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實臘

早年生涯

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譯郭實獵、郭士立等）於1803年7月8日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Pomerania）的比列玆鎮（Pyritz）。父親名叫約翰·雅各，以裁縫為業，家境清貧。郭實臘為家中獨子，四歲時就失去了母親，後來由繼母撫養。

比列兹镇属於信義宗教會的教區，富有敬虔主義傳統，郭實臘自小深受熏陶，且天資聰慧，勤奋好學，因而備受師長的讚賞。因得獲商人贈閱的《巴色雜誌》（Basle Magazine），讀後深為其中所載的傳教士事蹟所感動，於是在1818年他年僅十五歲時，就决志獻身於海外宣教事業。17歲那年，適逢普鲁士國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訪問斯德丁（Stetin），郭實臘向其呈獻一首詩，並表達了自己想成為一個宣教士的心願，從而獲得國王的承諾，資助他進入柏林的仁涅克宣教學院（Janicke’s Mission School）讀書。

1821年1月19日，18歲的郭實臘開始接受神學訓練，院長仁涅克牧師（Rev. Janicke）是一位備受各地教會推崇的敬虔主義者。郭實臘同時還在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選修其他課程，包括學習六種不同國家的語言。在學期間，他廣受敬虔主義、莫拉維弟兄會、福音主義，以及浪漫主義等思想的影響。由於仁涅克院長與倫敦傳道會、聖公會傳道會，以及荷蘭傳道會多有聯繫，歷屆畢業生多供各傳道會派遣。於是當郭實臘於1823年6月畢業後，再入荷蘭傳道會所辦的荷蘭傳教學院（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Seminary）深造，以備日後由該會派往他國做宣教士。1825年，郭實臘專程前往法國巴黎，搜集有關東南亞宣教的資料。隨後他又遠赴英國倫敦，探訪當時正在休假的對華宣教先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博士。從馬禮遜口中，郭實臘得知很多有關在中國宣教的信息，自此他便心儀於中國的宣教事工。1826年，郭實臘畢業於荷蘭傳教學院，同年7月20日，由荷蘭傳道會按立為牧師。隨即於9月11日，被派往爪哇（今印尼）宣教，由此開始了他傳奇的宣教人生。

獻身宣教

1827年1月6日，郭實臘乘船抵達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在此工作期間，郭實臘結識了早於1820年即已來該城的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實臘從麥都思進一步暸解到中國的情況，同時也開始努力學習馬來語、閩南語和廣府語。郭實臘和麥都思由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麥都思曾在一封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稱郭實臘為“非常親密的朋友”。

不久，郭實臘到廖島（Rhio）、新加坡，以及婆羅門洲等地，派發福音單張和書刊，藉此向華人宣教。1828年8月4日，郭實臘與倫敦傳道會的另一位宣教士湯雅各（Rev. Jacob Tomlin）一道搭乘中國帆船沿馬來半島西岸北上暹羅（今泰國）的曼谷佈道，成為基督教進入暹羅的第一批宣教士。為著宣教上的方便，他入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祠，取名郭實臘（Kwo Shih-lee），此即他中文名字的由來。

1829年，郭實臘被派往蘇門答臘工作。由於“荷蘭傳道會在中國事工上的怯弱，以及無法忍受外來的壓力”，且因與他專向華人宣教的志趣相違，遂決定脫離荷蘭傳道會。此後，他便以獨立宣教士的身份在東南亞宣教。同年，郭實臘在前往馬六甲工作期間，認識了倫敦傳道會的首位女宣教士紐惠露（Maria Newell）小姐，二人相愛而結為夫婦，並同往曼谷宣教。

沿海旅程

1831年2月16日，夫人紐惠露不幸難產，母女二人先後去世，這一打擊令郭實臘的內心極其悲痛。然而，喪失妻女之痛並沒有動搖郭實臘的傳福音心志，同年6月3日，他便乘坐中國帆船“順利號”從曼谷出發，沿海南島、南澳、澄海、廈門等地北上天津；10月抵達遼東，沿途派發福音單張，並施醫贈藥。直到12月13日，郭實臘返抵澳門，受到馬禮遜夫婦熱情款待。

1832年2月下旬，郭實臘以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譯員身份，搭乘該公司的“安默士號”（Lord Amherst）船，由澳門啟程再次北上，途經廈門、台灣、福州、高麗和琉球等地，並於9月5日返回澳門。同年10月12日，該公司再次邀請郭實臘跟隨其運載鴉片的“施路夫號”（Sylph）船北上，並許以宣教之需用。郭實臘初時對此行躊躇不決，但為便於深入中國沿海各地宣教，最終他還是接受了邀請。此行沿海北上直抵遼寧奉天，後因清廷得悉禁止，只好折回上海，經舟山、金門、廈門，於1833年4月29日回到澳門。

