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  — 1932

伏格思

Henry S. Ferguson

內地會加拿大宣教士。曾在安徽太和、潁州、和正陽關等地宣教、賑災、服務當地人民達36年之久,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

伏格思(Henry S. Ferguson)於1869年生於加拿大的多倫多,其出身與早年事跡不詳。他於1895年初來華宣教,2月15日抵達中國後,隨即被安排到安徽安慶學習中文。10月中旬語言訓練結束,被分派到安徽太和縣工作。太和宣教站創建於1892年,伏格思到那里時,已有三位宣教士和一位中國信徒在那里工作。寧德恩(T. A. P. Clinton)和宓爾修(C. Benson Barnett)來自澳洲; 馬春山(William R. Malcolm)來自紐西蘭。而那位中國信徒朱明德(Chu Ming-teh)原是一位老儒生,是在正陽關(今正陽鎮)宣教士博春臣(John Brock)的帶領下信主的。自從太和宣教站成立後,他便成為福音堂的看門人。他們以太和縣為基地,經常出去到方圓百哩之內的市、鎮和村莊里傳福音、派發福音單張和福音書。同時他們還管理一個戒毒所。

1897年,伏格思轉到正陽關與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創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設立了診所,由醫療宣教士勞敬修醫生(Dr. J. E. Williams)負責。因著醫療服務,使當地民眾對宣教士的態度大為改觀。

1898年9月,伏格思與郭姑娘(Miss Lillian Cobb)在上海結婚。郭姑娘來自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原是美國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的宣教士,婚後加入內地會,二人隨即奉派到江蘇省清江浦(今淮陽市)宣教。

1900年,義和團亂起,伏格思夫婦帶著他們一歲的兒子撤離。亂定之後,於1901年5月,又重返清江浦事奉。1902年春,由於山東煙臺芝罘學校需要教師,於是他又偕家搬往煙臺。同年8月16日,女兒Lillian Elizabeth出生。1903年2月,他們一家四口返國述職。

1904年1月22日,伏格思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內地會年會上提出三項宣教策略:1.在已成立的宣教站,繼續建立教會,讓中國基督徒如何敬拜神;2. 在每兩個宣教站之間,多設立路邊福音堂,全日開放,由宣教士及中國傳道人駐守,不用講道方式,只做個人談道;3. 以宣教站為中心,到遠近村鎮和地區播撒福音的種子。

1904年12月,伏格思偕家再來中國時,已經是五口之家了。他們再次被派往安徽太和負責整個宣教站。伏格思每天上午在福音堂向來往行人傳福音;下午教導、查經。除星期六外,每晚都有佈道會。

1908年夏,伏格思奉派到安徽潁州府工作。1910年夏秋之交,安徽連降暴雨,造成巨大水災。由於農作物歉收而引發大饑荒,災民遍野。伏格思和眾宣教士一道,帶著從世界各國募集的救援物資,趕赴災區賑濟災民。伏格思個人經手的錢款,就救助了兩萬多災民。但令他深感痛心的是,1911年1月,十多年來與他同心與共的愛妻卻因搶救災民感染上傷寒(Typhus Fever)而突然去世。遺下兩兒兩女,大兒子12歲,最小的兒子只有5歲半。

1913年,伏格思繼續在穎州工作,同時兼顧正陽關和太和縣,宣教工作大有成效。但最為令他焦慮的是鴉片問題。因鴉片價格連年上升,當地許多農民種植鴉片,亦吸食鴉片。故伏格思痛陳“鴉片煙毒是中國最大的災害!……許多人家破人亡,傾家蕩產。而中國對這毒蛇的危機,仍未知其利害”(《捨命的愛》,第398頁)。

1913年7月,伏牧師與白姑娘(Miss Elizabeth S. Birch)在上海結婚。白姑娘原是一名教師,1906年來華。婚後,夫婦二人同心在潁州宣教直到1916年8月,才第二次離華返加述職。

1918年2月,伏格思夫婦述職回來後,總部改派他們到正陽關工作。伏牧師看到當地百姓拜偶像之風盛行,就極力引導他們,勸誡他們離棄偶像,歸信真神。伏師母在婦女宣教工作上,成為伏牧師的好幫手。為暸解當地情況,伏師母特地到外地福音站探訪,帶領婦女聚會,同時在婦女中發展可造之才。

