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  — 1936

丁淑靜

首位由中國人擔任的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傑出的婦女運動先驅。

丁淑靜於1890年出生在山東省臨清縣,其父母都是佛教徒。當她六歲的時候,有一天夜晚醒來,看到母親正跪在一個小佛像前祈求。母親在燭光中的面容,使她陡然產生一種敬畏感。那一瞬間的感受,引導她日後走上了信仰之路。

丁淑靜十幾歲時歸信耶穌基督,先後進入山東德州和河北通州的教會學校就讀。在教會中學女宣教士的影響下,自中學時代,她就立志追求高學歷和個人事業,並學會靠信心生活。1907年,丁淑靜邁出人生中不尋常的一步,在教會的資助下,她進入華北協和女子大學接受高等教育。該大學成立於1905年,為中國第一所基督教女子大學。1911年,丁淑靜成為第一位從中國高等院校畢業的女性,為數不多的中國女性精英團體中的一員。就在她畢業後不久,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導致清王朝封建統治的終結。

大學畢業後,丁淑靜到山東的一所教會學校任教。1914年,她應聘到裨治文中學(Bridgeman Academy)工作。僅五個月後,丁淑靜就離開這所中學,到剛剛成立的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就職,因她認定這個以服務婦女為宗旨的機構更適合於她。從此,她走上屬於自己的道路。從1916年進入女青年會,直到20多年後去世,她再也沒有離開過。丁淑靜終生未婚,把自己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青年會事業。

1919年,北京女青年會派送丁淑靜到美國,接受女青年會工作的專門培訓。作為中國婦女的典範,丁淑靜廣泛接觸美國婦女領袖,參觀各地青年會機構,為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募集資金。1920年,丁淑靜回到北京,擔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成為擔任此職的第一位中國女性。

1921年10月,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格蕾絲•科波克(Grace Coppock)去世,羅莎莉•瓦納布(Rosalee Venable)女士暫時接替了這個職位。她打算遵照格蕾絲的遺願,在適當的時候把總幹事的職位交給她們所看中的丁淑靜。1922年下半年,丁淑靜被任命為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執行幹事。在她的帶領下,女青年會舉行了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並制定了憲章。1923年,33歲的丁淑靜受邀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助理總幹事;次年,她被派送到美國接受高級培訓。培訓尚未結束之時,羅莎莉就辭去總幹事的職務,讓位給丁淑靜。在美國接受培訓的一年裏,丁淑靜形成了對青年會在中國發展的獨特看法以及她的領導思路。1925年,丁淑靜結束在美國培訓回到上海。1926年1月1日,丁淑靜正式接任命總幹事之職。

丁淑靜思想開放,她把耶穌基督的教訓和孔孟思想結合起來,實踐其青年會工作的理念。她曾在女青年會的出版物上引用孔子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並評論說:“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大道之行’,意思就是人們一旦能夠行出上帝的旨意,人與人之間就不會有隔閡,我們就會享受大同世界的和平。” 她引用新約《以弗所書》第2章14節“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墻。” 最後總結說:“如果我們能夠有耶穌基督的愛,就有可能把孔子的這夢想實現”(Salt and Light, P. 80-81)。丁淑靜以基督為中心,督促自己和同仁通過基督來尋求內在生命的意義:“我們首先要強調,也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學習基督關於我們生命的教導,並且要加深我們與他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合一。這樣,我們就能夠通過這個機構,來彰顯基督的能力”(Salt and Light, P. 81)。從丁淑靜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她對基督的愛影響了她的領導藝術,同時也讓她相信,作為一個婦女團體,女青年會在共同的信仰、致力於世界和平的理想的推動下,一定大有希望。

1925年5月,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聯盟大會在華盛頓召開,丁淑靜出席大會並發表了見解獨到的講話,為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擔任總幹事的十年裏,丁淑靜主持了第二屆和第三屆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到20世紀30年代,針對農村和城市的服務性工作項目全部建立起來,女青年會為中國各階層婦女的生活提供了支持和幫助。

丁淑靜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者和組織者,通過各種方式推動婦女運動。她長期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和裨治文中學、上海的中西女子中學,以及中華全國婦女協會的管理委員會中擔任成員。此外,她還招聚中西各方人士一起從事公共服務,參與全國兒童福利協會,以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等機構的工作。她強烈希望女青年會能夠在社會公共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9月,女青年會負責工業領域女工服務的幹事們召開會議,詳細制訂出對女工進行掃盲教育的計劃和方法。在丁淑靜的鼓勵和支持下,女青年會在一年時間裏,在五個工業區內開辦了六所掃盲學校。她們采用晏陽初編寫的《平民千字課》系列教科書,教女工們識字、讀書、寫信;同時她們也在女工中培養領袖人才。丁淑靜強調女青年會的重要職責是將所有的婦女團結起來,不分民族、國籍和社會階層。她提倡女青年會重點服務對象是女工,但並不只是局限於這個領域。1933年,當第三屆女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代表們不僅有來自工業化地區的,也來自農村地區的。1934年9月,女青年會更撥款建立了女工服務中心,在其中設立女工宿舍、醫療中心和職業服務等部門,最終發展成為新幹事培訓中心。

