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  — 1938

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中華內地會英國宣教士,“傈僳人使徒”;老傈僳文字創造者;在中國雲南邊陲傈僳族人中間生活、宣教、服務近30年之久,最後將自己的生命獻給傈僳族人民。

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於1886年8月26日生於英國倫敦西北部聖阿班市(St. Albans, England)一個富裕的基督徒家庭。父親祖籍蘇格蘭,曾任英國皇家獸醫外科學院院長;母親是莫拉維亞名門之後,他們皆為英國循道宗教會的信徒。夫婦二人共育有五個兒女,富能仁排行第三。他自幼聰明好學,尤擅數學和音樂。青年時入讀倫敦皇家學院工程系,畢業後任電機工程師,同時也是個出色的鋼琴演奏家。1906年,在一次基督徒營會上,他結識了“劍橋七傑”之一、內地會宣教士施達德(Charles Thomas Studd),從他瞭解到內地會在中國的宣教工作,深受感動。此後,他三次申請加入內地會,但前兩次因其患有耳炎而被拒絕。待耳炎治癒後,他再次申請終獲準加入內地會。1908年9月12日,富能仁乘船離開英國,同年11月2日抵達上海,遂被送往安徽安慶語言學校學習中文。富能仁在語言方面很有天賦,後來他被內地會讚揚為精通中文之專家。

1909年5月,富能仁跟隨內地會宣教先驅、首位進入雲南的宣教士麥克悌(John McCarthy)一道經香港,由緬甸進入雲南。他們騎著騾子,經過漫長的旅行,最後到達雲南西部邊境的小城騰越聽(今騰沖)。在內地會雲南宣教先驅者安選三夫婦(Mr. & Mrs. William J. Embery)的幫助下,富能仁得以落腳,在與他們一起傳福音的同時,學習適應環境和當地的民族語言。麥克悌,這位在雲南宣教34年之久的傳教士,最後因患瘧疾,在1911年6月20日逝世於雲南大理。 

不久,安選三夫婦被調往大理,留下富能仁一人獨撐騰越聽的宣教工作。起初,他走村串寨,向當地漢人傳福音,但歸信者寥寥無幾,而且人們對他也不甚友好。有一次,他在芒市的一個集市上散發福音單張時,引起人們擁擠,甚至推翻了他的書攤。有人趁亂偷他的錢和書冊,一個小孩子偷拿了一本《馬可福音》,帶回家中給他父親閱讀,沒想到這人竟藉此而信主。他名叫莫丁昌(Moh Ting-chang),家住龍陵縣,是位面點師傅。此後,富能仁經常到集市上去散發單張、佈道。並且開始將宣教重點轉向傈僳族人。在傈僳族向導帶領下,他翻山越嶺,走訪傈僳人的村寨。傈僳人的友好,以及對福音的興趣,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2年,騰越終於有了一個可容納45人的宣教站。同時,高漫教士(Carl G. Gowman)也受派加入這裏的宣教工作。9月初他們開始了一個青年查經班(Young Men’s Bible Class),該班的青年領袖名字叫泰(Tai),出生於西藏,母親是西藏人,父親則是駐守西藏的清朝官吏。富能仁希望藉此查經班,吸引那些受過教育且聰明能幹的漢人青年歸主。

1913年1月,富能仁和高漫一起,到位於海拔7500多英尺高的傈僳族村寨六家灣參加一個家庭的婚禮,並趁機向新郎新娘的親朋好友傳福音。3月,富能仁去到一個名叫幽谷的村寨,向少數民族傳福音。所到之處,受到當地人的友好對待,許多人樂於聽信福音,甚至願意撤除原來擺在家中的香爐和偶像。4月,在騰越宣教站裏,富能仁為三位漢人施洗了洗禮。第一位是楊先生(Mr. Yang),此人本來很潦倒,曾做過相士和挑夫。信主後他勤讀聖經,生活改換一新。第二位唐先生(Mr. Tang)是個教師,在騰越教書。他經常參加聚會和崇拜,對學校學生有直接的影響。第三位葉先生(Mr. Yeh)是唐家的廚子,在主人的影響下,決志信主。

據富能仁 1913年的一份報告可知:當時在騰越一帶分佈著傣族、景頗族和傈僳族等少數民族,但還沒有任何宣教事工。他感慨地說:“我們接觸到的少數民族大部分都對外人頗友善,他們單純,迷信各種鬼神,卻不認識福音,這是何等大的遺憾!除非基督教會負起責任,不然,什麼時候才有福音傳給他們呢?雲南大部分地區密密麻麻分佈著各種少數民族,從馬可波羅到現在,還是被黑暗捆綁著!”(《捨命的愛》第286頁)少數民族接受福音的最大阻礙,就是害怕鬼神來吃掉他們。每遇疾病災害,雖然非常貧困,他們還是要獻上豬肉、家禽等,以討好鬼神,得到醫治。

