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

一、早年背景

胡美，英文名為愛德華•休姆（Edward Hicks Hume），於1876年5月13日出生在印度的艾哈邁德納格爾（Ahmednagar, India），其祖父和父親都是在印度從事宣教工作多年的傳教士。在先輩的影響下，愛德華自年少時起即立志繼承父業，到海外去宣教。他於1897年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完成學士學位，隨即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醫學院攻讀醫學，於1901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03年至1905年間，他在美國公共衛生局派遣下赴印度從事鼠疫防疫工作。1905年6月，愛德華接受耶魯大學“雅禮會”（Yale-in-China Mission）的聘請，到中國湖南長沙創辦醫院和學校。

雅禮會（或雅禮協會）是耶魯大學對外傳道會的中文名稱，由那些熱心普世宣教的學生，在校長和校牧的支持下，創辦於1901年2月10日。雅禮會不同於傳統教會的組織，其成員來自不同的教派。他們的主要目的也不在於直接的海外布道，而是通過興辦教育與醫療事業來體現基督教的信仰與服務，“要在中華帝國的內地建立一個基督教教育中心。” 他們為這個對華宣教組織取名為“雅禮”——取自中國儒家經典《論語•述而第七》中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而且“雅禮”二字亦恰好與耶魯的英文校名“Yale”諧音。

德本康（Lawrence Thurston）和畢海瀾（Harlan Page Beach）二人是雅禮會首批派赴中國的傳教士，他們的任務是考察在中國開設醫院和辦學的可行性，以及尋找確定地點。經與各在華宣教團體的會商，最後決定以湖南長沙作為雅禮會的教育與醫療宣教的基地。地點確定後，雅禮會又花了近一年的時間籌集到足夠的啟動資金，然後物色合適的人選擔此開拓性重任。這時畢海瀾想到了身在印度孟買的愛德華•休姆醫師，於是寫信邀請、鼓動他到長沙來辦醫院：“……你在孟買所做的任何事業，絕不能和在長沙的機遇相比。……不用多久，你就可以在湖南創辦一所醫科大學，這裏才是你應該工作的地方，希望你立刻就來！”

二、進入長沙，建院設校

1905年6月，時年29歲的愛德華•休姆放棄了他在印度的事業，帶著妻兒來到古城長沙。當時的湖南以守舊排外著稱，長沙的城門長期對基督教充滿戒備地緊閉著，高大的城墻和城中保守的士紳們堅決地阻擋著外國人，抗拒著外來的文化與宗教。當年英國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等華中傳教士曾三過長沙城而不得入內。直到1903年10月，長沙才迫於西方列強的壓力而不得不對外開放。當時許多外國人歡呼：“湖南這個中國最為保守的省份，排外和反洋教最為強烈的地方，現在向外國和教會開放了。” 但湖南人排外的勢頭並未因此減弱，雖然不得不允許外國人進入長沙城，但他們決心要使外國人在長沙城內無立足之地。當愛德華來到長沙時，城墻上還張貼著湖南巡撫的告示，明令禁止人們將城內土地賣給洋人。為了避開鋒芒，也為了融入中國社會，愛德華決定先學好中文和中國的文化習俗。在當地教會的幫助下，他請到長沙人楊熙少做自己的家庭教師，一起前往江西廬山潛心學習。同時，他也入鄉隨俗地為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胡美。“胡”姓，正好與他的英文姓氏“Hume”諧音。此後，當中國人問他“先生，貴姓？”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回答：“免貴姓胡。” 由此他便成了“胡醫生”。在楊熙少的教導下，他不僅很快掌握了漢語，還學會了長沙話。

1906年10月，胡美回到長沙，通過楊熙少找到一個劉姓長沙人，以這位劉先生的名義在西牌樓街買下一羅姓老板的“中央旅館”，經修繕粉刷後，於1906年11月，湖南省內的第一所西醫醫院——雅禮醫院（湘雅醫院的前身）正式掛牌開業，由此開始了雅禮會在中國的醫療事業。

由於多年的反洋宣傳，長沙民眾對西醫充滿疑懼和誤會。故當雅禮醫院開業之初，門庭冷落。胡美接待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位經中醫久治不愈的人，當人們把他擡到雅禮醫院時已經奄奄一息了，但胡美還是接診了這位病人。遺憾的是，這位病人還沒怎麽接受治療就死了。胡美為此極度恐懼和不安，主動提出要為病人買一口上好的棺材安葬。好在病人的家屬通情達理，見此便沒找雅禮醫院的任何麻煩。