丁淑靜致力於把女青年會建設成為一個具有國際性特色的機構,最終建立一個世界性社區模式,以聯絡各民族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早在1924年她擔任全國總幹事之前,就曾與羅莎莉討論過這個問題,說:“我不明白為什麽外籍人員必須要離開青年會。我們應該任人唯賢,擇優錄取,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中國需要接受幫助,也需要參與派遣”(Salt and Light, P. 93)。這番話表達了她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她堅信:一個由各個國家的人所組成的服務團隊,對於女青年會在中國的事業來說,是絕對需要的。為了讓女青年會這個”世界性社區”更加具有代表性,丁淑靜努力讓該會管理委員會更加具有國際特色,擁有更多不同國籍的工作人員。1931年,丁淑靜清楚闡明她對女青年會在中國事業發展的計劃和理想:“如今,日益增長的國際主義意識讓我們相信,在我們和外國同事之間,不應該設立人為的障礙來阻擋彼此的交流。我們盼望一種合作和互惠的國際關系,並期待這種關系能夠長期維系下去”(Salt and Light, P. 94)。

1932年初,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女青年會也參與到抗日救國活動中去。1935年11月,丁淑靜作為世界女青年會的代表出席日本女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會間,她與日本基督徒婦女一起討論日本侵華問題,幫助她們明白戰爭真相。

1936年8月,丁淑靜利用休假時間,轉道美國,在紐約見到老朋友羅莎莉•瓦納布女士,並坦言自己打算辭職。世界女青年會聯盟知道後,決定邀請丁淑靜擔任女青年會世界管理委員會的終身會員代表,旨在開創“與東方合作的新紀元”。面對這個令人向往的職位,丁淑靜頗為猶豫,因為她不希望自己剛剛辭掉一個全職工作,又接受另外一個。正當此時,也就是在丁淑靜休假的最後一個月裏,由於牙齒發炎導致了敗血癥,她被送進醫院,不幸於1936年7月27日與世長辭,年僅46歲。

丁淑靜逝世的消息一傳出,人們皆為失去這樣一位傑出的婦女領袖而痛惜。英國女青年會管理委員會副監督長普羅科特(Proctor)女士稱贊丁淑靜說:“她具有政治家的才能和遠見卓識,明白人性的美好都是深深根植於對上帝的愛中;她回應上帝的呼召去服務別人,將上帝的愛化為無私和良善傳遞出來”(Salt and Light, P. 96)。

日本女青年會全國管理委員會主席松隆子(Matsu Tsuji)女士這樣寫道:“盡管我們天各一方,卻與你們一樣懷念丁女士這位傑出的領袖。我們敬仰她,是因為她將自己完全獻給了上帝,不論她在哪裏,在做什麽,她都跟隨聖靈的帶領。然而,就在我們最需要她的智慧和經驗的時候,需要她像從前那樣帶領我們走過許多艱難處境的時候,她卻突然離我們而去。我們對丁女士去年秋天在我們當中參加大會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這將成為美好的回憶,永遠珍藏在我們所有成員的心裏”(Salt and Light, P. 96)。

女青年會外籍幹事耿麗淑(Talitha Gerlach)女士這樣評價丁淑靜說:“她始終是一位國際主義者,誠實面對國際舞臺上的基本事務。她對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實現國際和平充滿信心。對於她來說,女青年會將繼續成為實現這種理想的途徑和解決問題的平臺。她對日本侵華戰爭所表示的憤慨,表現了她對世界和平基礎的深刻認識,她曾說:‘我們熱愛和平,但是更熱愛公義’。愛和善良是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對於丁淑靜來說,只有在國際關系中實現了公義,世界和平才能最終實現並持續下去”(Salt and Light, P. 97)。

丁淑靜在其有生之年,還培養出蔡葵和鄧裕志這兩位婦女領袖。蔡、鄧二人皆於1927年加入女青年會,在丁淑靜手下工作過十年。丁淑靜離世後,蔡、鄧二人先後領導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達30年之久。

資料來源

  • Hamrin, Carol Lee, with Stacey Bieler, ed., “Ding Shujing: The YWCA Pathway for China’s New Women” in Salt and Light,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9. Pp. 79-97.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