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 — 1997

何鳳山

基督徒外交官，“中國的辛德勒”。二戰期間任中華民國政府駐維也納領事館總領事，期間他向數千猶太人簽發了前往上海的簽證，使他們免遭納粹的迫害和屠殺，因此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與讚譽。

一、早年背景

何鳳山，字久經。於1901年9月10日出生在湖南益陽赫山區龍光橋鎮葉家河村一個貧困的農戶家庭。這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讀著聖經長大的何鳳山，想必早已熟悉猶太人的歷史和文化，心中埋下了對猶太人的愛與同情，成為他日後救助猶太難民的種子。年少時，父母先後過世，何鳳山被一位挪威傳教士收留，幫助他進入由挪威傳教士創辦的“信義中學堂”接受教育。他刻苦讀書，於1921年，考入由美國“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耶魯海外宣道會”的一部分）在長沙創辦的雅禮大學。

1926年，何鳳山從雅禮大學畢業後，考取政府公費留學，到德國慕尼黑大學深造，1932年獲取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1933年，何鳳山回到湖南擔任省政府秘書，曾代表湖南省參加美國芝加哥建市百周年紀念展覽會，後曾短時間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國際公法。

二、以“生命簽證”拯救猶太人

1935年，何鳳山到中華民國外交部工作，正式步入外交界。同年隨同駐土耳其公使賀耀組任二等秘書，開始其40年之久的外交生涯。1937年，何鳳山被派往奧地利，任中華民國駐奧地利公使館一等秘書。何鳳山上任時，歐洲上空已戰雲密佈，納粹德國肆虐橫行，掀起反猶惡浪。1938年3月，德國吞併了奧地利。不久，希特勒命各國駐奧使館，一律改為總領事館。同年5月，中華民國政府委任何鳳山為中華民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總領事，直至1940年5月調離。

他在任的兩年，正值納粹德國掀起反猶高潮。德奧合併後，納粹當局實行恐怖統治，何鳳山親眼目睹了爆發在奧地利的“水晶之夜”事件。從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約200多座猶太人教堂被毀，7500個猶太人商店被搶，3萬多猶太人被關進集中營，遭受非人的虐待甚至屠殺，自此引發了一場空前的猶太難民危機，也揭開了對猶太人實行大屠殺的序幕。

納粹當局消滅猶太人的第一步是沒收他們的資產，並將他們驅逐出境。納粹當局通知猶太人，如果他們能夠以入境或最終目的地簽證的形式提供“移民證明”，就會被允許離境，包括那些被捕並被驅逐到集中營的家人也將釋放。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擁有簽證簽發權的各國外交官成為猶太人逃離納粹迫害的一線生機。但是，要取得一張出國簽證難若登天。

奧地利當時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聚居地，總數約18.5萬人。納粹欲將這裡的猶太人趕盡殺絕，規定集中營的猶太人只要能夠獲得他國簽證，就可以得到釋放離開奧地利；若不然，就要被關在集中營，等待他們的命運就是死亡。因此，對奧地利的猶太人來說，離開就是生存，不能離開就意味著死亡。於是，猶太人紛紛想方設法離開奧地利。但是要離開首先要有目的地國家的簽證，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每天奔走於各國領事館之間，但大都沒有結果。因為當時沒有哪一個國家的使領館和外交官願意幫助他們。1938年7月13日，在法國埃維昂召開了討論猶太難民問題國際會議，與會32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和新西蘭等國都強調種種困難，全部對猶太人簽證亮起了紅燈，拒絕伸出援手，也拒絕接受他們。即使像瑞士這樣的中立國家，也要求納粹當局在猶太人的護照上做清楚標記，以便瑞士可以在邊境上及時遣返猶太人。當時猶太人陷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一張簽證就能夠拯救一條生命，因而被稱為“生命簽證”。

