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善

一、早年生活

富善(Chauncey Goodrich)於1836年6月4日出生在馬薩諸塞州辛斯戴爾（Hinsdale）的一個農民家庭,在六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其先祖威廉富善(William Goodrich)原是英國撒克遜人，於1643年遠渡重洋，移居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其父以利亞（Elijah Goodrich）和母親瑪麗，皆為敬虔愛主的基督徒。每逢主日，孩子們跟隨父母到教會聚會；在日常生活中，在農場裡幫助父母做農事。富善自年少時即學會了耕種、飼養牲畜和栽種果樹。這些農業技術，為後來富善在中國北方宣教工作派上大用場，幫助他改善了宣教工場的生活條件。

富善在10歲時悔改歸主，12歲時即決志獻身於宣教。他先後就讀於辛斯戴爾學校(Hinsdale Academy)和在佛蒙特州 (Vermont)百靈頓市(Burlington) 的協和高中(Union High School)。17歲畢業後，即在家鄉附近的一所小學任教。

做了四年小學教師後，富善於1857年考入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這所學院就是引發美國海外宣教熱潮的“干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的所在地。早在1806年，該學院四名基督徒學生，一起在校園內干草堆前禱告時看見異象，清楚聽到主的呼召：“要越過海洋，到各大陸、各海島去傳福音，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爾斯(Samuel Mills)的青年，聯同幾名安多弗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畢業生，向美國公理會提出他們的“拯救全球計劃”。結果美國公理會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成立了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常譯“美部會”)，推動海外宣教工作。

在威廉斯學院就讀期間，一位名叫蕭福樂(W111iam Schaufner)的牧師到學校來佈道，富善聽後深受感動，遂決志做一個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1861年，富善從威廉斯學院畢業後，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一年後轉到安多弗神學院。在該學院富善選讀了希伯來文，為其日後從事聖經中譯工作奠定了語言基礎。

1864年，富善完成神學學業後不久，於同年9月10日，與來自紐約州的安雅貝(Abbie Ambler)小姐結婚。1865年1月24目，富善接受美部會差派，與新婚妻子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上海。臨行前，當善接受按立成為牧師。

二、獻身中國宣教

1865年7月22日，富善夫婦抵達上海時，隨即乘船經天津前往北京。抵京後住在燈市口一小巷內的中國式房子裡，前面就是美部會差會的教堂。稍事安頓後，富善便開始學習中文。首先他需要取一個中文名字，就去請教一位中文先生。那位先生問其英文姓氏Goodrich是什麼意思，富善把字拆開來說：Good是好、良善的意思；Rich是豐富、富有的意思。中文先生考慮了一番，建議採用“富善”兩個字，雖然把次序顛倒了一下，但仍把原文的意思都表達了出來。大家皆以為好，“富善”之名就這樣定了下來。

富善極富學習語言的興趣和恩賜，很快就成為宣教士中間北京話講得最為標準和流利的一位。為了更容易與中國人接近，富善留長辮、穿中式長衫；加之他從19歲開始，頭髮即已漸漸變白，故看上去像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頗受中國人尊重，為其宣教工作帶來諸多便利。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起一座小禮拜堂。當時的通州是一個擁有六、七萬人口，商業繁榮的小城。從那時起，富善每天向當地人民傳講福音，分發福音書冊，如此有六年多之久。

1873年，富善接受美國公理會之委派，到華北大學(North China College)和通州神學院(Gorde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擔任教授，所教科目包括天文學、講道學、教牧神學、教會歷史和舊約歷史等。1874年，華北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富善與史勿夫(Arthur Henderson Smith)和何金寶( Chester Holcombe) 兩位宣教士，奉命前往災區發放來自美國的救濟金。沿途所見災民的悲慘境遇，使他們更覺搶救中國人身體與靈魂的責任之重大。

三、婚姻生活

富善一向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但其夫人安雅貝卻難以適應中國北方的氣候環境，時常生病，身體愈漸孱弱，終於1874年9月1日因病不治而逝。喪偶之痛使富善常常默然淚下，直到1878年5月31日，他才與美籍宣教士佳惠娜(Justina Emily Wheeler)結婚。沒想到婚後不到百日，佳惠娜突然染患急性傳染病，隨即在同年9月4日便與世長辭。兩度喪偶，雖然使富善倍受打擊，但他並沒有停留在痛苦與哀傷之中，反而更堅定了他的信心與盼望。

1879年11月，富善去天津佈道時得遇軻慕慈小姐(Sarah Boardman Clapp)。軻小姐來自威斯康辛州(Wisconsin) ，其父軻路德(Luther Clapp)是一位牧師。1877年，軻慕慈畢業於伊利諾州的洛克福德女子神學院( Rockford Seminary for Women, Illinois)，因閱讀《教士先驅報》(Missionary Herald)有關中國的報導而回應上帝的呼召，獻身成為宣教士，並於1879年9月3日從舊金山乘船啟程前往中國天津。

