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閣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1577年3月3日生於今法國低地地區的杜埃（Douai）。他年輕時即才華出眾，精力旺盛，善於應變，富有遠見。1594年加入耶穌會，完成所需學業後，於1607年由葡萄牙的里斯本出發，奉差派赴遠東傳教。在印度果阿（Goa）傳教2年後前往中國，於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秋抵達澳門。翌年春，他經由肇慶抵達南京，開始了在中國的傳教生涯。

初到南京，為方便傳教，儘快熟悉中國文化，金尼閣師從于郭居靜（Lfizaro Catfin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耶穌會士學習漢語。他經常“往來于南京、杭州、北京、韶州等地的耶穌會之間”[2]，負責教務方面的工作。期間結識了一批官員和士大夫，與李之藻、鐘鳴仁等人交往深厚，常在一處討論宗教信仰問題。1611年4月，李之藻因父親去世回杭州奔喪，趁些機會，征得耶穌會在華負責人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同意，邀請郭居靜、金尼閣入杭開教。1611年5月8日，金尼閣與郭居靜、鐘鳴仁、李之藻等人在杭州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的耶穌會彌撒禮。楊廷筠是李之藻好友，在朝中任職，篤信佛教，適到杭州弔唁李父，與郭、金偶遇，“欣然叩其宗旨，既而懇覿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臨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禮之”[3]。楊廷筠對天主教極其景仰，常與金尼閣辯論宗教問題，後領洗歸信基督。楊廷筠與徐光啟、李之藻均為中國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譽為天主教“三大柱石”。當時杭州大多數耶穌會士都住在楊廷筠家中。1612金尼閣調研了天主教中國教區的教務狀況後，編寫了1610-1611年耶穌會在中國傳教區年度報告，“主張繼承以利瑪竇的謹慎的傳教方針”[4]。

金尼閣在教務方面的出色表現深得新任中國教區會長龍華民賞識，1613年2月，他奉龍華民之命，從澳門啟程赴羅馬晉見教皇，為諸多的教務問題尋求明確的答覆。這些問題大多屬於行政管理方面的，共有五十項之多。其中主要有：“一是請求允許用中文做彌撒，二是物色傑出的數學家來華，三是募集大量書籍運往中國”[5]。並請求為在中國的傳教團確立獨立的地位和尋求財力與人力方面的支持。當時在華傳教士還面臨適應當地風俗的諸多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神父在彌撒儀式時可否“不脫帽”諸如此類的問題。金尼閣於1614年10月抵達羅馬。對其所呈問題，教廷迅速作出了回應，經羅馬神學院耶穌會神學家們的討論，於1616年1月15日舉行專門會議同意給予在中國的耶穌會請求下的特許權：“允許神父們在行彌撒儀式時戴帽子；允許將聖經翻譯成文言文中文；允許中國籍的神父主持彌撒，允許祈禱時用中文文言文背誦”[6]。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用中文行各種聖事的想法未能付諸實現，但金尼閣仍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天主教傳教士”[7]。在這次從中國到羅馬的漫長旅程中，金尼閣用拉丁文翻譯並增寫了利瑪竇（Matteo Ricci）用意大利文撰寫的回憶手稿《利瑪竇中國劄記》，改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該書敘述明末天主教在中國傳教史和中國的風俗文化，有英、法、德等語言的譯本。完成了在羅馬的任務之後，金尼閣又在歐洲周遊了2年時間，向各國各方籌措資金及採購圖書儀器。教皇保羅五世向中國耶穌會贈送了五百多冊圖書。金尼閣和同伴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耶穌會德國傳教士）遍歷意、法、德、比等國，募集到7000部西洋書籍。金尼閣還積極遊說各國對中國傳教事業的支持，吸引了22位年輕耶穌會士加入到中國傳教行列，其中的的鄧玉函、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羅雅穀(Giacomo Rho or Jacques Rho)和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等人日後都成了傑出的傳教士。在環遊歐洲期間，金尼閣還為中國文化進行了廣泛宣傳，在歐洲掀起了中國傳教的熱潮。在斯德可爾摩國家博物館現仍存有身著中國服飾的金尼閣畫像。

1618年4月16日，由五艘航船組成的船隊從里斯本起錨出發，駛向遠東，金尼閣率領22位新招募的傳教士再次踏上來華征程。他們於次年7月22日抵達澳門；1620年春到達南京。在這次漫長而艱苦的行程中，由於受到瘟疫疾病的襲擾，有7位傳教士病死于途中，其中包括金尼閣的兄弟艾利。所募集來的物品也因船隻失事或海盜的搶劫而受到損失。

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時，帶來了大量的書籍和儀器，其中7000部精裝圖書“囊括了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最新成就”[8]。按金尼閣本人估計其價值相當於當時歐洲一萬金幣市值。金尼閣希望將這些書籍和儀器分批運至北京，建立一個教會圖書館，並聯絡艾儒略（Giulio Aleni）、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等當時有名望的中外人士翻譯出版這些書籍。楊廷筠在為艾儒略所著的《西學凡》裡如此評論道：“有七千冊西方書籍從海外運抵中國。所有這些書都應該譯成中文。……如果我有十年時間，同時有二十個或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我們就能共同完成這一任務”[9]。足見金尼閣當時的雄心大略！

金尼閣所奉行的是由利瑪竇開創的學術傳教方略，他不但帶來了大量書籍和儀器，還吸引了一批西學人才，這些人在學術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如鄧玉函就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和醫學家，是明末來華傳教士中知識最為淵博的人，著有《遠西奇器圖說錄撮》，也是第一個把望遠鏡帶進中國的人。湯若望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後來在清廷中任職，官居一品，被康熙朝封為“光祿大夫”。可惜的是，隨著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病逝，要把“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遇到挫折。而且又適逢“南京教難”，傳教士受到很大的迫害，大大影響了翻譯和傳播西書的計劃。後世學者專家在北京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時，僅發現了“七千部”中的殘餘數百部書。這段歷史令人扼腕痛惜！

金尼閣學習利瑪竇等前人的傳教經驗，廣泛結交上層官員和士大夫，以西方先進科技和學術作為傳教策略。“先後在河南開封、山西絳州、陝西西安等地開闢傳教據點”[10] 。除傳教外，金尼閣還廣泛進行譯著和出版宗教書籍等工作。除1615年出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外，其他著作還有：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資》三卷，王徵與鄧玉函合作為其作序。這是他唯一用中文所寫的著作，説明中西文字的相互溝通，“對中國音韻學的研究和中國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貢獻”[11]。《五經》拉丁文譯著，很多歐洲人從此著作中瞭解了中國和中國聖人——孔子。此外還有《況義》一卷（即《伊索寓言》）、《推歷年瞻禮法》一卷、《宗教禱文》和《中國歷史編年》四大冊等著作。

金尼閣在華十八載，因其所從事的傳教、科學及著述等活動，在天主教在華傳播，以及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