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惠德

甘惠德（Winfield Scott Sweet）於1854年出生在美國威斯康辛州。中學畢業後，先入師範學校肄業；再入州立大學就讀，畢業後先後在多所地區和州立學校執教、任職、做牧師。他也曾應美國蕙蘭中學聘請，負責學校教務工作六年。多年的教育實踐，為其日後在中國興辦教育打下深厚的基礎。

1893年10月，甘惠德受美國基督教北浸禮會差派，偕妻Josephine M. Sweet來華，成為美北浸禮會首位來華教育傳教士。初到浙江紹興府，夫婦倆居住在柔遁弄。甘惠德具有語言天賦，他僅用三個月時間就能用紹興土話簡單講道；五個月後，就可以用中文詮釋聖經。第二年，他創辦了印書房，開始印行《勸世文編》，以文字促進當地民眾瞭解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惜因夫人生病，他不得不於1895年春，攜妻暫時離中返美。

一、創辦蕙蘭中學

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甘惠德夫婦再次來到中國。那時“戊戌維新”運動剛剛過去，一個大變革時代正悄然來臨。歷經30年的洋務運動之後，隨著中外關係和近代產業的發展，對具有近代知識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大，而中國自己設立的學校已無法滿足當時的需求。此時，西方傳教士們為了更好地在中國傳播福音，開始在中國的一些沿海城市建立一些學校，希望在傳播基督教之同時，也可以傳授一些自然科學知識。中日《馬關條約》中把杭州作為七個對外增開的商埠之一，而杭州早在開埠之前就已有傳教士來此傳教，建立教堂，開辦教書識字的初級學校。司徒雷登的父親作為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就曾在杭州建立過一所男子學校，召收學生，傳授信仰與文化知識。

甘惠德夫婦由紹興到杭州，見浙江人文薈萃，而省內中等學校尚未普及，便認為是播道、興辦教育的良好時機，於是征得美國基督教北浸禮會同意，在杭州石牌樓淳佑橋東面購地數畝建校，援引西制，招生興學，定名為蕙蘭中學堂（Wayland Academy），是為杭州最早建立的西式現代學堂之一。甘惠德出任學堂監督（校長），首屆招收學生24名。1899年的6月24日，蕙蘭中學堂正式開學，課程內容除國文外，其它課程設置仿照的是美國中等學校。聖經是必修課，英文課每週9課時；數學、歷史、英語等科目均採用洋版原本，辦學經費由美北浸禮會差會撥款。

建校之初，學校條件簡陋、師資缺乏，加之甘惠德的治校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需要磨合適應，故起初十年可說是舉步維艱。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甘惠德夫婦不得不避禍於上海，學校因此暫停運轉。第二年局勢穩定後，甘惠德馬上回返杭州繼續辦學。他為蕙蘭學堂草定章程，學費年收5元。為了幫助交不起學費的學生讀書，他將紹興的印刷機器搬到杭州，在學堂中設立“正則印書館”，既印行各種教理和西學書籍和小冊子，也為學生提供半工半讀的機會。1901-1903年，甘惠德籌建了校長住宅和宿舍兩座；經他一手策劃的總學堂、校舍和食堂也分別於1904和1905年落成。在甘惠德擔任校長期間，歷九屆畢業生，其中的優秀畢業生可以直接保送到美國滕納遜大學等校學習，而且是免費出國留學。他多年來嘔心瀝血所做的這一切，為蕙蘭中學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在此期間，甘夫人創辦了具有中學程度的“蕙蘭女學堂”，開創了杭州男女同學共校之先河。後因當時民風保守、封建，男女授受不親，只好將女校搬到杭州的珍珠巷，另辟校舍上課。後來，這所學校與“貞才女學”和“育才女學”合併，成為私立弘道女子中學。

蕙蘭中學這些新式學校的進入，給杭州這座古城帶來了新的學校管理模式、教學理念和課程設置等一整套的教育體系，也對杭州的舊式傳統教育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同時也為杭州培養了一批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人才。

二、在華創立美國浸禮會教會

1911年，甘惠德因病返美治療，期間他亦為蕙蘭中學籌措資金。1912年甘惠德偕夫人和年幼的兒子，帶著為蕙蘭中學籌款數千金回到杭州，隨即投入到辦學、宣教工作中去。他們在興辦教育之餘，常常外出到杭州城內外傳道。那時杭州百姓思想保守、排外，見到他們就罵“洋鬼子”，向他們扔石頭。甘惠德夫婦為著搶救靈魂，甘心受苦，百般忍耐。1915年，甘惠德在杭州太平巷建造了一所禮拜堂，名為“真神堂”。該堂分為兩層：樓下分前後兩間，前間為佈道用；後間為查經、禱告會用。樓上一大間用作主日崇拜。整座建築比較大，有鐘樓；禮拜堂旁邊建有一幢兩層小樓作為牧師住宅。從1915年起，他們先後在太平坊、三橋址、望江門、清波門等地建立教堂，成為美國北浸禮會在杭州教會的開創者。

