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蘭雅

十九世紀來華的英國聖公會宣教士、翻譯家、報人、教育家和慈善家；近代西學東漸的巨擘，有“西學傳播大師”之譽。在華35年中，有28年在江南制造局從事譯書工作，翻譯了大量的自然與社會科學著作；他還創刊了科學期刊《格致匯編》，並參與創辦了“格致書院”，為向中國引進、傳播和普及近代科學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為此清政府授予他“進士”和三品官銜，頒賜他“三等一級雙龍寶星”。他還在中國創辦了盲童學校和盲女學校。

一、早年生活

傅蘭雅（John Fryer）是蘇格蘭牧師之子，於1839年8月6日出生在英格蘭肯特郡海德鎮（Hythe, County of Kent）。受父親的影響，自少年時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國，夢想有一天能去中國宣教。父親雖然只是一個小鎮教會的牧師，卻十分關注東方，特別是中國的宣教事業。傅蘭雅年少時，經常跟著父親去聽那些從中國回來的宣教士舉行的報告會。在日後的自傳中，他回憶道：“在我的孩提時代，沒有什麽東西能比閱讀我千方百計搞到的有關中國的書，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國了，因此同學們給我取了一個綽號叫‘中國迷’（Sinophile）。” 傅蘭雅高中畢業後，曾在布理斯托（Bristol）的一所小學任教，遂愛上了教育，不久入讀倫敦海伯雷師範學院（Highbury Government Training College），靠政府獎學金修完全部課程，於1860年畢業。

二、在華初年興教與辦報生涯

1861年初，傅蘭雅接受英國聖公會派遣來華擔任香港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校長，時年22歲。聖保羅書院的學生多數來自香港、澳門和廣東的貧苦家庭，故大都能刻苦讀書，畢業後就職於洋行、航運和教育等部門。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即為該校畢業生。傅蘭雅很快顯示出自己的語言天賦，在僅僅兩年時間裡，他不僅掌握了漢語，而且還學會了廣東方言。為了進一步學好官話，1863年，傅蘭雅前往北京，與包爾騰(John Shaw Burdon)、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等人一起，在北京同文館擔任英文教習，同時學習北京官話和中國經典史籍。1865年，傅蘭雅又返回上海，出任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School)院長。該書院原名“英華學塾”，是由上海外國僑民發起籌辦的一所高檔學校，其辦學原則大致有四：第一、致力於招收富家子弟入學，提高收費，以確保學校資金雄厚；第二、採用英語教學；第三、聘用本地飽學之中國老師，教授中國傳統的經史學科；第四、學校必須授以宗教教育。英華書院的學生多來自於上海、廣東、廈門、寧波等地商賈和買辦的子弟，其後出了不少名人，如清末政論家和思想家鄭觀應便是傅蘭雅的學生。

除辦學外，傅蘭雅還擔任英商字林洋行的中文報紙《上海新報》的主編，這是西洋人在上海創辦的一份中文報紙。傅蘭雅任職後，不僅要擴大報紙的發行量，還要使它成為啟蒙中國的工具。他不僅要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讀到這份報紙，還要將其影響擴大到官府乃至朝廷裡去。通過辦學與辦報，傅蘭雅為自己未來踏入中國的上層社會積累了資本，鋪平了道路。

三、江南製造局譯述生涯

1868年，晚清重臣曾國藩在上海創建了江南製造局，不久在局裡開設了一個翻譯館，因為他認為“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中國許多科學家如徐壽、王德均、華蘅芳、李善蘭和徐建寅等人，都進入該館譯書，並高薪聘請傅蘭雅等西學人士，共主翻譯之事。傅蘭雅高興地接受了聘用：“我現在開始做我想做之事了。我從來就喜歡科學，但一直未找到時間和機會研究它。我應該說，充任中國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譯官，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職業。它受人尊敬，無比光榮，而且有用。這是我的人生新紀元。” 實際上，這也是中國近代科學啟蒙史的新紀元。傅蘭雅遂辭去英華書院之職，受聘為翻譯館譯員，專門從事西方科技書籍的翻譯工作。他起初或許沒有想到，他要在江南製造局度過長達28年的譯書生涯，並由此成為開中國近代科技事業之先河的人物。

