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貴石

馮貴石（Francesca French）於1871年出生於比利時的布魯日（Bruges，Belgium），在家中排行老二。父母（Erington and Frances Elizabeth French）皆為英國人。當其全家搬到瑞士的日內瓦之後，她同姐姐馮貴珠（Evangeline French）一起進入日內瓦中學讀書，後隨父母回到英國。姐妹倆回到英國後，一時很難適應那種刻板的社會環境，姐姐貴珠曾經非常叛逆，心中充滿苦毒，甚至出言褻瀆上帝。而貴石則相對安靜、順服，在信仰上也先於姐姐歸信基督。故當姐姐迷失時，她從旁給予及時的提醒。後來聖靈進入貴珠心中，使她幡然悔悟，雙膝跪在耶穌的腳前，懇求赦免她過往的叛逆與過犯。

馮貴石在性格上與其姐姐不同，她是一個愛笑、安靜，可以自得其樂的孩子，但遇事常常優柔寡斷。因為她太看重自己的感覺與經驗。每當該做決定的時侯，她心裡常常對自己說：“這些不過是你一時的感覺與情緒罷了，待明早起床時，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因此她很難突破自己的心結。

姐姐貴珠的生命改變後，決定一生跟隨主，開始熱心於教會事工，帶領主日學，投入教會在貧民區的事工，漸漸地她清楚神呼召她去中國宣教。1890年，馮貴珠加入了“中國內地會”。通過面試後，接受兩年的訓練，於1893年奉派前往中國山西宣教。

從瑞士搬回英國後，馮貴石也在信仰的掙扎中經歷了生命的改變。當姐姐赴中國宣教時，她本欲與姐姐同往，但因父親突然過世，她就成為年邁母親唯一的陪伴者。在家庭責任和教會的服事中，她只好順服，安靜等侯神下一步的帶領。

1900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山西成為禍亂的重災區，許多西方傳教士被殺害。當時在山西宣教的馮貴珠音訊全無，一度曾被媒體列入殉道者名單之中。為此，身在家鄉的馮貴石和母親飽受精神折磨。事實上，在這次的動亂中，馮貴珠的許多同工和好友都為主殉道了，她和一隊宣教士歷經千難萬險，最終逃到漢口，倖免於難，但所遭遇的驚恐和傷痛，使她不得不返回英國休養身心。期間有人問起：“難道你還要回中國繼續宣教嗎？”她都不知該如何回答，因為有太多痛苦的記憶讓她一時難以釋懷。但她一回想起那些在動亂中勇敢救助她的中國信徒，就感覺自己欠中國教會的債，以至於在動亂過去後，她決心仍去山西還債。

正當此時，馮貴珠生命中的一位宣教同伴出現了，她就是蓋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當拳亂發生時，蓋群英正要與未婚夫一同出發去中國，但接踵而來的殘酷消息卻使那位男士改變了心意。他給蓋群英兩個選項：要么兩個人留在英國結婚，要么她一人繼續前往中國。雖然蓋群英心中感到萬分痛苦，但最後她還是毅然解除了婚約，堅持啟程赴華。1901年，內地會安排她去山西與馮貴珠配搭事奉，此後她們結成親密無間的宣教夥伴，一起同工直到終生。1902年，她們接受內地會差遣，一同去往山西霍州地區，與當地教會合作，從事婦女宣教工作，每日向那些居於深閨之內沒有受過教育的婦女傳講耶穌基督，分享基督之愛。

1904年，馮貴珠和蓋群英在霍州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首批學生24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有70多位少女和已婚婦女在這裡接受教育。馮貴珠和蓋群英在多年的配搭事奉中結為莫逆之交，兩人有著同樣的心志，在聖工上默契十足，在生活上相互扶持，成為形影不離的好姊妹。

