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德理

來德理（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又譯賴德烈）的祖先是十七世紀從法國到新大陸的移民。父親德威特（Dewitt Clinton Latourette）從新英格蘭公理會創辦的太平洋大學（Pacific University）獲得碩士學位後，曾在俄勒岡州俄勒岡市（Oregon City）的McMinnville College（日後的Linfield College）任教，後來成為一名銀行家和律師。母親羅達（Rhoda Ellen Scott）是德威特的大學同學，曾在西雅圖市的華盛頓大學教授拉丁文。來德理是他們的長子，于1884年8月出生於俄勒岡市。可以說，來德理生於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家庭。更重要的是，他在一個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父母都是虔誠的浸信會信徒，他們不僅積極參與當地教會的事工，而且每天清晨的家庭崇拜從未間斷，其中很重要的操練之一就是背誦經文。[1]

來德理於1901年9月就讀於McMinnville College，並很快當選為該校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主席。當時的YMCA在宣教和查經方面都很火熱，他們每年舉辦夏令會。當第一屆西北太平洋地區的會議在吉爾哈特市（Gearhart）舉行時，來德理前去參加。他後來回憶說，在那次會議中他“學到了一個功課，作了一個決定，也遇到了一個挑戰”[2]：“功課”就是他學到每天清晨花十五分鐘到一個小時用於個人讀經和禱告，並且保持了一生之久；“決定”就是在他未來的人生中，他不要做他自己想做的，而要做神要他做的；而“挑戰”則來自於當時的“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他們呼召與會者簽署一份宣言：“如果神許可，我立志要成為一名海外宣教士。”來德理此前從未想過自己要當一名宣教士，因為他是家中的長子，也是唯一的兒子，父親一直期望並培養他繼承父業當一名律師或銀行家。但從那時起，耶穌的一句話常在他耳邊響起：“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太十37）終於，在第二年的吉爾哈特會議上，他決定簽下了參加海外宣教的“宣言書”。

1905年9月，來德理進入耶魯大學繼續深造。他一入學就加入了學校的YMCA——當時全美國最大的學生組織，耶魯大學也是“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主要中心。耶魯與中國的關係可謂是源遠流長：早在1835年于廣州創辦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的伯駕醫生（Peter Parker）就是耶魯的畢業生；而第一位在美國拿到大學文憑的中國人容閎（1828-1912）也是從耶魯畢業的。1901年，耶魯成立了被稱為“耶魯在中國”（Yale-in-China）的“耶魯海外傳教會”（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耶魯的來德理從此就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來德理在耶魯的本科主修專業是歷史，而且成績優異。他也積極參與教會服事、禱告會和查經班，並在當地的浸信會教會（Calvary Baptist Church）教導主日學。大學四年級時，他決定加入“耶魯在中國”，一邊攻讀歷史博士學位，一邊為去中國宣教做準備。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美國與中國早期關係史，1784-1844”，其指導老師是威廉姆斯（Frederick Wells Williams）教授，他也是當時“耶魯在中國”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來德理就讀博士生期間依然熱心於YMCA的事工，並積極組織、領導了耶魯大學的大學生志願查經班計劃，其中產生了許多宣教士，例如1909級的威廉·波頓（William Whiting Borden，他立志去中國西部向穆斯林宣教，卻在埃及學習阿拉伯文時不幸染上腦膜炎去世，年僅25歲）。

在1910年的“耶魯在中國”年度會議上，來德理正式成為一名宣教士，而那次會議的講員就是容閎。1910年7月，來德理乘船前往歐洲，再轉乘火車由西伯利亞鐵路來到中國，又經北京、漢口輾轉抵達江西九江的牯嶺，在那裡來德理見到了包括英國浸禮會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內的許多西方宣教士。離開牯嶺後，來德理抵達長沙，造訪了“耶魯在中國”於四年前創立的雅禮學校（後發展為雅禮大學，College of Yale-in-China）及湘雅醫院。在長沙，來德理一邊學習中文，一邊教授美國歷史。在這段時間裡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正面臨著的革命性變化，並在第二年（1911年）見證了滿清政府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的關鍵性歷史時刻。他後來感慨地說：“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湖南人，都在長沙念書，可惜不是在雅禮學校。要是他們能來雅禮，他們和中國的未來都將很不一樣。”[3]

但是來德理的宣教士生涯並沒有持續太長。1911年夏天，來德理染上了由變形蟲引起的痢疾，久久不能痊癒，身體日漸虛弱，於是不得不在1912年初回到美國休養。直到1914年夏天，來德理才可以從事一些非全時間的工作，於是他決定暫時到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Reed College去兼職教書。由於他從中國回來之後就發覺美國教育界極度缺乏關於遠東的資訊，於是作為一種拓荒性的工作，他開始在教育和歷史專刊上撰寫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文章。另外他還寫下了《中國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作為學院課程的教材。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在著書立說方面的能力和熱情被挑旺起來，他開始意識到比起直接作宣教士，寫作更符合神對他的旨意。

1916年，來德理應邀加入Denison大學，成為那裡的歷史教授。那一年耶誕節假期的時候，來德理在諾斯菲爾德大會（Northfield Conference）上遇見了耶魯大學的宣教學教授畢海瀾（Harlan Beach，曾於1883年-1890年在中國華北宣教，並且是最早創辦中國YMCA的人士之一）。當時畢海瀾已經快要退休，所以就非正式地邀請來德理將回耶魯接續他的位置。1916-1917年間，來德理又出版了《日本的發展》（出版時更名為《日本的歷史》），作為《中國的發展》的姊妹篇。同時他開始為《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一書收集資料。

