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寶珍

金寶珍姑娘（Miss M. Olive Atkinson)）於1902年3月24日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市（Toronto），早年生平事跡不詳。僅知她於1920年信主後即樂於向人傳福音，並有志於作宣教士到印度去。但當她在禱告中尋求神的帶領時，神卻明確地指引她去中國。1925年4月，金寶珍加入“中華內地會”。同年10月15日，她乘船離開加拿大溫哥華，於11月3日抵達中國。

金寶珍先進入江蘇揚州語言學校學習中文約半年之久。1926年4月下旬，她被分派到四川彭山宣教站工作。當時該宣教站宣教范圍涵蓋800平方哩，卻只有內地會宣教士雲登夫婦（Mr. & Mrs. Gilbert Vinden），帶同一位男傳道和一位看門的老婆婆而已。金寶珍的到來，使他們非常高興，也深受鼓舞。

金寶珍到達四川時，正值中國內戰頻仍之際。戰爭造成物價上漲，商品奇缺，以及連年饑荒。1926年9月在四川又發生了“萬縣慘案”，因英國輪船撞沉民船而被當地官府扣留，英國炮艦轟擊萬縣城，造成一千多間民房和商店被焚毀，五千餘軍民死傷。“萬縣慘案”令中國軍民同仇敵愾，反帝情緒高漲，直接威脅到外國僑民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英、美等國領事館下令撤僑，特別要求那些身在內地省份工作的宣教士撤退到沿海一帶城市。1927年2月，有60多位宣教士撤退到上海，其中大部分來自四川省，但金寶珍和部分宣教士仍堅持留守在當地。由於在雲南宣教的薛牧師（Rev. Morris Slichter）和他三歲的女兒路得（Ruth）慘遭強盜殺害，導致更多的宣教士撤離。同年5月，金寶珍亦撤退到上海。在撤離途中，金寶珍與來自澳洲的內地會宣教士韋顯明（Norman J. Amos）相識。韋顯明於1924年11月初抵達中國，當時在四川的合江宣教。在上海等候期間，二人相處日深，彼此情投意合，遂訂定終身，並於1927年8月17日在上海完婚。

1928年4月，韋顯明夫婦重返四川。因當時金寶珍已有孕在身，不宜隨夫遠去合江，況成都又有設備完善的醫院，故留在成都待產。同年9月4日，他們的長子保羅（Paul Norman）出生。

1929年下半年，他們被差派到成都西南約40哩的邛州宣教站工作。當時整個宣教站只有他們二人，而且要重建被破壞了的宣教站，重新爭取當地人的好感，其勞苦與艱辛可想而知。幸好邛州離彭山和成都不是太遠，方便他們與附近地區的宣教士聯絡和來往。1930年初，韋顯明與彭山的雲登教士、嘉定的顧明德教士（Thomas Cook）、打箭爐的葉長清師母（Mrs. James H. Edgar），以及成都的董輔仁師母（Mrs. John R. Sinton）和藍保惠姑娘（Miss Maison E. Cleveland）等人聯合舉辦了為期12天的帳幕佈道大會，取得很大成功。

在其後的兩年中，韋氏夫婦的大女兒海倫（Helen Irene, 1930年2月9日）和次女以斯帖（Esther Olive, 1931年4月15日）先後在成都出生。金寶珍一方面擔負起照顧丈夫和兒女的責任，一方面還要在宣教工作上為丈夫分憂解難，同心協力見證神。1932年元月，韋顯明再次邀請邛州附近的宣教士聯合舉辦帳幕佈道會。他們分工合作，韋顯明和顧明德、雲登等宣教士負責佈道，韋師母和顧師母等人則負責帶領婦女和兒童聚會。雖然時值寒冬，但十天的佈道會中，每晚都有200多人參加，進一步打開了這一帶的宣教之門。

1932年3月，韋氏夫婦將宣教站遷入邛州市中心的一座新福音堂。啟用新址時，他們連續舉辦了十個晚上的佈道會，每个夜晚都擠滿了人，好些人不得不站在街上聽道。因為新宣教站位於商業區繁華地段，故此他們有機會向更多的人傳福音。

1932 年7月，韋師母搭乘公共汽車時遭遇意外，幾乎喪命。日後她曾作見證說，經歷這次死蔭的幽谷後，她坦然面對死亡，心裡再無半點的懼怕。不久霍亂流行，韋師母在成都不幸感染上霍亂病毒，雖經兩位醫生和一位護士極力搶救，但12小時後，即在1932年9月3日清晨，兇惡的霍亂還是奪走了她肉身的生命，離世時她剛滿30歲。她在中國從事宣教和服務將近七年，便息了地上的勞苦，與主同在了。遺下她的丈夫和一子兩女，當時長子僅四歲，小女兒只有一歲半。

熟悉金寶珍的內地會四川的副監督董輔仁（John R. Sinton）追述她時，認為她有過人的觀察力，信仰堅定，是非分明，對生活充滿樂觀。那些與之相處過的婦女們對金寶珍的去世尤為悲痛，因為她經常與她們分享神的話，在生活上關心、幫助她們。就連一個對她存有敵意的佣人，最終也因她的愛心，悔改接受主耶穌基督。

當年金寶珍預備到中國宣教之時，神用約書亞的話激勵她：“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9）。她在中國的七年，誠然是如此經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