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志

高一志（Alfonso Vagnoni），又名王豐肅，字則聖。他於1566年出生在意大利都靈附近的特洛伐雷洛城一個貴族家庭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584年10月24日，高一志入耶穌會初學院，接受系統而嚴謹的神學與人文科學的陶造。因其信仰、才能與學識出眾，不久被祝聖為司鐸（神父），並在教會中被委以重任。1603年4月9號，高一志搭乘“聖約翰號”船啟航前往遙遠的中國傳教，於1604年7月抵達澳門。

一、南京傳教時期

初到中國，他給自己取名叫王豐肅。“豐肅”是其教名Alphonsus的簡譯，“王”可能是他本名Vagnoni的音譯。他先在澳門學習漢語，而後於1605年抵達南京，協助耶穌會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神父從事傳教工作。

1611年，郭居靜轉往杭州負責該地教務，王豐肅遂接手負責南京的教務，與陽馬諾（Manuel Dias）與謝務祿（Álvaro de Semedo，又名曾德昭）二位神父一同傳教。由於王豐肅活動能力強，又熱心傳教，很快發展了很多教友，其中既有上流的士大夫階層，也有平民階層的販夫走卒等各行各業人士，以至原來的舊堂容納不下，於是王豐肅計劃籌款建堂。後來在朝廷命官，明朝“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出資幫助下，為建築聖堂購置了土地；其他教友亦慷慨解囊，加之那些對天主教素有好感的士大夫們援手相助，新堂建築工程很快付諸實施。耶穌會蕭若瑟神父在其著作《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中對此事詳加描述：“王司鐸傳教熱心，又長於演說。有許姓及張姓兩進士，亦聞道信主。而平民之被化奉教者更多。以至於利瑪竇昔年所設之經堂，已不能容。瞻禮日，教友登堂祈禱常有擁擠之患。王司鐸乃倡議改建洋式大教堂，商於教眾，莫不贊成。教眾慷慨解囊，不數日，湊成巨款。所奇者，外教之人亦樂於捐輸，人心踴躍，指日興工，不數月，堂工告竣。頂上高懸白玉十字架，闔城望見。中國前此未有也。”

1611年5月3日，南京“聖十字教堂”落成。在神聖、莊嚴的儀式下，王豐肅與眾教友遷入新教堂。此後教友人數倍增，以至於不得不劃分時間和區域供教友參與彌撒。繼北京教會之後，王豐肅在南京建立起第二個“聖母會”，從而使南京教會的教友、孤寡老人和窮人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

利瑪竇對王豐肅在南京的傳教工作贊賞有加，給予他很高的評價。在其1606年2月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利氏寫道：“王豐肅神父在南京已經兩年了，努力學習中文與文學，很有成績，做事睿智有德，那裏的長上對他非常滿意。他已入會多年，學業與受試皆表現良好，相信他可以發本會四大聖願。”（張鎧：《龐迪我與中國》）利瑪竇甚至認為王豐肅完全有可能繼任為中國耶穌會的會長。因著王豐肅竭誠努力，終使南京教會的信徒人數躍升全國首位。

王豐肅善於根據時勢之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傳教策略。當民間仇教勢力高漲時，他把傳教活動嚴格限制在上流士大夫階層當中。這一舉措不僅擺脫了仇教勢力的糾纏，也使他對士大夫階層傳教大獲成功。許多知識分子與社會名流紛至沓來，競相探討真理，服膺真道，接受基督信仰。至1616年南京又有三位知名的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王豐肅所作這一切使南京禮部侍郎沈漼對他恨之入骨，於是在1616年沈漼向天主教發難。在他呈給萬歷皇帝的第一道奏疏中說：“臣初至南京，聞其聚有徒眾，營有寶廬，即欲擒治驅逐，而說者感謂其類實繁，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他更將王豐肅與利瑪竇相提並論：“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 由此可見王豐肅對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影響之大。

