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約翰

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於1824年生於俄亥俄州的鄧肯斯維爾（Duncansville, Ohio），從小勤奮好學，16歲考入大學，後又學習醫學，1847年在費城傑弗遜醫學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後當了七年的醫生。在海外宣教熱忱的感召下，嘉約翰放棄其在美國優厚的生活，於1853年以長老會傳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國宣教。

一、創立廣州博濟醫院

1853年11月28日，嘉約翰偕新婚妻子愛碧•金絲波麗（Abby Kingsbury）從美國紐約乘船啟程遠赴中國，在海上顛簸五個多月後，於次年5月12日抵達香港，旋即轉往廣州，開始以行醫方式從事宣教。他先服務於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創立于1835年的新豆欄醫局，一邊開始學習中文。由於舟車勞頓加之水土不服，來華一年後其妻愛碧就因病去世。1855年嘉約翰接掌了“仁濟醫院”（原新豆欄醫局），卻不幸在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醫院被徹底焚毀。嘉約翰被迫返美，再入費城傑弗遜醫學院深造，同時四處為重建醫院籌款，並購置了一批新的醫療器械。1858年年底，嘉約翰帶著新夫人再度回到廣州，在南郊增沙街買下一間店鋪，加以改造和裝修，使之適和於醫療。1859年1月醫院正式開業，命名為“博濟醫院”。此後嘉約翰自任院長，從事醫療宣教長達44年。

嘉約翰把當時先進的外科手術帶到博濟醫院，這對當時國人可謂新鮮事物，很多人對此感到恐懼，對嘉約翰“挖肝剖腹”之舉投以驚恐甚至憤怒的目光。嘉約翰不畏壓力，繼續堅持外科手術。有些貧困的國人因看不起病，飽受病魔的折磨，於是就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來到博濟醫院就醫。在嘉約翰精湛醫術以及愛心關懷下，求醫者很快得到了康復，於是醫院的名聲鵲起，民眾逐漸消除了疑惑、恐懼，前來就醫者日益增多，原有的病房已容不下眾多的病人。嘉約翰於是在廣州穀埠又覓得一塊地皮，當作擴大醫院規模的新址。新醫院自1863年始建，到1866年完工，同年10月開診收治病人，開張之日成為當時廣州一大盛事。擴建後的博濟醫院亦由此轉為一所多功能醫院。儘管規模擴大，但仍然人滿為患，急需時常借附近的民房和禮拜堂作為臨時住院處。博濟醫院最為著名的醫術為外科手術，僅1874年該院便成功完成368例結石手術；1875年完成首例卵巢囊腫切除手術，日後更完成多種腫瘤切除術。嘉約翰日常的醫務工作非常繁重，以1875年7月1日的醫療記錄為例，這天他完成白內障切除手術二例；膀胱結石切除手術一例；眼球腫瘤切除手術一例；肛門瘺手術一例；切除包皮一例；眼科手術一例；骨科手術一例。一個醫生在一天之內竟做了七類八例手術！令人驚歎不已！

博濟醫院的擴展，首先得益于美國傳教士創辦于1838年的廣州醫學傳道會。該會在美國募捐，並以可觀資金贊助博濟醫院。英國教會以及英商也為博濟捐款，隨著醫院的治療效果日益顯著，中國的官僚包括兩廣總督在內也慷慨解囊，民間亦不乏贊助。這些支援使得博濟醫院不但可以提供免費治療，其自身也不斷在擴展，以致成為頗具規模的近代西醫院。

二、創辦博濟醫學堂

在100多年前，剛剛由傳教士們帶進中國的西醫，以及那些血淋淋的“挖肝剖腹”的手術，被中國人視為“巫術”。嘉約翰的醫院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一是靠其傳教士的執著精神；二是因有沒錢治病的，或是“病急亂投醫”的人壯著膽子來試診；三是與黃寬等中國醫生的加盟有關。