傅蘭雅一進入翻譯館，即與徐壽等中國學者合作，開始著手制定詳細的翻譯計劃，定購各種圖書備翻譯用。傅蘭雅從一開始就是最主要的口譯者，經他口譯的科技著作數量最多。從 1869 年起，先後在翻譯館供職的口譯人員還有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金楷理（C．T．Kreyer）、林樂知（Y．J．Allen）等人。在洋務運動時期，江南制造局是當時最大的翻譯科技著作的機構，該局譯書大致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識的最高水平。而傅蘭雅口譯各書，又是該局譯著的代表作。經他口譯的譯著多達113 種，其中包括數學、物理、化學與化工、礦冶、機械工程、醫學、農學、測繪地圖、軍事兵工等書種。在這些譯著中，有的是對有關學科的首次系統介紹，有的則為已翻譯介紹過的學科提供了更新、更好的譯本。比如，《決疑數學》是介紹概率論的第一個中譯本；《代數術》和《微積溯源》是比李善蘭和偉烈亞力的有關譯著內容更為豐富、譯筆更為流暢的譯作；J．廷德爾（J. Tyndall）的《聲學》（1869）和 H．諾德（H. Noad）的《電學》（1867）是最早、最全面系統介紹聲學和電學知識的譯著。在19世紀晚期西學譯介的領域中，傅蘭雅具有相當高的聲望。他在數學領域的譯介尤為突出，所譯出的《運規約指》、《代數術》、《微積溯源》、《算式集要》、《三角數理》、《數學理》、《代數難題解法》等數學著作，涉及近代數學的幾何、代數、三角、微積分等多個分支。這其中絕大部分是他和著名數學家華蘅芳合作譯成，在當時中國數學界具有很高的評價。傅蘭雅還與徐壽翻譯了多種化學著作，其中 D．A.韋爾斯（D. A. Wells）的《化學鑒原》（Principle of Chemistry，1858)是最早的無機化學譯著之一；《化學鑒原續編》（譯自 C．L.布洛克薩姆（C. L. Bloxam）著 Chemistry（1867）的有機部分）是第一本有機化學中譯本；而《化學考質》和《化學求數》則是根據德國分析化學大師弗雷森紐斯（Fresenius）關於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經典名著譯出，內容十分豐富精深；再加上介紹物理化學知識的《物體遇熱改易記》，當時譯出的化學書籍已經較成系統，初具規模。傅蘭雅與他人翻譯的各種技術著作，除兵工外，在當時多屬絕無僅有。關於采煤、勘礦、開礦、冶金、鑄造、機械原理、機械制圖、蒸汽機技術、酸鹼制造、電鍍、照相等眾多領域，都有專門譯著，其中以《西藝知新》叢書正續集、《寶藏興焉》、《化學工藝》和《造船全書》等最為重要。醫藥學譯著以《西藥大成》和《法律醫學》最巨，後者是第一部法醫學譯著。

傅蘭雅以宣教士佈道一樣的熱忱和獻身精神，向中國人介紹、宣傳科技知識，以至被人稱為“傳科學之教的教士”。在當時西方近代科技知識輸入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沒有任何外國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國人比他做得更多。在其翻譯生涯中，傅蘭雅單獨翻譯或與人合譯西方書籍計有150部，合1000卷，是在華外國人中翻譯西方書籍最多的人，其內容以科學、工程和軍事方面為主外，旁及地理、歷史、政治、外交、社會等各個領域。從這批科技譯著的價值看，遠比明末清初時期歐洲耶穌會宣教士所介紹的西洋技藝高超得多。傅蘭雅所譯介的書籍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已是機器時代，而且都屬19世紀歐美所出版的最新科技著作。在影響方面，也遠比耶穌會士所做的更為廣泛，耶穌會士僅在宮廷內部向少數願意學習的官僚和學者介紹西學，接觸面非常狹窄；而傅蘭雅等人的譯著卻是在第一代科技人員和工人中傳播，同時那些參與翻譯的中國學者的科技知識也隨之提高，掌握了18、19世紀最新的聲、光、化、電和軍工、冶金、採礦等知識和發展趨向。這些成就對晚清知識分子吸收西方科學知識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四、創辦“格致書院”與《格致匯編》

