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恩融

一、早年經歷

賴恩融（Leslie T. Lyall）於1905年出生在英國中部的切斯特鎮（Chester），父親是一位有名的蘇格蘭宣教士。其年幼的時候，常隨父親去美國、澳大利亞等地參加復興大會，親眼目睹了許多人在大會中生命被改變，於是在其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埋下了信仰的種子。然而在其5歲之時，父親因病突然去世，之後母親嫁給金斯梅德學校（Kingsmead School in Holylake）的創立者亞瑟·沃茨（Arthur Watts），而賴恩融的大部分童年都在這個學校度過。其母繼承父親遺志，從小對其悉心教導，藉著許多宣教士的事蹟來堅固他對神的信仰，並開啟他宣教的心志。

賴恩融12歲決志歸主，從聖勞倫斯學院（St. Lawrence College）畢業後，進入劍橋大學（Cambridge）學習。在劍橋期間，他投身於校園學生事工，而其在大學團契的事奉經歷為他日後在中國的大學生事工奠定了基礎。在這整段成長歷程中，除了其父母的教導和薰陶外，戴德生和“劍橋七傑”的事蹟也深深地影響著他，以致其心中對中國產生難以撼動的愛和負擔，正如其在晚年所寫：“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神就將一顆愛中國的心放在我裡面，直到我現今83歲，此愛從未有減。神賜我對中國有那永不熄滅的熱愛，願一切榮耀都歸於主名！”（余文生）

1929年，中國內地會在建立本土教會和培養本地傳道人之戰略的引導下，決定從西方各國招募200名受教育程度高、擁有神學裝備的信徒加入宣教的隊伍。賴恩融果斷回應了呼召，同年與另外四名年輕人從倫敦出發，歷時一個半月到達上海。在安慶語言學校接受六個月的中文訓練後，隨即投入其在中國的宣教工作。

二、在華宣教

賴恩融在華宣教事工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在抗日戰爭之前、之中和之後，以下一一進行介紹。

第一階段：抗戰前的事奉（1930-1936）

結束短暫的中文學習後，賴恩融即前往首個服事工廠——山東煙臺的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那是一所以照顧和教育宣教士孩子為初衷而建立的學校。賴恩融在該校服事了16個月，主要工作是教導並照顧孩子。他也在此認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祝美蘭（Kathryn Judd），她是內地會宣教士祝康寧（Frederick Hudson Judd）的孫女。

1932年，賴恩融隨同宣教士麥羅（Mellow）前往山西事奉，他的主要服事對象是兒童和青年人，每週日需要為大約30名男生講授聖經課程。此外，他有時候會到附近的公立學校和村莊，向老師、學生、農民，甚至軍官等不同的群體傳講福音，並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諮詢。在山西事奉期間，他曾與計志文牧師所帶領的伯特利佈道團和宋尚節博士同工，帶來了山西教會的復興。另外，他在山西洪洞的何斯特中學（Hoste Middle School）服事時結識了楊紹唐牧師，並與他成為屬靈夥伴和同工。在他經歷困境，甚至心力交瘁時候，楊牧師帶給他許多的幫助和扶持。

1936年，賴恩融在其安息年回到英國，結束了在華第一階段的事奉；同年前往美國與祝美蘭完婚。次年，夫妻二人一同回到中國開始第二階段的事奉，然而前面等待他們的是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

第二階段：抗戰期間的事奉（1937-1944）

賴恩融夫婦回到中國後，首先被派往已經成為日占區的河北獲鹿，其主要的服事是探訪當地的各個教會，為信徒帶去鼓勵、支持和屬靈的關懷。儘管環境艱難，但他的勇敢和熱心仍然為信徒帶來許多的鼓勵。隨後，他和妻子又被派往山西關懷那裡的教會。在轉移的過程中經歷了許許多多的危險，尤其是當時他們的大女兒才一歲，同時妻子已有六個月身孕。他們在山西的工作依然艱難，特別是1939年日軍再次入侵並佔領了山西，而正當空襲之時，他的妻子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感恩的是，這一切危難的時刻神都保守。不論在河北還是在山西的敵佔區服事，賴恩融都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和信心，多次和日軍據理力爭，保護了信徒和教會，這無疑是因他依靠那加給他力量的神。