黃寬與容閎一起隨美國傳教士布朗博士赴美留學，成為中國首批兩位留學生之一。黃寬畢業于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1856年回國任軍醫。1860年受嘉約翰聘請加入博濟醫院，當年即成功完成中國首例胚胎截開術。嘉約翰因此得到一位得力的助手。至此，嘉約翰認識到，為使醫院得以發展，就必須培養更多的醫療人才。他和黃寬在1862年開始招收學生上課。1866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內設立“博濟醫學堂”，成為中國最早的教會醫科學校，為中國培養了第一代西醫大夫。博濟醫學堂首屆招生8人，由嘉約翰和黃寬執教，嘉約翰教授藥物學、化學；黃寬則教授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教學方式為帶徒式，但以英語授課為主，課程亦參照英美醫學課程設計，學制為三年。具體的學習方式為：逢週三、週六由教師進行課題講授；週一、週五全體學生出門診，學習診治；週二、週四則在手術室學習手術割治。學堂將學習和實踐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僅具有較豐富的理論知識，而且也具有較強的動手能力，畢業之後便可立即勝任工作。

在當時年代，博濟醫學堂的一些創舉可謂驚世駭俗：開班第二年，為直觀地講解人體結構，以便於西醫醫生的醫治，黃寬曾於該院示範解剖屍體一具；1879年，應真光女校學生的請求，還接受二名女生入學，由此成為該校招收女生之始，同時也成為中國培訓女醫師之始。學堂裡還施行了多種外科手術，包括膀胱結石摘除手術和後來的乙醚麻醉術、氯彷麻醉術、病理解剖術、剖腹產手術等，這些都開創了當時中國醫學史的先河。學堂裡許多醫療手段和設備，如X光透視技術等，都是首次在中國應用。中國本土的第一位西醫醫師關韜也是在這裡培養出來的。

嘉約翰由於自身的健康原因，或公務，或休假，需要不定期回美國。他不在時醫院全部醫療工作和管理都交由黃寬及其學生掌管。黃寬主持施行了包括17例膀胱結石在內的多種相當困難的外科手術，他的助手則承擔所有的小型手術和大部分眼科手術。黃寬除了服務於博濟醫院和在博濟醫學堂教學外，還受聘于廣州海關擔任醫官。繁重的工作與長期勞累，使他積勞成疾，于1878年英年早逝，年僅50歲。他的突然去世，使其學生及醫治過的病人痛惜不已，嘉約翰也為喪失好友和得力助手而悲痛萬分。他稱讚黃寬為中英文化交流的象徵，中英之間友誼的楷模。

根據嘉惠霖1935年《博濟醫院百年史》的統計，嘉約翰一生共培養了中國西醫150名，如關韜、蘇道明、梁曉初等。這些學生大部分成了廣東省的名醫，為眾多患病的老百姓緩解或解除了身體的痛苦。可惜關韜亦英年早逝，在1874年離世時，年僅56歲。

另外還有一些學生，不僅在博濟學得醫術，還在19世紀下半葉的深重民族危機中，傳播新思想，推動社會改良或從事革命活動，如孫中山、陳夢南、康廣仁和張竹君等人，都是其中的優秀代表。1886年秋，20歲的孫中山懷著“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的理想進入博濟醫學堂學習。有關資料顯示，年輕且思想前衛的孫中山在校期間，曾提出過譬如要撤去課室中男女同學座位之間的帷幔，並要求允許男生參加婦科臨床實習等在當時足以引起軒然大波的建議，但卻蒙校長嘉約翰所採納。

在學期間，孫中山結識了多位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三合會成員，如鄭士良等人，這是孫中山與會黨之人結緣之始。他還通過校友尤裕堂結識了尤列。後來孫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被呼為“四大寇”，這一稱謂源自《孫文學說》，孫中山這樣寫道：“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因此可以說，博濟醫學堂不僅使青年孫中山學到了先進的醫術，客觀上也給他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平臺，為他日後的救國救民之路打下了一定的人脈基礎。

