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亭

胡蘭亭，亦名齊勛。1865年出生於湖北漢川一個船工家庭。因幼年喪父，流落漢口街頭，以乞討度日。後為基督教倫敦會福音堂所收養，並得以進入該會所辦之教會學校讀書。完成中學部學業後，深得英籍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之器重，親自為其施洗，並推薦他到武昌文華書院學習。 1882年，胡蘭亭又被保送到上海聖約翰書院攻讀神學。1886年畢業後被派至湖北宜昌傳道。不久返回武昌，任職於文華書院。1902年調任武昌高家巷聖約瑟教堂牧師，武昌聖公會會長；後任鄂湘教區吏總。

1902年，武昌聖公會牧師黃吉亭在聖公會救主堂創辦了書報閱覽室“日知會”，以“日求一知，不斷進取，開啟民智”。“日知會”之名取自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顧亭林的《日知錄》，此書原有“明道救世”之意。日知會取其名、其意以明日知會創立之宗旨。當時他們所購買的書籍與報刊多是基督教廣學會出版的“泰西維新政藝書及時事報章”，擺放於教會閱覽室中，任人閱讀。日知會創立後，胡蘭亭擔任日知會司理。不久，黃吉亭被調往長沙開辟新堂，胡蘭亭便接任武昌日知會會長之職。接任後，他除了更多訂購新書報刊外，還經常舉行公開講座，“批評政俗，無所忌諱，一時知識分子、憂國志士咸嚮往之。”

胡蘭亭執掌日知會後不久，聘請聖公會救主堂教友劉靜庵為司理。他向胡蘭亭建議藉日知會以革命救國，說：“國勢誠岌岌矣！公中國人，當不忍其淪胥。下走愚妄，竊愿藉此謀革命以救國，公能許我乎？” 胡蘭亭對劉靜庵此言深表贊同，答曰：“愿與君共為其難，即如君言，弟好為籌劃也。” 劉見胡至誠慷慨，遂深受感動而泣。胡蘭亭就此委托劉靜庵改組日知會，隨即二人和曹亞伯共同策劃，將之改組為革命機關。胡蘭亭既走上革命道路，就努力鼓動反清，和劉靜庵及一些基督徒組織了以學生為主的“救世軍”，向學生抨擊和揭露清廷的腐敗，鼓吹革命。至此，武昌日知會從一個宣傳新知識、新思想的機構，轉而成為一個在教會的掩護下以推翻滿清皇朝，成立新中國為目標的革命組織。有人為胡蘭亭牧師擔心，但“蘭亭一笑置之。” 當時的人形容“牧師胡蘭亭有新思想，果敢有為，凡百事得其輔助”，所以“日知會工作推行極為順利”。胡蘭亭和聖公會另外兩位牧師黃吉亭、劉藩候一起，相互配合，全力以赴，藉其在教會的身份地位來發展日知會，使之為醞釀武昌起義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4年，黃興、陳天華和劉揆一等人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創立華興會於長沙。隨即聯絡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會黨，策劃起義。1904年11月，黃興計劃乘慈禧太后慶賀大壽，湖南全省大吏參加慶典之際，在會場引爆預埋炸藥，以引起混亂，並乘機在湖南起事。不幸起義計劃泄漏，官府衙門隨即大肆搜捕革命黨人，長沙城內一片恐怖。在這危急關頭，黃吉亭派人暗通消息給革命黨人，幫助多人逃跑，或藏匿他們於教會中。當時黃興被困於友人龍璋的家中，黃吉亭知道後，親赴黃興之藏匿處用“美國聖公會”的轎子接載黃興，成功地將他轉移到聖公會教堂樓上藏匿。十幾天後，黃興計劃脫離險地前往別處。為使他安全轉移，胡蘭亭牧師特地趕往長沙，與黃吉亭、曹亞伯等人密謀送他出城。胡蘭亭將黃興的鬍鬚剃掉，然後由黃吉亭和黃興一起喬裝成海關人員離城。當黃吉亭護送黃興離城時，曹亞伯虔心祈禱上帝保佑黃興平安。曹後來回憶說：“予……惟在寧鄉中學操場默禱上帝，求上帝護佑黃克強平安出城，予且愿終身為上帝作證，無論在何人面前必相告曰：我乃信上帝之基督徒也。” 是日夜晚，黃興得以安全離城，登上日本“沅江丸”號輪船。黃吉亭親自陪伴黃興到漢口，直到把他送上駛往上海的“江亨”輪上後，才與他道別。胡蘭亭和黃吉亭的救國救人之舉是出於其基督教信仰和耶穌的愛，誠如其教會教友兼革命同志的張純一所讚：“丹誠水火救斯民，耿耿耶穌博愛心。” 許多日知會革命黨人，包括那些非基督徒都驚訝於基督教信仰對這兩位牧師的影響，一提起他們對兩湖黨人的保護與貢獻，均贊不絕口。日知會志士張難先日後如此評價說：“武昌光復，黨人多頌胡蘭亭、劉靜庵兩先生功。”