1833年5月，郭實臘又隨鴉片船“約翰碧嘉號”（John Bigger）前往福建泉州；同年的11月12日，他再隨鴉片船“科隆楊格號”（Colony Young）進入福建各地，直到1834年3月23日，才完成這次行程。郭實臘自認為無論通過何種途徑，只要便於深入中國內地宣教即可，故此他多次乘坐鴉片船出入中國沿海和內地，並充當譯員。此舉為後人留下攻擊的把柄，且殃及到其他宣教士。這或許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也因此成為基督教宣教士中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文字著述

1834年3月，郭實臘啟程前往新加坡，隨即轉往馬六甲。在馬六甲期間，他結識了倫敦婦女教育會（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 London）派往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工作的溫施娣（Mary Wanstall），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結為夫婦。同年6月郭實臘攜妻子移居澳門。郭夫人於翌年9月30日在澳門開設一所女校，此為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郭實臘則在校內兼任中文老師。郭夫人亦收養並教育多位盲女，堪稱“中國盲人教育之母”。郭實臘在澳門期間，多次來往於福建各地，從事個人佈道，派發宣教單張和書刊。

1834年4月，郭實臘南返馬六甲，把自己過去數年間，在中國沿海一帶旅行時的所見所聞寫成遊記《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以荷蘭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歐美各國教會對中國宣教的極大興趣。郭實臘可說是一位多產作家，根據偉烈亞歷（Alexander Wylie）的資料，從1834年開始，郭實臘的著述便陸續面世，共有85部之多。其中以中文寫成的有61部，以日文寫成的有兩部。此外，用其他語言寫成的著作分別有泰文著作一部，荷蘭文著作五部，德文著作七部，英文著作九部。內容涉及的範圍也很廣泛，包括各國的歷史和地理、基督教教義、教會歷史、人物傳記、月刊、雜誌、衛道集、貿易通志、文法書和字典等，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开放的中國——中華帝國概述》、《中國史略》、以及《道光皇帝傳》等。在郭實臘早期著述中，他經常以“愛漢者”（Lover of the Chinese）自稱。

1837年6月24日，郭實臘與宣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和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船前往日本探求宣教的可能性。當他們到達鹿兒島時，因遭日本軍艦攔截，只得折返澳門。

聖經翻譯

郭實臘極具語言天賦，在華語方面他能流利講說官話、閩南語、廣府語、潮州語和客家語。早在曼谷宣教期間，郭實臘即已開始進行聖經翻譯的工作，只不過所翻譯的不是中文聖經。1831年4月1日，郭實臘寫信給倫敦傳道會說：“在暹羅差不多三年後，……完成了暹羅文（即泰文）、高棉文和老撾文的新約譯本，以及一些小冊子和字典。” 1833年，荷蘭傳道會資助其泰文《路加福音》修訂本的出版。此外，郭實臘也將《約翰福音》翻譯為日文，於1837年出版。

在中文聖經翻譯方面，他首先參與修訂了馬禮遜的《神天聖書》，結果產生出一部全新的中文譯本。在1834年馬禮遜逝世後不久，這項修訂計劃便告展開，參與修訂工作的共有四人，除郭實臘外，還有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John Robert Morrison）。在整個修訂過程中，郭實臘是最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分工合作，譯事進度順利而迅速。到1836年，新約的譯事宣告完成。然而，英國聖經公會由於不認同四人小組的譯經原則，以及反對麥都思對《神天聖書》的嚴厲批評，所以拒絕資助新約譯本的出版。郭實臘等人惟有自行在巴達維亞印行這部新約聖經，並把它訂名為《新遺詔書》。

新約出版後，他們再接再厲，繼續從事舊約的翻譯。中途由於麥都思的退出，舊約後半部書卷幾乎由郭實臘一人獨力完成。1838年，舊約的初版在新加坡印行，訂名為《舊遺詔書》。隨後，郭實臘還對《新遺詔書》進行多次的修訂，最後改稱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從政與外交

1839年8月，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到廣東實施禁煙，將僑居澳門的二百多名英國人驅逐出境，郭實臘與家人逃往香港急水門暫避。同年9月4日，英國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派遣郭實臘到九龍，負責食物和淡水的補給工作。1840年7月，英國海軍提督懿律（George Elliot）在天津與清廷交涉時，郭實臘等人也曾擔任英方的翻譯官。