在艱苦而寂寞的譯書工作之余，傅蘭雅還以其個人的力量，積極傳播科技知識。1874年，傅蘭雅與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Walter H. Medhurst）商議後，由麥華陀出面倡議建立“格致書院”，作為研習和傳播西方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場所。倡議一出，得到了各方熱烈響應。同年3月24日，由傅蘭雅主持召開了籌備會議，提出籌辦格致書院的目標、宗旨和計劃，產生出由傅蘭雅、麥華陀、美國植物學家福勃士(Francis B. Forbes)、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和清朝官辦招商局總辦唐廷樞五人組成的籌辦委員會，後又增加徐壽和徐建寅父子共七人，籌措辦校事宜。1876年6月22日，格致書院正式開班設講，並定期展覽科學技術成就。傅蘭雅出任書院監督，徐壽為主管。傅蘭雅每週親自到格致書院講學一次，並編訂出礦務、電子、測繪、工程、氣機和製造等六種西學課程，他希望使格致書院“成為在中華帝國傳播西學的一個中心”。這是中國較早的教授西學的近代學校，也為近代中國新型學校的興起起了示範作用。

1876年2月，傅蘭雅自費創刊了科學雜誌《格致匯編》（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期刊，自任主編，這是中國第一份科技雜誌，所刊多為科技新聞與常識。《格致匯編》於1876年2月9日發刊，至1878年3月，因傅蘭雅送妻子回英國治病而第一次停刊；1879年秋，傅蘭雅返回中國，第二年，即1880年4月復刊。此次復刊，仍然每月出版一期，直至1882年1月，因虧本較多而第二次停刊。不久，傅蘭雅再次將其復刊，並改為季刊，直到至1892年，因傅蘭雅赴美參加世界博覽會而停刊，此後再未復刊。《格致匯編》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各種科技知識，深受讀者歡迎，清末曾一再重印，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雜誌之一。許多維新派領袖如康有為和譚嗣同等人，皆從該刊獲取新知。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其《西學書目表》中稱《格致匯編》為“極要”。當聞知《格致匯編》停刊後，梁氏痛惜疾呼：“今中國欲為推廣民智起見，必宜重興此舉。”

五、傅蘭雅與“益智書會”

1877 年，傅蘭雅應邀參加了基督教在華宣教士組織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益智書會。1879 年，他被推舉為該會總編輯，從事科學普及工作。在他主持之下，至1890年，該書會編印和審定了98種適合作為教科書的書籍和教學掛圖，傅蘭雅編寫和編譯的《格致須知》、《格致圖說》等科普教科書，在中國早期新式學校中影響很大，有許多被採用為教科書。《格致須知》、《格物圖說》和江南制造局等譯著，組成了由淺入深的科學譯著系列，為當時中國人學習科學知識和了解新思想提供了便利。益智書會在中國約近40座城市有代銷點，出版和銷售的書籍達千余種，數十萬冊。

1885年，傅蘭雅又在上海成功創辦了“格致書室”，是為中國第一個科技書店，不僅銷售幾百種中外學者的科學技術譯著，還代售地圖、人物畫像、儀器、印刷銅模、印刷機等。三年後，格致書室還在天津、漢口、汕頭、福州、香港、瀋陽、煙台、廈門和北京等地設立了分銷處，這些圖書的銷售大大促進了科技的傳播，格致書室也因此被稱為“中國青年學生學習西學的麥加”。

