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柔

丁惟柔於 1914 年 出生在北京什錦花園胡同的大宅院裡，父親丁錦因為曾經在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學修習過日文，在友人的推薦下進入了袁世凱所轄的北京陸軍部做翻譯工作，卻因此一腳跨入軍隊，從此打開日後權高位重的大門。她的母親則因家境富裕，父親又非常開明，讓孩子很早就受西式教育，後畢業於蘇州景海女中。她不僅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文，還會拉丁文與希臘文，在當時的中國真可謂鳳毛麟角。

丁父在北京任職時，由於參與對日的情報工作，儘管當時對工作內容並不十分清楚，卻因緣際會地與靳雲鵬、衛興武、魏海樓成為莫逆之交。日後靳雲鵬曾擔任國務總理， 其他兩位也是北洋軍政府皖系的大將，頗受陸軍部重用。丁母因其流利的英文，曾經做過清宮福晉的英文老師。1921年陸軍部成立航空署，在對外購買飛機時，需要有一位能用英文應付對外事務的負責人。丁父因著妻子的緣故，在宦途上更上一層樓，成為第一任的航空署署長。後因段祺瑞要求丁父派軍機攻擊孫傳芳和吳佩孚時，丁父以軍機只能轟炸外國人，而不能炸自己人而拒絕聽命，從而辭去官職。

丁父辭官後，在朋友的建議下開了一家“正陽銀號”，經營得法，使得丁家在錢財上一無所缺，維持著優渥的生活。在這樣氛圍中長大的丁惟柔，有著當時女子少有的開闊的見識與堅毅的心志。由於丁父出身於書香門第，對於子女的教育自然相當重視。雖然他宦途順遂，但他堅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樣的觀念也成為丁惟柔一生的信念，幫助她度過許多難關；但也同樣成為她性格上的一個阻礙，有著極強的自我意識。丁惟柔在她父母的身上看到了風骨、愛心、寬容，在在都對她日後的處世風格有著極大的影響。

丁家的孩子就在這樣一個養尊處優的環境下出生長大，儘管宅院之外時局動盪，在高牆之內自有一份寧靜安適，日子過得平靜安穩，生活也不免奢華。但丁惟柔卻是其中的異類，她只要一碗麵，或吃個麻醬燒餅就覺得很滿足。因為家裡的孩子中只有丁惟柔一個不愛往外跑，常待在家裡，所以丁母在管理家中大小事務時總帶著她。耳濡目染之下，丁惟柔也學得了一些管家的技巧。

由於父母受惠於西式教育，丁家孩子當然也進入新式學校接受教育。丁惟柔讀過一年的幼稚園。讀完小學之後，又進入師大女附中，課業要求十分嚴格，她樣樣都以高分作為目標，盡力達到自定的標準。高中時，丁惟柔離家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正當此時，丁母病重，大姊耐不住性子在家照顧，她就毅然離開學校，天天陪伴母親。可惜丁母病況仍不見改善，而於1932年4月辭世。此後，當家的權力與責任自然就轉到了這位“二小姐”身上，一個僅僅十來歲的女孩就當了家，管理著一家上上下下二十幾口人的生活，其無憂無慮的童年也在此時畫下了句點。

丁母雖然一生順遂，但是一直以未能習醫引以為憾，丁惟柔其實對醫科並無多大興趣，可是為著完成丁母的心願，就以習醫為第一志願，考取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然而校方認為她體重過輕，質疑她的體力是否能夠負荷沈重的課業，遂與她立下一個條件：若不能在半年內增加十磅就必須轉至它系。但不管丁惟柔如何保養自己，體重總不見上升，半年後不得已只好轉入物理系。其實她對物理就很有興趣，因其本性就極為理智，所以分外著迷於井然有序的物理世界。也因習得物理專業，在日後生計遭逢困難時，即以教授物理為生，使她深深體會到萬貫家產不如一技在身。

