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伯楨與彭亦雲

一、家庭出生——蒙召求學

黃伯楨于1932年10月19日出生於一個傳道人的家庭，其父黃恩餘，于1930年代時在遠東宣教會做傳道，後在上海辦了一家名爲“信愛”的孤兒院。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泰州周莊開了間診所，在國共拉鋸戰時，盡了一位醫師的治病救人的本份。但在解放後的多次政治運動中，屢遭逼迫，傳道人和救治國軍的醫生這兩件事情，就是成爲結束他生命的重大理由。在瘋狂的1967年“文革”時，逼迫達到了極點，他當時在丹陽附近的呂城一個學校任校醫，這年的8月3號被紅衛兵造反派活活打死，被作爲無名屍送到火化場，幸被一位熟悉他的工人認出，通知了家屬，時年僅59歲。這件事情一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才得平反。

黃伯楨幼年跟隨父母親輾轉于鹽城、北京、昆山、泰州等地教會，初中畢業於省立揚州中學，高中畢業于江陰澄江中學。1949年蒙召進入無錫華北神學院，1952年華東地區神學院聯合，到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就讀，1953年畢業。

黃伯楨之妻彭亦雲於1931年10月9日，出生在一個傳統的基督徒世家。其父彭文餘，畢業于東吳大學體育系，先後在廈門大學、瀋陽東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光華大學從事體育教學工作；1936年曾赴德國柏林觀摩奧運會。她于1951年蒙召奉獻，進入杭州中國神學院，受助于她的舅舅黃詩田。1952年，華東地區的神學院合併到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1955年畢業。

二、婚姻家庭——事奉之初

1952年，黃伯楨和彭亦雲經由汪維藩（彭亦雲在杭州中國神學院的同學，黃伯楨老家泰州的同鄉）介紹相識，並在神學院的小禮堂裏在神的面前互許終身，一起追隨基督。1955年8月在上海閩南堂由陳志義（音）牧師主持了結婚典禮，後一起應蘇州基督教會姚天惠牧師之聘，到使徒堂從事傳道工作。黃伯楨畢業後，先到南京中華路基督堂工作半年，後去泗陽衆興教會工作一年，又因病回泰州老家休養，並在當地教會參與事奉工作。直到1956年底才回到蘇州，當時的區會差派他同時兼任滸關教會工作。

當時各種政治運動接連不斷。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蘇州教會十四個堂聯合成爲二個堂，部分教牧人員轉入安樂園（蘇州教會位於葑門外的一個墓園）搞畜牧、農藝。由於黃伯楨被打成“懸帽右派”，生活費從45元被減去了20元。其時他們有了第一個女孩，因給女兒起名叫“瑪拉”（苦的意思），成爲被批判的理由之一，被認爲是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不滿。隨後三年自然災害的歲月，他們的孩子接連流産，直到1961年才又得一個女兒；1963年再得一個兒子。黃氏夫婦對孩子們家教甚嚴，當兒女們犯錯而必須受責打時，總是在母親的監督下由父親“執刑”。他輕打一下孩子的同時，也重打一下自己，怪自己沒有盡責教育好孩子。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10月3日)，黃伯楨被某些“教牧人員”向紅衛兵控告爲“假左派、真右派”而遭受皮鞭抽打、硬物擊砸折磨近九十分鐘。那些曾經是他同工的“教牧人員”也在場參與施刑，每人各抽打一鞭。以致後來傷科醫生說：“解放以後，還沒有見過這麽嚴重的鞭傷！” 此次酷刑所引起的腦震蕩後遺症及腰背傷痛，伴隨了他的餘生。加上隨後生活費停發，更是雪上加霜。前往探視的母親，也被紅衛兵暴打驅逐，被強制搬離所住的宮巷樂群社的住所，獨自拉著板車，帶著三個孩子搬家。後來搬家成了黃家的隱痛，從他們結婚到蘇州工作，直到離世回天家，至少搬過15次家。黃伯楨傷情稍好後，與妻子一起爲了養家糊口含辛茹苦，什麽活兒都做，如修理鐘錶、理髮、洗塑膠、做保姆、做偉人石膏像、擺地攤、搞絲漆印刷等。特別做偉人石膏像的那段日子更是充滿了危險和恐懼，在那個年代，出現一點差錯都可能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但在製作過程中又不可能沒有差錯。面對這些做壞了的偉人像，其處理過程和方法，簡直就象那些殺人抛屍的罪犯一樣恐懼不安。