六、創造專門科技術語與字匯

在傳播科技的過程中，傅蘭雅非常重視科學名詞的理論研究。可以說，晚清寓華西人中對科技出版用語的規範化表達關注最多、影響最大的就是傅蘭雅了。在為中國設計大船的時候，傅蘭雅感到中國沒有化學元素的文字，很不方便，就利用他的中文功底，加上他身邊的中國助手徐壽等人，把流行於世界的化學元素的拉丁讀音，都用中國的漢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組合，形成新的中國專業術語和名詞。1871年，傅蘭雅和徐壽合譯的《化學鑒原》，首次提出一套完整的元素漢譯原則，並給出了當時所知的64種元素的漢譯表。《化學鑒原》被清末學界奉為善本，其元素譯名及“取羅馬文之首音譯一華字，首音不合則用次音，並加偏旁，以別其類，而讀仍本音”之形聲字創制原則也廣為人知。今天我們所採用的化學元素命名原則便是源自於《化學鑒原》，他們所翻譯的如鋇、鈉、鎂、鋁、錳、鉻等仍沿用至今。他們命名的元素和有機化合物名詞在當時是比較特殊的名詞，對中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陌生的詞匯，而且在17、18世紀，許多西方人士也認為西方的科學知識是不太可能譯成漢語的，一是認為中國語言不適於翻譯西方科技書籍；二是認為中國沒有相關的學科和術語體系。然而傅蘭雅認為，中國文字和其他文字一樣都會成長，中國的語言與西方的語言一樣具有強大的活力，其名稱術語的構成絕不比西方語言差。他曾用英文來做例子：“必須記住，當英文開始借用希臘文及拉丁文的時候，很多被創造出來的科學和科技名詞都是來自於不同的或者已經被其他名詞取代的，所以中文也應該被視為那種能夠借用英文或其他語言的文字。” 傅蘭雅認為，漢語特別是書面語具有非常靈活、很強的表達力和極為簡練易懂的特點，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種語言更容易表達現代科學術語。他說：“中文不僅不存在使西方的科學思想難於表達的問題，而且，與此相反，中文在翻譯方面獨特的適應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語言所沒有的。中文書面語特有的靈活性、表達力及簡練性，使得它能夠廣泛地接受或適應外國思想，尤其是外國思想中新生的但極具智慧的科學術語。” 因此，只要掌握漢字的構成規則，外來名詞加入漢語系統是沒有任何困難的。他的自信同樣來自於對歷史事實的總結，他說：“如果我們觀察遠自佛教傳入以來，或者近自早期耶穌會士東漸以來，所輸入的新名詞或新概念，我們就會發現那些流傳下來的著作裡幾乎沒有什麽概念用中文輕易表達不出來的東西。”

傅蘭雅認為新術語的創制會豐富漢語語言，贊同將官話作為對譯的中文發音標準。傅蘭雅講到“用華字寫其西名，以官音為主”。在具體的翻譯方法上，傅蘭雅傾向於意譯或是描述性的解釋法。傅蘭雅認為描述法(意譯法)、音譯法以及二者結合的這三種翻譯法中，中國人似乎更容易接受採用描述法的翻譯，所以“新譯名應該盡可能採用意譯而不是音譯”。而意譯和音譯二者結合符合中國文字所具有的表意文字的特點，特別是形聲字，既能表音，又能表意，所以可以多用此法創製新字。他曾特別提到“袈裟”(Kashaya or Cassock)一詞，既體現了原文發音，又通過“衣”字表達了它所具備的意義，是意譯和音譯的完美結合。而他的元素譯名也恰恰是這一種翻譯方法的體現。