胡美治好的首個病人是街頭上的一個乞丐。這個乞丐肩上長了個大膿包，由於沒錢看醫生，聽胡美說要免費為他治療，於是就抱著豁出去的心理來到雅禮醫院就診。胡美輕易地就用手術刀解除了這個乞丐的痛苦。這個乞丐沒錢，但有口，出去後逢人便說雅禮醫院的洋醫生如何如何了得。隨後，胡美又縫合了中醫無法治好的一位患者的兔唇，還治好了一位白內障患者。在不長時間內，越來越多中醫無法治療或療效不好的病例在胡美的雅禮醫院都給治好了，這樣前來看病的人就慢慢多了起來。先是窮人，不久也有達官貴人用轎子把胡美請進府去看病了。

初時，行醫過程充滿了風險，因為一旦失誤造成病人的死亡，就有可能激起千奇百怪的謠言，甚至導致暴亂。醫院的信譽更是直接關係到其存亡，所以胡美在開業初期小心翼翼，盡可能避免出現死亡病例，否則醫院將被關閉。為了適應中國人的看病習慣，胡美還依照中醫的方式，在診治完成後還要為病人開藥方抓藥。他還得遵從當地的規矩，給街道的清潔工、更夫等人交稅，甚至也要給地痞團夥交保護稅，這樣才能表現出他也是當地居民之一，承擔了共同的義務。初期條件艱苦，人手、醫藥和器械都很缺乏，工作沉重而繁瑣。除這些困難外，還必須要有不厭其煩的熱心、耐心與服務。

雅禮醫院創立後第二年即開始接收住院病人，該年中，胡美醫生共診治病人1229人次，其中住院病人40人次。到1911年，病人增至10000人以上，其中有347人住院治療。他醫術精湛，以麻醉術為病人切除膿腫，贏得病人的交口稱贊，並四處宣揚其醫術之神奇。他還時常走上街頭，主動給兔唇患者提供手術；還給四鄉八里慕名而來的白內障患者提供治療。隨著時間的推移，胡美不僅贏得了長沙人的認可與尊敬，更贏得了人們真摯的信賴和友誼。他收到越來越多的錦旗——中國人酬謝醫生的方式，感謝他“妙手回春”。這樣的信賴與友誼也延及到城市的士紳階層中，不斷有官員、商人和士紳的家庭來請胡美出診，並和他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講究人情關係的中國社會，這種關係對於雅禮醫院的發展，以及日後湘雅醫學院的建立有著極大的幫助。

在創建雅禮醫院的同時，胡美等人也在雅禮醫院對面創辦了雅禮學堂（現雅禮中學之前身），首期即招收了53位留著長辮子的男生。學堂傳授西醫知識，醫院進行臨床示範，逐漸形成了以醫院帶學校，以學校促醫院的共生模式。

要培養中國的醫學人才，建立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並且要在民眾中傳播公共衛生意識，都得從建立現代化醫科學校，培養中國新醫學人才開始。胡美一直希望能有一個中國人醫生來幫助他，可以與長沙各方面進行更好的溝通與聯係。終於在1910年參加漢口中國教會醫學大會時，他見到了剛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顏福慶。顏福慶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創辦人之一顏永京的侄子。1906年，他得入耶魯大學醫學院深造，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又去英國進修熱帶病學，畢業後又到巴黎、柏林和維也納等地考察西歐醫療事業，然後回國。1910年，顏福慶接受美國雅禮會聘請，到長沙雅禮醫院擔任外科醫師，成為胡美的得力助手，更成為胡美的追隨者。顏福慶擅長外科手術，尤其精於眼科手術，並且由於他的中國人身份，當地人對他更為放心和信賴。顏福慶的到來給了胡美以極大的鼓舞和支持，不僅在醫療業務上可以協助他，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他打通與社會各界交往的渠道。

1910年4月，由於米價飛漲，引起長沙暴民搶米風潮。風潮中民眾又把矛頭指向洋人，以致釀成教案。長沙的教堂、洋行乃至海關公署、西人俱樂部等，悉數被搗毀焚燒。但地處鬧市的雅禮醫院卻因為受到病人家屬的極力保護，竟然沒有任何損失地保全了下來。

三、創辦湘雅醫學院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譚延闿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督軍。不久，譚延闿的母親李夫人患病，經多位中醫調治都不見好轉。最後譚延闿想到了胡美，因胡美於同年早些時候曾經參加過他所主持的“文學會”活動。胡美和顏福慶臨診後，一致確定李老夫人患的是大葉性肺炎。對癥下藥，李老夫人果然藥到病除。譚延闿心中又歡喜，又感激，從此真正看重西醫，與胡美、顏福慶常相往來，成為知交。 　　

