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  — 1899

花之安

Ernst Faber

19世紀德國基督教禮賢會傳教士、漢學家、植物學家。

一、早年求學生涯

花之安(Ernst Faber,又名福柏)於1839年4月15日生於德國科堡(Coburg)。1858年到巴門(Barmen)一所禮賢會神學院求學;畢業後又先後去巴塞爾大學、杜賓根大學和哥塔大學攻讀神學、醫學和植物學。花之安於1858年加入德國基督教禮賢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RMG”),並於1865年作為禮賢會傳教士,奉差到中國宣教,於1865年4月26日抵達香港。

二、在華經歷

花之安來華後,曾在香港、廣東嶺南一帶地區從事宣教工作十餘年,以行醫和辦學等方式傳播福音。後因喉部患疾導致發音困難,而不得不離開教會講壇,此後專心從事寫作和漢學研究,通過文字著述繼續傳揚基督福音。1880年,花之安與禮賢會脫離關系,獨立從事宣教約5年之久。1884年,德國教會成立同善會(General Evangelical Protestant Missionary Society, 簡稱AEPMV),其宗旨是差派具有大學文化以上程度的傳教士到異教國家宣教。花之安遂於1885年申請加入該會,翌年轉赴上海,結交官紳和士大夫,專門從事著述,致力於以儒學思想來詮釋基督教義,並先後在聖教書會(Book and Tract Society)和同文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任職,出版發行了不少福音書籍。在同一時期內,花之安在上海整合德國僑民,為他們創辦了德語禮拜。

三、宣教理念與路線

花之安在華的宣教方式基本沿襲了“利瑪竇路線”,選擇與“中國心靈”相契合的路徑傳揚基督福音,即“孔子加耶穌”的方法,來增加國人的認同感,使之更容易接受福音。同時也給晚清社會帶來了西方文明,為國人打開了一個了解西方文化與社會的窗口。因花之安意識到,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福音,就“必須要深入研究中國人精神組織的心理基礎,並從基督教真理出發,對中國現有的精神生活進行批判分析,從根本上說服中國人,使其自覺地接近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及其知識寶庫。” 因此他花費許多時間,潛心研讀了大量的國學經典。他繼承了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觀點,認為要使福音在中國廣傳,就必須要適應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只有當基督信仰達到“補儒、合儒、超儒”的目的時,才能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可,進而透過他們去影響人民大眾。通過對儒家思想的研究,花之安提出《聖經》的很多思想是與儒家學說相通的,認為“耶穌道理,實與儒教之理,同條共貫者也。”(據《自西徂東》)

四、思想與著述

花之安在中國35年的宣教生涯中,以“文字宣教”為重點 ,一方面用中文撰寫了若干福音書籍和介紹西方文化的著作,其中包括《自西徂東》、《泰西學校論略》(1873年)、《教化議》(1875年)、《人心論》(1879年)、《性海淵源》(1893年)、《中國史編年手冊》(1902年)等書;另一方面他也研究翻譯中國傳統經典作品,用德文和英文寫作,把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系統地介紹到西方世界,其代表作有《儒學匯纂》(德文,1872年)、《中國宗教科學導論》(德文,1873年)、《孟子思想》(德文,1877年)、《中國著名男子名錄》(英文,1889年)、《中國著名女子名錄》(英文,1890年)等著作。其他代表作還有《德國學校論略》、《經學不厭精》五卷、《明心圖官話》、《中國婦女的地位》、《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玩索聖史》、以及《馬可講義》等作品。

在其所有鴻篇巨著中,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是《自西徂東》(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這是一本至今閱讀起來依然富有啟發性的文化論著。花之安通過中西方文明的具體對比,指出了晚清中國社會、道德、文化現狀與西方相比落後的地方,並提出只有基督信仰才能解決中國存在的問題,以福音作為改良中國文化的最佳方案。