二、遭遇教難，逐至澳門

利瑪竇於1610年5月11日（萬曆三十八年）去世，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繼任為耶穌會中國行省的總會長。他採取了一系列與利瑪竇迥然不同的激進的傳教策略，將傳教對象從士大夫階層轉向平民階層，以期短時間之內在中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傳教運動。由此導致了1616年沈漼所發起的中國教會史上第一次規模浩大的教難，一度使中國天主教在華事業遭受到嚴重的挫折。當時的南京，就政治地位而言，僅次於北京，故在南京發起反教運動勢必波及到全國各地。加之南京又沒有像徐光啟那樣的權威官吏為傳教士提供強有力的保護，所以反教運動終於在南京爆發。

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8月20日，三名由兵部尚書派來的官員，來到王豐肅的住處，告訴王豐肅和謝務祿，他們是來執行命令要將神父們驅逐出國的，不過他們會保證神父們一路上的安全。隨後，沈漼派來的衛隊將王豐肅所在的會院團團包圍。天亮後，又來了三名官員出示了拘捕令。謝務祿因病暫留住會院中，由兵士看守。而王豐肅則在一片嘲弄與喝斥聲中被押解到衙門。9月1日，沈漼下令將王豐肅、謝務祿和鐘鳴仁（Sebastiano Ferdinando）等17人一並拘捕，押送到大堂會審。在南京教案文獻中，王豐肅被如此描繪道：“會審王豐肅：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胡須黃色。供稱：年五十歲，大西洋人，幼讀夷書，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多篤耳（即博士音譯），即中國的進士也。……約三十歲時，奉會長格老的惡（Claude Aquaviva）之命，同林斐理、陽瑪諾三人，乘大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個月，於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即1603年到廣東廣州府香山縣香山澳中。……於萬曆三十九年，即1605年到南京西營街居住。”（鄭安德編,《破邪集》卷一 ，載《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

沈漼在歷次審訊中對神父們大施淫威，王、謝兩位神父備受淩辱：“重笞王司鐸至血肉橫飛，幾成殘廢。月余，猶不能起立。” “有腳踢者，有拳擊者；有批頰者，勢如暴風；有推搡者，狀似波浪；有唾我們之面者，有拔我們毛髮者；千方侮辱，百般虐待，誠罄竹難書。”（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王豐肅雖遭萬般毒打侮辱，但並無絲毫畏懼，反一心感謝天主。

1617年4月30日，王豐肅一行被“囚置於一狹小木籠中，項手帶鏈，發長，衣不整，視我輩為外來蠻夷；如此像牲口般地於監獄提到衙門，然後加貼封條。……如是離南京，囚處木籠三十日。”（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他們被押往廣東，旋即被解到南雄，當地縣令將衛兵遣回南京，然後派兵押解兩位神父走水路，經韶州到廣州。“被關在一個又小又潮濕、衛生極差而且擁擠不堪的囚室中，甚至每一伸腿都要碰到別人身上。”（張鎧：《龐迪我與中國》）不久，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與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二位司鐸也被押至廣州，與王豐肅和謝務祿關押在一起。後於1618年初皆被遣送回澳門。當時，澳門早已成為天主教會進入大陸傳教的基地。王豐肅此後在澳門修院教授哲學，同時對自己在南京十二年的傳教工作做了深刻反思和全面的總結。五年裏，他撰寫出多部中文著作，並且為再度進入中國傳教做了充分的準備。

三、再度來華，山西開教

1624年3月，王豐肅重返中國，先至江西建昌傳教。因那裏離南京較近，許多人認識他，不便開展工作，遂於同年12月轉往山西絳州。早在1620年12月，艾儒略（Giulio Aleni）到山西絳州開教，受到當地知名巨紳韓雲和段袞的盛情款待。艾儒略一到絳州便為在北京做官並已慕道的韓霖、段袞及其家屬18人施洗，使他們成為明代以來山西最早的教友。三年多後，艾儒略奉差前往陜西，金尼閣前來接續艾儒略的工作。1624年9月，金尼閣也轉往陜西傳教,山西絳州的傳教工作就被交由王豐肅接管。為方便傳教工作之開展，王豐肅遂改名高一志，並於同年12月底安抵絳州。此後他在絳州傳教十五年，直到去世。

