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能仁

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於1886年8月26日生於英國倫敦西北部聖阿班市(St. Albans, England)一個富裕的基督徒家庭。父親祖籍蘇格蘭，曾任英國皇家獸醫外科學院院長；母親是莫拉維亞名門之後，他們皆為英國循道宗教會的信徒。夫婦二人共育有五個兒女，富能仁排行第三。他自幼聰明好學，尤擅數學和音樂。青年時入讀倫敦皇家學院工程系，畢業後任電機工程師，同時也是個出色的鋼琴演奏家。1906年，在一次基督徒營會上，他結識了“劍橋七傑”之一、內地會宣教士施達德（Charles Thomas Studd），從他瞭解到內地會在中國的宣教工作，深受感動。此後，他三次申請加入內地會，但前兩次因其患有耳炎而被拒絕。待耳炎治癒後，他再次申請終獲準加入內地會。1908年9月12日，富能仁乘船離開英國，同年11月2日抵達上海，遂被送往安徽安慶語言學校學習中文。富能仁在語言方面很有天賦，後來他被內地會讚揚為精通中文之專家。

1909年5月，富能仁跟隨內地會宣教先驅、首位進入雲南的宣教士麥克悌（John McCarthy）一道經香港，由緬甸進入雲南。他們騎著騾子，經過漫長的旅行，最後到達雲南西部邊境的小城騰越聽（今騰沖）。在內地會雲南宣教先驅者安選三夫婦（Mr. & Mrs. William J. Embery）的幫助下，富能仁得以落腳，在與他們一起傳福音的同時，學習適應環境和當地的民族語言。麥克悌，這位在雲南宣教34年之久的傳教士，最後因患瘧疾，在1911年6月20日逝世於雲南大理。　

不久，安選三夫婦被調往大理，留下富能仁一人獨撐騰越聽的宣教工作。起初，他走村串寨，向當地漢人傳福音，但歸信者寥寥無幾，而且人們對他也不甚友好。有一次，他在芒市的一個集市上散發福音單張時，引起人們擁擠，甚至推翻了他的書攤。有人趁亂偷他的錢和書冊，一個小孩子偷拿了一本《馬可福音》，帶回家中給他父親閱讀，沒想到這人竟藉此而信主。他名叫莫丁昌(Moh Ting-chang)，家住龍陵縣，是位面點師傅。此後，富能仁經常到集市上去散發單張、佈道。並且開始將宣教重點轉向傈僳族人。在傈僳族向導帶領下，他翻山越嶺，走訪傈僳人的村寨。傈僳人的友好，以及對福音的興趣，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2年，騰越終於有了一個可容納45人的宣教站。同時，高漫教士(Carl G. Gowman)也受派加入這裏的宣教工作。9月初他們開始了一個青年查經班(Young Men’s Bible Class)，該班的青年領袖名字叫泰(Tai)，出生於西藏，母親是西藏人，父親則是駐守西藏的清朝官吏。富能仁希望藉此查經班，吸引那些受過教育且聰明能幹的漢人青年歸主。

1913年1月，富能仁和高漫一起，到位於海拔7500多英尺高的傈僳族村寨六家灣參加一個家庭的婚禮，並趁機向新郎新娘的親朋好友傳福音。3月，富能仁去到一個名叫幽谷的村寨，向少數民族傳福音。所到之處，受到當地人的友好對待，許多人樂於聽信福音，甚至願意撤除原來擺在家中的香爐和偶像。4月，在騰越宣教站裏，富能仁為三位漢人施洗了洗禮。第一位是楊先生(Mr. Yang)，此人本來很潦倒，曾做過相士和挑夫。信主後他勤讀聖經，生活改換一新。第二位唐先生(Mr. Tang)是個教師，在騰越教書。他經常參加聚會和崇拜，對學校學生有直接的影響。第三位葉先生(Mr. Yeh)是唐家的廚子，在主人的影響下，決志信主。

