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格思

伏格思（Henry S. Ferguson）於1869年生於加拿大的多倫多，其出身與早年事跡不詳。他於1895年初來華宣教，2月15日抵達中國後，隨即被安排到安徽安慶學習中文。10月中旬語言訓練結束，被分派到安徽太和縣工作。太和宣教站創建於1892年，伏格思到那里時，已有三位宣教士和一位中國信徒在那里工作。寧德恩（T. A. P. Clinton）和宓爾修（C. Benson Barnett）來自澳洲; 馬春山（William R. Malcolm）來自紐西蘭。而那位中國信徒朱明德（Chu Ming-teh）原是一位老儒生，是在正陽關（今正陽鎮）宣教士博春臣（John Brock）的帶領下信主的。自從太和宣教站成立後，他便成為福音堂的看門人。他們以太和縣為基地，經常出去到方圓百哩之內的市、鎮和村莊里傳福音、派發福音單張和福音書。同時他們還管理一個戒毒所。

1897年，伏格思轉到正陽關與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創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設立了診所，由醫療宣教士勞敬修醫生（Dr. J. E. Williams）負責。因著醫療服務，使當地民眾對宣教士的態度大為改觀。

1898年9月，伏格思與郭姑娘（Miss Lillian Cobb)在上海結婚。郭姑娘來自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原是美國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的宣教士，婚後加入內地會，二人隨即奉派到江蘇省清江浦（今淮陽市）宣教。

1900年，義和團亂起，伏格思夫婦帶著他們一歲的兒子撤離。亂定之後，於1901年5月，又重返清江浦事奉。1902年春，由於山東煙臺芝罘學校需要教師，於是他又偕家搬往煙臺。同年8月16日，女兒Lillian Elizabeth出生。1903年2月，他們一家四口返國述職。

1904年1月22日，伏格思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內地會年會上提出三項宣教策略：1.在已成立的宣教站，繼續建立教會，讓中國基督徒如何敬拜神；2. 在每兩個宣教站之間，多設立路邊福音堂，全日開放，由宣教士及中國傳道人駐守，不用講道方式，只做個人談道；3. 以宣教站為中心，到遠近村鎮和地區播撒福音的種子。

1904年12月，伏格思偕家再來中國時，已經是五口之家了。他們再次被派往安徽太和負責整個宣教站。伏格思每天上午在福音堂向來往行人傳福音；下午教導、查經。除星期六外，每晚都有佈道會。

1908年夏，伏格思奉派到安徽潁州府工作。1910年夏秋之交，安徽連降暴雨，造成巨大水災。由於農作物歉收而引發大饑荒，災民遍野。伏格思和眾宣教士一道，帶著從世界各國募集的救援物資，趕赴災區賑濟災民。伏格思個人經手的錢款，就救助了兩萬多災民。但令他深感痛心的是，1911年1月，十多年來與他同心與共的愛妻卻因搶救災民感染上傷寒（Typhus Fever）而突然去世。遺下兩兒兩女，大兒子12歲，最小的兒子只有5歲半。

1913年，伏格思繼續在穎州工作，同時兼顧正陽關和太和縣，宣教工作大有成效。但最為令他焦慮的是鴉片問題。因鴉片價格連年上升，當地許多農民種植鴉片，亦吸食鴉片。故伏格思痛陳“鴉片煙毒是中國最大的災害！……許多人家破人亡，傾家蕩產。而中國對這毒蛇的危機，仍未知其利害”（《捨命的愛》，第398頁）。

1913年7月，伏牧師與白姑娘（Miss Elizabeth S. Birch）在上海結婚。白姑娘原是一名教師，1906年來華。婚後，夫婦二人同心在潁州宣教直到1916年8月，才第二次離華返加述職。

1918年2月，伏格思夫婦述職回來後，總部改派他們到正陽關工作。伏牧師看到當地百姓拜偶像之風盛行，就極力引導他們，勸誡他們離棄偶像，歸信真神。伏師母在婦女宣教工作上，成為伏牧師的好幫手。為暸解當地情況，伏師母特地到外地福音站探訪，帶領婦女聚會，同時在婦女中發展可造之才。

1921年淮河大水，伏格思夫婦同心協力賑濟災民。在聖誕節前夕，他們帶領信徒向百姓放糧，救助了了一萬五千人。

1924年3月16至23日，伏格思到蕪湖參加全省聯合培靈佈道大會，親眼見證了神的作為。佈道會在一個可容納1,500人的大竹棚內舉行，講員是內地會饒裕泰牧師（Rev. Charles N. Lack）。在第一個主日崇拜中，約有900多位基督徒參加。下午的福音聚會，約有1,200多學生參加。其後每天晚上，都有大約1,300至1,400人到會聆聽信息。整個培靈佈道會非常成功，在八天的聚會里，共有1,020人決志歸主。

除教會事工外，他們還興辦了小學，使當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機會接受基本教育。伏師母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此外，每個主日她還要負責婦女主日學。

1926年底，正陽關的寧靜生活被北伐戰爭所打亂。1927年4月初，國民革命軍攻佔了正陽關。城內學校、廟宇、教堂，甚至私人住宅都被數千軍人所進駐。內地會宣教站除了伏格思家外，全部被軍隊徵用。當軍隊出發後，軍部紅十字會又立即入駐，用來治療處理傷兵。同時，反基督教學生也湧入城中，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基督教宣傳。同年七、八月間，曾發生多起軍隊要強行佔領宣教站的行動，但都蒙神奇妙保護，得以安然度過。此後他們也受到散兵、游寇搶劫之威脅，甚至到糧盡援絕之地步，但均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兵荒馬亂，天災人禍，加之長期勞累，伏師母於1930年底染病臥床。次年年初稍見好轉，1月24日學校開課，她還主持招收了60位女學生。2月，她再度病倒。伏格思雖然從懷遠醫院請來長老會醫生為其診治，但病情還是加劇，延至4月3日，伏師母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58歲。伏牧師暮年再度喪偶，倍感傷痛與孤獨。