1920年春，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許多大學都在補充教員，來德理也收到許多邀請，其中包括耶魯大學的正式邀請。來德理經過禱告後決定接受耶魯的邀請，因為在那裡他一方面他可以通過向學生們講述宣教的歷史，幫助和預備他們成為宣教士；一方面他可以更方便地服務於在紐約的眾多宣教機構和委員會。更重要的是，他還可以利用耶魯大學戴氏宣教圖書館（Day Missions Library）所收藏的全美國最為豐富的宣教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和寫作。他確信，去耶魯執教是神早在1904年呼召他簽署學生志願宣教運動的宣言書時就為他所命定的道路，只是到這時他才全然明白[4]。

1921年，來德理接續畢海瀾成為耶魯大學神學院D. Willis James宣教學教授，並一直做到1949年。但他在耶魯大學的工作經歷並非一帆風順，他自稱在耶魯的頭十年是“崎嶇不平的”[5]。繁忙的工作和同儕的壓力令他一度身體和靈命的健康狀況都陷入低谷，不得不請假在家休息，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不可知論或無神論者。有一天他聽到自己心中的一個聲音說：“我的天父就在這裡，祂從來沒有離棄我，祂永遠是可倚靠的。”[6]他開始認識到，身邊許多人雖然在教會和學術界身居要職，卻依然靠著神謙卑度日，並且能夠結出“屬靈的果子”。於是他再度確認自己的信仰，並得以走出這段人生的低谷。

1922年春，來德理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主席穆德（John R. Mott）的邀請，參加了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的第十一屆會議。重返中國的來德理恰逢其時地經歷了中國第一波的“非基督教運動”，並親眼見證了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的顯著變化。他也再次造訪長沙，此時的湘雅醫院已經成為中國中部最好的醫院（在此基礎上後來又成為中國第一流的醫學院，曾享有“南湘雅，北協和”的美譽[7]）。之後他又參加了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第五次全國基督教大會，“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就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並且確立了以中國基督徒為領導的原則。來德理對此深表贊同[8]。

隨後在耶魯的歲月中，來德理繼續一邊教書，一邊從事寫作。1929年2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一書出版，並受到極大的好評，包括來自天主教方面的肯定。1934年，來德理的《中國人：他們的歷史和文化》（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一書完稿付印。他在耶魯神學院最主要的課程之一就是基督教擴展史，這也成就了他篇幅最巨的著作——《基督教的擴展史》，全書一共有七卷，於1937-1945年間出版。這七卷書涵蓋了從初代教會建立一直到1945年間近兩千年的歷史，涉及了所有不同的教會宗派和分支，從其範圍和完整性來說又是一部拓荒之作。

在繁忙的教學和寫作之餘，來德理仍舊熱心於帶領和服事大學本科生和神學院學生，在他寓所的爐邊舉行的學生小組聚會從未間斷過。雖然自1920年代以來美國校園內對於基督教信仰的追求日漸衰弱，他還是成功地影響了許多那個時期的學生投身于海外宣教工作。他自己也作為國際宣教協會（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的美國區代表參加了好幾屆宣教大會。此外，來德理還擔任過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主席、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執行委員會主席、YMCA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南京金陵神學院託事部（Board of Trustees）、美國浸信會海外傳教會（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和美國浸信會教育董事會（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Education）等機構的成員。據他自己統計，在最高峰時期，他曾同時服務於紐約和紐黑汶市（New Haven）多達34個不同的委員會和董事會，其中包括4個宣教機構的董事會[9]。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來德理被推選為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y Association）主席時，他就職演說的題目是“基督徒對歷史的理解”（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這當然引起了一些聽眾的不滿，但也獲得很多人的肯定。

1949年，剛退休的耶魯神學院院長Luther Weigle向耶魯大學校長Charles Seymour建議由來德理繼任他的Sterling教授一職（由Sterling基金會創立，是耶魯大學最高學術級別的教職，僅授予那些在各自領域內最傑出的終身教授），這標誌著來德理在耶魯大學多年的服務最終獲得了極大的認可。此後來德理繼續在耶魯工作直到1953年他年滿69歲退休為止。他退休後仍有許多工作邀請紛至沓來，但都被他一一拒絕。他早在退休前就拿定主意，在退休後只做兩件事：一是繼續為普世宣教拓荒，二是繼續保持與學生們的接觸和友誼。作為退休後拓荒工作的成果，他在1962年出版了《變革年代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a Revolutionary Age）。而他寓所中的學生小組聚會更是成為了他退休生活的重心，他對於學生的熱愛使來德理被耶魯的師生親切地稱呼為“肯伯”（Uncle Ken）。

1968年12月26日，在他的出生地俄勒岡市，距離他家門口不遠的地方，一場不幸的車禍為來德理劃上了他在這個世界上的句號。來德理一生未婚，卻為這個世界留下了無比豐富的遺產：借著他的言傳身教，他影響了許多獻身于普世宣教的基督徒，而這些人又結出了無數屬靈的果子；借著他的勤奮寫作，他在身後留下了數十部關於基督教歷史、宣教學、以及國際歷史（尤其是中國乃至東亞歷史）方面的著作，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對二十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歷史和宣教學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