1913年，譚延闿提議以湖南省政府名義與美國雅禮會合作，共同創辦一個專門的新式醫科大學，由雅禮會招聘老師、配備設備、提供資金；湖南省政府則在長沙搞定一塊地皮並提供每年的補助金。為體現兩方面的合作，雙方共同商定，將這個醫學院定名為“湘雅”，“湘”即湖南，“雅”即代表雅禮會。但這一協議在上報北洋政府時卻被駁回，認為地方政府與外僑團體定約辦學，無此先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14年春，顏福慶與胡美北上北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35人，發起成立了“育群醫學教育協會”（簡稱“育群會”），致力於發展地方教育衛生事業。該會隨即將重點移到湖南，成為由湖南省教育界名流和士紳組成的群眾性團體。然後以該會名義與雅禮會聯合辦學，從而變成了兩個民間團體的協議。為了表示教育權限屬於中方，顏福慶擔任了湘雅醫學院（當時稱“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校長，胡美則繼續擔任醫院院長的同時兼任醫學院教務長。經過這些改動，這一協議終於爭取到議會的多數票贊成，得以通過。1914年7月2日，雙方簽訂了十年的辦學協議。中國方面負責建院場地、房舍建築和200名醫科學生的教育經費；美國方面負責建築費和院內設備費並擔負支付美國來華醫生和教師的全部薪金，湖南省政府每年撥給一定數額的津貼。此後，雙方組成了湘雅醫學會，由育群會和雅禮會聯合組成了董事會。1914年9月，湘雅醫學院（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的前身）在潮宗街正式開課，同時開始著手建造新院舍。

湘雅醫學院從1914年起招收了13名醫預科學生，到1920年預科學生已有160名。1921年6月，湘雅醫學院首批共10名醫學生畢業，張孝騫是其中之一。他是1914年考取湘雅的，畢業時以臨床和研究兩個第一名的成績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張孝騫後來成為中國著名的內科專家和醫學教育家。

1918年新院舍落成，美輪美奐，成為長沙的新地標，湘雅醫院和醫學院都遷入新址，醫療和醫學教育事業的業務也隨即迅速發展。到1924年住院病人直線上升到2200人次。門診就醫人數在1916年即已超過30000人次，1919年上升到38000人次，1924年上升到42000人次。這就是說，與建院初期相比，到湘雅醫院就醫人數已翻了40倍之多。 　　

自湘雅醫學院創立後，胡美大部分時間擔任教務長，1923年又出任院長。期間，學校教學採用五年制和英語教學；開設課程除醫學預科課程外，還有相關的生物學、物理學、化學以及臨床科學等學科。湘雅還附設護士學校，既招收男生，也招收女生入學，接受正規的醫護教育與訓練，從而打破了婦女不得隨便拋頭露面，接近陌生男子的禁忌，使她們投身加入護理行業；“護士”這個詞開始在長沙人的視野中出現。在胡美的辛勤耕耘下，醫學院得到長足發展，為中國培養出許多西醫人才，從而成為中國第一流的醫學院校，在當時享有“南湘雅，北協和”之美譽。

不幸的是，自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浪潮，造成政局不穩，社會動蕩，也無情地沖擊到湘雅醫院和湘雅醫學院，甚至多次迫使胡美不得不暫時離開長沙，以避風險。例如在1910年長沙“搶米風潮”中，胡美夫婦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倉皇逃往漢口避難，沿途飽受磨難與艱辛。然而當胡美在其自傳裏述及此一經歷時，竟在章首引用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磨，不成道”這句格言，似乎將這些遭遇看為是對自己有益的而歡然接受，可見其信仰之誠。

1924年11月，湘雅醫學院發生學生集體罷課事件，導致140名醫學生離校。風波平息後不久，譚延闿告知胡美：“我們感激你們外國人為幫助中國而所作的努力，但是我們不能再忍受帝國主義了。” 胡美回答道：“這正是大勢所趨，董事會裏無論是中方還是美方人員皆願意順應這一潮流。” 1925年，雅禮會退出董事會，院務與校務全部由中方負責，但雅禮會繼續負責派遣醫生和教師擔任具體醫療和教學任務，並資助湘雅所需一部分教育經費。