1880年3月，軻慕慈接受了富善的求婚。在寫給好友克萊拉( Clara Swann)的信中，她如此介紹自己未來的丈夫:“你想知道我講的是誰？就是富善牧師，一個高尚的人，年紀比我大，很受眾人的尊敬與愛戴。他的中國話講得很漂亮，很得中國人的心。他的遭遇很不好，或許因此頭髮和鬍子都變白了。他心地善良，雖富於詩意，卻也很講實際……。他是個既有誠意又守規矩的基督徒，所以已完全奪取了我的心……。” 1880年5月18日，富善和軻慕慈在美國公使館官員的見證下，在北京舉行了婚禮。

婚後，富善夫婦同去通州繼續工作，與當時華北大學校長的宣教士謝衛樓(Davello Z. Sheffield)住在同一棟房子裡。軻慕慈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參與福音工作。1881年9月，富善夫婦搬進自己設計而建成的新居所，終於有了一個像樣的家。

四、富善與中文聖經翻譯及其貢獻

富善在中國期間，除了佈道、牧會、教學和精研中文外，他所做的最具深遠影響的工作，是參與並主持《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工作。自馬禮遜所譯的《神天聖書》於1823年出版以後，由不同差傳機構的宣教士，根據各自訂立的原則譯成的中文聖經陸續面世。到十九世紀末，中國各地教會所採用的聖經譯本，不下十餘種。若把各種不同方言譯本計算在內，數目多達三十種以上。為使中國教會健康成長，翻譯出版一部統一標準的聖經譯本成為必要。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聯合譯經大會在上海舉行。翻譯《和合本》新舊約聖經的決議，被譽為這次會議的最大成就。為配合不同教育程度的讀者的需要，大會決定翻譯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部統一標準的譯本，以求達到“聖經唯一，譯本有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標。

大會隨即成立三個執行委員會，除了負責推選具有“勝任的學術能力”的人組成翻譯委員會，進行實際翻譯工作外，還要監督譯事的進行，直到譯完為止。《深文理和合本》和《淺文理和合本》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均各為12人，而《官話和合本》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人數則為10人。富善被分別推選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話和合本》兩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幾經篩選、斟酌，最早期的《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委員會委員除富善外，還有白漢理(Henry Blodget)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文書田(George S. Owen)、海格思(John R. Hykes)、布藍菲(Thomas Bramfitt)和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等七人。

《官話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工作從新約開始，整個譯經過程緩慢而艱辛。他們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這樣的：各譯員獲分配到不同的經卷後，便要在特別為譯經所預備的稿紙上起草譯文的初稿，然後送交其他譯員審閱，由他們加上修改和建議後，再一起開會討論。1898年9月7日至11月19日，第一輪譯經工作會議於主席狄考文在登州的家中舉行，會議的唯一成果是完成了《使徒行傳》的審閱工作。

譯經工作進展緩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翻譯委員會成員經常有變動，而遞補上來的新成員往往需要時間進入角色，因此工作擔子自然落在富善、狄考文和文書田等有經驗的譯員身上，工作進度因而大受影響。此外，譯員間不同的翻譯原則，以及對書面官話的標準形式的不同看法，經常使譯經討論會議遭遇挫折。由於理念上的差異而產生的爭論，對譯經的進度造成很大的影響。

第二輪工作會議於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舉行，地點是富善在通州的佈道所。出席會議者只有富善、狄考文和林亨理三人。他們完成了《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審閱工作。第三輪工作會議原定於1900年秋天舉行，但因義和團之亂而延遲至12月。出席全部會議的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鮑康寧。他們完成了《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譯文。此次會議後，富善、狄考文和鮑康寧三人，就成為新約翻譯工作的核心。

在《官話和合本(新約)》試行版於1905年出版之前，翻譯委員會還另外舉行了三次工作會議。譯員中只有富善和狄考文兩人，是從不缺席任何會議的。即使在1904年舉行的最後一次工作會議時，富善因女兒患病而需提早離開，但他仍指派中文助手張洗心，代表他參加會議。新約試行版面世後，譯員們對該譯本不甚滿意，故決定再行修訂。富善主導並參與了整個的修訂工作。1907年該修訂譯本出版。

1907年4月25日至5月8日，各差傳機構的宣教士們再次齊集上海，舉行譯經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關於聖經翻譯的主要議題，一是《淺文理和合本(新約)》和《深文理和合本(新約)》的合併；二是《官話和合本(舊約)》和《文理和合本(舊約)》的翻譯。大會接納了富善等人所翻譯和修訂的《官話和合本(新約)》，並選出一個五人翻譯委員會，繼續進行《官話和合本(舊約)》的翻譯工作。該譯委會的成員除富善外，還有狄考文、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鹿依士(Spencer Lewis)和林輔華(C. Wilfred Allan)。

狄考文再次被推選為翻譯委員會主席。1908年夏天，第一次工作會議在煙台舉行，狄考文因病提早離開會議，並不幸在返回登州途中逝世。此後，富善便接替狄考文擔任了翻譯委員會主席。在1908年11月7日寫給差會的信中，富善曾這樣表白自己對新任命的感受:“自從我們在夏天完成了修訂委員會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經蒙召返回天家，我們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從這時開始，承擔額外的責任。……我是委員會最早期的成員中唯一剩下來的一個。”