1969年12月3日，黃伯楨全家被下放到蘇北農村——鹽城地區阜甯縣施莊公社，成爲鹽阜平原上的“新農民”，當時最小的孩子才6歲。

三、浪子回家——火熱服侍

在極其痛苦的鄉村生活中，他們親身經歷了恨不得吃豬食的日子。三個孩子要上學，他們卻根本無法勝任繁重的農活，就象當時小學課文裏所形容的一種生活狀態，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程度，經常爲了一天只有一餐的計劃而不得已節約體力，晚晚的起床，早早的睡覺，同時也是爲了節約點燈用油。心力交瘁之餘，他們雙雙病倒了。就在這黑暗的1973-1974年之間，神的恩典與眷顧臨到了他們。他們再次被神的呼召所震撼，回到神的面前真誠悔改，並且在那個禁錮的歲月裏，把耶穌基督的福音介紹給兒女們，在家裏開始了秘密敬拜神的生活。當時，一是沒有聖經，他們就從家裏幸存的舊書裏找出一本希英對照的新約，鼓勵大女兒借助于學到的一些英語和字典進行翻譯，再加上父母親所能記憶的聖經內容，慢慢地拼湊。後來在外婆家找到了一些拆散的聖經，拿回來大家天天抄寫。二是沒有詩歌，他們只能拼命地從記憶深處發掘、記譜、填詞，或借助于收音機福音電臺裏的音樂記譜，雖然語言是聽不懂的，音樂卻是一門世界通用語言，常常促發父親的靈感，把詩歌填寫得非常美好。三是聚會形式很受限制。由於農民們彼此來往不講究禮儀規範，所以聚會常常會被不請自到的鄉親們打擾。在那時的環境裏，我們內心還存有恐懼和戒備，所以在聚會時，我們常把詩歌和聖經包藏在“紅寶書”的外殼裏；同時在桌上擺著撲克牌，以應突然的變故。

1975年，18歲的大女兒高中畢業，應召回蘇州工作。黃家的生活也漸有改善，黃氏夫婦以水田與生産隊換成旱田，用以種植果樹和蔬菜；同時還飼養了當時還比較稀罕的烏骨雞和白絡克雞。在常爲點燈的油而發愁，也常爲明天的糧食甚至下一餐而奔波的日子裏，神總有祂奇妙的安排，爲他們解決衣食問題。他們曾教孩子們學習謝飯禱文五十則，但那篇無飯可吃的禱文，卻一次也沒有被用到過。每遇生活危機的時候，神總幫助他們安然度過，再沒有忍饑挨餓的事情發生。黃伯楨也在神的幫助下，戒除了從“反右”時染上的二十多年的煙癮。在等候和仰望中，他們得著神的應許，那就是他們必定要回到故土，重新回到教會去事奉祂。這一點當時幾乎沒有人相信，都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神是信實的，不多年後，神的應許皆成爲現實。

四、進入迦南——熬煉爭戰

1979年，因著政治形勢的改變，各項政策也得以落實，“下放戶”始得歸回各自的家鄉，黃伯楨一家也返回了闊別十年的蘇州。當時沒有住處，全家人只好寄居于外婆不足20平方米的家中；所有家具用品都寄存在“使徒堂”裏。當時“使徒堂”還是乳膠廠的倉庫，直到1980年復活節才恢復聚會。教會過去被衝擊過的教牧人員都恢復了原待遇，但卻沒有黃氏夫婦的份，黃伯楨的月工資是30元，彭亦雲的是35元，後來因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每人才加了20元，又補發了十年未領到的生活費，其中扣除了在農村期間收到的糧草補助款，生活總算可以維持。這時小女兒也開始自食其力，家裏的負擔相應地減輕不少。

黃伯楨夫婦爲了生計曾去尋求落實政策的途徑，但“兩會”的當權者說：“政策只落實到秘書長一級”；到宗教局、統戰部去申訴時，他們說：“你不是右派，不用落實政策，所扣的工資，我們不知道。” 再問“兩會”當權者，所得到的答復竟是：“我不記得有過這事，當時扣你的工資，你爲何沒有吵鬧？……。” 試想，當時有帽子懸著，有過“什麽時候不老實，什麽時候就戴上去”的警告，又有誰敢鬧呢？！