1908年，馮、蓋一起返回英國述職，此時馮氏姐妹的母親剛剛去世不久，家裡只剩下妹妹馮貴石孤單一人。看到久違的姐姐和久仰的蓋群英情同姐妹，宣教事業有成，心中非常羨慕。蓋群英看出馮貴石的心思，遂邀她加入他們的宣教行列。貴石這時已無牽掛，欣然與她們一起，踏上中國宣教之途。此後這三位姊妹在中國大西北漫漫宣教路上相互扶持，同甘共苦，按著各人的恩賜配搭事奉，譜寫出一段宣教傳奇，被人譽為內地會“三女傑”（The Trio）。她們終生未婚，一直生活、宣教、工作在一起，直到終生。

在英國休假期間，姐妹三人共同禱告，求神為擴展她們的辦學事業預備資金。雖然她們從來沒有公開募過款，卻收到足夠的資金去建造一座可容納600人的教堂和一座可收納86位學生的學校。1910年，當教堂和學校落成開放時，三姐妹為來自周邊地區的婦女舉辦一個為時6天的宣教大會，共有500多位婦女參加。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女人常年深居閨閣，足不出戶，這次大會可說是史無前例。在大會結束之時，有250位婦女起身分享她們這些天的學習收穫。

她們學校的學生逐漸增加到100人，到1913年，第一班師資班畢業。在20多年時間裡，三姐妹和其他同仁，共培養造就出1000多名女傳道人和聖經教師。在她們不懈努力下，大批的婦女聽到福音，受到教育，霍州因此一度成為基督教婦女工作的中心。此外她們還在霍州設立了診所和戒毒所。由於她們的教育體制和方法先進，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高質量，因此當山西巡撫於1923年決定在全省開辦70所學校時，他們培養出來的師資均被要到各校任教。

但三姐妹的心並不滿足於此，她們內心似乎有著更大的宣教負擔。因為在某次宣教士退修大會上，她們聽到在西北的大漠中的甘肅還有很多未曾聽聞基督的城市，在從甘肅到新疆1000多英里之遙的絲綢之路上尚無基督徒之腳蹤時，她們的心被震動了，他們共同聽到了中國大西北的呼聲，於是她們買了一張甘肅地圖掛在家裡，一起禱告尋求神的進一步帶領。同時她們蒐集有關甘肅的各樣資料，為將來可能的行程做準備。雖然她們捨不得離開經營多年的霍州教會，雖然他們也知道前程充滿艱辛和挑戰，但她們也考慮到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實現自己的使命。於是她們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西行計劃，決心穿越茫茫戈壁沙漠，把福音傳到更為遙遠、偏僻的傳教士未至之地。最後在1923年6月，他們毅然辭別了霍州的鄉親前往甘肅，義無反顧地走向充滿未知的大漠。當她們抵達第一個目的地張掖時，已經歷時9個多月，走過800多英里路了。

時在張掖有一個很小的教會，該教會的牧師看到蓋群英和馮氏姐妹三人到來非常高興，以為上帝垂聽了他的禱告，因為他實在需要這些有經驗的女傳教士。在這種情況下，三姐妹感到很為難，因為她們本不想在張掖久留，但又不好拂了他們的期盼。無論如何，這位牧師極力勸說她們留下來，至少要留到夏季再走，並許諾到秋天或冬天時，教會派一隊人和她們一起出去，到周邊地區去傳福音。再三挽留之下，三姐妹只好留了下來，為張掖的基督徒男女開辦了一所聖經學校。是年夏末時，有50多位信徒受洗，教會人數倍增。金秋時節，三姐妹帶同教會同工一起到附近城鎮集市上傳福音。她們在集市上高唱聖詩、佈道、出售聖經和福音書冊。農民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到集市上採購他們所需用的東西。在買賣東西之同時，他們也順便到蓋群英她們的帳篷中來聽福音，走時還買些基督教福音書冊帶回去。每當集市結束時，三姐妹就到附近各村鎮去開福音佈道會，還特別向那些穆斯林婦女傳福音。許多來參加聚會接受教導的人都是文盲，因此教他們識字成為首要之事，以使他們能夠閱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在其後三年裡，共有523人在她們舉辦的查經班裡學會了讀書識字。三姐妹再進一步訓練一些人成為傳道人，這樣當她們離去時，福音可以在這一帶地區繼續傳揚下去。