許多住在村寨的漢人都拒絕甚至反對福音。有傈僳人對富能仁說:“如果沒有漢人在村裡,你會發現傳福音容易得多了。你在騰越向漢人傳福音將近五年了,只有少數幾名信徒。如果你用同樣的時間來這裡向傈僳人傳福音,我們全部都信主了。”

1915年,富能仁在英國版《億萬華民》上發表論文“中國宣教工作概覽”(Some Observations on Mission Work in China),由10月至12月連載了三個月。該文對中國宣教工作見解獨到,深刻分析了漢人難以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為甚麼寧願到少數民族中宣教。

富能仁和中華內地會總幹事何斯德建立了深厚的主內情誼,他同何斯德建立了深久的友誼。富能仁視資深宣教士為自己的屬靈長者,特別從他學習到禱告的功課。而何斯德則認為富能仁是個靈力充沛、能力過人,且肯吃苦的傳道人。經何斯德總幹事的批准,安選三夫婦承擔起騰越福音站的責任,富能仁則進入西北山區建立福音站,全力以赴向該區約12,000多傈僳族人傳福音。

傈僳族人多住在山上,族內還分為若干小族,在騰越地區就有花傈僳(Flowery Lisu)和黑傈僳(Black Lisu)之分。黑傈僳住在怒江上游的深谷,男人攜帶弓弩、毒箭和毒鏢,頗為野蠻。而花傈僳人則比黑傈僳人較為開化。1916年10月,富能仁在兩個半月時間裏,到22個傈僳村寨訪問佈道,使其中16個村共120個家庭歸向神,拆掉並燒毀所有的偶像。到1917年2月,已有160家,約800人歸信了基督。

隨後,富能仁到上海治病,身體恢復後即陪伴一批宣教士返回雲南,其中有一位是他的新同工范善慶教士(Mr. Herbert W. Flagg)。返抵騰越後,富能仁隨即前往緬甸密芝那,與當地的美國浸信會差會僳僳同工一同翻譯傈僳文《馬可福音》。三個月後,除完成《馬可福音》外,還完成“基本信仰問答”和《詩歌》,以及《兒童檮告書》和一本小字典。

1918年3月,在返回騰越的路上,他與范善慶拜訪喀乃(Kanai)地區的萊芥山村寨(Laichiehshan),這是騰越宣教區第一個擁有自己禮拜堂的傈僳村寨。信徒非常高興見到富能仁,並且告訴他最近一位信徒離世,他們不知道如何舉行基督教葬禮,便在紙上用僳僳文寫下他是基督徒,在他棺木前燒掉,以為這是給主耶穌送信。

自范善慶抵達後,安選三夫婦就把騰越教會交給他管理,然後返國述職。而富能仁則繼續奔走於崇山峻嶺間,把福音帶到各傈僳村寨中。1918年聖誕節,他邀請了各地傈僳基督徒到騰越,為他們舉辦了第一次的冬季退修會。帶領他們研讀聖經和學唱詩歌,並教他們讀寫僳僳文。

1919年底,素有“中國的慕迪”之稱的丁立美牧師到訪雲南,考察少數民族的福音工作。富能仁親自接待他,陪伴他到各地去巡察少數民族教會,直到在大理送別丁立美。  

1920年到1925年間,富能仁在緬甸克倫族宣教士宇巴梭(Ba Thaw)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幫助下,發明了一套傈僳文字,首先用它編寫教義問答,翻譯《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以及傈僳歷史與語言手冊等。然後將翻譯聖經的任務交給楊志英夫婦和美國宣教士楊思慧(Allyn Cooke)夫婦。最後由富能仁修訂後,拿到緬甸去製版付印。初版印刷費為一百多英鎊,是由中國滿洲的基督徒奉獻支付的。1932年,部分《新約》傈僳譯本出版,此譯本通常被稱為“富氏譯本”。

1920年,在騰越的南部,屬龍陵地區的向塔(Hsiangtah) 小鎮,和附近的塔曉壕(Tahsiaoho) 、陸墾壕(Luhkenho),和新柴壕(Hsinchaiho) 三個傈僳村寨,都是他們新近開辟的福音工場。他們和新來的楊思慧教士(Allyn B. Cooke)同工,帶領許多傈僳人歸主。但不久,該地區便有迫害信徒的事情發生,原因竟是因為許多傈僳人信主後不再飲酒,引致當地政府稅收下跌。因此當地官吏即迫害信徒。於是宣教士們向龍陵官府投訴,請求幫助。縣長立即親自召集當地官紳,與宣教士們一起開會商討,以制止迫害。