高一志一到絳州便投身於傳教工作。當時教友只有24人，但因著他豐富的傳教經驗和忘我而勤奮的勞動，以及在韓霖與段袞二大家族的鼎力相助下，在還不到一年時間內，就顯出工作的成效來。1625年，他一次就為200多成年人施洗，其中有學者60人，明宗室成員多人。1626年新增受洗者500多人，次年又有500多人，此後逐年遞增。至高一志去世時，已有 8000多人歸信基督。其中有200多人為有功名之士，且有的已入仕途。稱高一志為“山西開教之宗徒”，實不為溢美之辭。

1627年，高一志到夏縣傳教，不久就發展了一百多教友。辛勤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他在夏縣竟建立起二十多個聚會點。1630年，高一志又去往古城曲沃傳福音、建立教會。當他第一次到曲沃傳教時，該城縣令以特殊的禮遇接待了這位教友眼中的聖人，不久還為高神父建造了一座教堂，並附設有寬闊的住宅。在高一志的帶領和具體安排下，曲沃的教務穩步發展起來。

每當高一志開辟新的傳教區時，他都不辭勞苦地徒步跋涉於高山深谷、崎嶇山路中間，去尋找看顧他的羊群。他內心充滿了基督的愛，到處訪貧問苦，幫助軟弱者，扶持跌倒者。他還以基督博愛之精神，在絳州城內購置一宅邸，開設了一間孤兒院，專為收容被遺棄的孤兒。在不長時間內，就收養了300多個孤兒。這項慈善事業，開始由神父和教友們出資維持，以後逐漸得到教外人的認同和支持，無論貧富皆願解囊相助。城中的官員也對神父的善舉贊賞有加，且給予他種種方便。（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在高一志傳教過程中，亦常有神跡奇事相伴隨。一次絳州城發生大火，許多房屋被燒毀，而附近教友房屋卻都幸免於火災，這被教外人視為老天保佑。而教友們用十字架或聖水治愈絕癥之事，亦屢見不鮮，更被教外人視為奇跡。此外，教友們的嘉言懿行，慈心善舉，更是有利於福音傳播的重要因素。

1634年，山西發生大饑荒，百姓餓死無數，甚至有人相食，母食嬰等慘狀發生。面對此等嚴重災情，高一志以救貧濟困，救死扶傷為已任。他留下方德望（P. Etienne Faber 或Le Fevre）神父負責絳州教務，自己則四處奔波，冒著被攔路搶劫甚至被殺害的危險，盡力救助災民，及時為病重垂危的人施洗，以救人靈魂。僅1634年，高一志就在絳州和蒲州兩地，為1530余人施洗。中國耶穌會副省會長傅汎濟（Francisco Furtado）神父致耶穌總會長信中說：“高一志神父照顧著數千名教友，分布於五六個城市，以及五十多個鄉村中。他每年巡視兩次，其余時間則埋首於中文書籍的編著工作。”（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高一志神父作為耶穌會傳教士，一方面努力實踐利瑪竇以學術傳教的上層路線；另一方面也積極投身於平民階層，與普通民眾交流，建立親密的友誼，以有益於信 仰的傳遞。同時他能夠以敏銳的眼光洞察時局的瞬息變化，尋找向一切人傳播福音的最佳契機。鑒於過去在南京的傳教經驗，高一志意識到，只有得到地方官府的認同，傳教活動才能免於被中斷的危險。故當他再度來華後，即採取一系列措施，與地方官府保持良好的關系。1626年冬，高一志主動向山西官員呈遞了山西傳教士們的工作匯報，由此得到山西巡撫的好感與重視，並贈送給高一志一件禮物。高一志隨即回贈了從歐洲帶來的禮物，並在信中表示：願意隨時為巡撫效勞。1627年初，巡撫邀請高一志前往其在太原的府邸，開設一場信仰與科學講壇。到了太原，高一志一行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和款待。但不巧的是，就在高一志到達太原之前，巡撫突然接到一道聖旨，命他率兵趕往邊疆，抵禦東韃靼人的侵犯。因此巡撫就不得不取消原定之安排，寫了封致歉信，並附上一份精美禮物，將他們送回絳州。後來，巡撫還特別寫信慰問高一志，並賜他一塊贊揚天主教的燙金牌匾。高一志遂將這塊牌匾懸掛於教堂大門之上。山西巡撫對高一志傳教的認同，致使地方官員們爭先恐後與他結交。久而久之，許多官員與高一志的私交甚深。（《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絳州知府雷翀就是一例。