五、《自西徂東》之梗概與影響

《自西徂東》,按英文直譯應為《文明,中國與基督教》。該書寫於花之安廣東宣教期間,從1879年10月至1883年,在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創辦的《萬國公報》上連載發表,並於1884年由香港一位英商出資1200元在香港正式出版。1888年,上海廣學會重印《自西徂東》,並贈送一萬冊給南京傳教士,讓他們分發給應試學子。1893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時,德國傳教士克蘭思捐資1200銀元,專印花之安的《自西徂東》,分送給中國士子。自1888年至1911年《自西徂東》共發行了54000冊,是廣學會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之一。1898年初,光緒皇帝訂閱129種西書,第一種就是《自西徂東》。該書在當時希望變革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有人甚至認為《自西徂東》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書,花之安也因此被人譽為“19世紀最高深的漢學家”。

“自西徂東”即“自西往東”之意,出處為《詩經•大雅•桑柔》中“自西徂東,靡所定處”一語。全書主旨在於將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文化介紹到東方;同時以《詩經》中詩句為書名,使之顯得“中國化”,更容易被中國士大夫階層所接受。《自西徂東》全書共分5卷,花之安將西方文明的結構,對應於中國儒學的“五常”,析成五門,分別從仁、義、禮、智、信進行闡述,分門再別類,以問題的性質列目,凡歸納成七十二章。“仁、義”兩卷中主要敘述了花之安所理解的仁、義之行為。“仁集”所述的內容大體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的仁愛和仁政有關;而他對“義”的理解為“義為人之正路,義者出人維均,義為事理之宜”,所述主要為國家理財和人民權利。“禮集”主要是介紹西方的社會禮儀風俗,同時對當時社會中存在的種種陳規陋習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如纏足、納妾等,特別是婦女纏足。卷四“智集”以西方的經、史、子學為先,介紹西方文化、科技,並與中國進行比較。末卷“信集”主要介紹西方社會團體,包括諸多基督教會組織。在介紹過程中,融入了對基督教教義、信仰與實踐,以及基督教律例與禮儀的詳細介紹。

花之安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並引用儒學觀點來闡釋基督教教義。在他看來,基督教與孔孟之道在根本意義上是相通的。基督教的根本宗旨是“愛人”,這正好與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含義相同。他在書中常常引用《論語》、《周禮》、《書經》、《孝經》和《易經》等中國傳統經典,作為自己觀點的理論支撐。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讀來讓人備受耶穌愛人之心感染,並向往泰西諸國之“自由、民主、人權”的社會。如在“義集”第二十五章禁溺兒女中,寫到“泰西體耶穌救人之心,恒欲拯救人之危厄,豈聞溺女之殘虐,而不出一言以勸止乎?至用墮胎藥,西國尤必嚴禁,倘經訊實,必定死罪。” 從中西對比中,批判中國溺死女嬰的陋習,深刻揭示中國傳統封建觀念中對婦女的壓制和迫害。花之安對於“男女平等”的呼籲,沖擊了中國“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在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覺醒具有振奮之作用。晚清一批愛國救國志士,在花之安等西方傳教士近代民主、民權的思影響下掀起的教育改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女性的覺醒,推動了中國近代婦女運動解放。

《自西徂東》通過涉獵內容繁多的中西對比,直接揭露了中國晚清社會的社會、道德、文化現狀,對存在的問題和弊端加以批評,並提出改良的“藥方”。在該書自序中,花之安說“耶穌之真理,無所不備,無所不包,天之奧旨,人間之倫紀,地中之萬物,無不統括其中矣。” 同時認為若以“耶穌道化民”,民則不會“離心離德”。作為一個傳教士,花之安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場上,追求福音廣傳是為宣道者的使命,是個人信念所系。《自西徂東》的寫作目的雖為傳揚基督福音,但對中國近代社會也不啻為“一劑醒藥”,刺激了蒙昧之國民的覺醒,並帶來西方先進的技藝和異於傳統儒家信仰的基督福音。花之安對於未來美好圖景的描繪:“誠能得中國君子同心合力,共往西國,真心求耶穌之理,不囿於故見,不拘於小枝,精通西人格物、數學、天文各項之蘊奧,由此發出妙義,以創制顯庸,並不必假手於他人,斯可長久而不壞。” 正是時人所追求的中華民族之獨立富強,故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加之花之安對中國時弊的批評,也給了那時謀求中國富強之人士以很大的啟發。