1924年底，“三女傑”沿著絲綢之路繼續西行，於是年冬天居於肅州（酒泉），這裡是進入茫茫戈壁沙漠的最後一個城鎮，因此許多旅行者通常都在這裡調整身心，備足給養。當時三姐妹帶著一群張掖教會和聖經學校的信徒和學生，一路訓練他們傳福音，然後差派他們出去，或在街上佈道，或進入住戶向家庭主婦們傳福音。到春天時，大部分學生都回到了張掖，只有很少幾位留下來協助她們。三姐妹時常利用夜晚舉行兒童崇拜會，孩子們的父母往往被動聽的音樂所吸引，漸漸樂意留下了參加聚會，聆聽福音信息。孩子們亦把學到的讚美詩、禱文和聖經經文轉教給自己的父母。三姐妹因此成為酒泉民眾中間的知名人物。

1925年夏，三姐妹花了兩個多月時間，遍訪從酒泉到甘肅邊界一帶的所有城鎮。在這一旅程中，她們無論是在路上，還是在客棧中，都向所有她們遇見的人傳福音。她們在敦煌也待上好一段時間，數世紀以來，這裡是印度人、漢人和西藏人相匯的樞紐。當漢人沉溺於鴉片煙癮之中時，回民曾一度控制著敦煌的商貿活動。

1925年冬天，三姐妹回到酒泉繼續她們的聖經學校。次年夏天，她們沿著絲綢之路向西北行，穿過戈壁沙漠前往烏魯木齊。為避開夏季白天的炎熱，她們常常乘夜晚涼下來之後趕路。沿途為她們提供住宿的地方都是些非常原始的小客棧，且很難找到乾淨的水。她們向客棧中南來北往的人傳講福音，常常和人們一起圍坐在院子中間的篝火旁，與他們邊吃邊談。當到達甘肅和新疆的交界處，為拿到烏魯木齊官員發給她們“通行證”，她們需要等上好幾天，才能繼續趕路。藉此時機，她們就向那些一同等待穿過邊界的人傳福音，唱詩給他們聽。拿到通行證後，她們花了6天時間，行程150多英里，到達了新疆的哈密。沿途無論誰請她們到家裡去，她們都抓住每一個機會傳福音給他們聽。最後到了烏魯木齊，她們受到當地兩個男傳教士的歡迎，並且受到新疆省長的會見。1926年，三姐妹從烏魯木齊又行過700多英里的路程，抵達中俄邊境，她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到英國倫敦休假。

在英期間，“三女傑”應邀到許多教會演講，報告有關中國的一切。她們敦促更多的人到中亞商貿路上去，因為在這條路上可以遇到來自中亞各國的人民，而這些國家大都是對傳教士關閉的。

1928年3月，“三女傑”重返中國。回程十分艱難，因為當時中國正值兵荒馬亂的年代。她們在路上整整旅行了8個月，直到11月才抵達甘肅。在隨後幾個月中，三姐妹開始新的征程，沿著絲綢之路到西藏和蒙古交界處廣大地區傳福音。沿途她們發現許多城鎮的城門都緊鎖著，以防止回軍的進犯，因此她們在傳福音的程途上多次受阻。但所到之處，皆有許多民眾聚攏來聽她們宣講福音。當她們在回民地區旅行時，都謹遵穆斯林飲食上的禁忌，盡可能減少她們與當地民眾之間不必要的障礙。當她們再次到達烏魯木齊時，便去探訪那些政府官員和她們的眷屬，類似這樣的造訪，只有她們才可能做到，而那些男傳教士則不方便接觸女性。三姐妹組織了一個婦女宣道會，使得當地教會女性信徒穩定地成長。

