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愛銳

一、早年歲月

李愛銳（Eric Henry Liddell，又譯李岱爾）於1902年1月16日出生在中國天津，在四個兄弟姐妹中間排行第二。其父母均為蘇格蘭人，父親李德修牧師（Rev. James Dunlop Liddell）於1899年作為英國倫敦會宣教士來華宣教。在上海和瑪麗•雷登（Mary Reddin）結婚後，被派往天津宣教。1901年11月，懷有身孕的瑪麗隨同丈夫乘坐小木船，沿著運河南行到山東德州，再轉乘兩輪遮蓬馬車，輾轉到河北省蕭張縣宣教站工作。兩個多月後，他們又回到天津，就在這時，孩子降生了，父母為他取名埃里克•利迪爾（Eric Liddell），中文名叫李愛銳。在小愛銳還不到一歲的時候，全家再次隨父親離開天津，到蕭張縣從事宣教工作一段時間。小愛銳的童年大多在天津度過，經常和哥哥在倫敦會院內（今天津口腔醫院一帶）一個露天小體育場裡踢球，從小就顯露出體育天賦。

1907年3月，5歲的愛銳和7歲的哥哥羅伯特（Robert Liddell）隨父母回到家鄉蘇格蘭，不久進入位於倫敦市區以東的Blackheath宣教士子弟學校讀書。該校於1912年搬到諾丁漢（Nottingham）前皇家海軍學院，成為著名的伊爾撒姆學院（Eltham College）。這是一所寄宿學校，李愛銳在那裡度過了青少年時代。這期間他的父母帶著妹妹珍妮仍然在中國繼續宣教。在校期間，李愛銳非常喜愛運動，在板球和橄欖球等項目中成績斐然，擔任過學院的板球隊和橄欖球隊隊長，並曾當選為年度最佳運動員。18歲時，李愛銳從伊爾撒姆學院畢業，並於1921年2月正式進入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學習，主修科學。在大學期間，李愛銳更加表現出非凡的體育天賦，在各項比賽中成績優異。他是學校橄欖球隊的主力隊員，後來入選蘇格蘭國家隊，英國報界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觀看有利迪爾參加的比賽，全場的球迷幾乎都瘋狂了，他的雙腿似乎在閃耀著一種精神。他總是懷著必勝的信念，在不犯規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對手敢於接近他，而他總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由於李愛銳短跑能力出色，英國體育界知名教練湯姆•麥克查爾（Tom Mckerchar）慧眼識人，引領他走上了田徑之路。此後，他在田徑跑道上一次次獲得殊榮。在1923年全英田徑錦標賽上，他跑得如風一般的快，一舉贏得100米和200米兩枚金牌，尤其100米更以9.7秒刷新了英國記錄，因而成為當時世界上短跑最快的人，被譽為“蘇格蘭飛人”。他如此描述自己對短跑的熱愛與感受：“是上帝使我跑得快。我跑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喜悅。” 當李愛銳作為一個年輕新秀入選英國國家田徑隊後，人們期待他在奧運會上有所作為。

二、巴黎奧運會

1924年7月，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巴黎舉行。李愛銳獲選代表英國參加100米短跑賽事。可是，當他收到賽程表時，發現100米比賽安排在星期日舉行，於是他就堅定地放棄參加。因為對信仰虔誠、執著的他，認為星期天是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應當將之分別為聖。當有人勸他說，100米比賽是在當天下午進行，他大可在上午參加主日崇拜，下午參賽。甚至連英國的王子也出面勸他出賽，為國爭光。但李愛銳卻堅持說整個主日都是屬於上帝的，都應該用來敬拜上帝。並且認為上帝賜給他的天賦應該首先榮耀神，而不是榮耀國王、榮耀國家，上帝高於一切。

