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月娥

康月娥姑娘（Miss E. Cajander）來自芬蘭，其出身背景不詳。僅知道她隸屬於芬蘭自由宣教會，於1898年到中國，被分派到江西井岡山腳下的永新宣教。此後直到1915年，她先後與安姑娘（Miss J. W. Arpiainen）、愛姑娘（Miss A. E. Ehrstrom）、班慶恩姑娘（Miss Hannah Bance）和顏懿廉(Miss E. E. Ingman)等宣教士同工。她們是內地會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屬差會規模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內地會照管她們。在永新宣教實非易事，她們在那里辛勤工作17年之後，據1915年統計，總共只有111人受洗成為基督徒。1926年，又有席愛仁姑娘（Miss A.A.H. Hedengren）從吉安轉來永新工作。到1927年時，永新宣教站只有康月娥、顏懿廉和席愛仁三位姑娘，她們的宣教工作重點是興辦教育，先後在永新設立了男校、女校、福音堂，並建立起一座具有相當規模的宣教中心。

除興辦教育外，她們亦熱心向當地人傳福音。1926年，內地會江西監督陶守謙牧師（Walter E. Tyler）曾報道他巡視永新時所聽到的一個見證：有一個殺人犯，被判處十年徒刑。康月娥和一個中國信徒到監獄中去探訪他，送給他福音書和一些福音單張。當她們再次探訪他時，他請求給他一本新舊約聖經。他收到並讀過聖經後，信從了耶穌基督，生命發生了改變。不僅如此，他還把福音傳給其他囚犯。當他刑滿獲釋後，首先去的地方就是福音堂。因他以前從來沒有去過福音堂，也不知如何敬拜神。所以當他坐在福音堂里聽道時，心中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平安、喜樂和滿足。

1926年之後，政局動蕩，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1927年，共產黨人發動武裝起義，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永新處在內戰和革命的漩渦中，常有各方軍隊北上南下，內地會宣教站和宣教士的財產和生命常常受到威脅，宣教工作大受影響。從1928年康月娥寫給內地會的報告中可見一斑：“這回來了約2000軍人，永新的小鎮根本容不下他們。我們的男校頭一次被征用了三天之久，政府還借用我們的禮堂來開民眾大會。……我們每天早上的晨禱會沒有信徒敢來參加。……我們在澧田（Litien）和曲江（Fukiang）的兩處福音站全被焚毀……，令我十分心痛。” 因為那時，康月娥已在永新工作了整整30年，永新已經成為她的家。雖然經歷了許多的痛苦與磨難，但她內心卻非常平安，她說：“我們安息在神的愛中，深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捨命的愛》，第351頁）。

1928年，國民黨軍隊和中國工農紅軍之間展開“圍剿”和“反圍剿”之戰，永新地處漩渦中心，幾經易手。教會的教堂、學校，以及宣教中心盡遭劫掠，建筑物皆被燒毀。當地百姓也遭涂炭，康月娥、顏懿廉和席愛仁三位姑娘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幫助下，得以逃離永新脫險。

待戰事稍緩後，康、顏、席三位姑娘於1929年10月隨著大批逃難的百姓返回永新，打算在斷壁殘垣中重建宣教中心。但沒過多久，紅軍卷土重來，再占永新，三位女宣教士再度踏上逃亡之路，避往吉安。在顏懿廉於12月10日發出的信中，詳細描述了她們如何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幫助下逃出永新，抵達吉安的：

“1929年11月25日，信徒們來勸我們立刻離開，因為縣長、郵政局和電信局的職工，以及大批商人早就逃離此地。當天下午，我們到一個住在鎮邊附近的信徒家中。他勸我們應早沿河往下游走。但那時已很混亂，路上並不安全。於是等到晚上，趁天黑請人背我們過河，進入一農村暫避。在我們家當了25年的廚子和一位年輕助手，也到此處避難。11月27日清晨，槍聲四起，數小時後，紅軍進佔永新，封鎖全鎮，進行恐怖政策。並分散往四周的農村搜索追捕，或是就地槍決、或是拿贖金放人。全部道路設防，若遇任何想逃走的人，即格殺勿論。