1930年2月，三姐妹踏上回返酒泉的行程。途中他們在吐魯番停留了一個月，因為那裡還是福音未至之地，期間她們走訪家庭或舉行公眾聚會。當她們再次來到西藏和甘肅交界處時，看到一個可喜的變化，就是當地駐軍的一個司令官竟然向她們購買聖經。當時她們的聖經已經售光，蓋群英只好把自己的那一本聖經送給了他。在這次長達16個月的旅行布道中，她們共走訪了2700多戶人家，舉行了665場福音聚會，售出4萬多本聖經。

“三女傑”在酒泉度過了一個冬天，見證了當地基督徒的慈行善舉。1931年春天天氣轉暖後，她們再次出發前往蒙古交界地區。沿途她們看到許多以前宣教路上遇到的人們，欣喜地看到她們先前播撒到福音種子已經悄悄地發芽生根了。

同年夏天，戰爭蹂躪了酒泉，許多平民百姓被殺。三姐妹決定離開這裡。是年秋天，她們離開酒泉到敦煌，受到當地民眾的熱情歡迎，雖然她們離開那裡已經多年了。她們利用一個回民客棧舉辦福音聚會和崇拜，並且驚喜地看到竟然有那麽多人來參加，而且發現一個新的教會已經在這裡悄然出現，因為多年前她們經過那裡時，為民眾留下了聖經，有些人通過讀經而信了主。但是不久，穆斯林軍來到，佔領了敦煌，整個城市落入穆斯林手中。穆斯林軍隊控制了絲綢之路600英里之遙的大片地區。穆斯林將軍馬仲英把三姐妹召到他設在安息的總部，這裡距敦煌有80英里之遙。馬仲英向她們索要醫療物品，要她們每日為他療傷。三姐妹深怕他把她們據為人質，因為這人的性情殘忍且不可預料。故當將軍傷癒後，就請求允許她們回敦煌，最後竟然得到他的允準。

回到敦煌後，因局勢險惡，三姐妹開始準備逃亡，雖然她們知道看守兵丁早已接到不許她們離開的命令。1932年4月，她們收拾好行囊，就好像她們平常要到附近出一趟門一樣。她們也收拾好自己的居所，使其看上去仍像有人在裡面居住一樣。有一天她們得知城外的守兵放假一天，便將此看為從神而來的一個兆頭。於是她們急忙離開城區，穿行入沙漠。當她們被兩個士兵叫住要她們出示通行證時，她們只好把毫不相關的中央政府頒發給她們的護照拿出來給他們看。那兩個目不識丁的士兵看後就揮手讓她們通過了，這樣她們就繼續著充滿危險的旅程。旅途上幾乎看不到行人，房屋十舍九空，客棧大都廢棄了，她們只好靠著隨身攜帶的食物為生。歷經千難萬險，她們最後總算安全抵達烏魯木齊。此時她們清楚知道中國政局越來越糟，戰爭已不可避免，因此她們決定離華返英，否則性命堪憂。

1935年，“三女傑”再次來華，為獲得去往烏魯木齊的通行證整整等待了一個冬天，最終她們再次踏上絲綢之路，所到之處皆受到熱烈的歡迎。當然她們沿途也看到戰爭給廣大農村帶來的創傷，許多村莊被摧毀。她們一路傳福音到敦煌，在那裡使多人受洗歸入基督。然後到酒泉，在那裡又逗留了6個月之久。雖然當時傷寒病流行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但她們仍然堅守在那裡，並且辦起了兒童班、查經班和識字班。