據富能仁 1913年的一份報告可知：當時在騰越一帶分佈著傣族、景頗族和傈僳族等少數民族，但還沒有任何宣教事工。他感慨地說：“我們接觸到的少數民族大部分都對外人頗友善，他們單純，迷信各種鬼神，卻不認識福音，這是何等大的遺憾！除非基督教會負起責任，不然，什麼時候才有福音傳給他們呢？雲南大部分地區密密麻麻分佈著各種少數民族，從馬可波羅到現在，還是被黑暗捆綁著！”（《捨命的愛》第286頁）少數民族接受福音的最大阻礙，就是害怕鬼神來吃掉他們。每遇疾病災害，雖然非常貧困，他們還是要獻上豬肉、家禽等，以討好鬼神，得到醫治。

許多住在村寨的漢人都拒絕甚至反對福音。有傈僳人對富能仁說：“如果沒有漢人在村裡，你會發現傳福音容易得多了。你在騰越向漢人傳福音將近五年了，只有少數幾名信徒。如果你用同樣的時間來這裡向傈僳人傳福音，我們全部都信主了。”

1915年，富能仁在英國版《億萬華民》上發表論文“中國宣教工作概覽”（Some Observations on Mission Work in China），由10月至12月連載了三個月。該文對中國宣教工作見解獨到，深刻分析了漢人難以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為甚麼寧願到少數民族中宣教。

富能仁和中華內地會總幹事何斯德建立了深厚的主內情誼,他同何斯德建立了深久的友誼。富能仁視資深宣教士為自己的屬靈長者，特別從他學習到禱告的功課。而何斯德則認為富能仁是個靈力充沛、能力過人，且肯吃苦的傳道人。經何斯德總幹事的批准，安選三夫婦承擔起騰越福音站的責任，富能仁則進入西北山區建立福音站，全力以赴向該區約12,000多傈僳族人傳福音。

傈僳族人多住在山上，族內還分為若干小族，在騰越地區就有花傈僳(Flowery Lisu)和黑傈僳(Black Lisu)之分。黑傈僳住在怒江上游的深谷，男人攜帶弓弩、毒箭和毒鏢，頗為野蠻。而花傈僳人則比黑傈僳人較為開化。1916年10月，富能仁在兩個半月時間裏，到22個傈僳村寨訪問佈道，使其中16個村共120個家庭歸向神，拆掉並燒毀所有的偶像。到1917年2月，已有160家，約800人歸信了基督。

隨後，富能仁到上海治病，身體恢復後即陪伴一批宣教士返回雲南，其中有一位是他的新同工范善慶教士(Mr. Herbert W. Flagg)。返抵騰越後，富能仁隨即前往緬甸密芝那，與當地的美國浸信會差會僳僳同工一同翻譯傈僳文《馬可福音》。三個月後，除完成《馬可福音》外，還完成“基本信仰問答”和《詩歌》，以及《兒童檮告書》和一本小字典。

1918年3月，在返回騰越的路上，他與范善慶拜訪喀乃(Kanai)地區的萊芥山村寨(Laichiehshan)，這是騰越宣教區第一個擁有自己禮拜堂的傈僳村寨。信徒非常高興見到富能仁，並且告訴他最近一位信徒離世，他們不知道如何舉行基督教葬禮，便在紙上用僳僳文寫下他是基督徒，在他棺木前燒掉，以為這是給主耶穌送信。

自范善慶抵達後，安選三夫婦就把騰越教會交給他管理，然後返國述職。而富能仁則繼續奔走於崇山峻嶺間，把福音帶到各傈僳村寨中。1918年聖誕節，他邀請了各地傈僳基督徒到騰越，為他們舉辦了第一次的冬季退修會。帶領他們研讀聖經和學唱詩歌，並教他們讀寫僳僳文。

1919年底，素有“中國的慕迪”之稱的丁立美牧師到訪雲南，考察少數民族的福音工作。富能仁親自接待他，陪伴他到各地去巡察少數民族教會，直到在大理送別丁立美。　　

1920年到1925年間，富能仁在緬甸克倫族宣教士宇巴梭（Ba Thaw）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幫助下，發明了一套傈僳文字，首先用它編寫教義問答，翻譯《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以及傈僳歷史與語言手冊等。然後將翻譯聖經的任務交給楊志英夫婦和美國宣教士楊思慧（Allyn Cooke）夫婦。最後由富能仁修訂後，拿到緬甸去製版付印。初版印刷費為一百多英鎊，是由中國滿洲的基督徒奉獻支付的。1932年，部分《新約》傈僳譯本出版，此譯本通常被稱為“富氏譯本”。

