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可頌

1884年3月，嘉可頌（Arthur Frame Jackson）出生在英國的Oxton，是家中第二個男孩。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敬虔愛主的基督徒，並且熱心於教會事奉，父親是教會裡的長老。在嘉可頌殉道時，他的一位叔叔在奈及利亞宣教，他的一位阿姨則在印度宣教工場上努力地工作著。

年輕的嘉可頌十分熱愛運動，在劍橋大學讀書時，他是划船隊和足球隊的主將，為學校贏得了許多的榮譽。他曾擔任劍橋基督徒學生團契的主席，積極投入校內外各項福音事工。畢業後，他在利物浦醫院實習。

1910年，嘉可頌向蘇格蘭聯合教會提出申請成為一名宣教士，正好該教會準備要在中國東北瀋陽（當時叫奉天）創辦一所醫學院，就立刻派他到中國，準備在即將成立的醫學院內任教。同年9月底，嘉可頌從英國啟程，11月6日抵達上海，11月10日從上海離開，經過四天的舟車勞頓，才到達瀋陽。Dr. Christie 和Dr. Young迎接他，此後便在瀋陽從事醫療宣教工作。Dr. Christie 和Dr. Young也是醫療宣教士，他們在瀋陽建立了醫院，很多人因為在醫院裡就醫而信主。建立醫學院為中國培養醫學人才是他們下一步的宣教工作，嘉可頌來到瀋陽，就是準備參與醫學院的宣教工作。

到達瀋陽後的兩個月裡面，嘉可頌在Dr. Christie的醫院裡面工作，他參加每個主日的崇拜，並開始學習中文。就在那個時候，他有了中文名字“嘉可頌”，他知道這個名字是“good, excellent”的意思，人們尊敬地稱呼他“嘉大夫”。

1910-1911年，東北地區爆發了一場瘟疫，也就是俗稱的“黑死病”或鼠疫，在短短幾個月裡就奪走了五萬多條人命。這場瘟疫發源於中俄邊境的滿洲里一帶，沿著鐵路幹線一直向南迅速蔓延。10月12日瘟疫在滿洲里肆虐；11月7日蔓延到哈爾濱；12月14日到長春；1911年1月到了瀋陽。由於華人新年將近，許多人回家過年，病情難以控制；再加上氣候酷寒，人們大都留在室內，室內環境衛生較差，便成了病菌的溫床。更可怕的是瘟疫不僅經由老鼠傳染，也可由人直接傳染給人，只要呼吸到病人的咳嗽，就有可能遭受感染。感染的症狀是發燒、咳嗽、吐血，不久就會死亡，死後皮膚呈紫色，整個過程只有一兩天的時間。嘉可頌等醫療宣教士立即投入到防疫工作中。從1月14日開始，他主要負責鐵道的檢疫工作，城外的火車站改成檢疫站，檢查所有的旅客，懷疑被感染的人都要被隔離起來。為了能更好地照顧那些已經被感染瘟疫面臨死亡的病人，他從1月17日開始就住在檢疫站裡。和他一起同工的Mr. Coppin在家書中寫道：

“I had been working at the station for ten days with Dr. Jackson, and know he was a man of sterling worth and very brave. He went among the poor plague-stricken coolies, his only thought how he could, in face of many difficulties, alleviate their sufferings.” （我和嘉可頌醫生在防疫站裡已經工作了十天，他是一位堅毅而勇敢的人。他每天穿梭在那些感染瘟疫的苦力中間，面對種種艱難，他心裡所想的，就是如何盡自己所能減輕那些病患的痛苦。）

嘉可頌深知這場瘟疫的嚴重性，也十分注意自己的安全，工作時穿戴全副的防疫裝備，隨時保持警覺。同時他也十分照顧和他一同工作的同工們。他的父親已經去世，為了不讓母親擔心，他在家書中完全沒有講起這件事，只是在寫給妹妹的信中提起。但不幸的是，在連續工作了十天之後，1911年1月24日清晨，嘉可頌身體感到不適，無法起床，然後出現瘟疫的症狀。雖經其他醫生全力搶救，但也無濟於事，在次日晚上8點50分，嘉可頌溘然長逝，安息主懷。他在瀋陽的醫療宣教工作僅僅10個星期，計劃中的醫學院還沒有開學，他就已經為了主耶穌基督，為拯救中國人的生命，付上了生命的代價，年僅26歲，不禁令人唏噓。

東北三省總督錫良在嘉可頌的追思禮拜上，奉送撫恤金一萬元給他的母親。嘉可頌的母親將這筆撫恤金全數捐給興建中的醫學院，用來栽培中國未來的醫生。錫良總督知道這件事後，深受感動，又以自己個人的名義捐獻兩千元，用來為醫學院購置更為完善的設備。後來建成的這所教會醫學院——奉天醫科大學，就是現今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之前身。

這場瘟疫直到1911年3月初才平息，同年4月中國政府召開了一次國際性的防疫大會，對這次瘟疫留下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研討。由於這次的防疫經驗，再加上奉天醫科大學所培養出來的醫學人才，使得在十年後東北再次爆發瘟疫時（1920-1921），很快就得到有效的控制。嘉可頌醫生為中國獻上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的事蹟正如他的名字一樣是可歌可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