傅蘭雅強調術語厘定和統一的重要性。由於當時譯者各立門戶，自建術語體系，互不參照，傅蘭雅認為科技名詞的翻譯如不統一，勢必使譯名混亂，含義難辨。他認為統一譯名對譯者與讀者都大有好處。至於如何統一譯名，他主張“凡前人已用者，若無不合，則可仍之，猶之西格致家，凡察得新動物、植物等而命以名，則各國格致家亦仍其名而無想更改者。” 這就是說，如同科技名詞一般沿用發明(發現)者的命名一樣，譯名也宜沿用初譯者所用的名詞，但譯名必須合適。他還提出了翻譯科技名詞的標準，指出：“一個名詞是否能夠使用下去，全看它在公眾評議或使用中優缺點如何。如此名詞意義乖誤，或易被誤解，或使用不便，或表達不當，則終歸要被淘汰，而不必問其當初是何人所立的。” 傅氏的這段話，包含著翻譯科技名詞必須詞義正確、不易誤解、使用方便、表達貼切等幾項標準 。在益智書會統一術語的工作會議中，傅蘭雅多次提出西學譯介者們應該尊重和沿用前人已有的譯介成果，他更注重尊重中國的傳統和中國人的語言習慣。他的元素譯名很能體現他對中國傳統的兼顧。在他和徐壽創製的49個化學元素譯名中，有21個都是對《康熙字典》裡不常用之字的重新啟用。“以字典內不常用之字釋以新義而為新名”的方法是他十分推崇的。在譯事上，他建言：我們必須擯棄西方的特點和習慣。要想讓中國人尊重西學，我們必須小心地避免獨斷專行。在通行性上，我們的體系並不比中國的優越。中文古老而豐富，更有理由成為全世界通用的語言，不應該被引進西學的人任意篡改。這樣的言論在當時來講，可謂是相當大膽而過激的。因為19世紀晚期活躍在西學譯介和教育領域的西方人士，多以西方近代先進科學技術的眼光來審視中文和中國落後的現狀，大多不可避免地保有一種先天的優越感，很少有人能夠意識到“語言和文字是這個國家緊密團結在一起的支柱，是幫助全民族度過災難的力量，也是中國在歷史上稱雄鄰國的力量源泉，將與國家共存。”

為統一和規範術語和譯名，傅蘭雅編輯出版了好幾種科學術語譯名表，計有《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年)，《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年)，《西藥大成中西名目表》(1887年)，《汽機中西名目表》(1890年)等，均為現代漢語科技術語學開山之作，其中許多名詞的譯名比較貼切，一直沿用至今，影響深遠。

由於傅蘭雅在譯述及傳播西學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清政府授予他“進士”和三品官銜，並頒賜“三等一級雙龍寶星”，由此他成為少數幾個帶有清政府官銜的洋人。為了報答這一切，傅蘭雅拼命地工作，甚至不惜付出個人生活的代價。1869年夏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次生產時感染傷寒，結果孩子幾天後夭折，安娜因過度悲傷，病體一直未愈。

七、培養近代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

傅蘭雅在致力於科學技術的普及和傳播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培養出中國近代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述生涯中，傅蘭雅得到館內的中西同事，特別是中國筆述者的大力支持。由於當時的翻譯是由懂漢語的外國人口譯，中國學者筆錄而整理成書的。所以，作為翻譯館的主要口譯者，他與徐壽、徐建寅、華衡芳、趙元益等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西方科學技術著作，他們志同道合，齊心協力，配合默契，這些人後來都因此而名垂中國近代史冊。如翻譯館的徐壽、華蘅芳等人，他們都有中國傳統的天算博物之學的基礎，通過譯書與傅蘭雅等西教士朝夕相處，切磋學術，其“格致之學，亦由此益深矣”，水平大有增益，成為清末有數的“格致名家”。徐壽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化學理論的先驅，其子徐建寅，在科學造詣上，較其父似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參與譯書的時候，才20歲剛出頭，後來曾作為技術專家到歐洲考察，並在留歐學生眾多的福州船政局擔任提調，可謂是當時第一流的科技專家，他與李鳳苞等“因譯書而為官者皆通曉西事，能知中西交涉所有益國之處”。此外，如趙元益、華備鈺、江衡、徐華封等人也各有專長。他們的譯著還為清末的新式學堂，如武備學堂、礦物學堂、水師學堂等提供了教材。直到20世紀初年，其中的某些譯著還被一些專門學堂採用。更令人矚目者，大批知識分子接受了輸入的科學新知識，動搖了中國數千年“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傳統價值觀念，引起了對封建制度的懷疑和否定，萌生了變革社會現實的願望和要求，因而成為中國近代思想解放的先聲。

