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貴珠

馮貴珠（Evangeline French）於1869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是家中的長女，父母（Erington and Frances Elizabeth French）皆為英國人。貴珠從小就精力旺盛，桀驁不馴，敢於冒險。當其全家搬到瑞士的日內瓦之後，她進入中學讀書。畢業後隨同父母回到英國，但她一下子很難適應英國那種刻板的社會環境，那時的她在思想上熱衷於理性主義、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新思想，她也同樣用理性去理解上帝。隨著她進入大學，投入左翼運動，內心的衝突就更為強烈，但她還無法否認神的存在和祂的誡命。她的性情也變得暴躁易怒，心中充滿抱怨和苦毒，甚至一度停止去教堂。有一天在精神崩潰之中，她甚至出言褻瀆上帝，虧得妹妹馮貴石（Francesca French）及時提醒了她。後來聖靈進入她心中，使她幡然悔悟。當她再次跨入教會時，她跪在耶穌的腳前，懇求赦免她過往的叛逆與過犯。

馮貴珠的生命改變後，決定一生跟隨主，開始熱心於教會事工，帶領主日學，投入教會在貧民區的事工，漸漸地她清楚神呼召她去中國宣教。1890年，馮貴珠加入了“中國內地會”。通過面試後，接受兩年的訓練，於1893年奉派前往中國山西宣教。本來她妹妹馮貴石意欲與她同往，但因父親突然過世，貴石就成為年邁母親唯一的陪伴者。在家庭責任和教會的服事中，她只好順服，安靜等侯神下一步的帶領。

1900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山西成為禍亂的重災區，許多西方傳教士被殺害。當時在山西宣教的馮貴珠音訊全無，一度曾被媒體列入殉道者名單之中。在家鄉的馮貴石和母親飽受精神折磨。事實上，在這次的動亂中，馮貴珠的許多同工和好友都為主殉道了，她和一隊宣教士歷經千難萬險，最終逃到漢口，倖免於難，但所遭遇的驚恐和傷痛，使她不得不返回英國休養身心。期間有人問起：“難道你還要回中國繼續宣教嗎？”她都不知該如何回答，因為有太多痛苦的記憶讓她一時難以釋懷。但她一回想起那些在動亂中勇敢救助她的中國信徒，就感覺自己欠中國教會的債，以至於在動亂過去後，她決心仍去山西還債。

正當此時，馮貴珠生命中的一位宣教同伴出現了，她就是蓋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當拳亂發生時，蓋群英正要與未婚夫一同出發去中國，但接踵而來的殘酷消息卻使那位男士改變了心意。他給蓋群英兩個選項：要么兩個人留在英國結婚，要么她一人繼續前往中國。雖然蓋群英心中感到萬分痛苦，但最後她還是毅然解除了婚約，堅持啟程赴華。1901年，內地會安排她去山西與馮貴珠配搭事奉。此後她們結成親密無間的宣教夥伴，一起同工直到終生。1902年，她們接受內地會差遣，一同去往山西霍州地區，與當地教會合作，從事婦女宣教工作，每日向那些居於深閨之內沒有受過教育的婦女傳講耶穌基督，分享基督之愛。雖然她們喜歡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但並沒有以此為滿足。她們時常彼此探討什麼才是中國教會當下最需要的。當她們認識到中國教會中極端缺乏受過教育的基督徒婦女時，就決定既要做傳道人，也要做聖經教師，通過辦學來培訓基督徒妻子和母親。不僅如此，她們還要培養出中國婦女傳道人，以便將來可以接替她們的工作，使福音薪火代代相傳。她們也要訓練更多的婦女能夠讀書識字，以便將來有能力做好各項教會工作。