1931年夏天，正陽關再次遭遇巨大水災，從伏牧師7月的信中，可見當時水災之嚴重：“這是本市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天災，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沒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較高的地段外，其他商店水都漫過櫃臺。我們的房子位於全市的最高處，並且建築時地基還加高了一呎，因此，水沒有漫到我們的前門……。我們家住滿了災民，皆是信徒和家屬，因為他們已無家可歸。福音堂已被警察徵用，因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淮河沿岸全部崩堤，整個谷地都是水，氾濫的地區蔓延數百哩，淹沒逾千畝每年夏季皆有稻麥收成的農田。這是我見過淮河第四次水災所造成的饑饉荒年，不知道這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水災，會不會帶來空前絕後的饑荒？……。 還有離我們不遠，從紅軍而來的威脅也大。……紅軍是極端的無神論者，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所有傳福音的工作都要停止。在他們的轄區裡，他們可以指派任何人執行他們的命令，而他們就是社會的執法者”（同上，第405頁）。

果然如伏格思所料，水災過後，又是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國際水災救濟總署（The 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向中國內地會借用伏格思，負責正陽關的賑災工作。此時伏牧師年事已高，而且在中國宣教已經36年，本該退休返國了。但當他看到饑民遍野，又臨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賑災工作中去。他聯絡所有商店代作銀莊，並且租用糧倉，散發救濟金，分派糧食給災民。

1932年5月11日，傳言紅軍將要入城，各商店因此不敢代勞，紛紛把救濟金交還伏牧師。這時，崔牧師（Pastor Tsui）和眾信徒也都勸他趕快逃走。但是，伏格思堅持留下來繼續賑災工作，並準備第二天分發救濟金給災民。崔牧師見此，也留下來陪他。次日清晨，約有張國燾所部1,000多紅軍入城，伏、崔兩位同時被捕。當時在場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體跪在紅軍軍官面前，懇求釋放伏牧師，因為近幾個月來，他是全城唯一關心和救濟他們的人，使他們不至餓死。軍官雖然耐心地傾聽眾人的哀求，但還是扣押了他們。15日晨，紅軍帶著伏、崔兩位牧師一同撤退。於是，大批民眾再次攔路要求釋放伏牧師，但軍官堅持不允，只是答允善待他們。

伏格思被捕後，福音站一位胡弟兄火速跑到壽州，將消息報告給美國北長老會的仲姑娘（Miss Mabel S. Jones），再由她轉達給上海內地會總部。紅軍撤離後不久，崔牧師在押解途中脫險歸來。而關於伏格思的下落，卻不斷有消息傳來：

5月17日，與伏牧師同工的宣教士慕悟仁（Wilson W. Moore）電告上海總部說：“證實紅軍把伏牧師從正陽關押解往霍邱或六安，請代禱。”

5月29日，上海有消息稱伏格思已被押往河南省的商城。途中他頗受優待，有騾馬代步；並且一日兩餐，與紅軍首領同待遇。然而，每到一地，紅軍卻讓伏格思站在高臺上示眾，而伏牧師則趁機向群眾傳福音。

另據壽縣仲姑娘來信說，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師的摯友。因掛慮伏牧師的安危，於5月底，獨自到紅軍部隊駐防地尋找伏牧師，卻被誤認為奸細，遭紅軍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紅軍作見證，述說伏牧師如何領他歸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於醉酒和賭博。最後紅軍沒有允許冼弟兄見伏牧師，卻把他釋放了。

7月12日，內地會的《億萬華民》主編報導，經過中國政府、英國領事、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署長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內地會和當地人民的極力營救，迄今仍無結果。紅軍扣押伏牧師的目的似乎不是為了贖金，而是以他作為對付政府軍圍剿的擋箭牌。

7月28日，上海內地會秘書報導稱，共產黨向政府提議，用伏牧師和另一位被囚的信義會宣教士李寶德（Bert N. Nelson），與當時正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審訊的國際共產黨嫌犯牛蘭夫婦（Mr. & Mrs. Noulens）來作政治性交換。9月1日，再報導稱，漢口內地會曾接到伏牧師的一封來信，言及如有可能的話，要求寄給他一些指定的物品。一些認識伏牧師的中國人也稱，在河南的光山見過他。

無論如何，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盡了最大的努力，四處尋訪伏格思的下落。詹信爵士更是親自奔走於外交部，以及中國各軍政部門之間。1933年1月31日，他寫信給伏格思的子女說：

“雖然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切地證實伏牧師的生死下落，但在兩個月前，當我返回中國的時候，接到一份比較可靠的報告，言及紅軍在政府軍猛烈攻擊下，遂殺害了伏牧師。……因為沒法證實此事，到底他是否仍在川陝交界的紅軍手中？當我到了湖北和河南時，或許可以獲得進一步消息……。我很遺憾沒有機會與令尊見面……。但是在安徽省最嚴重的災區裡，有一位如令尊這樣可靠而又能幹、全心全力投入的人來主持賑災事宜，是我最放心的事。我深信、也是大家所深信的，他若不是為了照顧總署的財物，他早可以逃出了。……這一切總署深感歉疚，並要對令尊負全部的責任。如果不幸伏牧師因公殉職的話，我會請求總署為他舉行一個最為深切的追悼會。……我曾徵求內地會總幹事的意見，想伏牧師也會認為是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去救濟最嚴重的災區……。”（同上，第409頁）

伏格思牧師就這樣靜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