1841年，郭實臘返抵澳門。同年8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繼義律就任英國全權特使兼駐華商務監督，郭實臘又受聘為翻譯官，而郭實臘在澳門的宣教工作，則交由美國浸禮宗的宣教士羅孝全（I. J. Roberts）主理。同年10月，英軍攻陷寧波，璞鼎查以寧波為駐軍總部，並委任郭實臘為舟山行政長官，管理該地的華人事務，歷時七個月之久。1842年8月12日，當滿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時，郭實臘也是英方的主要譯員之一。在條約談判過程中，郭實臘不時伺機向滿清官員贈送聖經。

1843年8月，擔任香港“撫華道”（Chinese Secretary）的馬儒漢病逝；9月郭實臘接任為香港撫華道，專責香港華人事務兼辦满清官方事務。1844年，當清廷代表耆英到香港簽約時，郭實臘正是當時的港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的華文翻譯。自此以後，郭實臘一直擔任華文翻譯一職，直到1851年逝世為止。

創立“福漢會”

郭實臘雖然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中身居要職，但他沒有忘記傳福音的使命。每天早上七時至八時，他都在自己的辦公室裡以福建話向前來聚會的華人講道。早飯後，他再用客家話或其他方言傳講另一篇信息，然後才開始處理事務工作。

正當此時，郭實臘開始推行一個新的宣教理念，他認為要将福音傳遍中國，“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勸導，來歸信基督教”。他希望華人自己的傳道人進入内地，在各省建立基督徒團體，而由歐洲基督教差會派遣宣教士來華訓練中國傳道人，並予以經濟援助。郭實臘將這一理念付諸實施，於1844年2月14日在香港創立“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即“慾漢人信道得福”之意。福漢會創辦時有會員21人，除郭實臘和羅孝全外，其餘都是華人，並由華人擔任主席，實為基督教在華最早由華人主事的組織，體現了郭實臘本色化宣教理念。這組織並非一所傳統的教堂，而是一個傳道員訓練中心，所採用的方法是教導與實踐並重。經過培訓的傳道員考試合格後，被差往遠近地區從事佈道和散發福音單張與書刊等工作。福漢會發展迅速，會員人數逐年增加，從1844年的21人，增至1850年的1871人，其中有傳道員20人。傳道員的足跡遍及浙江、江蘇、山東、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而且在許多地方設立了傳道分站。在郭實臘的呼籲與求助下，1846年，先有德國巴勉傳道會（Barma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禮賢會）的宣教士柯士達（Heinrieh Kuster）和葉納清（Ferdinand Genahr）來到香港，協助郭實臘培訓傳道員工作。1847年，再有巴色傳道會（Basel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崇真會）的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應邀來港。1851年，又有巴陵傳道會（Barlin Missionary Society，日後的信義會）的那文（Robert Neumann）前來相助。

由於郭實臘一向以“來者不拒”的原則吸納新會員，致使會員良莠不齊，許多會員甚至是吸食鴉片和行為惡劣之人。有些會員在取得傳教書冊後，並沒有前往指定地點分發，卻回來白領薪金；也有些會員出售書冊為自己圖利。郭實臘由於工作繁忙，沒有及時察覺到這些不良行徑。然而，外界的反應卻非常強烈。1849年10月1日，郭實臘專程前往歐洲，向當地的差傳機構和支持者報告福漢會的進展情況，並就許多問題作出解釋。在旅途中，郭實臘的妻子溫施娣不幸因病離世。同年11月24 日，郭實臘抵達英國，獲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普魯士駐英大使和英國國會議員們的熱烈歡迎。其後，郭實臘再前往歐洲十多個國家演說，宣傳福漢會的工作，並且組織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鼓勵各國基督徒青年獻身到中國宣教。1850年11月，郭實臘在倫敦認識了中國婦女會（The Women’s Society for China）的加百利（Dorothy Gabriel）女士，相處不久即結為夫婦，並於1851年3月28日一同回到香港。

在郭實臘前往歐洲期間，他把福漢會的工作，交由巴色傳道會的宣教士韓山明負責。然而，由於韓山明、葉納清和黎力基等人早已對郭實臘的某些做法不滿，所以在郭實臘離開後，他們便對他作出嚴厲的批評，並打算集體脫離福漢會。當郭實臘攜妻返回香港時，事情已沒有挽回的餘地，福漢會遂正式分裂，郭實臘為此深受打擊。1851年8月9日，郭實臘在香港因痛風病逝世，年僅48歲。此後不久，福漢會便告解散。