大學期間，許多女孩開始尋求未來的對象，丁惟柔也不例外，但她有自己的擇偶標準，諸如不能小氣、要有學問、為人正直清廉等都在其中。對於交往的對象都要審視一遍，如果不符就不繼續交往。此時她認識了華東煤礦的朱家二少，不僅家財萬貫，又有大方的氣度，頗符合丁惟柔的條件，因此兩人持續交往。可惜因著中日戰爭的爆發，兩家失去了聯繫，婚事也因此耽擱下來。由於丁父是政府的高級參謀，丁家隨著政府與學校的撤退到了四川成都。在那裡，丁惟柔於1940年完成了大學課業，進入重慶的嘉華水泥公司擔任經理之職。在這段時間里，他經人介紹認識了丁世祺先生。

丁世祺畢業於交通大學鐵道管理系，後赴美國賓州大學進修，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在當時駐美大使胡適之手下任事。抗日戰爭爆發後抱著共赴國難的決心回到中國大後方，這才有機會認識了丁惟柔。兩人彼此間都有相當好感，只是丁惟柔一直認為不應該辜負朱家二少，因此遲遲不接受丁世祺。直到再次與朱二少重逢，雙方正式分手後，丁惟柔才決定與丁世祺共度一生。而丁父因著丁世祺是同姓又沒有顯赫的家世及豐厚的家產，擔心丁惟柔嫁後會吃苦，故不願意答應這門親 事。但丁惟柔獨有主見，深知金錢與家世不可依恃。而丁世祺學養豐富，只要他們共同努力，日子再艱難也無可畏懼。於是她向父親清楚地表達自己要嫁給丁世祺的決心。丁父最終只有接受，於是二人在1942 年步入婚姻殿堂，開啟了他們人生的新篇章。

丁惟柔婚前曾與丁世祺表明她在婚後是不可能單單做一個家庭主婦，而要繼續她的工作。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們一結婚就懷孕，五年連生了四個孩子，而且每次懷孕的過程都極為辛苦，甚至不能下床，工作的夢想當然也就破滅了。再加上丁先生的事業漸次開展，官場的應酬也隨之增多起來。丁惟柔只好努力扮演好丁太太的角色。

抗戰期間，丁世祺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一名高級主管。早在美國讀書期間，他就已是“仁社”中的一員。“仁社”是由一批愛國青年留學生組成，吸引很多在學識和操守上都很傑出的青年才俊加入，目的在於彼此激勵、幫助，以共同報效國家。尹仲容、嚴家淦、孫運璿、李國鼎等國民政府要人當時都是“仁社”的成員。身處大後方時，“仁社”成員多有聯繫，相互砥礪。此外，丁惟柔因著妹妹的緣故而認識了蔣經國之妻蔣方良，漸而成為好友。丁氏夫婦遂成為蔣經國容許蔣方良來往的少數家庭之一，他們亦多次與蔣經國會面。

1949年，大陸易手後，丁家遷到香港。滯港期間，長子安世不幸罹患痢疾而夭折，這件事對丁氏夫婦打擊很大。時局混亂，他們決定離開官場，重回一介布衣的生活。

1950 年底，丁家移居日本，先與友人合作發展對外貿易，爾後投資經營餐館業。在人手短缺的情況下，丁惟柔出任飯店經理。在她苦心經營與努力下，餐館事業蒸蒸日上。但在此人生環境轉型階段，夫妻倆開始摩擦不斷。丁惟柔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內心卻非常痛苦。一直篤信個人力量的她，此時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