1921年,富能仁再從龍陵向南走,直到中緬邊界,即以怒江為國界之地區,向怒江兩岸的傈僳人傳福音。他在中國這邊住兩年。到緬甸那邊住一年,在緬甸帶領了約200多家傈僳人信主。當地教會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勸導信徒不種鴉片,因當時在這200多家當中,仍有20多家在種鴉片。於是,富能仁逐家勸戒,要求他們除非燒掉鴉片煙,否則就不能做基督徒。結果,除兩家外,其餘皆願意燒掉鴉片而歸向主。此舉對那些貧窮的信徒來說,實在難能可貴。不久,在怒江兩岸有七、八間禮拜堂建立起來。

1922年11月9日,富能仁離開中國,返英述職。這是15年來他第一次回家過聖誕節。1924年4月,富能仁再次離開故土,先後到紐約、費城、多倫多、溫哥華和西雅圖等城市探訪親友,於 9月12日返抵上海。雖然他很想立刻回到雲南,繼續他在少數民族中間的宣教工作。但因甘肅宣教工場的需要,他被何斯德總幹事安排到甘肅蘭州,在甘肅省內唯一的中學——內地會中學任校長。此後兩年多時間裏,富能仁除辦學外,也培訓信徒和傳道人。

1928年初,富能仁被任命為雲南省監督,負責雲南全省的宣教工作。同時又有七位新宣教士被分派到雲南:李德富教士夫婦(Mr. & Mrs. J. David Harrison) 和楊志英教士(Mr. John B. Kuhn)到雲南府(今昆明市);李崇德教士夫婦(Mr. & Mrs. Francis J. Fitzwilliam)和張師道教士夫婦(Mr. & Mrs. J. Harold Casto)到騰越。6月下旬,富能仁到南部木城坡(Muhchengpo or Stockade Hill)教會探望老同工高漫夫婦。多年不見,當地傈僳族信徒熱烈歡迎“三哥”回來。傈僳人待富能仁親如家人,親昵地稱他為“三哥”,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從1929年初富能仁的報告中可知,當時在雲南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共有四對宣教士:楊思慧夫婦在蒙定(Meng Ting)地區(今臨滄地區)負責福音山(Gospel Mountain)宣教站的工作;高漫夫婦仍在木城坡;而李崇德和張師道兩對夫婦則在騰越工作。而在傈僳族教會裏,已有六位傈僳族青年信徒:保羅(Paul) 、摩西(Moses)、彼得(Peter)、雅各(James) 、司提反(Steven) 和以撒(Isaac),全時間牧養教會。他們每人身兼傳道人、牧師和教師三職,在宣教士指導下工作。

1929年10月24日,42歲的富能仁在雲南府與23歲的邰姑娘(Miss Roxie M. Dymond)喜結良緣。新娘是第二代宣教士,其父母邰慕廉夫婦(Mr. & Mrs. F. J. Dymond)是循道會宣教士,先後在雲南昭通府和東州宣教。邰姑娘生於中國,回英國完成大學教育後,再來昭通府作宣教士。婚後,富能仁夫婦在四個半月時間裏,走了1400哩路,巡訪雲南各宣教區,瞭解各地的情形。12月20日,他們到達木城坡,與高漫夫婦和當地傈僳族信徒共渡聖誕佳節。1930年元旦剛過,他們和高漫一起前往福音山,為那裏的信徒舉辦為期一周的聖經課程。1月20日,他們按立保羅為牧師,保羅因此成為首位傈僳族牧師。

富能仁1931年的報告也告訴我們,內地會在雲南最初的25年中,只有19人受洗,而到1931年時,受洗基督徒人數已達到8,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少數民族。1932年,內地會在雲南省增開了八個宣教站,並增加了12位宣教士,其中包括著名的楊志英和楊宓貴靈夫婦(John and Isobel Kuhn),他們被派往永平工作。

富能仁向來主張傈僳族教會要自立,在他多年努力之下,到1933年時已大有成效。是年秋,他如此回顧說:“經過12年在傈僳人中宣教,他們已建立教會,支援自己的傳道人,完全自養自立自傳,宣教士只是當顧問而已。他們也開始建立中文學校,栽培自己的子弟。目前已有傈僳文的《四福音書》,和《使走行傳》,翻譯工作仍要加緊,並且需要更多傳道人帶領教會和傳福音。”(同上,第298頁)