山東學者欒學謙長期被傅蘭雅聘為佐理著述，與傅蘭雅共同翻譯許多著作、文章。作為筆述者，欒學謙在編輯《格致匯編》時，承擔了筆錄、整理、修改和定稿等大量工作。可以說他所付出的精力、時間和勞動，不亞於傅蘭雅。因此他也躋身於晚清一流科學家之列。

傅蘭雅盡管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但由於中國的傳統勢力太強，進步太慢。所以也有他的苦惱。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最終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之後，傅蘭雅說：“外國的武器，外國的操練，外國的兵艦都已試用過了，可是都沒有用處，因為沒有現成的、合適的人員來使用它們。這種人是無法用金錢購買的，他們必須先接受訓練和進行教育。……不難看出，中國最大的需要，是道德和精神的復興，智力的復興次之。只有智力的開發而不伴隨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決不能滿足中國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幫助她從容應付目前的危急。” 這些話是他在華30多年的深切體會，對今日中國之改革，仍不失為警示之語。

八、倡導與推廣時新小說

除了翻譯西書、傳播西學外，傅蘭雅還有另一重要建樹，就是倡導和推廣新小說。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一時全國群情激奮，改革呼聲日高。傅蘭雅從中受到鼓舞，大力抨擊被他稱為危害中國社會、妨礙進步的“三弊”，即鴉片、時文和纏足，並於1895年5、6月份，先後在《申報》、《萬國公報》和《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s）上刊登“求著時新小說啟”的廣告，出資公開舉辦有獎征文的新小說競賽，廣泛征集抨擊“三弊”，提出救治良方的小說。傅蘭雅在廣告中首次使用了“時新小說”這個術語。1895年9月18日，時新小說有獎征文結束，從全國各地共收到了162份稿件。傅蘭雅仔細閱讀了所有稿件，並邀請了沈毓桂、王韜、蔡爾康等知名人士參與評選作品。這次時新小說有獎征文比賽促成了一批新小說的出現。不少作品除了對當時的社會弊害進行揭露和譴責外，還積極地設想改革方法，以促進國家的興盛富強，達到具體教化社會的目標。在這一點上，它們實際上是主張改良社會風氣的社會小說，是晚清譴責小說發展的先聲，而且它們產生的時間比梁啟超1902年發起的新小說運動早了7年，比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早了8年。有學者甚至認為這些時新小說是現代小說的源頭和前奏。令人遺憾的是傅蘭雅所征得的這162部稿件，在百年間沒有一篇得以發表。而且這批從未面世的珍貴文獻之下落也長期成為學術界的一個懸案。直到110年後的2006年11月22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中文部館員在圖書館新館落成搬遷時，在一間堆滿書刊雜物的儲藏室裡，竟無意在兩個塵封已久的紙箱中找到了這批時新小說的原始手稿。原來傅蘭雅於1896年3月在《萬國公報》上刊登出時新小說獲獎人名單後兩個月就離開上海到美國的柏克萊大學任教，同時，他把在中國收集的私人藏書和手稿一起運到了柏克萊，其中包括他在中國收集的兩千多冊中英文書籍、一百多部譯著和個人檔案、手稿等。那時，他已經沒有時間把時新小說征文中較好的作品整理刊登出來。他的工作重心已經轉到美國。這批時新小說也就被打包，運到太平洋彼岸的柏克萊了。1896年8月傅蘭雅開始在柏克萊大學教課，他的私人藏書也被放在校園供他和學生們使用。傅蘭雅在去世之前，將他的私人圖書館全部捐贈給了柏克萊加州大學，成了東亞圖書館的第一批藏書，也是早期來到美國的珍貴中文藏書之一。