1926年，時局的錯綜復雜和雅禮會董事們日漸擴大的分歧，致使胡美萌生退意，於是他向雅禮會遞交了辭呈。1926年底，因政局混亂，美國命令在華所有僑民都撤離中國。胡美和所有外籍教師，也包括顏福慶和家人在內，在省政府派出的100名士兵的護送下，登上去往武漢的擁擠的火車，繼而返回美國。顏福慶則北去北京，一度在北京協和醫學院任職，後來又去上海參與創辦了第四中山醫學院。胡美於1905年到湖南時，年29歲；到1926年離開時已屆50歲，在中國工作了22年，被譽為雅禮會在中國的奠基者和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1927年大革命時期，湘雅醫學院和護士學校都被迫停課。大革命高潮過後，1929年秋季，湘雅醫學院才復課並招收新生。從1929年起，湘雅的行政權全由中國人擔任，但在經費方面雅禮會仍一如既往給予一定的資助。1931年，湘雅醫學院和護校向教育部立案。同年，胡美再次來華，視察了湘雅醫學院、醫院和學校，欣慰地發現湘雅這一體系在中國人的經營下，仍有條不紊地運行著，繼續向中國各地輸送新的醫學人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秋，湘雅醫學院被迫遷往貴陽。此時外籍教師均已回國，教學任務全部由中國人擔任，張孝騫出任院長，在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繼續辦學。1940年8月，根據教育部的命令，湘雅醫學院改為國立，入學人數每年保持在200名上下。到1944年12月，日軍侵入貴州邊境，貴陽吃緊，迫使湘雅醫學院再度向重慶遷移，暫借重慶兵工署的一些房屋繼續辦學。數月後，日寇宣布投降，湘雅醫學院於1946年夏重返長沙。1947年，雅禮會又與湘雅恢復了合作關係，美國方面共募集了30余萬美元，供湘雅進行修建和擴建房舍使用。

1949年長沙解放後，湘雅照常進行教學與醫療工作。1953年，雅禮會將其英文名稱改為“耶魯中國協會”（Yale-in-China Association），中文名稱則確定為“雅禮協會”。但在同年，湘雅醫學院在中國的院系調整中，被更名為“湖南醫學院”，雅禮會與湘雅的合作關系至此亦告終止。從1902年雅禮會差派第一個耶魯大學畢業生來中國，到1952年外籍教師全都撤走，整整經歷了半個世紀。

湘雅醫院和湘雅醫學院不僅對湖南，而且對中國社會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其社會效應遠遠超過了醫學本身，擴大到了公共衛生、婦女解放等近代化方面。它不光培養了近代醫學人才，也促進了當地公共衛生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幫助人們樹立起了近代公共衛生意識和文明觀念。胡美曾呼籲長沙人加大力度改善這個城市的公共衛生狀況，首先亟待改善的是長沙的地下排水系統。由於排水不暢而引起的水污染是致命的傳染病源。可惜當時省政府的財政情況無力支持這浩大的改造工程。 此外，湘雅醫學院的意義在於它不僅傳播了西方醫學，更重要的是培養了自主承擔傳播和推進新醫學的中國醫學界人才。顏福慶的預防醫學和公醫制思想在近代影響深遠；湘雅第一屆畢業生張孝騫，在日本侵華，湘雅幾乎面臨消亡的時刻擔任校長，承擔起繼續維持湘雅的任務。還有校友如樂文照、湯飛凡、高鏡朗等人追隨胡美的宗旨，在上海、重慶等地相繼創辦了湘雅式的新式醫科學校。

四、美國歲月

胡美於1927年回到美國後，擔任紐約醫學研究學校與醫院（New York Post-Graduate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的主管和執行副院長。1934年至1937年間他曾回到中國進行了一項關於醫療設備的調查。1938年又前往印度進行了類似的調查。他還參與創辦了海外基督教醫務理事會（Christian Medical Council for Overseas Work），並於1938年至1946年間擔任該理事會總幹事。在退休前的十幾年中，他一直為醫療宣教事業盡心竭力。胡美精力充沛過人，除了行醫宣教，以及繁重的行政工作外，他經常奔走世界各地參加宣教與學術會議，發表演說，和著書立說。他是當時公認的宣教界和醫學界的權威人士。