這種十萬火急的情勢，令何鳳山心急如焚，他不忍看著猶太人在維也納等死，於是他，也只有他這一個中國外交官，向走投無路的奧地利猶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儘管困難重重。他曾敦促中國外交部採取措施，幫助維也納猶太人逃離，但中國國民政府當時尚與德國保持著外交和經濟關係，而且正在向德國購買軍武，因此並不想惹惱納粹德國政府。於是，何鳳山決定自行採取行動，但他首先面臨的一個障礙是猶太人怎麼進入中國。此前一年，日本入侵中國並佔領了所有的入境口岸，中國外交官簽發的任何文件或入境簽證都不被日本佔領者承認，但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上海。日本於1937年8月入侵上海，11月12日上海淪陷，上海口岸淪為無人值守，任何人都不需要出示證件或護照即可登岸入境。何鳳山便利用這情況，簽發不需要簽證即可入境的上海簽證，拿到上海簽證就可以作為“移民證明”，猶太人就會被納粹允許離開被納粹佔領的國家，他們被監禁的親屬也會被釋放並允許離境。而且有了上海簽證，猶太人也可以過境為由進入其他國家。何鳳山說過：“這些簽證只是名義上去上海。實際上，能為猶太人提供一種途徑，幫助他們得以前往他們的首選目的地。”

於是，何鳳山開始約談猶太人，向他們解釋說，他們進入中國上海不需要簽證，但出境奧地利需要出示上海簽證。然後就勇敢地為他們發放簽證。奧地利中國總領事館就成了猶太人獲取“生命簽證”的最後希望，領事館門前每天從早到晚排著長龍，許多求助無門的猶太人在這裡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簽證”，從而逃出了納粹的魔掌，或去往上海，或轉道上海去往其他國家。有一位17歲的猶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陶堡(Eric Goldstaub)，為了全家族20人能夠獲得簽證，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跑了50多個領事館，皆遭拒絕，連一張簽證都拿不到。絕望中他來到何鳳山這裡，結果如願得到全部20張上海簽證，艾瑞克一家因此得以順利逃離奧地利。據說還有一次，在何鳳山驅車回領事館的路上，有人從車窗投進好些份簽證申請，何鳳山全部准簽，為這些在絕境中的猶太人打開一條生路。在希特勒吞併奧地利三個月後，何鳳山共簽發出三百份簽證；四個月後，他又簽發出了一千九百份。1938年納粹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後，申請簽證的就更多了。到1939年9月，70%的奧地利猶太人都已外逃。並不是所有拿到何鳳山發放簽證的人都去了上海，但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文件獲得過境簽證，逃到別的地方去，像是美國、巴勒斯坦和澳大利亞等國家。

從1937年5月到任，到1940年5月離職，何鳳山到底給猶太人簽發過多少救命簽證已難精確考證，因為沒有準確數字存留下來。據一位猶太倖存者所提供的護照原件的簽證號碼推算表明，他1938年6月得到的簽證號為238號，另一份7月20日的護照則顯示，簽證號已超過1200號；而一位名叫漢斯·克勞斯的簽證日期為1938年10月27日，號碼為1906號。據此計算，何鳳山簽發的護照至少有數千份，平均每月派發500多份，有時甚至達到900份。那時，持有中國領事館簽證的猶太人，不僅能合法地離開維也納，危急時刻還能將中國簽證作為護身符，拯救自己的生命。上海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向猶太難民敞開大門的國際大都市，到1941年底，上海形成了遠東最大的猶太社團，頂峰時達三萬多人，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至於在德國和在歐洲其他國家的猶太難民，雖然無法從何鳳山在維也納的總領事館辦簽證，但至少他們從其他猶太人得知中國上海可以作為避難所的信息。因此，從1938年底到1940年，至少有18,000名猶太難民得以在上海避難。後來有猶太倖存者說：“若沒有何鳳山博士，不知要有多少猶太人葬身于蓋世太保的槍口下。”

何鳳山在危難中出手拯救猶太人的義舉，不僅僅出於他作為一個基督徒外交官的良知、正義和同情心，也需要有足夠的智慧、勇氣和謀略，因為當時他做這事是冒著生命危險，頂著國內外巨大的壓力而進行的。首先，奧地利當時是在納粹當局恐怖統治下，到處是秘密警察，即便何鳳山具外交官身分，若納粹視他為敵人，便可能招來致命的危險。與此同時，何鳳山也承受著來自於民國政府的壓力，因為當時中國政府尚與德國保持著政經關係；而且當時國內政界對是否該向猶太人發放簽證的意見不一。這些自然對何鳳山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他很快就受到來自頂頭上司——駐德國大使陳傑的直接威脅。陳傑秉承民國政府的旨意，想與德國保持關係，害怕得罪對方，因此命令何鳳山停止給猶太人發放簽證；甚至有人向外交部打小報告，說何鳳山在向猶太人出賣簽證，從中牟利。面對這些反對和誹謗，何鳳山不為所動，仍然堅持以人道理由，為猶太人發放簽證。曾經有人這麼問何鳳山說：“大家都不做，你為何要做？”他回答說：“憐憫是天性，看到猶太人的厄運，深感同情是自然的；從人道角度來看，幫助他們也是應當的。而作為基督徒，則應牢記聖經的教導：‘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言3:27）