與當時其他傳教士的做法不同,富能仁非常注重傈僳族信徒和傳道人的培訓,而且他通常要求全家、全村的信徒都參加培訓。他從起初就訂立原則,要傈僳族信徒自費購買聖經、福音書、詩歌等書籍。他不出錢,而是要信徒自己奉獻建造教堂和供養傳道人。他鼓勵教會差派自己的宣教士出去宣教,而西方宣教士只是教導的老師而已,決不是傈僳族教會的主人或領導。富能仁將教會管理權交給傈僳族長老,使傈僳族教會成為一個自立、自養、自傳的教會。這些做法使傈僳族教會在日後所經歷的戰亂或逼迫中,不但沒有收挫,反而發展壯大。在好些村寨裏,全部是基督徒。中國政府也承認,到1990年代,中國的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在1950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14,800名基督徒。到1995年,基督徒數位上升到超過10萬,其中大部分是傈僳族信徒。1995年,雲南省基督教協會已經出版了45,000冊傈僳文聖經,以及65,000冊傈僳文讚美詩。所採用的文字仍然是當年富能仁所發明的傈僳文字。雖然富能仁去世已經70年之久,但雲南各地傈僳族教會和信徒仍以各種方式和活動來紀念他。

富能仁及其同工除了把福音傳給傈僳人和漢人外,還傳給景頗族(克欽Kachin)、拉祜族(Lahu)和德昂族(Palaung)等少數民族。富能仁在少數民族中間宣教過程中受盡磨難,所經歷之艱險超過常人之想像。山巒叢林中之瘴氣,野獸蟲蛇蚊蠅之攻擊,令人望而卻步。他常常居無定所,忍饑挨餓,且飽受疾病折磨,傷寒、瘧疾、腸胃病和疫病等,他都患過,多次幾乎喪命。由於他經常來往奔波於崇山峻嶺之中,衣著襤褸,看上去就像一個“洋叫花子”。有一次, 他被豪雨所困, 和他的馬陷入泥潭中,幾乎遭到滅頂之災。幸得傈僳同伴奮力搶救, 才把他拉出, 但那匹馬卻慘遭泥漿吞沒。

有一天, 富能仁正在一棵大樹的蔭下祈禱,不想卻被山野村民捉住, 綑綁在樹上要以火焚燒作為獻祭。原來那棵大樹是他們所信奉的“神樹”,村民認定富能仁觸怒了鬼神,唯恐鬼神會降禍於他們,才這樣做。富能仁只好把一切交託神, 祈求神的拯救。後來村民同意富能仁買牛抵罪, 才得免一死。

粗野、蠻橫的克欽人(Kachin), 曾經把他搶得精光, 身無分文。但最後富能仁不但和克欽人建立了友誼, 而且結出屬靈的果子。有一次,一個野蠻的克欽人,揮刀霍霍地緊緊追殺他,甚至近到能聽到追殺者急促的呼吸聲;那脫手飛出大刀,掠過富能仁的頭頂。雖然富能仁腿長步大,能拼命快跑於一時;但那克欽山人的耐力,可以跑上一整天。富能仁漸覺力不能支,自忖必死無疑。當他衝過一片樹叢後,力盡倒地。奇妙的是,富能仁未見屠刀落,卻只聽得那人的咒罵聲漸去漸遠,為此他不能不感謝神的護佑。更為奇妙的是,當富能仁逝去後,富師母在哀痛之時,忽然聽到有人叩門,開門後見一克欽人,經自我介紹後方知,他就是那位曾經追殺富能仁的人,但他後來聽信福音,生命發生改變,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得知富師母要帶女兒出門遠行,他特地趕來送行。

富能仁的長女凱瑟琳(Catherine)出生於上海, 次女多蘿西(Dorothy)生於緬甸。1934年1月,富能仁夫婦帶著兩個女兒返英述職,與79歲的母親團聚。這是老人僅有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這個可愛的小家庭。5月8日至11日,在蘇格蘭舉行的內地會年會上,富氏夫婦應邀作講員,報告了雲南省少數民族的宣教事工。富能仁還在英國版《億萬華民》發表了“緬甸邊區之少數民族”一文,其中寫道:“近30年來,各差會在邊區一帶宣教,前後約有四萬至五萬少數民族,包括傈僳、景頗(克欽)、拉祜、佤族等等,拆除偶像而歸主。”(同上,第299頁)