張竹君，1876年出生于廣州西關的一個官宦之家。1897年，張竹君入讀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校，開始接受正規系統的西醫教育。這樣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怎麼會到美國傳教士嘉約翰開辦的博濟醫院學西醫呢？在馬君武的《女士張竹君傳》中，如此記載說：“竹君生數歲而患腦筋病，並身覺麻木不仁，其家則送之於其城之博濟醫院，囑美利堅醫士嘉約翰醫之，漸愈。時竹君雖幼稚，已能覺西醫之精妙，絕勝中國疲癃老腐之所謂醫生者，乃發願留博濟醫院學醫，既十三年，而盡通西國內外科之學，得執照焉。”

1900年，張竹君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博濟，不久即在廣州創辦了讀福醫院和南福醫院，自任院長，開國內女界創辦西醫院之先河。辛亥革命爆發後，張竹君發起成立了中國赤十字會救傷隊，親率醫護人員前往武昌，並掩護革命党人黃興、宋教仁隨隊同往。她自己更是身先士卒，穿梭於槍林彈雨的戰地救護中，因此被稱為“中國的南丁格爾”。

作為一所教會醫院，博濟醫院及醫學堂通過醫治病患、教授學生等方式，在傳揚福音方面效果顯著。與此同時，還產生出巨大的輻射作用。博濟醫院的外國傳教士，帶著先進的醫療技術和設備，繼續深入中國內地宣教，所到之處開設醫院行醫，促進了西醫在內地的傳播。本為宣教目的而開設的醫院及醫學堂，客觀上卻為推動現代醫學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現代西方醫學就這樣以博濟醫院和博濟醫學堂為起點，逐漸在中國輻射開來。西醫進入中國，不只帶來了一種新的治病方式，它更帶來了一種生命觀和人生觀，一種哲學或是生活的理念。1879年，博濟醫學堂更名為“南華醫學校”。1904年該校改名為“華南醫學院”，1949年以後合併其他醫科學校成為廣州中山醫學院，即今日的中山醫科大學。

三、創刊與譯述

嘉約翰自1854年來華主持博濟醫院長達40多年，除了繁忙的醫務工作和醫學教育之外，他還創辦醫學報刊，並致力於編譯西醫書籍和教材，許多醫學專門詞彙和中文譯名都是他和黃寬反復研討之後確定下來的。1868年嘉約翰編輯出版發行了中文的《廣州新報》，向廣大民眾宣傳醫療衛生知識。1880年改為《西醫新報》季刊，曆兩年共八期後停刊，為我國最早發行的中文西醫刊物。嘉約翰也是十九世紀中末葉翻譯西醫書籍最多的醫藥傳教士，共翻譯、編譯西醫書籍達34種之多，幾乎涵蓋了西醫的各個方面。1859年，他所編寫的第一本中文書《種牛痘書》出版，推廣新式種牛痘知識以預防天花。其他譯著主要有：《化學初階》（1871年）；《西藥略釋》（1871年與孔慶高合作，四卷）；《裹紮新法》（1872年，一卷，林湘東筆述）；《增訂花柳指迷》（1875年，又述於1889年，一卷，林應祥筆述）；《眼科撮要》（1880年，一卷）；《衛生要旨》（1883年，一卷）；《內科全書》（1883年，十六卷，與孔慶高合作）；《體用十章》（1884年，四卷）；《婦科精蘊圖說》（1889年，五冊，與孔慶高合作）；《體質窮源》（1884年，與尹端模合作）等，均為西醫專業書籍。嘉約翰所譯書目大多作為教科書由博濟醫院出版。1902年的《增版東西學書錄》共收醫書52種，其中博濟醫院出版的就有十五種。博濟醫院所出醫書重點集中在臨床醫療技術的傳授方面，其選目和內容直接反映了當時博濟醫校的教學狀況。博濟醫院不僅是晚清最著名的教會醫院，也是出版西醫書報最多的醫療機構。