1920年，在騰越的南部，屬龍陵地區的向塔(Hsiangtah) 小鎮，和附近的塔曉壕(Tahsiaoho) 、陸墾壕(Luhkenho)，和新柴壕(Hsinchaiho) 三個傈僳村寨，都是他們新近開辟的福音工場。他們和新來的楊思慧教士(Allyn B. Cooke)同工，帶領許多傈僳人歸主。但不久，該地區便有迫害信徒的事情發生，原因竟是因為許多傈僳人信主後不再飲酒，引致當地政府稅收下跌。因此當地官吏即迫害信徒。於是宣教士們向龍陵官府投訴，請求幫助。縣長立即親自召集當地官紳，與宣教士們一起開會商討，以制止迫害。

1921年，富能仁再從龍陵向南走，直到中緬邊界，即以怒江為國界之地區，向怒江兩岸的傈僳人傳福音。他在中國這邊住兩年。到緬甸那邊住一年，在緬甸帶領了約200多家傈僳人信主。當地教會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勸導信徒不種鴉片，因當時在這200多家當中，仍有20多家在種鴉片。於是，富能仁逐家勸戒，要求他們除非燒掉鴉片煙，否則就不能做基督徒。結果，除兩家外，其餘皆願意燒掉鴉片而歸向主。此舉對那些貧窮的信徒來說，實在難能可貴。不久，在怒江兩岸有七、八間禮拜堂建立起來。

1922年11月9日，富能仁離開中國，返英述職。這是15年來他第一次回家過聖誕節。1924年4月，富能仁再次離開故土，先後到紐約、費城、多倫多、溫哥華和西雅圖等城市探訪親友，於 9月12日返抵上海。雖然他很想立刻回到雲南，繼續他在少數民族中間的宣教工作。但因甘肅宣教工場的需要，他被何斯德總幹事安排到甘肅蘭州，在甘肅省內唯一的中學——內地會中學任校長。此後兩年多時間裏，富能仁除辦學外，也培訓信徒和傳道人。

1928年初，富能仁被任命為雲南省監督，負責雲南全省的宣教工作。同時又有七位新宣教士被分派到雲南：李德富教士夫婦(Mr. & Mrs. J. David Harrison) 和楊志英教士(Mr. John B. Kuhn)到雲南府(今昆明市)；李崇德教士夫婦(Mr. & Mrs. Francis J. Fitzwilliam)和張師道教士夫婦(Mr. & Mrs. J. Harold Casto)到騰越。6月下旬，富能仁到南部木城坡(Muhchengpo or Stockade Hill)教會探望老同工高漫夫婦。多年不見，當地傈僳族信徒熱烈歡迎“三哥”回來。傈僳人待富能仁親如家人，親昵地稱他為“三哥”，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從1929年初富能仁的報告中可知，當時在雲南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共有四對宣教士：楊思慧夫婦在蒙定(Meng Ting)地區(今臨滄地區)負責福音山(Gospel Mountain)宣教站的工作；高漫夫婦仍在木城坡；而李崇德和張師道兩對夫婦則在騰越工作。而在傈僳族教會裏，已有六位傈僳族青年信徒：保羅(Paul) 、摩西(Moses)、彼得(Peter)、雅各(James) 、司提反(Steven) 和以撒(Isaac)，全時間牧養教會。他們每人身兼傳道人、牧師和教師三職，在宣教士指導下工作。

1929年10月24日，42歲的富能仁在雲南府與23歲的邰姑娘(Miss Roxie M. Dymond)喜結良緣。新娘是第二代宣教士，其父母邰慕廉夫婦(Mr. & Mrs. F. J. Dymond)是循道會宣教士，先後在雲南昭通府和東州宣教。邰姑娘生於中國，回英國完成大學教育後，再來昭通府作宣教士。婚後，富能仁夫婦在四個半月時間裏，走了1400哩路，巡訪雲南各宣教區，瞭解各地的情形。12月20日，他們到達木城坡，與高漫夫婦和當地傈僳族信徒共渡聖誕佳節。1930年元旦剛過，他們和高漫一起前往福音山，為那裏的信徒舉辦為期一周的聖經課程。1月20日，他們按立保羅為牧師，保羅因此成為首位傈僳族牧師。