甘惠德在華生活簡樸，捨己為人，後積勞成疾，回美就醫，不幸於1917年在美國去世，享年63歲。他前後在華服務中國人民25年，含辛茹苦地傳揚基督福音，培養人才，更以基督博愛、犧牲的精神影響他人，最後付上了生命的代價。甘惠德死後，夫人仍留在中國繼續其未竟的事業。他們的獨生兒子長大後，去印度傳教，最後死在印度，只剩下甘夫人一個人。她很愛中國，不願意回美國。抗戰時期，真神堂被日軍佔領，她只好帶領信徒在家中做禮拜。過了幾年，美國北浸禮會傳教士但乃領（Fred S. Donnelson）夫婦應邀前來負責真神堂事工；1943年，上海的田雅各牧師來真神堂主持教會聖工；抗戰勝利後又由杜浩生牧師接手真神堂工作。最後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杭州教會實行聯合禮拜，真神堂一切宗教活動遂告停止。

三、蕙蘭中學的貢獻與變遷

進入民國後，當時的教育部頒佈新的教學辦法，統一學制，蕙蘭印書館也開始大量印製學校章程、年刊和手冊等。在第三任校長慕珥（Percy Robert Moore）任上，蕙蘭中學逐漸走上正軌。在浸禮會差會支持下，蕙蘭辦學經費亦寬裕許多。學校從上海甚至美國引入各種教學設備器材，文體活動也開展得有聲有色。慕珥本人非常重視體育教育，他不但從美國買來體育器材，還為學生統一製作體育服裝，每週定期操練。他創辦了籃球隊並自任教練，在他主導下，除籃球隊外，還組建了足球隊、網球隊、棒球隊等等，校隊定期與浙江其他中學，甚至上海滬江大學的球隊比賽。蕙蘭中學逐漸形成了華東地區頗有名氣的體育傳統，在球類、田徑方面尤其負有盛名。後來的著名體育教育家、率中國代表團首次參加奧運會的唯一教練宋君復；著名體育家、中國首位奧運會裁判舒鴻均出自蕙蘭。

蕙蘭是教會中學，校內設有禮拜堂，定期舉辦宗教聚會和儀式，每週都有祈禱會，師生和教友皆可參加。學校雖然開設宗教類課程，但比例卻逐年減少，到1917年時，學校每週共三十學時，其中《聖經》課只有兩小時，其餘為國文、英文、算學、科學、歷史等，高年級課程多用英文講授。學校還設有動植物實驗室和物理實驗室等，並且為學生專門開闢了閱報室。民國初年報業興盛，市面上流行多種報紙雜誌，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學生通過閱報能夠瞭解海內外時事新聞，學習最新的科學文化知識。

“五四運動”前後，蕙蘭中學在杭州城已具相當規模，頗有名望。在1920年代，蕙蘭儼然已成杭州城中名校，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少年前來投考。此一時期的蕙蘭，招生要求嚴格，學資不菲，課程齊全豐富。從目前留存的蕙蘭中學檔案裡，可以看到當時的課程細目。學生無論初高中，每週的總課時都在三十小時以上，而各年級總課目則有國文、英文、代數、幾何、動物學、物理、化學、西洋史、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地理、宗教、體育、音樂和圖畫等多種，再加上教會中學的例行禮拜和祈禱會等活動，校園生活非常充實。這一時期的的蕙蘭中學已呈世俗化趨勢，不僅為教會培養教牧領袖，還向社會輸出了大批具有近現代知識的人才，他們後來在各自的崗位上對杭州的近代化發展和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蕙蘭中學在教學上的優勢體現於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上面，也就是今日所說的理科。但有趣的是，出自蕙蘭中學前三十年學生中的兩位名人卻是兩個文人，即著名文學家郁達夫和胡蘭成。教會學校的氛圍，校舍洋房的校園環境，以及外語和新學教育，為他們打開了視野和思想的窗口，陶造了兩個人的喜好自由的性格。從這座古老而神聖的校園裡，後來還走出了著名教育家、中國“幼教之父”陳鶴琴，東北抗日聯軍創始人之一馮仲雲，著名美術教育家、巨型油畫《開國大典》的作者董希文，以及中國科學院院士、世界第一流河流水利專家錢玏等人。

1929年因蕙蘭中學原有的圖書館已不敷應用，遂募捐了七千元，在總學堂的東南處，興建起一座新的圖書館。為了紀念甘惠德，新館落成後，命名為“惠德圖書館”，至今猶存。1937年，美國北浸禮會傳教士但乃領在上海江蘇路租地建造了會幕堂，同時開辦了一所聖經學院，命名為“甘惠德聖經學院”，自任院長，戚慶才（中國浸禮會名牧）任副院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甘惠德聖經學院被迫停辦。

1936年，蕙蘭中學迎來了大發展。當年秋天，該校已經“有高中與初中春、秋季共17個班，教職員65人，大小房舍16幢，占地52畝。學校圖書館藏有圖書4萬餘冊……。”這樣的規模在當時的杭州，連一般的公立學校都有所不及。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在浙江省教育廳和杭州市政府命令下，蕙蘭中學等教會學校被迫南遷。而在遷出以後，蕙蘭與上海、華東等地的15所基督教學校聯合辦學，並在1939年間與弘道女子中學、嘉興秀州中學、紹興越光中學等學校在紹興設立聯合中學。後來，日軍又攻佔了紹興，聯合學校又被迫停辦了。

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蕙蘭中學才隨浙江大學回遷杭州。1949年9月，中共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接管了杭州的公立和私立學校。1951年以後，政府又加大了對教會中學的改造，同年7月，私立蕙蘭中學與浙大附屬中學合併，組成了杭州第二中學。如今這所中學已成為杭州的頂尖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