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美

范子美，又名范禕，號皕誨。1866年生於蘇州，5歲時隨父親遷居上海。他自幼聰明過人，13歲時參加科考童試，即獲得秀才資格，故有“小秀才”之稱。從16歲起，他開始參加鄉試，1893年獲舉人資格。後來他曾兩度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遂回蘇州任教。其間，他潛心研究宋明理學，熟讀四書五經，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1886年，范子美20歲時，在蘇州娶一張姓女子爲妻，婚後育有兩子，名爲稚圭和瑾懷。

甲午戰爭失敗後，不少有識之士紛紛主張變法維新，以挽國勢。在強烈的民族危機感下，范子美的思想受到很大觸動。他開始對傳統經學不滿，轉向政治、經濟及自然科學等方面研究。他認爲傳統經學不能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之境，於是大力回應變法維新之舉，先後出任《蘇報》、《實學報》及《中外日報》記者，在上述報章上撰文，鼓吹新政。

從戊戌變法到庚子事變年間，范子美廣泛涉獵江南製造局的翻譯著作。1900年，他得遇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林氏於1868年創辦了《教會新報》（1874年易名爲《萬國公報》）。《萬國公報》是廣學會出版的主要刊物，對維新變法思想的傳播，影響深遠。通過《萬國公報》，以及與林樂知的相交，范子美逐漸放眼世界，從欣賞“西藝”（科學技術）、“西政”（政治思想與制度）、進而接受“西教”（基督教）。從其自述中可見一斑：

“余自見林先生，從問歐美宗教學術政治文化，而餘之思想乃大變。宋學固爲迂腐，漢學亦甚支離。今林先生博我以世界之大觀，啓我以自然之奧理，予我以平等自由博愛之精神，西方文明，洵可豔羨，余何幸而得遇斯人乎”（《青年進步》，102，67頁）。

1902年，范子美正式加入《萬國公報》的編輯工作，成爲林樂知晚年重要的“代筆”，同年偕全家受洗，成爲基督徒。

范子美對基督教的接納，顯然是出於強烈的文化危機感。甲午前，他深受傳統（理學及經學）影響，甲午後，他對舊學的強烈不滿，使其進一步傾慕“西政”，期盼借著維新變法，能夠建立新的政治及社會秩序。戊戌政變及義和團運動後，范氏開始全盤否定傳統的經學和理學，並發現“西教”與“西藝”和“西政”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如此說：

“西國何以富強。曰政治也，學問也。政治之善若憲法，學問之善曰格致之屬。斯皆然矣，亦知非其本源乎。本源奚在？曰在真教化，……耶穌基督乃真教化” (范禕，“論人有治理萬物之權”，《萬國公報》，復刊卷165（1902年10月），總34冊，21268頁)。

由此范子美確信，基督教信仰正是“救我一人與救我四萬萬之同胞”的唯一保證。他認爲多年來中國在改革新政上一直無法成功的原因，在於只有“虛名而無實際”，未能直探西方富強的本源——“真教化”之所在。而儒學則爲“僞教化”。中國不能成功達致富強的關鍵，既在於缺乏“真教化”之本體，也是“僞教化”的阻力使然。所以，追求中國富強之道，在於確立“真教化”之道，明白一切“西政”、“西學”悉本於“西教”，並徹底清算“僞教化”（即儒家傳統）的陰影，才能使中國得以脫離積貧積弱的現狀。故此，范子美在不惑之年，宣告與儒家傳統決裂，轉而追求“真教化”。

自此，范子美視注重知識普及的工作，視文字傳播工作爲重要的教育啓蒙媒介，以雜誌報章爲”社會之公共教科書”，各種社會階層的人都能夠從中學習。而知識普及傳播與國家富強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1905年清室廢除科舉後，范子美著手籌辦《通學報》，傳播歷史、地理、算術、科學及英文等內容，供那些有志於追求新知而不能進入新式學堂的人自修。他確信，真正開啓民智的工作，必須是從”內”而”外”的，也唯有本於”真教化”的基礎，啓蒙的工作才能完成。