從農村回來之後，政府要追究鞭打黃伯楨的事情，要他提供兇手的線索。他說：“算了，不必追究了，我也沒有留下被打傷時的傷情鑒定報告和醫療費用單據。” 經過浩劫，他只想和曾經鞭打過他的人在一起共同辦好教會，不計前嫌，拼命工作，以補償那些年沒有工作的虧欠。但可惜，那些鞭打過他的人非但沒有因他的善意而感動、悔改，反而在明裏暗裏顛倒黑白，說一些不合史實的話。當政府或信徒們查問事實的時候，他們也不肯站出來說明真相。

黃伯楨的文學功底比較深厚，讀神學的時候，常常寫一些基督教文學作品，發表在《協進》刊物上，如小歌劇《摘松樹枝子》等，後漸漸專注於教會的文字工作。由於在許多環境中，因不擅人際關係而得罪了相關當權者，從而他的作品被壓制不得發表。雖然這是一個非常不舒服的環境，但相信這是神加在他身上的熬煉，反而使他安下心來，寫出《涓涓細流》(382則)、《晝夜思想》(126則）、《揣摩而得》、《箴言日課》(12輪)、《交談雜錄》(221則)、《切磋琢磨》(725則)、《星光點點》(13分冊)、《傳道人自儆》、《基立溪隨筆》等。1986年寫出《尊敬老人集》和《怎樣交帳集》兩冊；主辦蘇州神學培訓班期間，寫了《簡明神學教程》、《教牧學》、《教義中的人》、《認識耶穌》等。在主持唱詩班靈修時，分別作了提綱性的講義，如《合宜之分》、《天理定律》、《誤區險情》、《操練敬虔》等等。

後來被逐出“兩會”後，黃伯楨又相繼寫出《敘寒溫》(1997年)、《小燈檯》(1998年)、《祝三新》(1999年)、《不相干》(2000年)、《樂如何》(2001年)；還有記實性的《牧場周記》(1993-2001年)。其創作的《使徒信經》等曲調，以及《經文短歌》共946首；補充本詩歌》共290首，內有自行創作歌詞配曲的，也有全部自己創作詞曲的有數十首，爲蘇州信徒廣爲傳唱。其有關神學、靈修、交通等文字著作合計爲500萬字以上，各類詩歌千餘首。這原是天父所賜給他的悟性和靈感，卻由此招致某些人的非難，視其爲“眼中釘”，以致“不敬老”、“不謙虛”、“愛出風頭”、“搞非法出版物”等等罪名接踵而至，甚至有人赤裸裸地當面嘲諷說：“君固有才，我輩不用奈何。” 黃笑答曰：“寫不寫是我的事，出不出版是神的事，我是主的僕人，主用即可。” 每當完成一本書，他都恭敬奉獻在主面前：“憑爾意行，主！” 他自己也常反復翻看，有時驚呼：“這是我寫的嗎？願一切榮耀都歸於神！”

彭亦雲在她的事奉歷程中，除輔佐丈夫做好教牧和文字工作外，自己也身體力行地勤奮工作。她不但把三個孩子帶到主的面前，讓她（他）們有份於主的救恩，得以走上天路歷程，也得這個在患難中的家庭，依舊充滿著平安喜樂的歌聲和歡笑。在艱難的生活中，她始終以一種豁達開朗的熱情感染著孩子們。當丈夫軟弱的時候，她總是積極地鼓勵他，並幫助他戒除了延續近二十年的煙癮。丈夫寫作，她充當秘書的角色，許多文章，都是經過她的多次謄抄、複寫，才得以問世。她也總是丈夫的第一個忠實讀者。直到她60歲之後，才有了一部286電腦，她又將丈夫的文章，一一輸入到WPS系統裏。後來電腦不斷更新升級，由於技術原因，常有資料丟失的事情發生，但她每次都不惜再重新輸入。據其子女統計，從她使用電腦到去世前的十年中，至少輸入各類文字達一千萬字以上。感謝主，使她有夠有用的智慧和力量。

