合作和互惠的國際關系，並期待這種關系能夠長期維系下去”（Salt and Light, P. 94）。

1932年初，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女青年會也參與到抗日救國活動中去。1935年11月，丁淑靜作為世界女青年會的代表出席日本女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會間，她與日本基督徒婦女一起討論日本侵華問題，幫助她們明白戰爭真相。

1936年8月，丁淑靜利用休假時間，轉道美國，在紐約見到老朋友羅莎莉•瓦納布女士，並坦言自己打算辭職。世界女青年會聯盟知道後，決定邀請丁淑靜擔任女青年會世界管理委員會的終身會員代表，旨在開創“與東方合作的新紀元”。面對這個令人向往的職位，丁淑靜頗為猶豫，因為她不希望自己剛剛辭掉一個全職工作，又接受另外一個。正當此時，也就是在丁淑靜休假的最後一個月裏，由於牙齒發炎導致了敗血癥，她被送進醫院，不幸於1936年7月27日與世長辭，年僅46歲。

丁淑靜逝世的消息一傳出，人們皆為失去這樣一位傑出的婦女領袖而痛惜。英國女青年會管理委員會副監督長普羅科特（Proctor）女士稱贊丁淑靜說：“她具有政治家的才能和遠見卓識，明白人性的美好都是深深根植於對上帝的愛中；她回應上帝的呼召去服務別人，將上帝的愛化為無私和良善傳遞出來”（Salt and Light, P. 96）。

日本女青年會全國管理委員會主席松隆子（Matsu Tsuji）女士這樣寫道：“盡管我們天各一方，卻與你們一樣懷念丁女士這位傑出的領袖。我們敬仰她，是因為她將自己完全獻給了上帝，不論她在哪裏，在做什麽，她都跟隨聖靈的帶領。然而，就在我們最需要她的智慧和經驗的時候，需要她像從前那樣帶領我們走過許多艱難處境的時候，她卻突然離我們而去。我們對丁女士去年秋天在我們當中參加大會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這將成為美好的回憶，永遠珍藏在我們所有成員的心裏”（Salt and Light, P. 96）。

女青年會外籍幹事耿麗淑（Talitha Gerlach）女士這樣評價丁淑靜說：“她始終是一位國際主義者，誠實面對國際舞臺上的基本事務。她對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實現國際和平充滿信心。對於她來說，女青年會將繼續成為實現這種理想的途徑和解決問題的平臺。她對日本侵華戰爭所表示的憤慨，表現了她對世界和平基礎的深刻認識，她曾說：‘我們熱愛和平，但是更熱愛公義’。愛和善良是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對於丁淑靜來說，只有在國際關系中實現了公義，世界和平才能最終實現並持續下去”（Salt and Light, P. 97）。

丁淑靜在其有生之年，還培養出蔡葵和鄧裕志這兩位婦女領袖。蔡、鄧二人皆於1927年加入女青年會，在丁淑靜手下工作過十年。丁淑靜離世後，蔡、鄧二人先後領導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達3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