由於嘉約翰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中國整個西醫界聲望甚高。1886年西教士在上海召開醫藥傳教士會議，會中決定組織“中華博醫會”，與會醫生公推嘉約翰為首任會長，任期兩年。期間，嘉約翰創刊了《博醫會報》，分中英文兩種版本同時在中國和英美的醫務界發行。這是19世紀末在中國出版的唯一一種西醫學術刊物，是研究19世紀中國醫藥史的重要科學文獻。1888至1899年，嘉約翰又被選為廣州醫藥傳道會會長，可見嘉約翰在醫學界的崇高地位。

四、創辦惠愛瘋癲院

嘉約翰在長期醫療實踐中經常會遇到瘋人，或精神不正常的人，非常同情他們的悲慘境遇。那時中國社會對待精神病人的方式通常是：以家庭為單位簡單地看管或拘禁，從不對瘋人做出舒適一點的安排；更為普遍存在的事實是將瘋人用鎖鏈囚禁，任其經受日曬雨淋，或是全年被關閉在黑暗、潮濕的房間裡，或是牲口棚中；瘋人得不到適當的關心和照顧，很少能聽到溫暖的話語，更不用說衛生條件了。更為可怕的是這種病人常被送回鄉下老家，那裡的宗族勢力有權決定此人是生還是死。因此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瘋人的死亡率相當高。看到這種情況，嘉約翰深覺中國有建立瘋人院的必要。他對建立瘋人院的最早呼籲是在1872年中國醫務傳道會的報告中，嘉約翰提到那些無助瘋人的生存狀況，呼籲教會關注並拯救這一群體。 　　 1881年，嘉約翰在《西醫新報》第1期上發表《論醫癲狂症》一文，呼籲中國人應當關注瘋人問題，言稱看到許多中國癲狂病人或投河自盡或上吊自殺，“作為一名醫生卻不能施救”而感到“非常的遺憾”。後來嘉約翰又在《萬國公報》上先後發表《設立癡癲院略論》、《英國收養瘋癲的方法》、《治瘋宜早》等文；公告印度建造瘋人院的消息，嘉約翰希望藉著這些宣傳，使傳教士和中國士人認識到在中國建立瘋人院的必要。

1890年，嘉約翰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博醫會大會，並在會上宣讀了“西方的治療方法與中國的精神病人”的論文；印發了“關於有必要籌建瘋人院”的宣傳資料。最後大會通過了由嘉約翰醫生等人提出的籌建廣州瘋人院的計畫，並希望嘉約翰能夠完成這一具有重大人文意義和社會現實意義的艱巨任務。

1892年，嘉約翰用自己的養老金購得一塊位於廣州芳村的白鵝潭碼頭附近大約四英畝的土地，待建瘋人院。又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嘉約翰克服了重重困難和阻撓，終於在1897年建成了一座瘋人醫院，取名為“惠愛醫癲局”，成為中國第一所精神病院。根據嘉約翰學生葉芳圃的記述，1895年，一位在遠東宣教的醫藥傳教士路過廣州，參觀了過博濟醫院後，對嘉約翰的奉獻和敬業精神非常佩服。兩年後，他給嘉約翰寄來一封信，並附上3000美元，供嘉約翰自由支配這筆資金，用於廣東的醫療慈善事業。嘉約翰非常高興，立即回信詢問是否可以用這筆資金修造廣州瘋人醫院的第一棟建築。這位傳教士回復“同意使用這筆資金做瘋人院的建築經費”，並對嘉約翰的義舉加以稱讚。嘉約翰自己在報告中記載：1897年用2091.53美元在芳村建起第一棟樓房後，此人又捐獻了3576.66美元，用於醫院運行成本。由此開始，嘉約翰又利用其他管道募集資金，建起了第二棟樓房。