“三女傑”在西北大漠宣教途中，在甘肅酒泉遇到一個被人們稱為“寡寡”的既聾又啞的小女孩兒，據說這女孩的父親是蒙古人，母親是藏族人，因其缺陷而被拋棄。這可憐的女孩每天靠給人打些零工得些施捨度日。有一個嚴寒的冬日，她被野狗咬傷，鮮血直流。她無工可做，也無食物果腹，恐怕難以熬過漫長的冬夜。就在她飢寒交迫之時，三姐妹救了她，給她擺上熱騰騰的飯菜，關懷她的生活需要，使她第一次嚐到了人間的溫暖。當“三女傑”離開酒泉那一天，寡寡一路跟著她們的騾車，直到她無法再走，看著騾車緩緩消失在無邊的荒漠之中。此後她天天守候在酒泉城門口，哭泣著向“三女傑”告訴過她的耶穌懇求，把這三位恩人帶回到她身邊來。

“三女傑”並沒有忘記小寡寡，只是因為在充滿未知的宣教旅途上，帶著這樣一個有殘缺的孩子宣教實在不便。待一年後他們再次回到酒泉後，就四處詢問她的下落。她們終於找到了寡寡，並且把她帶回家。最後她們收養了寡寡，並給了她一個新名字Topsy，中文名字叫愛蓮。她們為小愛蓮制定了教育計畫，教她讀唇語、教她識字，教她認識耶穌。她們帶著愛蓮一同行路，一同冒險：在簡陋旅館的篝火旁、在蒙古貴族的帳篷裡、在回族軍閥的軍營裡，她們把握任何傳講福音的機會。

由於時局持續動蕩，戰爭頻仍，蓋群英亦一直為哮喘病所困擾。到1936年，新疆當地軍閥又命令所有的外國人都要離開甘肅和新疆地區。形勢所迫，“三女傑”不得不結束了在中國的服事，帶著愛蓮一同回到英國，此後再也沒能回來。

從1923年到她們離開中國時為止，在14年時間裡，“三女傑”駕馭著馬車，先後五次行走在絲綢之路上，把福音和基督之愛傳給沙漠深處的各族人民，因此她們廣為人知，被尊為“仁義之師”（Teachers of Righteousness）。她們使耶穌基督之名為絲綢之路上眾民所知，她們沿途所發放的各種文字的聖經和福音書冊被帶往亞洲各國。通過她們多次造訪，與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她們也因此獲得了廣泛的尊重，為絲綢之路沿途人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她們親手培訓出來的基督徒繼續她們未竟的事業，甚至把她們的影響傳向更遠的地方。

十多年絲路宣教生涯，使她們成了“戈壁通”；而沙漠生活的磨練，也使她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女強人”。由於她們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婦女，故回到英國後，立刻被視為傳奇性的人物，各地演講邀請紛至沓來。因著她們的傳奇經歷和貢獻，她們先後獲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頒發的“李文斯敦獎章”（the Livingstone Medal），和皇家中亞學會頒發的“阿拉伯的勞倫斯紀念獎章”（the Lawrence of Arabia Memorial Medal）。

1938年，三姐妹退休定居在英國的多爾塞特（Dorset），退休之後，馮貴石成為遠近聞名的講員，經常應邀去國內外各地演講；蓋群英則忙於寫作，而馮貴珠除了從事福音和婦女事工外，更多精力照顧她們領養的聾啞孤兒愛蓮。

在英國的晚年歲月中，馮貴石與蓋群英一起合著了多部有關中國宣教的著作，如《不再一樣》（Something Happened）、《穿越玉門關與中亞》（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以及《戈壁沙漠》等書。蓋群英主要負責匯集、整理資料和寫作，馮貴石負責校對和修訂工作。其中最為著名的《戈壁荒漠》（Gobi Desert）一書於1943年出版，該書記錄了從1923年到1936年之間三姐妹多次穿行戈壁沙漠的傳奇故事，被認為“是許多關於中亞和沿著絲綢之路穿越中國西部沙漠的好書中最好的一本”，受到學術界的公認。她們的著作不但受到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等一致的推崇，也廣受社會大眾所喜愛。

1960年8月2日，在姐姐馮貴珠去世還不到一個月後，馮貴石在瓦特福德（Watford）家中逝世，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