1908年下半年，宣教士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賽珍珠之父)獲邀加入譯委員會，但只工作了三個多月便告辭職，轉而獨自翻譯聖經。在1909年6月至10月在煙台舉行的第二次工作會議上，由安德文(Edwin E. Aiken)填補了賽兆祥的空缺。在1910年7月至9月所舉行的第三次工作會議上，林輔華又因健康欠佳而辭職。1911年初，第四次工作會議因華北爆發瘟疫而未能如期舉行，富善則利用這個機會回美國休假。臨行前，他寫信給執行委員會的總書記文顯理，建議為譯員們提供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寫道:“當我從美國回來時，將會是七十六歲了，到那時我在宣教方面的事奉將滿四十七年。我清楚自己不能再像過去二十年那樣工作了。除了一次之外，我通常離家去參加委員會會議，隨著委員會在煙台、上海和登州工作。有些譯者要旅行數以百哩（有時甚至超過一千哩）到他們開會的地方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翻譯工作，是否也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呢？無疑，我們的工作至今是在更為艱難的環境下完成的。難道大多數的譯經者都不能住在相同的地方，或相隔不遠的地方嗎？對我自己來說，我不能再承受長途旅程了，而且在未來也不可能遠離家庭而生活。這將意味著，假如不能在此預備住宿和工作，我便必須從委員會中退休。” 富善的建議獲得執行委員會的支持，其後從1913年1月開始，所有的譯經者都可以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他們在中國助手的協助下，在譯事上取得較理想的進展。1918年6月18日，富善在寫給文顯理的信中，如此描述中國助手們的貢獻:“我們老師的工作是非常寶貴的。他們的價值在於在與我們一起工作，一起推敲用字，一起感受‘一句中文句子的韻律’的本質和感覺。……在措辭的優雅上，我們從他們得到很大幫助。”

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到1917年初，舊約所有經卷翻譯完畢，至此《官話和合本(舊約)》的譯事宣告結束。接著進行的，就是譯本的編輯工作。由於《官話和合本(舊約)》和《官話和合本(新約)》之間，在文筆風格上有很大差距，因此富善和鮑康寧、鹿依士三人，又被委派對整部聖經譯本進行修訂。

1919年4月22日，《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終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這一年剛好是1890年宣教士大會之後的第三十年。就是在那次大會上，作出了翻譯《和合本聖經》的決議。整個譯事歷時29年，先後有十六位西方譯經者和為數更多的中國譯經者參與。而富善是唯一一位從始至終參與該譯事並活著看到該譯本出版的人。“富善博士為了使聖經翻成白話而據理力爭，結果他得勝了。他給了中國人一本白話的聖經，其貢獻一如馬丁路德把聖經翻成德文一樣。……胡適博士認為白話聖經翻譯的工作，對推動新文化運動有很大的貢獻”（《富善》作者林振時語）。

五、功成榮歸天家

1923年夏，年老的富善夫婦在兒子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的陪同下，前往北戴河避暑。此時軻慕慈開始感到胃部不適，食慾減退，後經檢查發現已罹患胃癌。同年的11月15日，軻慕慈走完了人生的路程，終年68歲，反倒比年長19歲的丈夫先自辭世。葬禮後次日，富善寫信給差會如此描述道:“兩天前，我親愛的妻子，經過了數月的痛苦和疲累後，終於在熟睡中毫無痛苦地返回天家，為此我感謝主。……我當如何描述那葬禮呢？那不是葬禮，從頭到尾，就是一首詩，一首奇妙愛的詩歌。……追思禮拜在祝禱聲中結束，會眾安靜地站立為我們送行。我們就起行回到那已經住了25年的可愛的家——通州。”

軻慕慈離世後，富善與女兒、女婿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會為紀念富善來華宣教六十週年，特別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典。盛會過後不到兩個月，富善便離開人世。林振時在其《富善》一書中，如此記述了富善臨離世前的情況:“盛會過後一個月，女兒全家唱聖詩的時候，唱到一處，老牧師的聲音突然低了下來，然後又高八度接上去。恩賜（按：富善的女兒）向爸爸瞟了一眼，跟著示意大家不要作聲，把爸爸扶上床。就這樣，富善牧師再也沒有起床。富善在床上躺了一周，情況是排便困難，跟著陷入昏迷。再過兩個星期，他就走完在世的路程。那時1925年9月29日，享年八十九歲。”

富善的追思禮拜在北京城內公理會的禮拜堂內舉行，隨後遺體被運往通州的教會墓地安葬。出殯那一天，清華大學的教職員為表示對富善的尊敬，要求把富善的棺木先在該校校園裡轉一圈，然後才運出北京城。當棺木運抵通州時，軻慕慈生前創辦的富育女校的學生，列隊站在墓地通道兩旁，唱著富善所譜寫的聖詩，送別這位她們所敬愛的宣教巨擘。誠然，富善對中國教會所作出的貢獻，亦將永遠被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