何鳳山為此受到了懲罰，付上了代價。1939年，納粹當局以維也納總領館的樓房為猶太人資產為由而予以沒收；何鳳山要求國民政府支付搬遷費用，也遭到拒絕。他只好自掏腰包，租下一套小公寓，把總領事館搬到那裡，繼續堅持發放簽證。1939年4月，何鳳山因抗命被外交部記大過一次，但他仍然以大無畏的精神，不顧自己的安危，不計個人的得失，盡全力將猶太人救出。最後於1940年5月，何鳳山被調離維也納。離任前，他還到火車站月臺上，簽發簽證給現場的猶太難民。多發出一份簽證，就等於多救出一條人命。就這樣，何鳳山在短短兩年期間，至少向4000名猶太人發放了上海簽證，並為 18,000 名猶太人提供了上海庇護所。後來何鳳山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當時美國一些宗教和慈善組織開始緊急救助猶太人，我一直與這些組織保持密切聯繫，我採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幫助猶太人，大量猶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來。”其中以色列頂尖科學家丹尼爾·懷思(Daniel Weihs)、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美國前財政部長麥可·布魯蒙賽爾和億萬巨富伊斯雷爾·辛格（曾任全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等人，都是當年手持何鳳山所發的簽證到上海避難的見證人。

何鳳山於1940年5月離開維也納後，又先後出任中華民國駐埃及、土耳其、墨西哥、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國大使，直到退休。何鳳山外交生涯四十年，贏得了他被派駐的東道國的普遍讚譽，稱他為“可敬的對手”。

三、從默默無聞到舉世皆知

何鳳山當年救助數千猶太人的義舉非但沒有得到獎賞，反而受到當局的壓制，而何鳳山一生淡泊名利，向來行事低調，也從未向人炫耀自己的這段歷史，就如同耶穌所教訓的那樣，左手做的，不讓右手知道，因此在他生前，絕少向人提及此事。他女兒何曼禮說：“我父親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認為幫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做這種事也是應該的。”何鳳山自己從未將他為猶太難民所做的一切事視為義舉，更不認為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所以他這段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為人所知，直到他過世後才公諸於世。

1973年，何鳳山退休後，和家人定居美國舊金山。晚年勤於寫作，著有《外交生涯四十年》一書。除寫作之外，他熱心於教會工作，以事奉神、服務他人為樂。他的牧師說，“他知道他有許多從神來的恩賜，覺得不該只用在自己身上，應要拿來幫助別人，成為同胞的祝福。”

何鳳山一生中有三段婚姻，首任妻子是湖南人，於1927年為何鳳山生育一個兒子，名叫何曼德。第二個妻子是美國人，後離異。第三個妻子名叫黃綬榮，也是湖南人，於1951年為何鳳山生育一個女兒，取名何曼禮。兒子何曼德於1927年出生於湖南益陽桃江縣，後成為病毒專家，曾擔任台灣衛生研究院院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於2013年去世。女兒何曼禮畢業于美國常春藤大學，後成為一名出色的新聞記者。

1986年11月，何鳳山應邀回湖南，參加母校長沙市雅禮中學80周年校慶，發表了題為“懷念雅禮”的演講，並且向雅禮中學捐資9000美元。在故鄉會見親友時他曾表示，希望百年之後魂歸故里，長眠在家鄉的土地上。

1997年9月28 日星期天下午，何鳳山因病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去世，當時他剛剛度過96歲生日不久。他走的很安詳，但卻是含冤去世。他生前受到臺灣當局不公正的對待，曾被誣告、被彈劾，使他傑出的外交生涯名聲受損。他離世時身無分文，連養老金也被剝奪。