九、在美國晚年歲月

1896年6月，傅蘭雅從上海動身回國度假，抵達美國後，受聘為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文學教授。原定5個月的假期，一變而成為他永久離開中國的契機，而他在華30多年的事業，也至此畫上了句號。至於傅蘭雅為何離開他生活了35年之久的中國而去美國柏克萊大學任教，學界有不同說法。有學者認為，傅蘭雅離華是對中國感到失望，覺得他本人在中國的努力是個失敗。另有學者則認為傅蘭雅的離開是出於家庭和經濟方面的考慮。從《傅蘭雅檔案》的傅氏家書中，不難看出傅蘭雅離開中國移居美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家庭的因素。我們可以看到傅蘭雅是一個非常愛家、注重孩子教育的人。早在1891年，傅蘭雅的第二任美國妻子伊萊莎•尼爾遜(Elisha Nelson)已經攜帶他的4個子女到加州奧克蘭定居。他在1895年1月6日給加州大學董事會寫信曾提到這件事。此外在1895年5月22日寫給加州大學凱洛格校長（Martin Kellogg）的一封信裡，傅蘭雅也披露他移居美國的另一原因。此時，傅蘭雅已經在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28年，他覺得翻譯西書、傳播西學的工作可告一段落，特別是甲午戰爭的結局使他感到改造中國需要加速，譯書費時緩慢，跟不上時代的需要。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學習外國語言，接受歐美教育才有希望趕上鄰國。傅蘭雅認為中美關系會日益密切，接受加州大學東方語言文學講座教席的職位可讓他在教授中國語文和文化的同時，盡他一切可能，協助中國學生留美，從而繼續幫助中國。

當時的傅蘭雅看到了加州大學阿加西講座教席（Agassiz Professorship position）的重要性。在以上這封信中，他提到了四位可以證明他能夠勝任此教席資格的人：他們是牛津大學教漢語的理雅格博士（Dr.James Legge）、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漢學家威托瑪爵士（Sir Thomas Wade）、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博士(Dr. William A. P. Martin)和當時居住在上海的中國文學專家艾約瑟博士(Dr. Joseph Edkins)。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漢學家。傅蘭雅轉向學術界，他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歷和知識完全可以派上用場。此外，在加州大學他還可以培養從中國來的留學生，這也是他的心願之一。這些人將來能夠回國去改變中國狀況，並應用西方教育體系替代陳舊的中式教育。他後來果然在柏克萊接納中國留學生，開辦中國留學生之家，建立東方學院。他從此邁出了他人生的下一步：從傳教士到傳播西方科技之火於中國的先知，最終成為一個教育家和漢學家。此後他一直在柏克萊大學，1902年擔任東方語言與文學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Berkeley）主任；1913年退休，直到1928年去世。在此期間，傅蘭雅仍心系中國，多次重訪中國。雖然在美國教學任務繁忙，但他仍能夠在1896-1909年間，為江南製造局翻譯出14本書，平均每年一本。傅蘭雅的長子傅紹蘭（John RogersFryer）繼承他在江南製造局譯書，不久病逝於中國。

1911年傅蘭雅捐銀6萬兩，建立了上海盲童學校，這是中國的第一所正式的盲童學校。他還專門為盲童教育編譯了《教育瞽人理論法》一書，由上海時中書局出版。不久他又捐巨款在漢口建立一所盲童學校。1915年，他在美國家中與前來參加博覽會的黃炎培交談時，充滿深情地說：“我幾十年的生活，全靠中國人民養我，我必須想一辦法報答中國人民。” 他特意讓自己的小兒子傅步蘭（George B. Fryer）在美國學習盲童教育，然後派來中國，擔任上海盲童學校校長，並且又建立起一所盲女學校。1926年，傅蘭雅還在上海創辦了“傅蘭雅聾啞學校”，該校於1953年被中國人民政府接管，成為後來的上海市聾啞中學。