1939年冬天，賴恩融一家被派往貴州安順服事。雖然那裡屬於西南大後方，並未經歷戰火，但因著移民潮的影響，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西南地區的環境越發艱難。然而賴恩融卻在那裡看到了福音的機會和盼望，因為當戰爭結束移民潮回退時，可以將福音的種子帶往中國各地。於是他在當地積極開展福音事工，例如租賃人群聚居處的店鋪作福音據點，開展街頭佈道等。期間他也積極配合陳崇桂牧師（Rev. Marcus Cheng）開展當地的復興運動，並和施紐曼牧師（Newman Shih）同工牧養當地的教會，尤其接觸並牧養了隨著移民潮而到來的許多知識份子和學生的群體。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1944年，當他離開安順時，那裡已經成了福音興旺之地，正如賴恩融曾經所堅信的，安順雖是苦難熔爐和流淚穀，但最終將成為豐富之地（Anshun was to become for us a furnace of affliction and a valley of weeping, but, in the end, a place of fruitfulness.）。

1945年，賴恩融和家人第二次回到英國休假，並結束其第二階段的事奉。次年，他們再次回到中國，而接下來的第三階段是其在華事奉帶來最多影響力的階段。

第三階段：抗戰後的事奉（1946-1951）

1947年，賴恩融一家到達上海，安排兩個女兒在上海讀書後，夫妻二人隨即帶著另外兩個年幼的孩子前往北京展開工作。他們租下了西崇普胡同33號的一間公館居住。該公館的所有者是王明道先生教會的一位姊妹，本著支持宣教士的心，以極低的租金將這幢擁有可以容納200人大客堂的公館租給了他們一家，這無疑是上帝奇妙的預備。

之前許多因著戰爭而遷往西部的學生回到各自的學校後，即開始了各種學生團契的事工，賴恩融很快被邀請到各大院校開設課程和講座，其中就有當時北京最著名的四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同時，他也開放自己的家庭作為學生的活動和聚會場所，並最後成為大學生福音團契運動（Inter Varsity Fellowship，IVF）的總部。賴恩融很快成為了該學生運動的主要帶領者之一，但他明智地只是以顧問和輔導的方式參與期間，並積極培養當地的領袖，以至於當他後來被驅逐出境後，該運動仍然能夠繼續進行。

該學生運動培養出許多中國教會的屬靈領袖，如張錫煥、王長新、楊安溪等，為中國福音工作的延續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也成為20世紀40年代在全世界備受關注的學生福音運動之一。

1948年，由於北京的政治局勢日益緊迫，賴恩融順服內地會的安排，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在去上海之前，他在浙江服事了一段時間，甚至還到達了浙江南部的溫州，探訪了一些鄉村教會的領袖。回到上海後，他抓緊有限的時間開展服事，其事工主要有以下三項：

1. 應邀在美國傳教士布里頓（Ruth Brittain）創辦的中國聖經神學院（China Bible Seminary）講授《舊約》，培養出一批未來中國教會的領袖，如林獻羔等；

2. 參與上海的學生團契運動；

3. 開始文字工作，如翻譯基督教書籍和寫作，這也成為他後來離開中國後所從事的重要事工之一。

1949年後，中國的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國內地會出於對中國教會兩難處境的考慮，不得不決定退出。1951年，賴恩融隨著許多內地會的宣教士一起離開大陸去往香港，後又回到英國，也就此結束其在中國大陸的宣教生涯。從1929年到1951年，他在華宣教歷時22年。

三、離華後的事奉

中國內地會從中國大陸撤出的同年，決定改名為“海外基督使團”（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OMF），並將總部遷往新加坡，同時將其事工範圍擴大到整個東南亞地區。賴恩融繼續在其中服事了長達13年之久，在整個差會轉型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例如招募和訓練新的宣教士，開展文字事工等。同時他也從未忘記中國教會，時刻關注著中國教會的情況，並為之禱告。最可貴的是，他藉著寫作將其在華事奉的所見所聞所感，以及之後中國教會發展的情況都詳細記錄了下來，成為後世研究中國教會發展的寶貴資料。

賴恩融一生忠於神對他的呼召，將最寶貴的時光都獻給了中國的宣教事業。他最後於1996年在英國去世，享年91歲。

四、部分著作

A Biography of John Sung（《宋尚節傳》，1954年出版）

Come Wind, Come Weather - 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he Church in China（《風雨中的教會：中國大陸教會十年來的磨練》，1960年出版）

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the Mission Hudson Taylor Founded（《知難而進》，1965年出版）

Red Sky at Night: Communism Confronts Christianity in China（《劫後餘光》，1969年出版）

New Spring in China （1979年出版）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中國教會三巨人》，1973年出版）

God Reigns in China （《萬有主宰》，1985年出版）

Urgent Harvest: Partnership with the Church in Asia（1962年出版）

Missionary Opportunities Today - a Brief World Survey（1963年出版）

The Phoenix Rises -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Eight Chinese Churches（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