富能仁1931年的報告也告訴我們，內地會在雲南最初的25年中，只有19人受洗，而到1931年時，受洗基督徒人數已達到8,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少數民族。1932年，內地會在雲南省增開了八個宣教站，並增加了12位宣教士，其中包括著名的楊志英和楊宓貴靈夫婦(John and Isobel Kuhn)，他們被派往永平工作。

富能仁向來主張傈僳族教會要自立，在他多年努力之下，到1933年時已大有成效。是年秋，他如此回顧說：“經過12年在傈僳人中宣教，他們已建立教會，支援自己的傳道人，完全自養自立自傳，宣教士只是當顧問而已。他們也開始建立中文學校，栽培自己的子弟。目前已有傈僳文的《四福音書》，和《使走行傳》，翻譯工作仍要加緊，並且需要更多傳道人帶領教會和傳福音。”（同上，第298頁）

與當時其他傳教士的做法不同，富能仁非常注重傈僳族信徒和傳道人的培訓，而且他通常要求全家、全村的信徒都參加培訓。他從起初就訂立原則，要傈僳族信徒自費購買聖經、福音書、詩歌等書籍。他不出錢，而是要信徒自己奉獻建造教堂和供養傳道人。他鼓勵教會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出去宣教，而西方宣教士只是教導的老師而已，決不是傈僳族教會的主人或領導。富能仁將教會管理權交給傈僳族長老，使傈僳族教會成為一個自立、自養、自傳的教會。這些做法使傈僳族教會在日後所經歷的戰亂或逼迫中，不但沒有收挫，反而發展壯大。在好些村寨裏，全部是基督徒。中國政府也承認，到1990年代，中國的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在1950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14,800名基督徒。到1995年，基督徒數位上升到超過10萬，其中大部分是傈僳族信徒。1995年，雲南省基督教協會已經出版了45,000冊傈僳文聖經，以及65,000冊傈僳文讚美詩。所採用的文字仍然是當年富能仁所發明的傈僳文字。雖然富能仁去世已經70年之久，但雲南各地傈僳族教會和信徒仍以各種方式和活動來紀念他。

富能仁及其同工除了把福音傳給傈僳人和漢人外，還傳給景頗族(克欽Kachin)、拉祜族（Lahu）和德昂族(Palaung)等少數民族。富能仁在少數民族中間宣教過程中受盡磨難，所經歷之艱險超過常人之想像。山巒叢林中之瘴氣，野獸蟲蛇蚊蠅之攻擊，令人望而卻步。他常常居無定所，忍饑挨餓，且飽受疾病折磨，傷寒、瘧疾、腸胃病和疫病等，他都患過，多次幾乎喪命。由於他經常來往奔波於崇山峻嶺之中，衣著襤褸，看上去就像一個“洋叫花子”。有一次, 他被豪雨所困, 和他的馬陷入泥潭中,幾乎遭到滅頂之災。幸得傈僳同伴奮力搶救, 才把他拉出, 但那匹馬卻慘遭泥漿吞沒。

有一天, 富能仁正在一棵大樹的蔭下祈禱，不想卻被山野村民捉住, 綑綁在樹上要以火焚燒作為獻祭。原來那棵大樹是他們所信奉的“神樹”，村民認定富能仁觸怒了鬼神，唯恐鬼神會降禍於他們，才這樣做。富能仁只好把一切交託神, 祈求神的拯救。後來村民同意富能仁買牛抵罪, 才得免一死。