除了藉文字普及知識的工作外，范子美還致力於教育普及的工作。他曾創辦振華學校，並參與林樂知在上海所創辦的中西女塾的教學工作，以推動女子教育，長達10年之久。因爲他深信，中國積弱的原因，跟長期以來對婦女的壓制不無關係。救國必先救人（接受“真教化”），而人之是否得救，又仰賴于婦女是否得到釋放。在他看來，中西女塾是“啓蒙”的途徑之一，它可以破除中國一直對女性的“禁錮”及“壓制”，而臻於國富民強。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滿清政權，以共和政體取代了君主制度，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紀元。同年9月，范子美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總會總幹事巴樂滿（Fletcher S. Brockman）的邀請，正式加入青年會書報部，擔任《進步》雜誌的主編。1917年3月，《進步》與《青年》合併成《青年進步》，范氏繼續擔任主編的工作，直到1935年退休。基督教青年會的宗旨，是將中國現存問題歸咎于“民心”與“民德”的衰弱，並確信耶穌基督的人格是解決國家問題的根本辦法。這宗旨與范子美的“真教化”和“人格救國”的主張相符。他堅信，要從本質上革除國民的腐敗思想，擺脫“奴隸國國民”的本性，首先要提升“國民程度”，即提升國民的道德、知識及體質這三種素質。借著對個體的全人救贖（包括德、智、體、靈）及團結個體（群），來建構理想的國民人格。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范子美謀求以“基督教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提出建立基督教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及道德倫理、政治和經濟學說；同時也提出服務社會（博愛主義）、關顧低下階層（平民主義）及行動救國（愛國主義）的理念與實踐。他拒絕以“救國”取代“人”的完善，始終堅持以“基督人格”作爲救國的基礎。他所追求的“天國”，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的新世界。

范子美也十分關注國際合作問題，認爲雖然中國飽受列強的欺淩，和不平等的對待，但中國必須要培育愛好和平之國民，以促進國際友誼，實現人類大同。在這點上，他肯定儒家的“大同”理想，相信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合作，能夠促進世界和平。

范子美在青年會時期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由全盤反對儒家傳統文化，轉變爲強調“國粹”與“國痼”的區別。“國粹”理當保存，“國痼”定當切除。在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同時，也重新反省基督教與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接著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基督教信仰與傳統中國文化的關係。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的爆發，促使范子美對基督教本色化問題進行更爲深入的思考。1929年，在其《我的新耶穌觀》中，他斷言：“基督若不中國化，中國決不會基督化。”

1924年1月，范子美發起成立了“國學研究社”，以《青年進步》作爲重估中國文化價值的平臺，在調整昔日偏重西方文明的路線的同時，對中國價值及文化予以相同的重視。此時在他眼中，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不再是對立的矛盾，而是互補與協調的關係，並以此作爲基督教“本色化”的核心價值。

1935年，年屆70歲的范子美決定從青年會退休。爲了對其多年來服務青年會表示肯定，青年會特地爲他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以表彰他多年來服務青年會的貢獻，並贈送寫有“名山偉業”四字的銀碗以作紀念。可惜他退休之日，正值中國災難深重之時。當時東北三省已被日軍佔領，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開始爲生存而奮戰。范子美深深地爲中國的國難而悲傷。1939年9月，范子美在上海病逝，享年73歲。

范子美的一生，可說是徘徊於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之間，成爲近代中國思想在文化相互衝擊、交流與互動過程中的一個縮影。他一直致力於整合東西文化，同時對國家富強或現代化的追求，可說是其終極關懷所在。“儒者基督徒”之稱，用在他身上頗爲貼切，恰好可以用來總結其事業與抱負。他的一生，是爲現代化的中國及本色化的教會而努力奮鬥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