1904年，馮貴珠和蓋群英在霍州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首批學生24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有70多位少女和已婚婦女在這裡接受教育。馮、蓋根據實際情況設置課程，教她們讀書識字、基督教信仰、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同時也讓學生們與各自家庭保持著密切聯係。每逢農忙時節，她們就給學生放假，讓他們回到各自的家，幫助家庭春種或秋收。她們也關注女人纏足問題，以及孩童生活狀況，特別關注溺殺女嬰之惡俗。她們還鼓勵學生們去思考自己的生活與人生，去探索自己周圍的世界。馮貴珠和蓋群英也在多年的配搭事奉中結為莫逆之交，兩人有著同樣的心志，在聖工上默契十足，在生活上相互扶持，成為形影不離的好姊妹。

1908年，馮、蓋一起返回英國述職，此時貴珠的母親剛剛去世不久，家裡只剩下妹妹馮貴石孤單一人。看到久違的姐姐和久仰的蓋群英情同姐妹，宣教事業有成，心中非常羨慕。蓋群英看出馮貴石的心思，遂邀她加入他們的宣教行列。貴石這時已無牽掛，欣然與她們一起，踏上中國宣教之途。此後這三位姊妹在中國大西北漫漫宣教路上相互扶持，同甘共苦，按著各人的恩賜配搭事奉，譜寫出一段宣教傳奇，被人譽為內地會“三女傑”（The Trio）。她們終生未婚，一直生活、宣教、工作在一起，直到終生。

在英國休假期間，姐妹三人共同禱告，求神為擴展她們的辦學事業預備資金。雖然她們從來沒有公開募過款，卻收到足夠的資金去建造一座可容納600人的教堂和一座可收納86位學生的學校。1910年，當教堂和學校落成開放時，三姐妹為來自周邊地區的婦女舉辦一個為時6天的宣教大會，共有500多位婦女參加。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女人常年深居閨閣，足不出戶，這次大會可說是史無前例。在大會結束之時，有250位婦女起身分享她們這些天的學習收穫。

她們學校的學生逐漸增加到100人，到1913年，第一班師資班畢業。在20多年時間裡，三姐妹和其他同仁，共培養造就出1000多名女傳道人和聖經教師。在她們不懈努力下，大批的婦女聽到福音，受到教育，霍州因此一度成為基督教婦女工作的中心。此外她們還在霍州設立了診所和戒毒所。由於她們的教育體制和方法先進，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高質量，因此當山西巡撫於1923年決定在全省開辦70所學校時，他們培養出來的師資均被要到各校任教。

但三姐妹的心並不滿足於此，她們內心似乎有著更大的宣教負擔。因為在某次宣教士退修大會上，她們聽到在西北的大漠中的甘肅還有很多未曾聽聞基督的城市，在從甘肅到新疆1000多英里之遙的絲綢之路上尚無基督徒之腳蹤時，她們的心被震動了，他們共同聽到了中國大西北的呼聲，於是她們買了一張甘肅地圖掛在家裡，一起禱告尋求神的進一步帶領。同時她們蒐集有關甘肅的各樣資料，為將來可能的行程做準備。雖然她們捨不得離開經營多年的霍州教會，雖然他們也知道前程充滿艱辛和挑戰，但她們也考慮到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實現自己的使命。於是她們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西行計劃，決心穿越茫茫戈壁沙漠，把福音傳到更為遙遠、偏僻的傳教士未至之地。最後在1923年6月，他們毅然辭別了霍州的鄉親前往甘肅，義無反顧地走向充滿未知的大漠。當她們抵達第一個目的地張掖時，已經歷時9個多月，走過800多英里路了。

