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嘉德

一、早年生涯

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 于1830年12月27日，生于苏格兰伦弗鲁郡的基尔巴臣（Kilbarchan，Renfrewshire）小城。父亲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是当地长老教会的牧师，在社区中很有声望；母亲珍妮特·曼蒂丝（Janet Monteath）也是一位贤慧、敬虔的女性。他们共育有六子，杜嘉德最小。杜嘉德的五位兄长皆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其中一位——乔治·道格拉斯（George C. M. Douglas）成为教会的牧师，还担任过格拉斯哥“自由教会（神）学院”（The Free Church [Divinity] College, Glasgow）院长。

1845年10月，年仅15岁的杜嘉德也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逻辑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在校学习期间，杜嘉德表现出他对信仰的虔诚与热爱，成为“格拉斯哥自由教会学生布道协会”（Glasgow of the Free Church Students’ Missionary-Society）的会员。1851年4月，杜嘉德获得硕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杜嘉德来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进入爱丁堡大学神学院（Divi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修读神学四年，期间他成为校辩论俱乐部成员，使其演讲技能大为长进，这对他后来的宣教生涯大有帮助。1855年初，杜嘉德从神学院毕业，同年2月20日在格拉斯哥圣马太自由教会被按立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随即作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奉派前往中国宣教。

二、闽南宣教

1855年3月，25岁的杜嘉德与宾威廉牧师（Rev. William C. Burns）一道，搭乘“挑战者号”（Challenger）轮船离开英国，前往中国。宾威廉是英国长老会派赴中国宣教的第一位传教士，当时适逢他回英国休假期满，再度赴华时得与杜嘉德同行，一路上杜嘉德从这位宣教前辈身上受益匪浅。他先经香港，再转上海，最后于6月抵达厦门。原驻厦门的英国传教士仁信牧师（Rev. James Johnson）因病刚刚于几周前离开，所以，杜嘉德孤身一人，开始了在闽南地区的宣教生涯。

当时厦门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已经有相当一批外国传教士在那里从事宣教工作。据唐·麦吉利夫雷（Donald MacGillivray）所着《基督教在华宣教一百年：1807-1907》记载：早在1842年2月，美国归正宗教会（The Reformed [Dutch] Church in American）的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首先从广东来到厦门鼓浪屿宣教；同年，美国圣公会（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文惠廉牧师（Rev. William Jones Boone）也来到厦门。此后，美国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North]）的赫本博士（Dr. Hepburn, 1843年）、约翰·卢壹牧师（Revs. John Lloyd，1844年）和休·布朗（Hugh A. Brown，1845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施约翰兄弟俩（Rev. A. and J. Stronach，1844年）；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宾威廉牧师（Rev. W. C. Burns，1847年）；美部会（A.B.C.F.M.）的史蒂芬·约翰逊牧师（Rev. Stephen Johnson，1847年），以及美国女公会（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的阿德莲丝小姐（Miss Adriance，1863年）等传教士，先后来到厦门和鼓浪屿，开展宣教事工。总之，当杜嘉德到达厦门时，厦门及其周边地区，已有各个差会所设的25个传教站，信徒总共有二、三百人之众。

英国长老会的宣教事工在宾威廉和仁信等牧师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一些进展。1851年在厦门建起了一个小礼拜堂；到1854年时，才有两个中国人加入教会，一个名叫陈泉（音译，Cheng-Choan），原是位算命先生；另一位名叫铁泉（音译，Tiek Choan），原是个士兵。

杜嘉德刚到厦门宣教时，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障碍。在其1855年10月1日从厦门发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已经参加过好几次用华语举行的崇拜，我现在能听懂一点点了，虽然也只有一点点。”除了语言外，他还要努力适应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克服生活中的重重困难：愚昧、肮脏、落后的教育和医疗卫生；鸦片、小脚、迷信和偶像崇拜；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来自官府的残酷镇压，以及东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等等。但由于他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又肯下苦功学习，所以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讲说厦门话。加之他年轻，肯吃苦，很快就可以独挡一面，牧养教会，教导学生，编写书籍，每天十分忙碌。他经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布道，有时乘着月夜赶路，动辄数十里。不久，他把宣教工作拓展到厦门以西20英里外的白沙（Pechuia，今漳州龙海港尾镇白沙村），期间经历许多艰辛。在其1856年7月25日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描述了一段遇险经历：“我亲爱的母亲：…… 6月16日 清晨，狂风暴雨最猛烈的时候，我们的船正抛锚在白沙下游、南溪上的一个小河湾里。我把自己蜷成一团，尽量舒服地躺在舱底。福音船被锚牢牢固定，船舱也还算安全，但是风雨却把大量的水灌进舱内。彼时，狂风肆虐，大雨如注，我只能将我的心托付给掌管着惊涛骇浪的上帝……。”