在丁家初到日本之時，丁惟柔結識了一位陸太太，她當時珠光寶氣的市儈習氣給丁惟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飯店開張後不久，一個截然不同的陸太太出現在飯店，寒暄之下，丁惟柔發現她過去的許多惡習都消失了，細問之下才知道她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在耶穌基督里，她找到了真正的平安與喜樂。丁惟柔心中充滿狐疑，因為她過去從未見過一個人有如此大的轉變。丁惟柔那時內心的煎熬使她渴求得到同樣的安慰，於是在陸太太的安排之下，蔡孟堅夫人與後來在台北靈糧堂擔任執事的徐劉玉棠女士前來探訪丁惟柔， 並且邀請她參加週日的主日崇拜。教會中的平安與寧靜吸引著丁惟柔，從此，她與孩子們就按時去教會，孩子們在主日學中獲得很多樂趣，但是她自己卻一直沒有受洗的打算。當時香港靈糧堂的趙世光牧師常到日本講道，在一次與丁惟柔的談話中，使向來重視理性思考的她重新來看待信仰的本質在於信心，就在跟隨趙世光牧師做決志禱告中，以前有著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氣魄的她突然發現自己之渺小，第一次認知到自己的軟弱。最後當趙牧師問她是否願意接受主耶穌基督做生命的救主時，她毫不猶豫的回答說：願意。自此神徹底地改變了她的生命。1954年8月23 日，在趙世光牧師的施洗下，丁惟柔正式成為基督徒。因著領受到神無微不至的愛，她開始能夠體會到自己丈夫內心的煎熬與掙扎，故在態度上有了極大的轉變。由於她明顯的轉變，她的婆婆與孩子們相繼受洗。

在個性上向來自負又極重孝道的丁世祺對基督教不拜祖先的教導極為排斥，堅決不上教會。丁惟柔心裡堅信一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因此，她絕口不與先生辯論，私下卻一直為著丈夫迫切禱告，等待上帝的作為。當時丁世祺在生意上屢遭挫折，甚至常常需要她的支援，為此他心裡常常不是滋味，又急於想用工作上的成就來證明自己。1965 年，丁世祺在阿富汗開設工廠，卻因廠長的疏失造成與德國合作夥伴幾十萬美金的損失，這對他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因此意志消沈，甚至想一死了之。但就在他遠赴德國交涉的路途上，神使用一對德國老夫婦將他帶到了教會，使得他在生命最黑暗的時刻裡看到了神的光，明白神能除去我們身上枷鎖。他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接受了基督信仰——神真正的回應了丁惟柔的禱告。

1961年對丁惟柔來說，是一個神帶領她到另一個屬靈高原的年份。那時餐館的生意穩定興隆，一切似乎都步入軌道。正當丁惟柔每天在餐廳事業與教會服事中忙得不可開交時，一位教會的老朋友來請她做他向銀行貸款的保人。因為是多年老友，她就一口答應下來。又因餐廳太忙走不開，所以她就把圖章交給老友，讓他自行辦理手續。想不到的是，這位友人竟然在未得丁惟柔允許下貸了五千萬日幣；更為令人吃驚的是，沒多久那位朋友宣告破產，丁惟柔因著擔保的緣故必須要償還五千萬，餐廳也就將被銀行收去抵押拍賣。消息傳出，許多人都說她信教信迷了才會上這個當，這話聽在丁惟柔的耳中分外刺耳。於是，她懷著一顆糾結的心向神禱告。第二天，她讀到了哥林多前書6章7 節：“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甚麼不情願受欺呢．為其麼不情願喫虧呢。” 頓時她明白了神的心意，當下決定不告她的友人。由於銀行也自知理虧，主動願意降低利息讓丁惟柔分期攤還。面對龐大的債務，雖然每個月丁惟柔為著攤還的金額想方設法，但她內心卻很平安，因為她相信神會帶領她走過這段艱難的日子。在外人眼裡，一切如常，完全感受不到她所承受的壓力。非但如此，她還盡力投身在教會服事之中；同時她調整了自己的事業，選擇房屋租賃作為日後的事業重心。後來在一筆交易中，她所購得的土地竟一下子增值了四千萬。丁惟柔心裡清楚：除了神，沒有人能夠成就這事。這件事使她在信仰上從理性的選擇一躍成為感性的經歷，她對神的信心也愈發成長了。這也促成她日後更願意大筆奉獻，因為她深刻體認到得失之間，一切都出於神。