時在張掖有一個很小的教會，該教會的牧師看到蓋群英和馮氏姐妹三人到來非常高興，以為上帝垂聽了他的禱告，因為他實在需要這些有經驗的女傳教士。在這種情況下，三姐妹感到很為難，因為她們本不想在張掖久留，但又不好拂了他們的期盼。無論如何，這位牧師極力勸說她們留下來，至少要留到夏季再走，並許諾到秋天或冬天時，教會派一隊人和她們一起出去，到周邊地區去傳福音。再三挽留之下，三姐妹只好留了下來，為張掖的基督徒男女開辦了一所聖經學校。是年夏末時，有50多位信徒受洗，教會人數倍增。金秋時節，三姐妹帶同教會同工一起到附近城鎮集市上傳福音。她們在集市上高唱聖詩、佈道、出售聖經和福音書冊。農民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到集市上採購他們所需用的東西。在買賣東西之同時，他們也順便到蓋群英她們的帳篷中來聽福音，走時還買些基督教福音書冊帶回去。每當集市結束時，三姐妹就到附近各村鎮去開福音佈道會，還特別向那些穆斯林婦女傳福音。許多來參加聚會接受教導的人都是文盲，因此教他們識字成為首要之事，以使他們能夠閱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在其後三年裡，共有523人在她們舉辦的查經班裡學會了讀書識字。三姐妹再進一步訓練一些人成為傳道人，這樣當她們離去時，福音可以在這一帶地區繼續傳揚下去。

1924年底，“三女傑”沿著絲綢之路繼續西行，於是年冬天居於肅州（酒泉），這裡是進入茫茫戈壁沙漠的最後一個城鎮，因此許多旅行者通常都在這裡調整身心，備足給養。當時三姐妹帶著一群張掖教會和聖經學校的信徒和學生，一路訓練他們傳福音，然後差派他們出去，或在街上佈道，或進入住戶向家庭主婦們傳福音。到春天時，大部分學生都回到了張掖，只有很少幾位留下來協助她們。三姐妹時常利用夜晚舉行兒童崇拜會，孩子們的父母往往被動聽的音樂所吸引，漸漸樂意留下了參加聚會，聆聽福音信息。孩子們亦把學到的讚美詩、禱文和聖經經文轉教給自己的父母。三姐妹因此成為酒泉民眾中間的知名人物。

1925年夏，三姐妹花了兩個多月時間，遍訪從酒泉到甘肅邊界一帶的所有城鎮。在這一旅程中，她們無論是在路上，還是在客棧中，都向所有她們遇見的人傳福音。她們在敦煌也待上好一段時間，數世紀以來，這裡是印度人、漢人和西藏人相匯的樞紐。當漢人沉溺於鴉片煙癮之中時，回民曾一度控制著敦煌的商貿活動。

1925年冬天，三姐妹回到酒泉繼續她們的聖經學校。次年夏天，她們沿著絲綢之路向西北行，穿過戈壁沙漠前往烏魯木齊。為避開夏季白天的炎熱，她們常常乘夜晚涼下來之後趕路。沿途為她們提供住宿的地方都是些非常原始的小客棧，且很難找到乾淨的水。她們向客棧中南來北往的人傳講福音，常常和人們一起圍坐在院子中間的篝火旁，與他們邊吃邊談。當到達甘肅和新疆的交界處，為拿到烏魯木齊官員發給她們“通行證”，她們需要等上好幾天，才能繼續趕路。藉此時機，她們就向那些一同等待穿過邊界的人傳福音，唱詩給他們聽。拿到通行證後，她們花了6天時間，行程150多英里，到達了新疆的哈密。沿途無論誰請她們到家裡去，她們都抓住每一個機會傳福音給他們聽。最後到了烏魯木齊，她們受到當地兩個男傳教士的歡迎，並且受到新疆省長的會見。1926年，三姐妹從烏魯木齊又行過700多英里的路程，抵達中俄邊境，她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到英國倫敦休假。

在英期間，“三女傑”應邀到許多教會演講，報告有關中國的一切。她們敦促更多的人到中亞商貿路上去，因為在這條路上可以遇到來自中亞各國的人民，而這些國家大都是對傳教士關閉的。