1921年淮河大水,伏格思夫婦同心協力賑濟災民。在聖誕節前夕,他們帶領信徒向百姓放糧,救助了了一萬五千人。

1924年3月16至23日,伏格思到蕪湖參加全省聯合培靈佈道大會,親眼見證了神的作為。佈道會在一個可容納1,500人的大竹棚內舉行,講員是內地會饒裕泰牧師(Rev. Charles N. Lack)。在第一個主日崇拜中,約有900多位基督徒參加。下午的福音聚會,約有1,200多學生參加。其後每天晚上,都有大約1,300至1,400人到會聆聽信息。整個培靈佈道會非常成功,在八天的聚會里,共有1,020人決志歸主。

除教會事工外,他們還興辦了小學,使當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機會接受基本教育。伏師母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此外,每個主日她還要負責婦女主日學。

1926年底,正陽關的寧靜生活被北伐戰爭所打亂。1927年4月初,國民革命軍攻佔了正陽關。城內學校、廟宇、教堂,甚至私人住宅都被數千軍人所進駐。內地會宣教站除了伏格思家外,全部被軍隊徵用。當軍隊出發後,軍部紅十字會又立即入駐,用來治療處理傷兵。同時,反基督教學生也湧入城中,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基督教宣傳。同年七、八月間,曾發生多起軍隊要強行佔領宣教站的行動,但都蒙神奇妙保護,得以安然度過。此後他們也受到散兵、游寇搶劫之威脅,甚至到糧盡援絕之地步,但均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兵荒馬亂,天災人禍,加之長期勞累,伏師母於1930年底染病臥床。次年年初稍見好轉,1月24日學校開課,她還主持招收了60位女學生。2月,她再度病倒。伏格思雖然從懷遠醫院請來長老會醫生為其診治,但病情還是加劇,延至4月3日,伏師母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58歲。伏牧師暮年再度喪偶,倍感傷痛與孤獨。

1931年夏天,正陽關再次遭遇巨大水災,從伏牧師7月的信中,可見當時水災之嚴重:“這是本市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天災,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沒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較高的地段外,其他商店水都漫過櫃臺。我們的房子位於全市的最高處,並且建築時地基還加高了一呎,因此,水沒有漫到我們的前門……。我們家住滿了災民,皆是信徒和家屬,因為他們已無家可歸。福音堂已被警察徵用,因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淮河沿岸全部崩堤,整個谷地都是水,氾濫的地區蔓延數百哩,淹沒逾千畝每年夏季皆有稻麥收成的農田。這是我見過淮河第四次水災所造成的饑饉荒年,不知道這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水災,會不會帶來空前絕後的饑荒?……。 還有離我們不遠,從紅軍而來的威脅也大。……紅軍是極端的無神論者,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所有傳福音的工作都要停止。在他們的轄區裡,他們可以指派任何人執行他們的命令,而他們就是社會的執法者”(同上,第405頁)。

果然如伏格思所料,水災過後,又是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國際水災救濟總署(The 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向中國內地會借用伏格思,負責正陽關的賑災工作。此時伏牧師年事已高,而且在中國宣教已經36年,本該退休返國了。但當他看到饑民遍野,又臨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賑災工作中去。他聯絡所有商店代作銀莊,並且租用糧倉,散發救濟金,分派糧食給災民。

1932年5月11日,傳言紅軍將要入城,各商店因此不敢代勞,紛紛把救濟金交還伏牧師。這時,崔牧師(Pastor Tsui)和眾信徒也都勸他趕快逃走。但是,伏格思堅持留下來繼續賑災工作,並準備第二天分發救濟金給災民。崔牧師見此,也留下來陪他。次日清晨,約有張國燾所部1,000多紅軍入城,伏、崔兩位同時被捕。當時在場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體跪在紅軍軍官面前,懇求釋放伏牧師,因為近幾個月來,他是全城唯一關心和救濟他們的人,使他們不至餓死。軍官雖然耐心地傾聽眾人的哀求,但還是扣押了他們。15日晨,紅軍帶著伏、崔兩位牧師一同撤退。於是,大批民眾再次攔路要求釋放伏牧師,但軍官堅持不允,只是答允善待他們。