粗野、蠻橫的克欽人（Kachin）, 曾經把他搶得精光, 身無分文。但最後富能仁不但和克欽人建立了友誼, 而且結出屬靈的果子。有一次，一個野蠻的克欽人，揮刀霍霍地緊緊追殺他，甚至近到能聽到追殺者急促的呼吸聲；那脫手飛出大刀，掠過富能仁的頭頂。雖然富能仁腿長步大，能拼命快跑於一時；但那克欽山人的耐力，可以跑上一整天。富能仁漸覺力不能支，自忖必死無疑。當他衝過一片樹叢後，力盡倒地。奇妙的是，富能仁未見屠刀落，卻只聽得那人的咒罵聲漸去漸遠，為此他不能不感謝神的護佑。更為奇妙的是，當富能仁逝去後，富師母在哀痛之時，忽然聽到有人叩門，開門後見一克欽人，經自我介紹後方知，他就是那位曾經追殺富能仁的人，但他後來聽信福音，生命發生改變，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得知富師母要帶女兒出門遠行，他特地趕來送行。

富能仁的長女凱瑟琳（Catherine）出生於上海, 次女多蘿西（Dorothy）生於緬甸。1934年1月，富能仁夫婦帶著兩個女兒返英述職，與79歲的母親團聚。這是老人僅有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這個可愛的小家庭。5月8日至11日，在蘇格蘭舉行的內地會年會上，富氏夫婦應邀作講員，報告了雲南省少數民族的宣教事工。富能仁還在英國版《億萬華民》發表了“緬甸邊區之少數民族”一文，其中寫道：“近30年來，各差會在邊區一帶宣教，前後約有四萬至五萬少數民族，包括傈僳、景頗(克欽)、拉祜、佤族等等，拆除偶像而歸主。”（同上，第299頁）

1935年3月，富能仁攜家回到雲南，復任雲南省監督之職。從1936年初，富能仁一直忙於《新約全書》傈僳文譯本的校訂工作，花費了許多時間和心血。直到1938年，傈僳文《新約全書》才在上海印刷出版，正式發行於傈僳族中間。對最終能夠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富能仁倍感欣慰。

富能仁發明的傈僳文字被稱爲老傈僳文。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政府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語言學家發明了新傈僳文，但由於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故仍較爲通行。1992年，中國政府正式承認富能仁發明的傈僳文字爲傈僳語的正式書寫系統。

富能仁除創造傈僳文章和翻譯聖經外，還撰寫出《傈僳人手冊》一書，於1922年在緬甸仰光出版。該書記載了傈僳人的起源、遷移歷史和風俗習慣等，是研究傈僳民族的寶貴資料。他多年寫給內地會總會的宣教報告，發表在《億萬華民》上面的論文，以及他個人的傳記，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研究基督教宣教運動的必讀資料。

1938年9月21日晚，富能仁突覺劇烈頭痛, 但他仍堅持寫完幾封重要的回信,臨睡前還彈了一會兒風琴。第二天早晨, 他頭痛愈加劇烈, 經診斷是患了惡性腦瘧疾,不久他就失去知覺, 連發了兩天高燒。在保山的醫生、護士雖極力搶救，但終歸無效。9月25日清晨，富能仁安靜地離去。噩耗傳出後，所有認識他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因為富能仁才52歲，而且他的身體一直很好。與富能仁在雲南同工近二十年的楊思慧教士，追念富能仁說：“富能仁是傈僳人的使徒，但出於責任感，他亦忠心於漢人的工作。無論對中、西或少數民族同工，他都既細心又仁慈，是個敬虔、禱告和被聖靈充滿的人。”（同上，第301頁）誠然，內地會在雲南的宣教工作損失了一位大能的勇士，傈僳族教會失去了一位關愛他們的牧者，但是，“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11:4）因他在傈僳人當中所建立的根基，是建在磐石上的。

安息禮拜在永昌府（今保山）舉行, 遠近村民都趕來參加, 無不悲痛飲泣。富能仁被安葬在山上松林間, 墓碑上用傈僳文、漢文和英文刻著：“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11:25-26）他的墓後來因政治原因和土地侵蝕，幾經遷移。如今被安葬在保山的傈僳族清華教堂園內，傈僳族基督徒為他立了新的墓碑，表達他們對富能仁的尊敬與懷念。

1938年12月30日，富師母帶著八歲的長女和五歲次女，傷心地離開保山轉往緬甸，在那裏又產下遺腹幼女；其後乘船送長女到山東煙台讀書。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侵華日軍把歐美宣教士全部關進山東濰坊集中營去，富師母一家亦在其中。直到“二戰”結束後，她們才獲釋放，於1945年10月19日離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