因著花之安所取得的成就,1888年,傑那大學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1893年,中華教育會在上海舉行了第一屆年會,致力於在華推廣基督教教育。花之安在會上發表了“中國基督教教育問題”的演說,強調傳教士在宣教和教育事業中,必須盡力融合儒家思想和文化,最終使中國文化基督化。同年他還應邀參加了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研究大會,並宣讀了有關儒學的論文。

六、植物學研究之貢獻

花之安還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學家,1887年他偕同美國傳教士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深入四川峨眉山一帶研究植物,采集標本,發現一些新的植物品種,並以其姓氏命名。1888年,赫斐秋根據他們這次考察之旅寫成《華西峨眉山旅行記》一書。花之安還曾協助俄國著名植物學家貝勒編寫了《中國植物》,並為該書寫了《中國經書中的植物學》一章,於1892年出版。

1898年德國占領青島後,花之安移居青島,除了日常宣教和文字工作外,他還進行著與科學有關的考察與研究。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花之安對青島和周邊地區的植物生長情況,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考察和研究,寫成了《青島至嶗山植物概況》一書,被1897年至1898年度的《膠州備忘錄》所收錄。

七、青島最後之時日

花之安在青島的生活情形,沒有更多的文獻佐證,只是透過他在1899年5月寫給同善會一份報告可知,他當時的居住條件非常不好。在經歷了一場疾病的襲擊之後,花之安向教會報告說:“我設法布置所租的房間,並租下閣樓,以便在睡覺時能夠得到比較新鮮的空氣。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還好,這場雨使兩個房屋都漏滿了雨水。” 也就是在同一年的夏天,花之安將他珍藏的書籍和手稿送到他的年輕同事衛禮賢(Richard Wilhelm)那裡,以便得到更好的保護。

花之安本想在青島設立醫院來服務當地百姓,但由於疾病原因未能實現。1899年花之安不幸感染惡性痢疾,於同年9月26日逝世,享年60歲。死後葬於青島山東麓的外國人墓地,花之安生前好友為其題寫的墓誌銘:“基督教信仰與文化先鋒,在外國的德國學者花之安。”

八、青島福柏醫院

1901年9月,同善教會在青島市區內建立起一座醫院,以服務當地的百姓。醫院落成之後,以花之安的姓氏“福柏”(Faber)命名(今兒童醫院),實現了花之安生前之夙願。 這座醫院擁有三幢二層樓房,每幢都有一個大廳和兩個小房間,一共可收納60名病人。旁邊還建有一座收容傳染病員的臨時棚舍,可住50名病人。此外還有一個設有候診室、診療室和手術室和小型私人住宅。因為病人大多是比較貧困的民眾,所以,福柏醫院為他們提供的醫療服務多半是免費的。有資料顯示,在開業的最初幾天裡,就收治了60多個病人。

1905年,同善會與歐洲人協會的僑民集資5萬銀元,又創辦了一所新的醫院。為紀念這位同善會進入青島的開拓者,這所1907年竣工開業的西醫院最終也被命名為“福柏醫院”,而原來的福柏醫院則改稱為“花之安醫院”,又稱為“華德醫院”(今人民醫院)。該醫院占地8432平方米。最初,這座磚木石結構的醫院主樓為兩層大樓,南面和西面分別設計有山墻,並建有開老虎窗的閣樓和地下室。1946年冬,閣樓因失火焚毀,遂於次年用4萬美元將閣樓改為平頂式三層樓。福柏醫院開業後一直由德國人主持院務,醫院中的外籍西醫,多是以傳教士身份來華的。醫院的護理工作,也都由歐籍女護士擔任。到20世紀30年代,醫院開設電療室,設備有中波、短波、超短波治療機,用於治療骨關節炎、軟組織損傷等炎癥,其規模及先進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在一份1899年10月的政府文件還顯示出,花之安在植物學研究方面未竟之工作,後來也被繼續了下去。在青島的德國醫生們最終與德國的植物學研究所取得了聯系,持續了青島地區的植物收集和分類工作,為後來中國的植物學研究留下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寶貴遺產。

資料來源

  • Biographisch-Bibliographisches Kirchenlexikon Vol. 1 (1990), col. 1581-1582.
  • “In Memoriam. Dr. E. Faber”, Chinese Recorder 30 (Dec 1899), pp. 581-583.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