在溝通中西醫學方面，胡美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對中醫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初到湖南時，他對中醫尚有一定的偏見。但在與中國醫生的不斷接觸中，他逐漸改變了自己的看法。1908年，山東美國長老會醫院培訓出的外科醫生、中國人侯光孝(Hou Kung-hsiao)來長沙協助胡美工作，是他幫助胡美了解了很多中國的傳統醫學，從此他開始尊重並重視中醫，尤重中醫的藥物療效，認定中醫中肯定包含許多有價值的東西。1940年，胡美出版了《中國醫道》》（The Chinese Way in Medicine）一書，系統地論述了中國醫學，從中可見他對中國醫學等了解與欣賞。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希臘和阿拉伯醫學奠定了歐洲醫學的基礎，而比它們更古老的中國醫學思想，證明是適合亞洲文明的。他不僅承認中醫在藥物學方面以及運動療法方面的貢獻，也澄清了西方醫學界人士以往對中醫診療中使用的望聞問切“四診法”的誤解，認為中醫的診療方法是合理而明智的，而且也有理論，並非完全是經驗型的。他認定中醫是建立在有別於西醫科學基礎上完整的思辨體系，因此應當理性地看待中西醫之間的區別。“我們有待醫學史家去研究中國醫學文獻，有待藥理學家去研究本草綱目中數以百計的藥物的療效，只有這樣，整個科學世界才能得到中國醫學之道的真髓。”

1946年，胡美出版了《道一風同：一位美國醫生的在華生涯》（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一書，可謂其中西醫思想之集大成。該書封面上是胡適博士親筆所提“道一風同”四個大字；書中每章篇首所引之中國格言，更體現出胡美的中文造詣之深，如“入境問禁，入國問俗”、“攻城為下，攻心為上”、“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等句，而且都十分貼切地點出各章的主旨，也表述出中國文化與醫學中的重要理念。書中指出：“對那些來自西方，接受科學實驗的醫生來說，一開始對中國醫學產生懷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他們認為中醫沒有解剖，沒有可控制的實驗，說千百年來中醫是科學探索沒有什麽證據。……在西醫來到中國，待在中國一輩子後，他們才漸漸地理解和同情地生活在中國了。慢慢地，他們改變了對中醫的態度。中國古代的一些醫學知識確實有其價值，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中醫診斷和治療的老方法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由於改變了過去那種居高臨下看中醫的心態，胡美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發現一些當代西醫治療方法在中國古已有之。他在給一個患傷寒的女孩治病時讀到了病患家長帶來的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發現“書上準確地描述了發熱的開始，寒熱、頭痛、沒有食欲、鼻子出血、中午過後體溫上升很快。就是奧斯勒 (William Osler)也沒有描述得如此清晰。” 他還發現，西醫使用的一些藥物中醫早就在使用。胡美贊揚說：“令人驚訝的不是那麽多植物藥物產於中國，而是中國人認識到很多動物可以當作藥用來治病。”“源自經驗的中藥和實驗性的西藥竟然如此的相近。” 與最初傳教士醫生們常常談到中醫對許多病癥束手無策不同，胡美也看到了中醫能處理西醫難題的例子。胡美通過中西醫會診發現盡管診斷方法不同，中醫和西醫同樣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他還講到湖南省的司庫生病時，為了知道是否中西醫能夠達成一致意見，特意同時請了“長沙非常有名的中醫王醫生”和胡美一起診斷。結果王醫生用中醫望聞問切的辦法和胡美通過實驗設備化驗後的診斷結果是一致的。

1950年，胡美的《傳教士醫生們的勇氣》（Doctors Courageous）一書出版，該書謳歌了在亞洲、非洲各地從事醫療宣教的傳教士們的美好見證。

1957年2月8日，為海外宣教與醫療事業奉獻終生的胡美博士逝世於康乃狄克州的紐黑汶（New Haven, Connecticut），享年81歲。死後葬於耶魯大學旁邊的長青墓園（Evergreen Cemetery）。胡美夫人夏洛塔（Charlotta “Lotta” C. Hume）是位護士，一生與他同工最久。胡美去世後，她為他寫下了一本完整的傳記Drama at the Doctor’s Gate，於1961年出版。夏洛塔得享長壽，去世時整100歲（1876-1976），葬於胡美墓旁。

胡美夫婦共育有三個孩子，分別為Theodore C. Hume, Charlotta E. Hume and Edward Welch Hume。其中小兒子Edward生於江西廬山，卻不幸於1916年因罹患白喉病而死於長沙，死時還不滿兩歲。

最後交代一下，1980年，雅禮協會與湖南醫學院和武昌的華中師範學院恢復了合作關係。1985年8月，長沙市第五中學又恢復了“雅禮中學”的校名。而湖南醫學院卻沒有恢復原來的湘雅校名，而是在1987年被升格為湖南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