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信明

杜信明（Flora E. Dodson）於1888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國的肯塔基州（Kentucky）。1911年畢業於該州的一所女子師範學校，之後在當地任教師四年。1915年，杜信明蒙召獻身為主作工，隨即進入美南浸信會婦女宣道訓練學校（即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前身）接受造就，獲取宣道訓練學位。1917年，杜信明為美南浸信會傳道部所差派，遠赴中國宣教。

杜信明抵達廣州後，起初在培道女子中學擔任教師，她循循善誘，以屬靈真理栽培學生。惟當時培道剛由小學增辦中學，校務工作困難重重。由於中國政局亦動盪不定，以致影響到學校，常有罷課風潮發生。杜信明作為一個外籍女教士，且初到中國，對中國人的生活習俗與風土人情尚未熟悉，故一時難以適應新的生活環境，有時甚至成為眾矢之的。但杜信明毫不灰心，以堅忍柔和的態度對待好鬧事的學生，以勤謹盡責的服務精神來處理日常的事務，遇困難時即禱告，終於化輕蔑為尊敬，化敵視為友愛，也贏得該校校長紀好弼夫人（殷愛新女士）和同事們的敬重。就在培道中學服務期間，杜信明利用歸國度假之便攻讀文學，於1926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杜信明在華工作期間，花費精力最多、吃苦最多，成就也最大的，當屬主政培賢女子神學院。她於1936年接任該院院長之職。次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隨後日軍飛機大肆轟炸廣州。為了全院師生的安全，亦為保證教學的正常進行，杜信明與其同仁於1937年11月將培賢遷往香港，隨即於12月在港開學授課。自此培賢神學院由聖經師範科改為神道科和聖經科，學生人數由16人增至39人。正當院務日漸發展之時，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隨即侵佔香港。作為院長，杜信明不願離開培賢返國，但因為她是美國宣教士，遂被日軍囚於赤柱集中營中。雖然她身陷囹圄，但仍然掛心培賢院務，千方百計地派人送信給該院教務長張飛霞女士，指示有關遷院事宜。1942年秋，培賢女子神學院西遷桂林，杜信明由於環境所限，未能與之偕行。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培賢遷回廣州東山原址復課，杜信明乃於是年冬季重掌培賢院政。經三年多的艱苦奮鬥，學院不但恢復舊觀，教學水準亦大大提高，為華南、港、澳浸信會培養出不少優秀的女傳道人材。

杜信明主掌培賢期間，除了傾囊倒出其豐富的神學知識外，也傾注出她那無私的愛，使培賢神學院充滿了友誼、溫暖，和樂趣。她以培賢為家，她的同事、學生都深受她的感染，以培賢作為她們的大家庭。師生們也都非常熱愛、敬重她這位培賢的大家長。1949年5月，培賢女子神學院舉行40週年紀念慶典，會後出版一期紀念特刊，其中刊載一位學生這樣的話：“學院裡的生活是溫暖柔和的。慈愛的院長、師長和我們十數位姐姐、妹妹都是親親愛愛的。師長們不但關心我們的靈性，也常常愛護我們的身體。我們在這院子內像一個大家庭，是充滿著神的愛和主基督耶穌的恩典。我願意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都要過這樣嚴謹有規律的生活，表示我愛培賢，記念培賢。”

另一位學生這樣寫道：“下課後，我們真像一個大家庭。我們的生活是打成一片的。……在我們當中有著像慈母般的師長從旁誘掖，使我們更形親切。我們不只外表顯出親熱的情景，乃是從心坎裡互相體貼的，且是以主的愛相互對待的。每一個同學的困難或重擔，經濟的需要，身體的疾病，靈性的軟弱，都很坦白地說出。我們便彼此相助，並在主我們的父面前代求。”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培賢就像一個大家庭，杜信明就是這個大家庭中的慈母，培賢的孩子們就像愛母親一樣愛她。1949年，杜信明因時局變化而不得不離開培賢，返回美國，但她的心從來沒離開過培賢的學生和校友。她離世前那最後一封信函，就是寫給培賢校友們的。她這樣寫道:“收到你們的禮物，很喜樂。當我把你們從遠方寄來的糖果分給院裏的同伴時，她們都很羨慕我……。希望你們為我代禱……，我也在禱告中將你們一個一個帶到神的面前。想到有一天，當我們同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該是何等的快樂呀！”

除了對培賢女子神學院的傑出貢獻之外，杜信明對文字宣教事業亦有很大的成就。自從1949年離廣州後，她就在香港從事文字宣教工作，直到退休為止。1950年韓戰爆發後，西方宣教士們紛紛歸國。杜信明則堅持留在香港，一面在顯理中學教授聖經課，一面編寫福音單張，使之成為日後浸信會出版部的先驅。

1953年，杜信明罹患癌症，醫生根據醫院的檢驗結果，認為她只有三個月的壽命。但由於杜信明的信心與神的大能，竟至逐漸恢復健康。病愈之後，她繼續專心致志，從事文字事奉的工作。她自己在工作方面勤謹盡責，一絲不苟；她也熱切地期望與她共事的人像她一樣。她為人剛直不阿，不苟言笑，貌似嚴厲，心實溫和，博學多才，卻很虛心。她說話很直率，有時會開罪人。但凡了解她個性的人，都知道她的話絕無半點惡意。雖然杜信明生活嚴謹，工作嚴格，卻很有人情味。她很念舊，很能體貼人，很關懷同工的身體和家人，也很樂意幫助人。即便年事已高，仍常常流露出赤子之心。

杜信明於1958年3月退休回國，歸途中在羅馬不慎摔倒，造成臀骨骨折而不得不在羅馬留醫十四個月。回到美國後，因骨折不能完全復原而使她長期遭受很大的痛苦，曾數次實施手術冶療，但仍無法使她的臀骨復原，必須要借助兩根拐杖才能行走。晚年時進入老人之家，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中國的友人，常常寫信勉勵他們，並為他們禱告。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她如此說:“中國大陸有六億中國人，世界其他地方有二千五百萬中國人，我們應當關心他們的靈魂，常為他們禱告！” 1965年5月22日，杜信明因在醫院進行手術割除癌症時，不治而逝。彌留時她對守候在身邊的密友說:“我已經準備好，現在可以安然返回神的家了。”

在杜信明的追思禮拜上，一位與她共過患難的牧師論及她的一生時，引用保羅的話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提後4:7-8）。“華冠懸待凱旋人”這句話，對於杜信明來說，誠然是當之無愧。杜信明離世後，培賢校友會為她舉行了一個追思祈禱會。當大家一起緬懷老院長時，皆深有同感：杜信明女士實在配稱為培賢的慈母，她對培賢的貢獻與愛心，永存在培賢校友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