杜嘉德的辛勤付出，终于有了收获。1857年，一座宽敞、明亮的小礼拜堂在白沙建成，教徒遂日渐增多。但挑战也接踵而至，用杜嘉德的话说：“上帝之手，决定用疾病、死亡和迫害，来考验白沙本地的信徒”。从1858年10月起，一名信徒因吸食鸦片而被停职；第二个人因崇拜偶像而受到同样的处分；而第三个人则干脆背叛了教会。此外，至少还有9个信徒，因遭受迫害而不得不迁居外地。这些事令杜嘉德既伤心又沮丧。幸好宾威廉牧师从汕头及时来到厦门，帮助杜嘉德渡过了难关。在其1858年12月17日写给母亲的信中，杜嘉德提及此事：“最亲爱的母亲：在这个诸事繁忙之年即将过去之时，再次为您祝福。十天后就是我的生日，而我明天就要出发前往漳州。我祈望能得到主的恩赐，指引我前行的步伐……。上周，我有五天时间与宾威廉先生在一起，他仍然在这儿。我不能告诉你我有多伤心，因为没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虽然那时杜嘉德还年轻，但仅几年时间，他的容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他的勤奋、能力和品德，受到传教士同伴的交口称赞，公认他是一位“智慧、慷慨、善良和有技巧”的人。有一位传教士写道：“他性格中最令人愉快的是他乐于助人，尤其是帮助年轻人的品德。他常常用祝福和鼓励的话来激励年轻人，并帮他们解决问题。”

1856年，杜嘉德看到安海镇“据兴、泉、永出口要津”，“欲入内地非从安海不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遂萌发了去安海宣教的想法，并从厦门亲乘“福音船”前往安海布道。据《安海教会150专刊》记载：“福音初入安海，当地士绅极力抵制。起初禁止民众租赁房屋给牧师，继而禁止民众与之交往，终且扬沙掷石，甚至全镇二十四境士绅演戏宣示公禁、阻止传道。尽管阻力重重，杜嘉德牧师还是忍辱负重，锲而不舍地进行传播福音，终于在咸德境向黄姓居地租得一房舍作为讲堂，后因数次被人纵火捣毁而迁租玄坛宫后蔡宅书塾。至1860年才有郑爽(安海更夫鸦片仙)、其弟郑垣及施洗、吴江、陈强(戏班吹手)等贫寒者蒙圣灵感化，相继受洗，同心归主。郑爽后来终身事主，历任执事、长老及传道。当时，信徒虽然寥若晨星，但是星星之光，普照他人。福音在安海传播，虽遭受种种拦阻，但靠着神的大能，终于在安海扎下了根，建立了泉州地区第一个堂会(继厦门新街堂,为闽南的第二个堂会)，并以此为据点，于1866年将福音传入泉州，后又发展到安溪、永春、南安和德化等地。”此外，杜嘉德还在漳州、龙海等地宣教，为福音在漳州地区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三、台湾宣教事业的开拓者

每提起在台湾的宣教先驱者时，一般人都知道南部是英国长老会的马雅各医生(Dr. James L. Maxwell)，北部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的马偕医生(Dr. George L. Mackay)。但实际上，第一个听见台湾的呼声并且呼吁西方教会向台湾差派传教士的却是杜嘉德。

1860年9月19日，杜嘉德与英国长老会驻汕头的马牧师(Rev. H. L. Mackenzie)从厦门出发，渡海到台湾沪尾(淡水)和艋舺考察，于9月24日抵达澹水，从而成为首两位到访台湾的传教士。他们边传福音边分发圣经和福音单张。在此过程中，杜嘉德发现台湾人大都能讲闽南语，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与兴奋。日后他在日记上写道：“这巿镇有疏疏落落的几条长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确数多少，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很难作出正确的估计。我们还访问过附近唯一的大巿镇艋舺。……整个地区为福建漳、厦一带所迁来的移民，说的也是闽南话，而台湾全岛也以闽南话为普遍。……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现象——跨过海峡，这里仍旧通行着同样的语言。在中国大陆，相隔一百里，就使我们觉得言语不通了。因此，我们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召：‘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直到上帝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起来。”（董显光：《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此后，杜嘉德多次写信给差会，要求派传教士到台湾。经过他的报导与呼吁，几年之后，苏格兰长老会差派了马雅各医生到台湾宣教。在最初几个月里，杜嘉德前往台湾协助他打开局面，同时他还带了3位华人助手陈子路、黄嘉智、吴文水同往。1964年10月，杜嘉德又与马雅各一起坐船到打狗(高雄)，并步行到府城(台南)、埤头(凤山)等地考察，探寻宣教的可能性。在杜嘉德协助下度过艰难的开创期后，马雅各随即以台南为中心，展开医疗与布道工作，逐渐使福音在台湾生根、成长。