郭實臘的安息禮拜在聖約翰大教堂舉行，其遺體最後安葬於香港跑馬地墳場。香港總督和港府高級官員皆出席了葬禮。香港中環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就是為紀念他，以其姓氏所命名的。

對太平天國之影響

1. 福漢會與太平天國：郭實臘與洪秀全是否直接接觸過，無可查考。然而，郭實臘的福漢會卻與太平天國有著一定的關係。1853年，太半天國後期名臣洪仁玕，曾在香港跟隨韓山明學道。1854年5月，當洪仁玕準備前往南京投靠洪秀全時，韓山明曾贈其現金二百元、聖經三本和衣物一批。而韓山明本人也曾在洪仁玕的協助下，寫成了《太平天國首義記》（The Visions of Hung Siu 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書。此外，1860年10月13日，當福漢會成員羅孝全前往南京拜會洪秀全時，洪秀全親自邀請他出任太平天國的“洋務丞相”。由此可見太平天國與福漢會之間不同尋常的關係。

其實，郭實臘和不少西方宣教士曾對太平天國寄以厚望，因為他們想“藉太平天國，使中國成為基督化的國度”。而福漢會成員更是直接參與了太平天國運動及其改革與建設，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和貢獻。

2. 郭實臘聖經譯本與太平天國：郭實臘等人所翻譯的中文聖經，其重要性不在於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而在於它是太平天國所採用的譯本。

1847年，太平天國創立者洪秀全曾前往香港，跟隨宣教士羅孝全學道（按：羅孝全是福漢會的成員，曾跟隨郭實臘學習）。王元深在他的著作《聖道東來考》中，如此記述洪秀全與羅孝全二人接觸的經過：“翌年羅教士回國，數年後，復來羊城東石角傳道。花縣人洪秀全，涉獵書史，來省應試，偶得耶穌小書數本，週覽後，始知偶像菩薩之謬，不應奉拜，乃往東石角禮拜堂聽講福音，交識傳道者周道行，供給其學道。閱三月，求羅教士與施浸禮，又求借銀五元，羅見其有異志，故卻之，謂其道味尚淺，須再研究。秀全以所求不遂，離羊城回家，一去無復回，道行所供秀全三月之需，亦無歸款，此是周道行自述之言。”

在洪秀全學道期間，羅孝全曾送他一部中文聖經，即郭實臘等人翻譯的《新遺詔書》。若將後來太平天國印行的聖經與《新遺詔書》作一比較，即可看出它們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麥都思在1853年12月29日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曾這樣評述太平天國聖經的由來：“舊約方面，他們採用郭實臘的譯本，沒有做出只字片語的改動……。新約方面，他們採用我和郭實臘在1835年的譯本……。那是這些譯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義者按他們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採用。”

爭議與評價

郭實臘是一個集敬虔主義和浪漫主義於一身的人，這使他經常受到較為保守和傳統的宣教士所攻擊。在其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中，郭實臘的宣教策略與處事風格，顯然不被其他宣教士和後世的人認同，甚至遭人詬病。以他在中國沿海佈道旅行時搭乘英國鴉片船一事為例，就連他的親密同工麥都思，都不同意他的做法。儘管事實上他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東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正如盧杰西（Jessie G. Lutz）在其文章中所說的：“‘別人’對他的讚譽，總會被對他的批評所沖淡。” 在“福漢會”這件事情上，郭實臘也飽受指責。雖然該宣教組織曾經引起歐洲國家對中國宣教的極大興趣，但因郭實臘濫收會員，以致造成惡劣影響，最後導致工作失敗。正如蘭伯特（Tony Lambert）在其文章中所說：“無論一項任務或企劃設計得如何完美，如果不用恰當的規則和管理方法予以實施，結果一定無法達致成功。”

雖然郭實臘在許多事情上飽受非議，但他在宣教事業上所做的貢獻仍是不容抹煞的。如果沒有郭實臘牧師所創立的福漢會，可能就不會有今日的禮賢會、崇真會和信義會的存在。後來的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就是受當年郭實臘親手創立的中國傳道會的派遣來中國的。他的宣教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了戴德生，以致戴德生尊他為“中國內地會之父”。縱觀其在華二十年之生涯，無論從事宣教佈道、翻譯聖經、著述出版，還是從政傳譯、協力外交等方面，均有重要貢獻，為中外史學家所肯定。尤其在宣教理念與策略上，更具突破與創新意義，成為普世宣教史上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