作爲主的使女，她在1980年複堂後的十多年教會工作中，顯出主給她的特別恩賜，使她每一次講道都滿有能力，同時也加給她身體上的力量，她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在血壓高達220的時候，她還能騎自行車在外奔波；心跳不足50次/分的時候，還能帶領弟兄姐妹敬拜歌唱。在各樣的聖工中，都使衆人看到了主恩的榮美。

世人所看重的職務、待遇和聖職，他們從不伸手索要，一生甘守窮困。雖然他們的收入遠遠低於他們學歷所當得到報酬，但他們從不肯在經濟待遇和聖職問題上拿原則做交易。在他們的心裏，總覺得虧欠于對父母的孝敬和對子女的幫助，但孩子們卻始終以有這樣的父母親而感到驕傲和自豪。偶爾和孩子們談到所遭遇的不公平事，他們總是告誡說：“經上說不要以惡報惡，他們以惡對待我們，我們切不可以惡還他們，若是這樣，就是讓自己也墮落成惡人了。”

五、暴風驟雨——華美樂章

1991年春，在環境的重壓下，黃、彭已無法進行正常的事奉工作，只好向上級管理部門提出申請按世間慣例行政退休。等了一年多，沒有得到任何答復。期間他們雖然被禁止講道，但仍然去教堂參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奉。1993年春，市基督教“兩會”在禁止他們參加的情況下，作出了撤銷他們所擔任“兩會”組織中一切職務的決定。在所控罪名中，既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也不給予當事人申辯機會，最後也不將決議送達本人。接著，“兩會”將決議在教堂裏張貼公佈，並在蘇州地區教會中廣爲散發。同時，市政府宗教局、市委統戰部的官員也約請黃、彭前去談話，不准他們再進入教堂，並且警告，如果因爲他們進入教堂而引起信徒之間的衝突，責任將全部由他們承擔。此後，他們服從了這“在上執政掌權”者的指示，直到去世。市“兩會”還對他們進行“經濟制裁”，在生活費、醫療費等方面，百般設置障礙。此種做法，使得不信主的人，都感到不平和氣憤，但他們還是平靜地接受，因爲他們的指望在乎主。

在被迫離開教堂行政工作之後，黃、彭開始以文字和輔導工作爲主的事奉階段，憑著信心的生活，使他們更能體會到，神——傳福音靠福音養生——的應許，是多麽的可靠。儘管他們倆每月生活費總額只有727元，但卻象那位只擁有一把面一點油的撒勒法婦人一樣，一天也沒有遭遇過生活或者事工需要上的缺乏。即使最後兩年中，因治病而需要的大量醫療費用，同樣使他們經歷了主的預備是何等的豐滿，主的美意是何等的奇妙。

他們深信主的應許決不落空，包括十一奉獻的應許也沒落空過。文字工作經過從用筆複寫開始起步，到最後能用電腦586配雷射印表機和影印機過程。無論做到哪一步，神都豐富地預備，以致可以將文字複印成本，得以與人悟性交通，徵求意見，對渴慕的肢體進行輔導和扶持。這一切，以他們兩人的全部收入不吃不喝不穿不用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但他們經常說，神預備了多少錢，我們就做多少事，神應許的是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我們，甚至無處可容。他們全程自己輸入、修改、潤飾、打印、複印、裝訂、包裝，盡力做一切，把手稿變成一份份裝訂成本的雖然簡陋但很精致的手冊。黃伯楨歸天之後，彭亦雲坐在床沿或者起來扶著拐杖繼續工作，把丈夫病重期間留下的一些手稿繼續輸入完成。

有人笑他們，你們這麽愛神，怎麽神不報答你們呢？一輩子生活貧困不說，兩人晚年怎麽還患上了肝癌和白血病這樣的惡疾呢？他們內心非常平靜，在肉體生命即將過去時候，仍然平靜地表示說：“好鐵百煉才成鋼，我們是神的兒女，不是所謂的特殊階層，受些苦難，能使我們更加聖潔。”

2001年10月，黃伯楨被確診爲肝癌，直至2002年8月16日歸天。彭亦雲於2002年7月骨折接受手術，同年10月被確診爲白血病，至2003年1月14日安息主懷。黃家全家人一起經歷了15個月的煎熬過程。上帝讓他們實實在在地體驗了“耶和華以勒”的應許，並且親歷了“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