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步西

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於1845年9月30日出生在美國阿拉巴馬州（Alabama），年輕時就讀且畢業於喬治亞州的哥倫比亞神學院（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從蘇州基督教使徒堂內”杜步西紀念碑”碑文可知：杜步西少時聰慧，尤好讀書，性情和藹，學問淵博。1872年4月，杜步西在阿拉巴馬州的塔拉德加（Talladega, Alabama）與寶琳小姐（Pauline Elizabeth McAlpine）結婚。寶琳比他小5歲，也是阿拉巴馬人。同年，杜步西作為美南長老會宣教士，奉派前往中國宣教。於是，年輕的杜步西帶著自己新婚妻子啟程，經上海、杭州，再到蘇州。

初抵蘇州，人地兩生，杜步西與妻子就在養育巷和富郎中巷交匯處租房住下，開始了漫長的宣教生涯。夫婦倆兢兢業業，先在蘇州城內盤門葑門開始，漸及周邊的楊家橋、橫涇、光福等鄉村傳道，再遠至太湖一帶。與蘇州人接觸一段時間後，他們開始適應蘇州生活，並學習蘇州話；還特地拜訪當地名師宿儒，虛心考訂方言文學。他們通常上午讀書，下午講道，寒暑不辭。當時在中國宣教絕非易事，杜步西曾感嘆道：“在美國用三四週時間，就可以使一個城鎮全部皈依基督，可是在中國改變一個城市的信仰則需要三四個世紀。” 其艱難可想而知！

在蘇州站穩腳跟，並逐步打開局面後，杜步西在養育巷東側購得荒地5畝7分，興建長老會盤門教堂，即今日“使徒堂”之前身。教堂建成後，杜步西開堂布道，格外殷勤，不久即聲名遠播，連許多在附近種菜的人都跑來聽他講道。有記載說”一時信徒麋集，車轍盈庭”。

經數年之功，杜步西等宣教士不僅在蘇州城區設立了教堂，而且還在蘇州四圍的滸墅關、陸墓等8個鎮設立教堂14處。隨著他們深入民間與蘇州人親密接觸，才逐漸發現蘇州一帶吸食鴉片問題之嚴重。雖然林則徐禁煙運動已經過去30多年了，鴉片戰爭也已成過往。但他所看到的依然是鴉片流毒甚廣，遺害無窮，令人觸目驚心。因此他內心產生出一個強烈的感覺，並促使他做出決定：我要為中國人做些什麽。於是杜步西和美國監理會宣教士、博習醫院創始人柏樂文（William Hector Park）等西方宣教士（多位是醫療宣教士）發起成立了中國禁煙會（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由杜步西擔任首任會長。這是中國最早的禁煙會，他們宣傳戒煙，上書中國政府，並在英美兩國為中國人奔走呼號。隨著禁煙會聲勢漸大，吸引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進來。杜步西於1895年上書英美政府要求停止向中國銷售鴉片；他還不斷地寫信給美國參議員呼籲。在一封寫給美國參議員麥克勞林（John McLaurin）的信中，杜步西呼籲美國應負起道德責任，因為它正在和英國一樣，以損害中國人的健康而獲利。同時杜步西還征集了一份超過1000名在華宣教士簽名的請願書，上書給光緒皇帝。皇帝因此下詔，其詔書幾乎逐字照搬杜步西請願書的內容，禁止鴉片貿易和吸食鴉片。至今，基督教使徒堂院內還豎有1910年該堂教友公立的“杜步西先生紀念碑”，上面記錄著杜步西當年的禁煙事跡和眾多宣教士的名字。

1899年，禁煙會出版了影響深遠的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100多位醫師對中國的吸食鴉片問題之看法》）一書。這是一本由100多名專業醫生參與的調查報告，書中闡述了禁煙會的宗旨，力陳鴉片的危害，最終影響了公眾輿論，起而反對鴉片貿易。在杜步西及其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他們的禁煙之舉終於獲得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美國國會，以及萬國禁煙會的支持。1906年，禁煙會取得成功，英國國會聲明鴉片貿易“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

杜步西在從事宣教與社會關懷工作之余，還寫有多本中西文著作，計有：Preaching in Sinim: The Gospel to the Gentiles, with Hints and Helps for Addressing a Heathen Audience (1873)（《在華傳道——傳福音給外邦人》）；The Image, the Dragon, and the Demon: Or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1887）（《中國的三教：儒、釋、道》），以及《天道講臺》（中文版）等書。

1910年陽春三月，杜步西在其多年居住的大衛巷（今倉米巷內）寓所內去世，離開他所摯愛，並為之奉獻一生的蘇州古城，回返天家，在世享年65歲。大衛弄於20世紀50年代併入蘇州市第二人民醫院，杜步西寓所充作外科病房。如今，巷墻高處“大衛弄”路牌仍依稀可辨。

杜步西在蘇州宣教38年，他的慈言善行感動了無數蘇州人。在他去世後，不少人自發地紀念他。昆山儒生張祖齡為他撰寫碑文，並由匠人銘刻在碑。其中有云：“先生雖死，如永生也。……巍巍先生道參古今，……華美交深渺矣，先生中外同欽。” 等感人字句。

杜步西和寶琳共生育5個兒女。杜步西離世後，其子杜翰西（Palmer Clisby Dubose）前來蘇州接續他的工作。1914年2月，寶琳逝世並葬於蘇州。1920年杜翰西翻建了教堂，為紀念父親杜步西，特命名為“思杜堂”，並在那裏宣道直到因病回國。據說他的蘇州話講得十分地道。

1951年，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中，在一片“反帝”、“批判崇洋媚外思想”聲中，“思杜堂”牌子被除掉，改名為“使徒堂”。大躍進年代，基督教各宗派實行聯合禮拜，使徒堂又改稱為“耶穌堂”。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使徒堂被關閉，由蘇州乳膠廠占用。直到1980年4月6日復活節，使徒堂才得以恢復禮拜，成為文革後江蘇省首先恢復開放的教堂。如今使徒堂默然靜坐於養育巷一隅，與蘇州市樹——香樟樹相映成趣，成為古城異域文化的一道景觀，也見證著杜步西時代以來的百年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