雷翀有感於高一志的聖德與淵博的學識，以及平日裏的嘉言懿行，視高神父為聖人中的聖人。在1633年至1634年間，他與高一志交往甚密，並於1634年（崇禎八年）6月發布《山西絳州知州雷告示》一文，公開勸說民眾接受天主教信仰：“有西儒高先生（高神父），修身事天，愛人如己，以教忠教孝為第一事。上自聖天子，賢宰相，莫不敬禮之，以致縉紳學校諸君子，尊之如師父，愛之如兄弟。百姓從其教者皆化為良民。其有功朝廷，裨益世道大矣。而鄉民有心向善，何不歸於正道？乃其從邪教，欲為善而反得惡耶？夫聖天子因天縱之聰明，而賢宰相以下，皆孔聖之弟子也，豈見識不如而鄉民耶？爾等又何疑焉？而不棄邪歸正哉？”（張澤：《中國天主教歷代文選》第65頁）。這張出自官府，公開勸導民眾棄邪歸正信奉聖教的文告，恐怕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實屬罕見。

由於高一志才德出眾，熱心傳教與慈善，加之策略方法的當，使得聖教迅速傳播，不少地方官吏和士大夫都歸信了基督。蒲州（今之永濟縣）有著名宰相韓爌，祖居絳州，他在京為官多年，與徐光啟、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耶穌會士過從甚密，渴慕聖道已久。當他榮歸鄉裏後，派人邀請高一志到蒲州傳教。不久，韓爌全家都領洗奉教。他推崇天主教說：“宗教之正者莫若天主教，為祖國利益，願國人皆信奉之。” 歸主後，韓爌全力支持神父們傳教，並勸說該城的士大夫及其家人都信奉天主教。僅數月，高一志就在蒲州建立了一個“善會”，其所有成員除韓爌和家屬外，皆為官吏。至1637年，蒲州教會已初具規模。