1928年3月，“三女傑”重返中國。回程十分艱難，因為當時中國正值兵荒馬亂的年代。她們在路上整整旅行了8個月，直到11月才抵達甘肅。在隨後幾個月中，三姐妹開始新的征程，沿著絲綢之路到西藏和蒙古交界處廣大地區傳福音。沿途她們發現許多城鎮的城門都緊鎖著，以防止回軍的進犯，因此她們在傳福音的程途上多次受阻。但所到之處，皆有許多民眾聚攏來聽她們宣講福音。當她們在回民地區旅行時，都謹遵穆斯林飲食上的禁忌，盡可能減少她們與當地民眾之間不必要的障礙。當她們再次到達烏魯木齊時，便去探訪那些政府官員和她們的眷屬，類似這樣的造訪，只有她們才可能做到，而那些男傳教士則不方便接觸女性。三姐妹組織了一個婦女宣道會，使得當地教會女性信徒穩定地成長。

1930年2月，三姐妹踏上回返酒泉的行程。途中他們在吐魯番停留了一個月，因為那裡還是福音未至之地，期間她們走訪家庭或舉行公眾聚會。當她們再次來到西藏和甘肅交界處時，看到一個可喜的變化，就是當地駐軍的一個司令官竟然向她們購買聖經。當時她們的聖經已經售光，蓋群英只好把自己的那一本聖經送給了他。在這次長達16個月的旅行布道中，她們共走訪了2700多戶人家，舉行了665場福音聚會，售出4萬多本聖經。

“三女傑”在酒泉度過了一個冬天，見證了當地基督徒的慈行善舉。1931年春天天氣轉暖後，她們再次出發前往蒙古交界地區。沿途她們看到許多以前宣教路上遇到的人們，欣喜地看到她們先前播撒到福音種子已經悄悄地發芽生根了。

同年夏天，戰爭蹂躪了酒泉，許多平民百姓被殺。三姐妹決定離開這裡。是年秋天，她們離開酒泉到敦煌，受到當地民眾的熱情歡迎，雖然她們離開那裡已經多年了。她們利用一個回民客棧舉辦福音聚會和崇拜，並且驚喜地看到竟然有那麽多人來參加，而且發現一個新的教會已經在這裡悄然出現，因為多年前她們經過那裡時，為民眾留下了聖經，有些人通過讀經而信了主。但是不久，穆斯林軍來到，佔領了敦煌，整個城市落入穆斯林手中。穆斯林軍隊控制了絲綢之路600英里之遙的大片地區。穆斯林將軍馬仲英把三姐妹召到他設在安息的總部，這裡距敦煌有80英里之遙。馬仲英向她們索要醫療物品，要她們每日為他療傷。三姐妹深怕他把她們據為人質，因為這人的性情殘忍且不可預料。故當將軍傷癒後，就請求允許她們回敦煌，最後竟然得到他的允準。

回到敦煌後，因局勢險惡，三姐妹開始準備逃亡，雖然她們知道看守兵丁早已接到不許她們離開的命令。1932年4月，她們收拾好行囊，就好像她們平常要到附近出一趟門一樣。她們也收拾好自己的居所，使其看上去仍像有人在裡面居住一樣。有一天她們得知城外的守兵放假一天，便將此看為從神而來的一個兆頭。於是她們急忙離開城區，穿行入沙漠。當她們被兩個士兵叫住要她們出示通行證時，她們只好把毫不相關的中央政府頒發給她們的護照拿出來給他們看。那兩個目不識丁的士兵看後就揮手讓她們通過了，這樣她們就繼續著充滿危險的旅程。旅途上幾乎看不到行人，房屋十舍九空，客棧大都廢棄了，她們只好靠著隨身攜帶的食物為生。歷經千難萬險，她們最後總算安全抵達烏魯木齊。此時她們清楚知道中國政局越來越糟，戰爭已不可避免，因此她們決定離華返英，否則性命堪憂。