伏格思被捕後,福音站一位胡弟兄火速跑到壽州,將消息報告給美國北長老會的仲姑娘(Miss Mabel S. Jones),再由她轉達給上海內地會總部。紅軍撤離後不久,崔牧師在押解途中脫險歸來。而關於伏格思的下落,卻不斷有消息傳來:

5月17日,與伏牧師同工的宣教士慕悟仁(Wilson W. Moore)電告上海總部說:“證實紅軍把伏牧師從正陽關押解往霍邱或六安,請代禱。”

5月29日,上海有消息稱伏格思已被押往河南省的商城。途中他頗受優待,有騾馬代步;並且一日兩餐,與紅軍首領同待遇。然而,每到一地,紅軍卻讓伏格思站在高臺上示眾,而伏牧師則趁機向群眾傳福音。

另據壽縣仲姑娘來信說,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師的摯友。因掛慮伏牧師的安危,於5月底,獨自到紅軍部隊駐防地尋找伏牧師,卻被誤認為奸細,遭紅軍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紅軍作見證,述說伏牧師如何領他歸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於醉酒和賭博。最後紅軍沒有允許冼弟兄見伏牧師,卻把他釋放了。

7月12日,內地會的《億萬華民》主編報導,經過中國政府、英國領事、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署長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內地會和當地人民的極力營救,迄今仍無結果。紅軍扣押伏牧師的目的似乎不是為了贖金,而是以他作為對付政府軍圍剿的擋箭牌。

7月28日,上海內地會秘書報導稱,共產黨向政府提議,用伏牧師和另一位被囚的信義會宣教士李寶德(Bert N. Nelson),與當時正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審訊的國際共產黨嫌犯牛蘭夫婦(Mr. & Mrs. Noulens)來作政治性交換。9月1日,再報導稱,漢口內地會曾接到伏牧師的一封來信,言及如有可能的話,要求寄給他一些指定的物品。一些認識伏牧師的中國人也稱,在河南的光山見過他。

無論如何,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盡了最大的努力,四處尋訪伏格思的下落。詹信爵士更是親自奔走於外交部,以及中國各軍政部門之間。1933年1月31日,他寫信給伏格思的子女說:

“雖然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切地證實伏牧師的生死下落,但在兩個月前,當我返回中國的時候,接到一份比較可靠的報告,言及紅軍在政府軍猛烈攻擊下,遂殺害了伏牧師。……因為沒法證實此事,到底他是否仍在川陝交界的紅軍手中?當我到了湖北和河南時,或許可以獲得進一步消息……。我很遺憾沒有機會與令尊見面……。但是在安徽省最嚴重的災區裡,有一位如令尊這樣可靠而又能幹、全心全力投入的人來主持賑災事宜,是我最放心的事。我深信、也是大家所深信的,他若不是為了照顧總署的財物,他早可以逃出了。……這一切總署深感歉疚,並要對令尊負全部的責任。如果不幸伏牧師因公殉職的話,我會請求總署為他舉行一個最為深切的追悼會。……我曾徵求內地會總幹事的意見,想伏牧師也會認為是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去救濟最嚴重的災區……。”(同上,第409頁)

伏格思牧師就這樣靜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歲。

資料來源

  • 黃錫培著,《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美國中信出版社,2006年。
  • China’s Millions, China Inland Mission, North American Edition. 中華內地會月刊北美版《億萬華民》1895年第166頁;1896年第41,150-151頁;1897年第36,123頁;1898年第39,89,93,161頁;1900年第71頁;1901年第108頁;1902年第75,130頁;1904年第39-41頁;1905年第48,123頁;1906年第112-113頁;1908年第65,97頁;1909年第47,59頁;1910年第86頁;1911年第9,33,36,46,109頁;1914年第31,138頁;1915年第12,155頁;1916年第12,76,158頁;1918年第174頁;1919年第27,89,122頁;1920年第90-91頁;1921年第55頁;1922年第59,125頁;1923年第25-26頁;1924年第109頁;1925年第10,92頁;1927年第70,145,166-167,219-220頁;1929年第12頁;1930年第109頁;1931年第84-85,151頁;1932年第108-109,123-126,141,156頁;1933年第12,60-61頁;1934年第44,84頁。
  • China’s Millions, 英國版(London Edition)1900年第77,154頁;1905年第36頁;1911年第42,52,73頁。
  • The Register of CIM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名錄》。
  •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4, 1927.
  • CIM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1910,1931.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