何鳳山逝世後，身為新聞記者的女兒何曼禮為父親寫了訃聞，並將其寄給了《舊金山紀事報》和《波士頓環球報》，訃聞裡她簡單提到何鳳山在1938年擔任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期間幫助猶太難民並營救了他的朋友羅森伯格先生等事，不久便接到一位猶太經理打來的電話，急切地表示想把何鳳山的事蹟加入到他的巡迴圖片展中，展覽內容是關於營救猶太人的外交人士。這件事情激起了何曼禮女士的好奇心，於是她開始追查這個懸案，這樣“不僅能瞭解故事的經過，也許還可以為我父親平反，為他的名聲戰鬥，還他一個公道。” 美國的猶太裔歷史學家艾立克·索爾也打電話向何曼禮詢問此事。接著，這位歷史學家找到了一些當年因持有何鳳山簽發簽證的猶太倖存者及其後裔，並覓得何鳳山的親筆簽證。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倖存者名叫伊斯雷爾·辛格，當時已是美國大名鼎鼎的億萬富翁，在美國各地擁有幾十家現代化醫院，時任全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他眼含著淚對索爾說：“我父母和我本人都是被何鳳山博士救活的，沒有他就沒有我們全家。他是華人的英雄，也是我們猶太人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英雄。”至此，這段塵封六十年的歷史浮出水面。何曼禮經過長達25年的艱苦探索，搜遍了維也納、華盛頓特區、以色列、南京和臺北的檔案，以及尋訪那些接受過上海簽證的猶太倖存者，尋找這段已經消失了六十年的歷史；又有像索爾這樣的友人的協助，最後還原出何鳳山在二戰期間以一個外交官的身份和工作之便，竭力營救猶太人的歷史真相，同時也把何鳳山奮不顧身營救猶太人的英勇事蹟呈現在世人眼前。許多被何鳳山拯救過的猶太人述說著往事：

一天早晨，何鳳山突然接到猶太朋友羅森堡家的電話，說是家裡出了事情。何鳳山放下電話馬上趕了過去，結果發現朋友羅森堡已經被蓋世太保抓走——儘管他們持有何鳳山頒發的簽證，但對方依然不肯放行。何鳳山不顧危險追上前去，攔在蓋世太保的車前。蓋世太保氣勢洶洶地用槍對著何鳳山質問：“你是什麼人？”何鳳山沉著以對：“我是中國外交官，他們所持的簽證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讓走，就是不尊重我們中國。”蓋世太保被何鳳山的氣勢震住了，只好將羅森堡放了回來。何鳳山親自把他們一家送上了火車。　　

有一位定居在以色列的塞麗維婭·多倫回憶說：“何鳳山與我們家比較熟，他親自把我護送回家，並對我們說，只要他還有外交官的身份，納粹就不敢傷害我們。為了保護我們，自那以後，何鳳山經常到我們家裡坐一坐，看一看。”後來，多倫的弟弟被捕，並被帶到另一座城市。慶倖的是，憑藉何鳳山給他辦理的中國簽證，得以獲釋。

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特是隨父母來到上海的。正是在上海，他接受了音樂啟蒙，學會了拉小提琴。多年以後，憶起這段往事，這位小提琴家仍感慨萬千，說他的生命與事業，都是何鳳山博士的義舉所賜。成百上千類似羅森堡、多倫這樣的猶太人從何鳳山手中獲得“生命簽證”，得以逃出苦海。

何鳳山的事蹟最早開始在西方傳播。在中國國內，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潘光教授是發現何鳳山壯舉的第一人。早在1990年，諳熟二戰期間猶太人上海避難史的潘光就開始尋找這位中國辛德勒，直到1998年，他才和何曼禮取得聯繫，慢慢挖掘出何鳳山的壯行義舉，潘教授說：“對何博士而言，這絕對是遲到的褒獎。”

1999年10月，以“猶太人在上海”為主題的圖片史料展在溫哥華舉辦。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猶太人大屠殺教育中心兩個組織，決定正式公佈他們和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共同發現的何鳳山事蹟。以色列政府馬上找到展覽舉辦者進行調查，以確定是否應當為何鳳山頒發“國際義人”獎，潘光說：“這在以色列是最重要的一個獎項，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因為頒發解救猶太人的“國際義人”獎，必須符合幾個條件：非猶太人；沒有傷害過猶太人；冒著危險幫助猶太人；未曾收受金錢報酬。”因此，調查持續了很久，直到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才終於正式宣佈二戰期間中國駐奧地利外交官何鳳山先生是解救猶太人的義士。