四、编纂《厦英大辞典》

杜嘉德具有语言天赋，早年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求学期间，杜嘉德就已经熟练掌握除英语以外的希伯来语、希腊语，并粗学汉语。他父亲对他提出更高要求，希望他能将各个语言之间融汇贯通。这无疑为他日后成为着名的汉语专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杜嘉德在闽南地区宣教，越来越意识到要在厦门做好福音事工，必须要精通当地语言。1855年来厦伊始，杜嘉德就以抄录约翰·卢壹牧师所编的《厦门语字彙》来学习厦门话。卢壹牧师属美国长老教会，1844年12月到厦门宣教，1848年12月病逝于厦门。后来杜嘉德也得到罗啻牧师（Eliph Doty）的《翻译英华厦门腔语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Amoy Dialect, 1853），施约翰牧师（又称施亚力或约翰·施敦力）的厦门腔字典稿本，以及麦嘉湖（John MacGowan）出版的厦门话入门读物《英华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1871年）。罗啻属美国归正教会，而施约翰和麦嘉湖则属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他们皆先后在厦门宣教多年。在他们这些辞书基础上，杜嘉德决定编纂一部更为整全、完善的厦英辞典，为以后来厦门宣教的传教士铺路。为编纂这部辞典，杜嘉德广泛收集闽南方言，每听到一个新的词汇，就立刻记在笔记本上，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纯熟掌握为止。厦门的基督教三大公会为了促使辞典早日完成，特派施约翰以及美国归正会的打马字牧师（John Nest Talmage）来协助他。最后施约翰全程参与了校对，但打马字只参与了前段一部分工作。整本辞典几乎全靠杜嘉德一人经过多年不断地采访、考据、整理和编纂而成，可说是杜嘉德的心血结晶。

1873年，这部《厦英大辞典》，（又称《厦门音汉英大辞典》，英文名为“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chew and chew dialects”）终于由伦敦的杜鲁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很难想象，刚到厦门时，仅仅“能听懂一点点”闽南话的杜嘉德，竟然能在18年后，编纂出如此规模的闽南话字典，实非一般人所能及。《杜嘉德纪念集》（Memorials of Douglas Carstairs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t Amoy, China）中说，为了这项工作，杜嘉德投上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几乎牺牲了所有的周末。他尽量利用每一段业余时间，每天至少为此工作8小时以上，即便是回英国休假期间也是如此。

《厦英大辞典》是传教士对闽南方言加以系统整理的一个成功例证，是第一部大型厦门腔白话汉英辞典。其“头序”和绪言说明共19页，辞典本身有612页。全书共收录闽南方言四万余言，以厦门音为标准。其特色是全书无汉字，音腔以罗马文字注音，再用英语说明字词发音、意义和用法。杜嘉德在序文里说到，一者因为很多字找不出适当汉字，二者要利用假期在英国排印无法印出汉字，三者因他无法抽出时间在外埠（如上海）监印而作罢。由于杜嘉德在闽南地区宣教多年，熟悉不同地区的闽南话，因此他书中亦指出了泉州话、漳州话与厦门话的差别。此书一出版立即成为所有学习闽南语者——传教士、商人、旅行者、船员、通译和学生等——必备之工具书。为此，杜嘉德获得了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所颁赠的法学博士学位（LL.D.），也使他跻身于当代著名的汉学家之行列。

《厦英大辞典》出版当年，台北古亭书局随即翻印；1899 年再版。二十年后巴克礼牧师(Rev.Thomas Barclay)在此基础上又作《厦英大辞典补编》，于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基督教音乐方面的贡献

早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杜嘉德就系统学习过音乐。在爱丁堡时，他还参加过一个教堂的唱诗班。在哈克利（Mr. Hakley）先生等人的指导下，他不仅掌握了正确的演唱方法，而且还学会如何组织、训练出一支出色的教会唱诗班。

