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寬

1855年8月，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典禮日，化學大教室裡熙熙攘攘擠滿了畢業生。這一天，來自世界各地的54名精英經過多年苦讀，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其中有一個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他就是中國第一位留洋醫學博士黃寬。他的畢業論文“論胃功能障礙”獲得了老師們的嘉獎，至今在愛丁堡大學校史中仍能找到其論文被嘉獎的記錄。黃寬學成歸國後從事臨床與教學，醫術精深，尤擅外科。多年後他被容閎稱為“好望角以東最好的外科醫生之一”。[1] 而這一切要從廣東省靠海的一個小鄉村說起。

一、早年生平

黃寬（Wong Fun）名傑臣，字綽卿 （Wong Cheuk Hing，於1828年（也有資料顯示1829）生於廣東香山縣東岸鄉，即現在廣東珠海唐家灣鎮。黃寬在一個貧苦家庭中長大，父母雙亡，祖母只能撐起撫養黃寬以及哥哥黃勝的責任。儘管貧窮，祖母並沒有放棄對兩兄弟的教育，他們早年在鄉村的私塾讀書，後因家境貧寒，實在無力支撐學業而輟學。

二、入讀馬禮遜學堂

1838年，信仰虔誠、學識淵博的美國人塞繆爾·布朗（Samuel Brown）在耶魯大學完成學士學位後，接受了“馬裡遜教育會”的邀請，帶著新婚妻子前去中國籌辦馬禮遜學堂。他們從紐約搭乘“馬禮遜號”商船前往中國，經過四個月的航行，抵達廣州，與馬禮遜基金會秘書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會晤，四天后轉往澳門。他一邊學習中文，一邊籌建馬禮遜學堂。經過一年多的籌款、準備和招生，馬禮遜學堂於1839年11月4日在澳門大三巴建立，布朗成為馬禮遜學堂的首任校長。

馬禮遜學堂不收學費，而且學雜費、書費、食宿費全免，還負責提供衣被和醫療服務，這讓求學心切的黃寬喜出望外。這個天資聰穎的孩子，抓住這唯一可能改變命運的機會，請求入讀馬禮遜學堂。1840年3月13日，黃寬正式入讀該學堂，他在該校註冊名單上的英文名字是Alan(亞寬)，是年黃寬12歲，成為第一批五個學生中的一位，與稍後入校的容閎成為同班同學。這六位幸運的孩子是黃寬、黃勝、李剛、周文、唐傑、容閎。馬禮遜學堂是在澳門開辦的第一所西式全日制學校，課程除了學習聖經和基督教基本教義外，還開設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學、地理學、化學等學科，英漢雙修。黃寬自幼好學，入學後對所學科目苦心專研，這為黃寬後來的留學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澳門-香港-美國

黃寬於1843年隨學校的遷移從澳門去到香港。1846年，校長布朗因健康問題，需要回美國治療休養。臨行前，他決意帶幾位中國孩子到美國讀書。面對數十位廣東農家子弟，他說：我非常熱愛這所學校，希望帶走幾個學生，直至他們在美國完成學業。同意者不僅能得到資助，其父母還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贍養費補償。這時黃寬站起來說，我願意跟老師去求學。[2] 隨後容閎和黃勝也站起來表示願往。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告別父母鄉親，背井離鄉，坐好幾個月的船，去一個言語不通的異國他鄉讀書，聽起來委實不像什麼好事情。好在對黃寬祖母在極力勸說之下，她最後還是勉強同意了。若干年後，容閎成為“中國留學生之父”；黃勝成為中文報業先驅，創辦了中國自辦的第一家印刷業；黃寬則成為中國第一位留英醫學博士。

1846年1月4日，三人在《德臣報》（China Mail）主編蕭德銳（Andrew Shortrede, ?－1858）等人的資助下，隨同布朗夫婦乘“女狩獵者”（Huntress）號輪船離開廣州，並於4月12日抵達紐約。在紐約短暫停留幾日後，布朗一行乘船前往紐黑文（New Haven）；然後再轉乘火車，最後抵達位於康涅狄克州East Windsor的布朗夫人家。[3] 隨後，他們在其他美國友人的幫助下進入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學習。孟松學校是當時新英格蘭地區最負盛名的預科學校，彙集了來自北美各地準備進入大學的年輕學生，黃寬三人則是該校的第一批中國學生，而孟松學校也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招收中國學生的學校。次年，黃勝因病中斷了學業回到中國休養。黃勝回國後，黃寬和容閎經常一起討論未來的計劃，最後兩人都決定留在美國繼續深造，但問題是，誰能夠繼續支持他們？