時高一志雖已年近七旬，卻鶴髮童顏。每到一地，他就邀請當地有名望的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與他們一起談經論道，探討人生的意義。高一志學識淵博，精通中國經史典籍。他思想豐富，極其健談；且又言詞懇切，感人至深。凡聽他講論的人無不心折口服。由是，基督福音在絳州一帶廣為傳開，並教會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高一志在山西之所以能順利而成功地展開傳教工作，並奠定了山西教會的基礎，除了他虔誠依賴天主，以及正確的傳教策略外，也與絳州段、韓兩大家族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段氏家族有兄弟三人，為段袞、段襲、段扆，世居段家莊，後移居絳州城。段袞在北京為官時奉教，回鄉後勸其家人及親戚朋友信奉聖教，其中有他的女婿、王室宗族靈邱王。靈邱王信教後在高一志及岳父段袞的感化下把自己的王府贈送給教會做教堂。段袞退居絳州城以後成為教會重要領袖，亦為熱心社會公益之士。在高一志的影響下，他不僅把住房給貧民居住，且供應膳食，從而引導人信奉聖教。他還積極幫助高一志建立育嬰堂，收養城鄉被遺棄的嬰兒。一次，有人告訴他有一個棄兒將被活埋，段袞不由分說立即趕去將棄嬰救回。段袞之美德，在蕭若瑟神父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一書中有記曰：“段袞為絳州巨紳，既富且貴。與其弟段襲、段扆皆熱心教友，為教內外所仰望。曾捐巨款，建聖堂一所，比鄰不戒於火，致被延燒。段君處此，並不怨尤，怡然曰：‘是堂湫隘，不足當吾主聖心，請更建宏敞者。’ 於是鳩工庀材，另創一所，較前加麗焉，雖耗巨資，曾無吝嗇。”（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乾隆直隸絳州志藝文志，亦載有段袞《段袞癸酉絳城定變志》一文，內容顯示，段袞為保護絳州城百姓，積極組織鄉勇士兵，與賊寇展開殊死搏鬥。在傳教方面，他更是不遺余力。一次，稷山有一個被判死刑的無辜囚犯向段袞求助，請求幫助他昭雪冤案。段袞本著愛主愛人的精神，為營救該囚犯四處奔走呼號，費盡周折，終於還那囚犯一個清白，使他無罪獲釋。段袞之義舉和博愛情懷，贏得了稷山縣一帶民眾對天主教濃厚的興趣，經段袞熱心傳講基督信仰後，許多人都願意領洗進信奉天主。後來，段袞邀請高一志前來給這些渴慕真道的人施洗，僅一次就有70多人領洗入教。在高一志的傳教工作中，段袞貢獻頗大，時人稱他和韓霖為高一志的左膀右臂。因此，段袞被列為明末經利瑪竇等傳教士傳教而接受洗禮的最知名的中國天主教徒之一。段氏家族對天主教在絳州教區的建立與發展貢獻頗巨，並且在後來多次教難中，教會的信仰傳承也藉段氏家族得以薪火相傳。

與段氏兄弟一起協助高一志在絳州開教的還有韓氏兄弟，即韓雲、韓霖和韓霞三兄弟，其中韓霖尤為著名。韓霖系絳州城內人，明熹宗天啟辛酉（1621）年舉人，其文章氣勢磅礴，書法效蘇東坡和南宮，為人所喜愛。15歲時，韓霖跟著哥哥韓雲到江南昆山，太倉等地遊歷，與當地名人傅東渤和文太青結為知交。此外黃道周、馬世奇等名士對他也很推崇，韓霖由是而馳名江東。他喜藏書籍，著作等身，又有濟世報國之志。後來韓霖受到熱心西學的科學家徐光啟的影響，並在他循循善誘下，最終從高一志接受了洗禮。

高一志初到絳州時，即暫居韓氏家中，受到韓氏兄弟熱情地款待。1627年，韓霖準備參加科舉考試，試前他向天主承諾：如果順利通過科舉考試，他就幫助教會建立一座教堂。結果他順利通過考試，於是就為絳州的六位神父購買了一棟房子作為教堂。韓霖的捐贈解決了教友祈禱參與彌撒缺乏聚會場所的問題；這也是耶穌會在中國建立的第七個傳教區。1627年12月18日晚上，在高一志主持下舉行了開堂典禮。第二天，就在新堂裏舉行彌撒。（《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

高一志在山西建立的最後一個傳教基地是平陽府（今之臨汾）。1639 年，高一志來到平陽，拜訪了當地的縣令和其他官員，受到熱烈歡迎和高規格的接待。高一志隨即開始傳教工作，不久在韓霖的資助下在平陽建立起一座頗具規模的教堂，不僅能容納眾多教友，而且還能容住二十多位傳教士。(《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