到厦门之后，杜嘉德充分发挥了他的音乐特长。早在1868-1870年间，他就在厦门用文言文先后出版了《养心诗调》（1868）、《乐法启蒙》（1869）、《乐理颇晰》（1870），以及《西国乐法》（1870？）等音乐书册，介绍西方乐理知识。他在注重音乐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同时，也力求提高中国民众的音乐素质。他尽管没有进行过赞美诗中国化的尝试，但在他的乐理书系列中也看不出有任何排斥中国音乐文化的意向，这在19世纪中叶来华西方传教士中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杜嘉德还曾编写出《漳泉神诗》，他所编的多首诗词至今仍可见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诗》里边。

六、参与拟定福音策略

闽南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合作，在中国宣教史上首开先河。早在1862年，美国归正教会和英国长老会，就在厦门举行会议，决定联合成立闽南基督教漳泉长老大会，并推举归正教会传教士打马字牧师为会正，开展联合宣教。在此一过程中，杜嘉德一直是闽南教会合一运动强有力的推动者。

1877年5月，来华传教士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中国宣教大会” （Chinese Missionary Conference），由来自英国、爱尔兰、欧洲大陆、美国和加拿大等30个国家的超过100名的代表出席大会，代表了在中国传教的285个传教团体的307名传教士。由于与会者绝大部份来自于欧美两地，所以大会的主席即由欧洲与美洲的传教士各一人共同担任。杜嘉德被推举为欧洲主席（A President of Chinese Missionary Conference），与美洲主席罗伯特·尼尔逊(Robert Nelson)二人轮流主持大会的进行。

杜嘉德在大会中宣读了一篇题目很长的论文：“目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不当，有待各差会进一步努力与更有系统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够遍传中国”(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ent Means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and the Necessity for Greater Effort and More Systematic Co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ifferent Societies，so as to Occupy the Whole Field) 。该文对以往几十年来的宣教工作进行了反思，指出单是四万万的人口就足以说明中国是一个最富挑战性的福音工场。同时他希望传教士们以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为鉴，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计划的、盲目行动的乌合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

杜嘉德，这位在中国的福音战略家，把中国当时的行政区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包括福建、浙江、广东的中部、东部与江苏的南部，这些地方已有许多差会建立福音的据点，新的差会不宜来此发展；第二级包括东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的西部、江苏的北部、山东与直隶，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虽已开始，却未普遍，新的差会可以考虑来此发展；第三 级包括蒙古、湖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广西与云南，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根本尚未开始，最适于新来的差会加以尝试。杜嘉德同时还建议各差会划分福音的“势力范围”，以免有任何角落被忽略，也可避免因重复而浪费人力与物力。杜嘉德还特别强调来华宣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文明中最精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

有感于中国的需要太大，大会推选出一个由21人组成的委员会，杜嘉德名列其中。他们写信给西方的教会，呼吁他们对中国福音工场提供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从文字的语气上看来，可能是出自于杜嘉德手笔：“在中国的许多福音战场上，我们都必须孤军奋战。除了孤军之外，我们也都已准备被过量的工作所吞没。事实上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承担了过量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中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健康大受损害，甚至英年早逝。”在大会闭幕礼拜上，杜嘉德建议十年后再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同时很感慨的说：“谁也不知道那时侯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能够出席参加呢？”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话对杜嘉德来说，竟不幸而言中，更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竟然“英年早逝”。

七、英年早逝

杜嘉德从上海回到厦门后，立即回到“承担了过量的工作”的生活中。1877年7月26日，杜嘉德突然受到霍乱的侵袭，从清晨开始腹泻不止，到了中午，他已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为他看病的的孟医生(Dr. Manson)已经束手无策，只好劝他交待后事，并且安慰他说：“不要太激动，你是个哲学家。”杜嘉德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不，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在这时刻，基督徒要比哲学家好得多。”过了一会儿，他喃喃说出原计划在下个主日讲道中引用的经文：“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章23节) 藉以安慰在一旁为他悲伤的信徒们。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五点多钟，杜嘉德在厦门自己的寓所内，结束了世上的劳苦，进入永远的荣耀中，年仅47岁。在第二天的追思礼拜中，主礼的牧师就以他原先选定的经文为题证道，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杜嘉德死后被安葬在厦门鼓浪屿的传教士公墓内。1878年，英国人赫伯特·翟理思（Hebert Allen Giles）在其所着《鼓浪屿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一书中，不无遗憾地写道：“传教士公墓隐蔽在黄氏宗祠后面的一个静静的角落 ……。一位高尚卓越的人——著名的《厦英大辞典》的编纂者杜嘉德牧师的遗体也埋葬在那儿。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建立墓碑。”后来，为了纪念杜嘉德的贡献，教会在鼓浪屿鸡母山建立了一座杜嘉德纪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