四、蘇格蘭唯一的中國學生

在經濟上支持黃寬在美國學習的三位贊助人中，有兩位是蘇格蘭商人：Andrew Shortrede和AA Campbell，[4] 最初的計劃是資助他在美國接受兩年的教育。但在請求延長這筆資金之後，他們提出了一項條件，即，繼續資助專業課程的前提是願意前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就讀，因為在那裡黃寬可以成為傳教士並返回香港服務於教會。1849 年夏季，經過兩年的學習，黃寬以文學專業畢業。而後，他選擇離開美國，接受英國商人贊助，孤身前往另一片陌生的土地蘇格蘭學習。這時，他的哥哥已經回國，容閎留在了耶魯，他身邊再沒有中國好友相伴，互訴衷腸。在蘇格蘭的這段日子，學習成了黃寬生命中唯一的主題。

愛丁堡大學創建於1583年，是英國最古老的6所大學之一，與牛津、劍橋齊名。其醫學院建立於1726年，是英國歷史最為悠久、也是最大的醫學院。起初黃寬攻讀的是文學系，1851年改修醫科。在19世紀中期，愛丁堡醫學院在研究質量和培養醫生的數量方面在全球範圍內是無與倫比的，以愛丁堡為基地的醫療團在非洲和亞洲的傳教工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黃寬修讀的課程包括解剖學、化學、醫學理論、材料醫學、外科、助產學、植物學、病理學、實用解剖學、自然歷史、臨床外科、軍事外科、實用化學、實用藥學。他在一眾學習中表現出色。當他以優秀的成績完成了文學和醫學雙學位後，繼續攻讀病理學和解剖學博士課程。

在黃寬讀了7年醫科，通過愛丁堡皇家外科學會的考試，獲得愛丁堡皇家外科學會的醫學博士學位證書之後，於1857年1月回國，成為畢業于歐洲大學中的第一位中國人，也是經過西方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第一位中國西醫，因此被尊為“中國人始留學歐洲習醫術者”。

愛丁堡的學生檔案中記載著，老師們稱讚道：黃寬博士是你們中間最作為、最謙虛的學生，他在實驗室和學校所獲得的獎狀和榮譽，讓我們相信他將在他的同胞中成為西方世界醫學藝術和科學最有能力的代表，我們也相信他回到自己遙遠的家，不僅僅是成為一名醫生，而且也是一名傑出的基督教醫學傳教士。[5][6]

五、愛丁堡醫療傳道會與黃寬

黃寬在進入愛丁堡醫學院時已經獲得香港方面的資助，但愛丁堡醫療傳道會（EMMS）也給予了他許多幫助。該會成立於1841年，不僅幫助向外國派遣醫學傳教士，而且還向在蘇格蘭學習醫學的海外學生提供財政支持。1851年6月，EMMS的執事會議起草了一份“支持學生”的備忘錄，並決定“將一部分資金用於支持一名或多名學生的專業教育每人每年37英鎊，以準備他們的傳教後服務”。黃寬便是獲得此項資助的兩名學生之一。同時他被安排住在EMMS會長巴爾福（John Hutton Balfour）教授的父親家裡。在三年期間，愛丁堡醫療傳道會對黃寬提供的助學金共計97英鎊2先令6便士，以支付他的求學費用和生活開支，黃寬能在求學生涯一心撲在學習上並順利拿到學位，與該會的資助是分不開的。

六、黃寬醫療傳道生涯

畢業後的黃寬後先在外科醫院做過幾個月的助教，同時還做過不超過一年的病理學和解剖學研究。1855年，倫敦宣道會（LMS）向黃寬提供了一個廣州醫療傳教士的職位，讓他在金利發的一家教會醫院工作。在他返回中國之前，1856年6月23日，愛丁堡醫療傳道會在皇后街大廳舉行了一次告別會。會上，貝爾福教授代表該會和會長捐贈了一整套眼科儀器。在簡短的講話後，布朗博士向黃寬贈送了一本Baxter的《多語聖經》。隨後，黃寬于8月啟程前往中國。經過166天漫長而危險的旅程，於1857年1月他安全抵達香港。

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倫敦會醫院就職。雖然他的身份使他擁有和西方醫療傳教士同樣的權益，如可以開設私人診所、收治病人，但他仍然受到倫敦傳道會本傑明·霍布森等英籍傳教士的歧視和排擠。這對於黃寬來講是個不小的衝擊，因此他辭去了傳教士一職。