1928 年7 月2 日，傅蘭雅逝世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城家中，享年89歲。

毋庸諱言，年輕的傅蘭雅初來中國時是存有名利思想的，他也並沒有想到要以翻譯為其終身職業，在寫給父親的信中他如此寫道：“我希望以此作為通向更高職位的晉身之階。” 但在他從事譯書生涯二十多年後，他再也不做如此想了，再“無藉此求利之意”了。傅蘭雅深深感受到科學對於封閉中國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力圖通過辦報、辦學和譯述，使中國讀者對西方的事情、科學和教育感興趣，並以此實現他“格致之學得以暢傳中土”，“廣布西學於中國”的宏願。他在1892年《格致匯編》停刊時深情地回憶道：“半生心血，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自強自富。” 又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中說：“余居華夏已二十年，心所悅者，唯冀中國能廣興格致，至中西一轍爾。故平生專習此業而不他及。” 長期的中國生活使傅蘭雅逐漸改變了原有的名利觀，他衷心希望“幫助這個古老的民族走向強盛，使之跨入西方人引以為傲的向‘文明進軍’的軌道”(John Fryer’s Calendar，1869)。因此在他創辦《格致匯編》時，明確提出了不以贏利為目的：“工資取諸自備，收回售價，庶能補不甚虧。” 雖有同事“供給膏火”以及有時登載廣告的收入略作補充，但日計月核常常仍是“入不敷出”(《格致匯編》，1876，卷二)，偶有盈余，則“多加圖說，以增頁數”，“本無藉此求利之意”(《格致匯編告白》，1876，卷六)。傅蘭雅如此不惜巨金，不計心血，旨在使“格致之學得以暢傳中土”，為此他呼籲讀者“勿惜百錢之費”購閱此編(《格致匯編》，1877，卷五)。梁啟超曾評論道：“聞傅蘭雅因譯此編賠墊數千金”(梁啟超：《西學書目表•讀法》)。光緒二年(1876年)正月初十日出版的《申報》評價《格致匯編》：“其價甚廉，其書甚美，其中所言皆屬有益於人生之事，中西講求格致之人所可取法者也。” 後又說：“取資以充印費紙本，亦頗廉售，蓋意不在逐利也。”(《讀(格致匯編)二年第四卷書後》，申報，光緒三年五月二十日，第1589號)

傅蘭雅早年在英國，晚年在美國，中青年時代在中國，他將他一生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中國。他的科學譯著和《格致匯編》為封閉、落後的中國開啟了近代化之門。他長達20余年的科技翻譯和科普工作，為中國產生出一批雖然不多卻也引人注目的科技人才。其科技術語的翻譯確定原則影響至今；新科學的引進，不但引起了國人對西學的空前關注，最終還引發了教育制度的變革。與他同時代的人稱傅蘭雅的工作“實為先路之導”（《格致匯編》第二年第十二卷•申報館稿）。作為一位科普先驅、譯書巨擘，傅蘭雅傳播西學內容之富、範圍之廣、方式之多，同時代無人可與之比肩。1877年，晚清名臣曾紀澤去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視察工作時，曾贈詩與傅蘭雅曰：“君名遠邁南與湯，好似電火勝螢光” (注：“南與湯”即指明清時期的耶穌會士、科學家南懷仁和湯若望) 。如果我們對傅蘭雅一生的科技傳播實踐進行綜合評價，一定會認同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確是堪比南懷仁和湯若望的一位重要使者。稱他為“西學傳播大師”和“傳播科技之火於華夏的普羅米修斯”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