丁惟柔所在的東京國際教會是一所以華人為主的教會，在教會開始之際，就有許多宣教士與之配合，再加上起初的執事們多有顯赫的背景，學問很好，又見過世面，經過歷練，胸懷比較寬廣，為人處世上又比較圓融，教會就在神的保守與眾人無私的付出下開始了宣揚主道的歷程。 1972年後，他們日本華人中留學生的需要，因此建立了以牧養留學生為特色的教會。因為留學生大都停留時間較短，如何提供及時而實際的關懷與紮實的教導訓練，為他們打好信仰的根基，就成了教會工作的重點。丁惟柔在其中更是站在接觸留日學子的第一線，積極主動的關懷遠渡重洋的遊子，這樣的事工數十年不輟，久而久之，被人尊稱為“日本留學生之母”。

由於丁惟柔積極參與教會服事，與許多宣教士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之後因著這層關係使她跨入了國際事工的領域。一開始她參與日本地區的佈道大會的籌備工作，負責財務；之後又陸續參與了1974 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福音大會，以及 1983 年和 1986 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福音會議。基於她經營餐廳的經驗，每次總是負責財務與伙食相關的工作。在與各國同工的配合中，她拓展了更為寬廣的視野，也學習到許多寶貴的功課。在參與這些國際性會議同時，也意外的參加了海外中國教會所推展的一項運動——全球華人福音運動（簡稱“華福”）。中國教會基本上傾向於各自發展，原任中國信徒佈道會會長的王永信牧師有心聯合全球華人教會共同推動對教會成長有益的探討，於是藉著洛桑會議的機會與與會的華人代表共同研商其可行性。經激烈的討論與同心的禱告後，大家決定憑信心成立華人事工中心，並在1976年於香港召開了第一次全球華人事工研討會。丁惟柔參與了該運動的創始事工，且一直擔任華福的財務同工。她亦積極參加每次會議，成為華福運動中頗具影響力的領袖之一。

丁惟柔的夫君於 1974 年9月因心臟病突發而辭世。之後不久，丁惟柔打開自己家中的大門，使丁家成為另一個顯明神榮耀的所在。當許多留日學生面對生活、學業的壓力及未來的不確定性時，丁惟柔就邀請他們每週日下午到家中聚餐，一慰鄉愁。兩年後更開始了小組聚會的模式，除了敬拜讚美外，還邀請不同的人來分享生命的見證，從而使慕道友與初信的弟兄姊妹對基督信仰有更深的認識。若是有人遭遇任何問題，丁惟柔都能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設想，引導對方面對問題，竭力幫助他們克服困難，“丁媽媽的家”成了一個既溫暖又能增長靈性、解決困難的地方。在與年輕人接觸愈來愈頻繁的過程中，丁惟柔的家漸漸成為一個全天候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地方。丁惟柔又是一個身教重於言教的人，她所主導的小組查經貼切於生活，又富於生命深度。丁惟柔身體力行，實際活出神的教訓。信仰在她身上不是高不可攀的教義，而是蘊藏在生命中的一股真實的力量，許多人的生命也因此而改變，這正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最好見證。丁惟柔在自家所推行的事工直到她過世前從未曾間斷，即使她不在日本，她也會做好安排使所有聚會能正常進行。“丁媽媽的家”永遠不打烊。

丁惟柔綜其一生的經驗，對服事主的人有三條鼓勵的建議：一是要明白“我什麼都不能，但我所信的神什麼都能”。凡事靠主，凡事謙卑，靠神來做神的工作。第二，我們會不斷地遇到困難，但神會替你解決，要靠禱告。困難越大，禱告越迫切，萬般無奈的時候，要來到神的面前呼求，困難都會過去。第三，不要離開神的旨意，不是出於神的事，再方便都不能做。特別是在小事上，要站在神面前，不要站在世界上邊。寧可吃虧，也要站在神面前。在大事上犯錯不容易，在小事上就不一定了。魔鬼的試探是從小事上開始的，先利誘，後綑綁；在小事上交託，不被利誘，在大事上就不會失腳。

丁惟柔為主盡力奔跑，直到2007年6月9日病逝於東京女子醫科大學醫院，享年93歲。當時教會同工及家屬圍繞在病床邊，由教會姜寶陞牧師宣讀啟示錄21:1-5經文，為她做最後的祈禱。她在安詳中逐漸停止呼吸，回到父神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