1935年3月,富能仁攜家回到雲南,復任雲南省監督之職。從1936年初,富能仁一直忙於《新約全書》傈僳文譯本的校訂工作,花費了許多時間和心血。直到1938年,傈僳文《新約全書》才在上海印刷出版,正式發行於傈僳族中間。對最終能夠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富能仁倍感欣慰。

富能仁發明的傈僳文字被稱爲老傈僳文。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政府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語言學家發明了新傈僳文,但由於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故仍較爲通行。1992年,中國政府正式承認富能仁發明的傈僳文字爲傈僳語的正式書寫系統。

富能仁除創造傈僳文章和翻譯聖經外,還撰寫出《傈僳人手冊》一書,於1922年在緬甸仰光出版。該書記載了傈僳人的起源、遷移歷史和風俗習慣等,是研究傈僳民族的寶貴資料。他多年寫給內地會總會的宣教報告,發表在《億萬華民》上面的論文,以及他個人的傳記,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研究基督教宣教運動的必讀資料。

1938年9月21日晚,富能仁突覺劇烈頭痛, 但他仍堅持寫完幾封重要的回信,臨睡前還彈了一會兒風琴。第二天早晨, 他頭痛愈加劇烈, 經診斷是患了惡性腦瘧疾,不久他就失去知覺, 連發了兩天高燒。在保山的醫生、護士雖極力搶救,但終歸無效。9月25日清晨,富能仁安靜地離去。噩耗傳出後,所有認識他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因為富能仁才52歲,而且他的身體一直很好。與富能仁在雲南同工近二十年的楊思慧教士,追念富能仁說:“富能仁是傈僳人的使徒,但出於責任感,他亦忠心於漢人的工作。無論對中、西或少數民族同工,他都既細心又仁慈,是個敬虔、禱告和被聖靈充滿的人。”(同上,第301頁)誠然,內地會在雲南的宣教工作損失了一位大能的勇士,傈僳族教會失去了一位關愛他們的牧者,但是,“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11:4)因他在傈僳人當中所建立的根基,是建在磐石上的。

安息禮拜在永昌府(今保山)舉行, 遠近村民都趕來參加, 無不悲痛飲泣。富能仁被安葬在山上松林間, 墓碑上用傈僳文、漢文和英文刻著:“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11:25-26)他的墓後來因政治原因和土地侵蝕,幾經遷移。如今被安葬在保山的傈僳族清華教堂園內,傈僳族基督徒為他立了新的墓碑,表達他們對富能仁的尊敬與懷念。

1938年12月30日,富師母帶著八歲的長女和五歲次女,傷心地離開保山轉往緬甸,在那裏又產下遺腹幼女;其後乘船送長女到山東煙台讀書。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侵華日軍把歐美宣教士全部關進山東濰坊集中營去,富師母一家亦在其中。直到“二戰”結束後,她們才獲釋放,於1945年10月19日離開中國。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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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存義師母著,《青山之外》(Beyond the Ranges),1944年。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6 to 1919 and 1927.
  • Stanford, 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 CIM, 1908.
  • Stauffer, Milton T.,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18-1921)《中華歸主》,Shanghai,1922.
  • CIM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1910,1931,1935.
  • The Register of CIM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名錄》。
  • 同上北美版(North American Edition)1912年第18-19頁;1913年第22,120-122頁;1917年第45頁;1918年第61,70-73,120-121,155頁;1919年第72-73頁;1920年第76頁;1921年第149-152頁;1922年第154-155頁;1923年第5-7頁;1925年第60-61頁;1928年第44,46,78,93,125,186頁;1929年第6-8頁;1930年第94,135,188頁;1931年第134頁;1932年第188頁;1934年第70-73頁;1935年第36-39頁;1937年第135頁;1938年第175頁;1939年第76頁。
  •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s)中國內地會月刊英國版《億萬華民》1908年第147頁;1909年第120,183頁;1910年第53頁;1911年第56頁;1912年第23-25,139,188-189頁;1913年第7,127-129頁;1915年第13-14,153-155,169-170,186-189頁;1917年第52-54頁;1921年第76頁;1922年第61,75頁;1923年5-7,25頁;1925年第178,186頁;1926年第10頁;1927年第30,134-135頁;1928年第41,80,94頁;1930年第30,32,92頁;1931年第90,141-143頁;1932年第76-77頁;1933年第9頁;1934年第57,109-110,137-188,224-225,236頁;1935年第17,60,231頁;1936年第176,212-213頁;1937年第144-145,204-205頁;1938年第174,176,180頁;1940年第104頁。
  • 黃錫培著,《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美國中信出版社,2006年。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