1935年，“三女傑”再次來華，為獲得去往烏魯木齊的通行證整整等待了一個冬天，最終她們再次踏上絲綢之路，所到之處皆受到熱烈的歡迎。當然她們沿途也看到戰爭給廣大農村帶來的創傷，許多村莊被摧毀。她們一路傳福音到敦煌，在那裡使多人受洗歸入基督。然後到酒泉，在那裡又逗留了6個月之久。雖然當時傷寒病流行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但她們仍然堅守在那裡，並且辦起了兒童班、查經班和識字班。

“三女傑”在西北大漠宣教途中，在甘肅酒泉遇到一個被人們稱為“寡寡”的既聾又啞的小女孩兒，據說這女孩的父親是蒙古人，母親是藏族人，因其缺陷而被拋棄。這可憐的女孩每天靠給人打些零工得些施捨度日。有一個嚴寒的冬日，她被野狗咬傷，鮮血直流。她無工可做，也無食物果腹，恐怕難以熬過漫長的冬夜。就在她飢寒交迫之時，“三女傑”救了她，給她擺上熱騰騰的飯菜，關懷她的生活需要，使她第一次嚐到了人間的溫暖。當“三女傑”離開酒泉那一天，寡寡一路跟著她們的騾車，直到她無法再走，看著騾車緩緩消失在無邊的荒漠之中。此後她天天守候在酒泉城門口，哭泣著向“三女傑”告訴過她的耶穌懇求，把這三位恩人帶回到她身邊來。

“三女傑”並沒有忘記小寡寡，只是因為在充滿未知的宣教旅途上，帶著這樣一個有殘缺的孩子宣教實在不便。待一年後他們再次回到酒泉後，就四處詢問她的下落。她們終於找到了寡寡，並且把她帶回家。最後她們收養了寡寡，並給了她一個新名字Topsy，中文名字叫愛蓮。她們為小愛蓮制定了教育計畫，教她讀唇語、教她識字，教她認識耶穌。她們帶著愛蓮一同行路，一同冒險：在簡陋旅館的篝火旁、在蒙古貴族的帳篷裡、在回族軍閥的軍營裡，她們把握任何傳講福音的機會。

由於時局持續動蕩，戰爭頻仍，蓋群英亦一直為哮喘病所困擾。到1936年，新疆當地軍閥又命令所有的外國人都要離開甘肅和新疆地區。形勢所迫，“三女傑”不得不結束了在中國的服事，帶著愛蓮一同回到英國，此後再也沒能回來。

從1923年到她們離開中國時為止，在14年時間裡，“三女傑”駕馭著馬車，先後五次行走在絲綢之路上，把福音和基督之愛傳給沙漠深處的各族人民，因此她們廣為人知，被尊為“仁義之師”（Teachers of Righteousness）。她們使耶穌基督之名為絲綢之路上眾民所知，她們沿途所發放的各種文字的聖經和福音書冊被帶往亞洲各國。通過她們多次造訪，與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她們也因此獲得了廣泛的尊重，為絲綢之路沿途人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她們親手培訓出來的基督徒繼續她們未竟的事業，甚至把她們的影響傳向更遠的地方。

十多年絲路宣教生涯，使她們成了“戈壁通”；而沙漠生活的磨練，也使她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女強人”。由於她們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婦女，故回到英國後，立刻被視為傳奇性的人物，各地演講邀請紛至沓來。因著她們的傳奇經歷和貢獻，她們先後獲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頒發的“李文斯敦獎章”（the Livingstone Medal），和皇家中亞學會頒發的“阿拉伯的勞倫斯紀念獎章”（the Lawrence of Arabia Memorial Medal）。

“三女傑”最終退休定居在英國的多爾塞特（Dorset），馮貴珠晚年除了致力於福音和婦女事工之外，更多精力花在照顧她們所領養的聾啞孤兒愛蓮身上。1960年7月8日，馮貴珠在多爾塞特去世，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