我們在河邊的一所泥屋躲藏了兩天，晚上則回去睡在農村房頂的儲物室；村民開始對我們感到不安。12月1日，紅軍突然到這農村搜查，我們在房頂也聽到樓下士兵的聲音。我推醒了康姑娘，示意噤聲，不住禱告，並且躺著不動，因為我們周圍都是廢物。士兵到處仔細搜查，連一副在泥屋里的棺木也要打開來看，甚至爬上房頂，搜查過儲物室，卻蒙主保護沒有發現我們。雖然我絞盡腦汁設法逃避，但是真是謀事在人，而成事在主啊！

經歷過那天的驚險，房東怕連累了他，要我們立刻離開。我說：‘我們現在就回去鎮上，免得連累你。’ 但他沒有聽進去，卻和廚子及助手想出一個主意來。在村外有一個廁所，半夜把我們帶出去，在廁所內加上一道磚牆，把我們圍在里面，僅僅可以坐在地上而已。當他們砌上最後一塊磚時，我感覺如約拿在魚腹中一樣。藉著清晨從牆隙透射進來的陽光，我念了當天的經文：‘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里作難，卻不至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哥林多後書4:7-9）。我從心里不禁喊出‘阿們’來。

在這夾牆里，窄得只可容康姑娘躺在稻草上，我則倚牆而坐，這樣如坐監牢般的熬過了兩天三夜。12月4日深夜，廚子和助手來拆下磚牆，帶我們一起逃難。康姑娘穿上農婦裝，我扮作農夫，帶著聖經和一些銀錢，趁著黑夜，在阡陌間跌了二十多次。 黎明時，我們向八哩外的一個福音站走去。一位信徒來接應，帶我們翻山越嶺，到達安全地帶，享受了一頓飯後，便躺下休息。廚子和助手則回農村取回行李雜物。不料，當天紅軍再到農村，抓了廚子的妻子，拷打成招，逼她供出我們在何處。於是，下午5時，廚子和助手跑回來，告訴我們：‘快起來立刻逃走吧！’

感謝主的看顧，找到兩位本地男子，願意帶我們在黑夜里逃亡。於是我們拿著拐杖，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經過了一個紅軍哨站，剛好那天撤哨，平安無事，找到一農村歇一歇。 早上9時抵達河邊，準備僱船轉水路走。平日這里有許多船隻停泊，可是今天連一艘船也沒有。於是我們就在河邊休息吃早餐。那時，一個小孩從我們剛經過的福音站跑來，急匆匆地說：‘爸爸被紅軍抓了去，他們還來我們家搜查，把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有16個人正追過來，要逮捕你們哩！’

果然，槍聲遠遠傳來，匆忙放下早餐，立刻繼續從陸路逃走。在最初三、四哩的路上，槍聲仍是斷斷續續的從後面傳來，但到了離永新約27哩的大路上，我們竟遇到一批永新認識的人站崗，非常高興見到我們，還問及他們在永新親人的情況，可惜我們無法回答。原來這班人是永新的團練，較早搬遷到這里定居的，我們在永新住了30年，怎會不認識他們呢？因為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故我們可以安心地慢慢前行了。 翌日，抵達永陽（Yung Yang），離開永新已40哩了。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高興的盛大歡迎我們，實在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1930年2月，紅軍進占吉安。康、顏、席三人乘船沿贛江北上，欲往樟樹鎮（今清江）避難，卻不幸於途中遭紅軍逮捕。時康月娥年紀已大，又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再不堪忍受驚嚇、凍餒及苦虐，故被捕三日後，即與世長辭，將自己的愛與生命傾倒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時年6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