1898年2月28日早晨，嘉約翰雇請一位勞力背上一位精神病人，同他的父親一起乘坐一艘小船渡過珠江，抵達芳村這座新建築。房門打開，標誌著中國第一所瘋人醫院的成立，開始接納瘋人群體作為醫療對象。時已74歲的嘉約翰偕夫人，帶著他的男學生進駐惠愛瘋人醫院，與病人同居一樓，以便照顧他們。雖然他們時常遭到暴力型病人的騷擾甚至突然襲擊，但嘉約翰仍然以基督的愛去關懷他們，並通過藥物結合安慰的方法治療病人，使病人的家屬非常感動，也有些病人因此得以治癒。嘉約翰於1899年從博濟醫院退休後，即專責惠愛醫癲院院務，直到1901年年8月10日離世止。

嘉約翰規定治療精神病人要遵循三個原則：第一，凡入院者皆為病人，如果他們的言行表現出非理性的特徵，那並非他們的過錯；第二，醫院，不是監獄；第三，儘管完全出於瘋癲狀態，但他們仍舊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野獸。有了這三條原則作為指導，嘉約翰進一步提出了相當靈活的治療程式：首先儘量運用勸說的手段，在必要的情況下最低限度地使用強力管理；第二是給予病人自由，在必要的情況下才實施最低限度的監禁管束；第三是在溫和的態度下使病人伴以休息、熱水浴、戶外活動、身體鍛煉和職業勞動，在必要的情況下最低限度地實行藥物治療。嘉約翰善待、愛護所有的瘋癲病人，想盡一切辦法，盡一切可能，恢復他們的健康和理智，使他們能夠過正常人的生活。這樣，瘋人院就成了瘋人的避難所、被保護和被醫治的地方。至嘉約翰去世時，該瘋癲院先後診治接待超過150位病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衙門的官員，有從街上撿回來的普通人；有從上海、浙江送來的患者，還有的來自遙遠的東北吉林。

1900年夏天，由於中國北方興起的“義和團”而引發了廣州一場騷亂，有人開出了傳教士人頭的價碼，還在廣州城內舉行集會，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廣州的官吏和百姓都一再聲明堅持，不管其他的傳教士和傳教場所發生什麽事情，都必須保證不能毀壞瘋人院，因為這是中國唯一的一所瘋人院，也唯有嘉約翰醫生能夠照顧、醫治他們，所以一定要保護嘉約翰不受任何打擾。由此可見廣州官民對嘉約翰及其慈惠工作的認可與支持。

嘉約翰的惠愛瘋癲院是中國第一所專業性質的精神病院，它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監管瘋人的做法，改變了精神病人的待遇，使中國醫學界開始關注腦病的研究和治療，推動了中國精神病學的發展。當地百姓為這所醫院在短時間裡能夠快速發展而感到驚訝，有些病人治癒出院也使得他們感到不可思議。他們說：“在所有的外國傳教士開辦的事業中，這一項工作是最好的!”嘉約翰把無人關愛的瘋癲病人帶到人道主義醫療世界，友善地對待他們，並且不允許其他人粗暴地對待病人。甚至當他自己病危時，仍舊將病人視為自己的孩子，掛記著他們。正如嘉約翰的學生們評價：“他的愛人之心是如此偉大，是人們無法測度的”。嘉約翰用其一生的時間為中國人從事醫療工作，不論在平民百姓還是在政府官員的心目中，他都享有極高的聲望。他既是一位名醫，也是一位傑出的慈善家。他盡力幫助那些無助精神病人的博愛之心，獲得人們普遍的讚譽。

1901年8月10日，嘉約翰在中國從事和傳播西醫學近半個世紀後，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77歲。他一生在中國醫治門診病人74萬人次；住院病人4萬人次；為將近5萬人做了外科手術；培訓了150位西醫人才；翻譯了34部西醫西藥書籍，創辦醫學刊物兩種，無愧於在中國傳播西醫西藥的奠基人稱號。到1935年博濟百年為止，該院共治療病人200多萬，施行外科手術20多萬例。嘉約翰死後葬在廣州城外基督教墓園裡，所遺留下來的博濟醫院如今已成為廣州嶺南大學的附屬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