2000 年 2 月，《人民日報》記者章念生在斯德哥爾摩國際大屠殺論壇上採訪了何曼禮，之後在《環球日報》發表一篇文章，何鳳山的事蹟才在中國廣為人知。

2000年4月2日，以主題為“生命簽證——正義的外交官”的圖片展在紐約的聯合國展廳開展，對71名外交官進行了特別報道，何鳳山博士名列其中。2001年1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辦的一個名為“生命簽證”的展覽，介紹二戰期間各國外交官救助猶太人免遭納粹殺害的實物和資料，最先介紹的就是中國外交官何鳳山。1月23日，以色列政府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稱號，並在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的正義花園裡舉行了隆重的“國際義人——何鳳山先生紀念碑”揭碑儀式。以色列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馬爾茨親自將榮譽證書和獎章交給何鳳山的兒女，高度評價了他的義舉。此後，何鳳山的事蹟傳遍了全世界。以後，猶太人在舉辦納粹大屠殺展覽時，都把何鳳山放在顯著位置，世界各國不少媒體也相繼對他進行了報道，稱他為“中國的辛德勒”。索爾教授說：“兩年前，在猶太人圈子裡，沒人知道何博士的名字。而現在，幾乎接觸到的每一個猶太人，都在講述何博士的故事。”同年，聯合國總部舉辦了名為“生命簽證：正義與高貴的外交官”的紀念展。在這次紀念展上，展出了二戰期間拯救猶太難民的各國外交官的英勇事蹟，何鳳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國外交官。因他拯救的猶太人最多，所以他的照片被放在展場正中央。

2007年9月28日，以色列駐華大使安泰毅向何曼禮頒發證書，授予其父親何鳳山以色列“榮譽公民”稱號。這是以色列政府為感謝何鳳山在二戰期間為數千名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發放“生命簽證”而追授的榮譽。

2008年5月21日，美國海外遺產保護委員會在首都華盛頓舉行系列活動，紀念二戰期間中國駐奧地利總領事何鳳山博士拯救數千猶太人的英雄主義行動。6月11日，美國政府海外遺產保護委員會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在上海舉辦紀念何鳳山博士的活動。11月6日，維也納市政府在原中國總領事館的舊址前舉行了何鳳山博士紀念牌揭幕儀式，上面用德文和英文鐫刻著何鳳山博士的感人事蹟。2008年美國海外遺產保護委員會和以色列文化協會還分別在中國上海、以色列特拉維夫和美國舊金山為何鳳山博士修建了紀念碑和紀念牌匾。

2018年3月15日，以何鳳山命名的“何鳳山廣場”在意大利米蘭正式揭牌，這是意大利首次使用華人姓名命名其城市地名。

2015年9月10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為何鳳山頒發褒揚令，由何鳳山的女兒何曼禮接受。期間馬英九兩度脫稿向家屬致歉，稱“中華民國應該是最早頒發相關獎狀給何大使的國家，結果卻是最晚頒發”，而且是在何鳳山去世後才發，令人感到遺憾！

為何鳳山立碑紀念地還有以色列外交部紀念正義外交官的牆上；意大利米蘭“義人花園”裡；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屠殺紀念館，以及以色列耶路撒冷男孩鎮學校等地。

四、國人的紀念

2001年9月，在何鳳山的家鄉湖南益陽，召開了紀念何鳳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2002年3月，“生命簽證”圖片展在上海圖書館舉行。2005年8月5日，為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益陽市博物館舉辦了“生命簽證—國際正義人士何鳳山博士拯救猶太難民事蹟展覽”基本陳列。

2007年9月21日是何鳳山逝世10周年的紀念日；9月25日，其骨灰從美國遷回家鄉湖南益陽安葬。在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1947年何鳳山先生的一首詩：“大造生才非偶然，英雄立志豈徒然，而今願集精與力，萬里前程猛著鞭。”詩以言志，名以史留。9月28日，何鳳山博士紀念墓地在湖南省益陽市落成揭碑，以色列駐華大使安泰毅、何鳳山女兒何曼禮等均前往益陽，深切緬懷何鳳山博士。2009 年5 月18 日，益陽市博物館新館落成並正式對外免費開放，展館二樓設立了“何鳳山紀念館”，專題陳列“國際正義人士——何鳳山博士‘生命簽證’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