1857年，黃寬在香港開設了一家藥房，第二年搬到廣州市，在廣州府學路東街開辦了一所醫藥局，繼續他的醫療傳教工作。同年，黃寬接辦合信在西關金利埠創設的惠愛醫館，對該館大力整頓，使其業務蒸蒸日上。然而不久，黃寬遇到了在香港醫學界和宗教界所遇到的同樣的問題。黃寬因自己的才華和專業水平，且有著很強的民族自尊心，對於那些出於種族優越感和文化優越感而專橫或自以為是的白人，當然是不買帳的。於是在1866年辭去了惠愛醫療中心的職務，再次自辦診所，治病救人。

在此期間，黃寬經常應廣州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之邀，到博濟醫院會診及參與手術。嘉約翰與黃寬相知相重，黃寬深得嘉約翰的敬佩和器重。廣州博濟醫院的前身是美國醫療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開設的眼科，1840年6月因戰爭而關閉，1842年11月恢復運營。1855年，因伯駕擔任美國駐華外交官，該醫局由另一位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接管。1856年，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的破壞，醫院被燒毀並關閉。1859年1月，嘉約翰在廣州南郊覓得一個新的地點，重新建立了醫局，並將其名稱改為“博濟醫院”，黃寬也幫助重建了醫院。同時，他協助嘉約翰醫生在博濟醫院工作。在那裡黃寬進行了胚胎切除術——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此類手術。從1862年起，黃寬還參與了醫院培養中國醫學生的教學工作。

1860年，黃寬被清廷重臣李鴻章任命為醫學顧問。隨後，他擔任了第一位中國海關醫務官員，到廣州海關醫務處負責廣州地區的工作。當李鴻章忙於與太平天國作戰時，他還曾短期擔任過李鴻章的貼身醫師。

1862年，黃寬回到廣州博濟醫院，繼續培訓中國醫生。1863年海關醫務處成立，聘醫官17人，其中16人系外籍醫師，唯廣州海關醫務處醫官為國人黃寬所任事，這足以反映黃寬在當時西醫界的地位。

1866年，博濟醫院附屬醫學院成立，這便是後來的華南醫學院，嘉約翰正式招收中國學生學習西醫三年。黃寬應聘到該校任教，與嘉約翰一起負責教學工作。黃寬主要教授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課程。1867年，嘉約翰因病離開中國休假一年，任命黃寬為代理博濟醫院院長。在此期間，他施行的手術次數，較以往任何一年都多。他還親手執刀，在博濟醫院進行了首次屍體解剖。他把醫院管理得井井有條，醫院有了長足的發展。醫校招收的學生人數，也較過去增多，為中國培養了第一代西醫人才。他還翻譯了34部醫學著作，並將大量的醫學術語引入中文。

1873年廣州霍亂爆發，黃寬發表論文分析了真假霍亂的差異，並編撰了多篇醫院報告以及海關醫務年刊。作為一個經常與病人接觸的醫生，他的處境非常危險。當時他的身體相當虛弱，更有可能被感染，但黃寬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工作。

1875年，黃寬兼任西南施醫局主任。多年來他一直患有腳病，甚至有時不能行走，但他一直忍著疼痛和不便，堅持為病人看病、服務。

黃寬的妻子是香港牧師何福堂的長女，二人婚後無子女。在黃寬事業發展如日中天之時，他與妻子的婚姻之路卻走到了盡頭。黃寬性格剛直，不喜交際，生活簡樸，不沾煙酒，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醫學事業上。

1878年10月，英國駐華領事館的太太難產，黃寬不顧家人勸阻，帶病為她解難。領事的妻子轉危為安，但黃寬回家後不久，卻因為後頸部生出一個惡性癰疽，於12日去世，時年僅50歲。

嘉約翰評價黃寬時說：黃寬稱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徵，也是體現中英人民之間友誼的典範。容閎也給予了黃寬恰如其分的讚譽：他曾在愛丁堡大學醫療專業班以第三名的好成績畢業。他在醫學界也是一位傑出人物。他的才智和技術使他牢固地享有令人羡慕的聲望，那時他被譽為是好望角以東技術最精湛最有才華的外科醫生之一。他對中國醫療事業的貢獻 “因其基督徒的品格和純潔的生活而受到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高度尊重和敬重”。黃寬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被譽為“中國西醫學的奠基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