四、文字遺產

高一志神父不僅在傳教方面成績斐然，在學術方面亦頗有建樹。他博學勤勉，著作等身，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字遺產。據統計他平生著有二十五部專著，在文學、歷史、哲學、信理、倫理、教育、社會、政治、自然科學諸領域均有卓越的建樹，其中文著作大多都由段袞與韓霖校稿。他的學術見解和思想火花不僅對於中國教會的信仰傳遞，乃至對明清以降中國社會的倫理建設和教育理念都有重要的影響，並且持續著巨大的歷史生命力。其主要著作計有：

一、《教要解略》二卷，主要論及耶穌受難及救贖工程，在南京教難後居澳門期間所著。

二、《聖母行實》三卷，論述聖母的誕生、逝世及諸聖跡。第一卷行實。第二卷大德，分十端。第三卷賫人之恩，分十端，已言及聖母無染原罪。

三、《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七卷，內容為宗徒列傳、教宗列傳、致命聖人列傳、聖婦列傳各一卷。被逐居澳門時所作。

四、《四末論》四卷，四末即死亡、審判、天堂、地獄。

五、《則聖十篇》一卷。其目錄為：訾言有益、譽言乃損、苦難為吉、安樂則兇、濟惡之謀還反自受，榮名隨避者而避隨者，君子無所忘敵，所避惟己慕世滋偽、夢毋近狂。

六、《十慰》一卷。內容為對十類遭難者的慰說，如子女夭折，喪夫喪婦，財產遭損，功名不就，事業失敗，受人誣陷等。

七、《西學治平》四卷，共十一章。談王權本原、國體政體，認為專制王國為最善，談王當有德，應仁慈愛民，行惠中節，用權守法，賞罰必公。

八、《童幼教育》二卷。該書可為中國第一部談論兒童教育的專著，論及教育子女，首先父母須從自我教育做起，因為父母的言行對子女有至深的影響。上卷分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學之始、學之次、潔身知恥。下卷分緘默、言信、文學、正書、西學、飲食、衣裳、寢寐、交友，閑戲。足見範圍之廣。

九、《空際格致》二卷，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庫。收錄在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這是一部高一志論及自然科學氣象的專著，也可以說高一志是引進西方氣象學的第一人。在這部著作中，論及火、氣、水、土等四元行，以及有關天空及地上各種自然現象的解說。

十、《達道紀言》一卷。該書以類似《論語》的方式，以古希臘羅馬歷史上著名的仁人學士的格言為藍本，編輯整理而成。

十一、《推驗正道論》一卷。書中引用中國古代的經典證明有一位唯一的真天主。

五、 力盡方休、歿於絳州

高一志在山西傳教十五年，施洗8000余人，建立教堂五十余座。瑪格賴斯則記載：“高一志神父至1640年已建立102座教友聚會中心。” 高一志十五年如一日，不辭勞苦，四處奔波，力傳福音，“在教內外人中間經常可以看到高神父傳教的身影”，以致積勞成疾。1639年末，正在平陽府傳教的高一志突然病倒，不得已只好返回絳州療養。病重期間，教友們為他做了許多祈禱、施舍、守齋等善功，懇求天主賜他病愈。然而終因高一志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於1640年4月9日與世長辭，享年74歲。高一志離世後，山西各地教友為他悲痛哀傷，紛紛來到教堂瞻仰其遺容。在遺體告別的八天裏，教堂內外擁擠得水泄不通，從早到晚，都有教友來到靈柩祭臺前為他祈禱、哭泣哀傷。許多王公貴族、地方官員，還有其他地方的官員也都前來吊唁。蒲州的宰相韓爌特派專人送來了一幅長一丈二尺，寬五尺的白綢緞，上書著錐心泣血的悼詞。

段袞與韓霖出錢為高一志購置了棺木，段袞在自己家鄉段家莊獻地五畝，作為高一志的墓地。1640年4 月16日，有2000多名教友前來為高一志送葬，其中士紳階層的官員有二三百人。人們一直把高一志的靈柩送到絳州城西五里地的段家莊，隨即葬於高崖墳。此後絳州教區的神父們去世後也都葬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