1906年10月，日知會密謀策動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的革命志士聯合會黨舉行起義。12月，孫中山派遣胡瑛、朱子龍和梁鐘漢等人赴武昌，與劉靜庵等人一起，準備依靠日知會的力量，策應起義。不幸因叛徒郭堯階告密，起義行動再告流產。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即大肆捕殺革命黨人，由於劉靜庵被誣告為長江會黨首領劉家運，故以“匪首”之名予以通緝。當時武昌聖公會會長余文卿之子余日章是日知會成員，他在衙門中有相熟朋友，得悉清吏緝捕劉靜庵的消息後，迅速通知了劉靜庵。在胡蘭亭師母安排下，劉藏匿於胡蘭亭大姐家中，但終因叛徒出賣，劉靜庵等九人相繼被捕，解往武昌下獄，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丙午日知會謀反案”。不久，張之洞下令要把劉靜庵和胡瑛等人處決。後在中西教會人士的戮力營救並美國的外交斡旋下，清廷外務部妥協，下令張之洞“從緩處理”，故免了劉靜庵等九人死刑。1909年,劉靜庵和胡瑛被改判終身監禁。

劉靜庵等人被捕後，胡蘭亭和黃吉亭等人也上了清衙門的黑名單，但當時胡蘭亭正在日本。他於1906年8月赴日本留學，先後在崇文書院和帝國大學讀書，期間結識了孫中山和大批革命黨人。1909年回國後，胡蘭亭常以傳道勸化為由，到監獄中探視劉靜庵，並曾設法營救。在此期間，他寫出《獄中信徒》一書，並將探監時拍攝到的獄吏虐待革命志士的照片帶出，公諸於世。劉靜庵終因飽受摧殘，於1911年6月病死獄中。胡蘭亭為其料理喪事並贍養其母，並將劉靜庵之言行整理成《劉靜庵》一書，鉛印出版發行。

辛亥革命成功後，胡蘭亭不求權位。孫中山曾邀他出任政府官員，卻被他婉謝絕。當時“日知會員顯貴者其多如鯽，（胡蘭亭）訖不與通，仍致力於社會慈善事業及佈道，老而不衰”。孫中山曾書贈其“博愛”橫匾，以示勛獎。

1938年，前日知會會員張難先等人在武昌日知會故址上豎立起一座纪念碑，碑文寫有“故日知會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表明了武昌日知會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作為日知會領導人之一的胡蘭亭更是功不可沒。

1936年4月19日，胡蘭亭病逝。在其葬禮上，張難先敬奉“吾黨長城”直軸一幅，並題詞予以評價：“蘭亭先生，鑒清末吾鄂革命自科學補習所失败後，合城幾無托足之地。其時，蘭亭先生主持聖公會教務，即本大無畏之精神與劉公静庵，就日知會為機關，作大規模之運動，軍學界加入本黨者以數千計。吾鄂辛亥革命，實立基於是，因題此以挽之。” 胡蘭亭長子胡慶生是中國首位留美圖書館學碩士，亦是一位銀行家，現居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