李愛銳此舉一時間招致很大的批評與非議，以及國人的不滿，因為大家皆認為他一定能為英國贏得100米賽跑的金牌。當時的英國媒體甚至嚴厲的指責他的這一行為無異於叛國。其實作為一個基督徒，李愛銳在競賽中爭強好勝的心也是非常強烈的，因為聖經說“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提摩太前書 4 章14 節）。李岱爾因此說他每次奮力奔跑時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悅，他也要藉著跑步來榮耀上帝。然而，他也絕不以“為主而跑”當作藉口，而犧牲禮拜天對神的敬拜，他是個真正懂得優先次序，而且又很肯遵守的人。“God First”是他堅信不疑的理念，他深信將上帝擺在第一位，上帝也會給你最好的。人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於上帝，包括他擅跑的能力。同時，上帝是萬有的，祂不需要你去為祂贏得獎牌和獎金，上帝才是李愛銳一生所要爭取的“特大獎”。所以說，李愛銳精彩的人生是以尊重上帝為基礎，而尊重上帝是從尊重祂所設立的主日開始，是將主日分別為聖為起點。

因著李愛銳的執著與堅持，英國奧委會不得不致函奧運會總會，懇求改變比賽時間，但未能如願。最後只好臨時改派他的猶太裔隊友哈羅德•亞伯拉罕斯（Harold Abrahams）出賽。當時這位亞伯拉罕斯因自己的猶太血統常常受到岐視，所以他極其努力並渴望成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好得著世人給他當得的尊重與讚賞。賽前李愛銳衷心為他這位隊友祝福禱告，結果亞伯拉罕斯不負眾望，如願奪得了100米金牌。

英國奧委會也只好安排李愛銳參加其他不是在星期日舉行的賽項，除了200米賽跑外，還安排他參加他並不擅長、也沒被人看好的400米中距離賽跑。李愛銳首先在7月9日舉行的200米決賽中，以21秒9的成績奪得一枚銅牌。接著在11日的400米小組賽中，美國選手霍•菲奇以47秒8的成績打破了奧運會紀錄，而李愛銳則以48秒2的成績獲得另一小組的第一名，因此大家都不看好他能夠在決賽中奪冠。兩個多小時之後，400米決賽就要開始。而此時的李愛銳渾身肌肉疼痛，而且又抽到最為不利的最外側第六跑道，他整個人的感覺就像要垮掉一般。就在他感到絕望之際，他的一位按摩醫師塞給他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祝你勝利成功！” 這節出自《撒母耳記上》第二章30節的經文，大大鼓舞了李愛銳的鬥志，因此他帶著榮耀神的目標，帶著神的應許，抖擻精神，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賽場跑道上。

那是7月11日下午六點半，夏日的陽光仍然普照在賽場上。場內的“女王蘇格蘭軍樂團”正為李愛銳吹奏著風笛，祝願著這位蘇格蘭飛人。當發令員舉起發令槍時，運動場內一片肅靜。隨著槍響和運動員的起跑，觀眾開始歡呼，李愛銳以其獨特的風車式跑法——雙臂大幅擺動，膝蓋抬得高高，身體後仰，面孔朝天——全速奔跑，風馳電掣般地沖向了終點，衝線之後他攤開雙手，仿彿把一切都交托給上帝。李愛銳不僅贏得了400米決賽的金牌，而且還以47秒6的成績刷新了世界紀錄。賽後他說：“我得到了神的祝福，是神帶我在奔跑。” 他要讓世人看見上帝的榮耀，看見神果然厚厚賜福那些敬畏祂的人。這面意外的金牌化解了英國人先前對他的不滿，也使英國的媒體態度大變。奧運歸來，李愛銳更成了英國的風雲人物、民族英雄，被授予橄欖葉桂冠，在奧運歷史上傳為佳話。

三、另一場賽跑──入華宣教

1924年奧運會之後，李愛銳就大學畢業了。1924年7月16日，李愛銳穿上了科學系畢業生的綠領巾黑色學士袍，在馬艾文禮堂參加了畢業典禮，從院長手中接過了科學學士學位證書。同一年，23歲的李愛銳也享受了奧運冠軍的一切榮耀。如果這時他選擇做一個職業運動員，肯定能前途無量，功成名就。然而，正當人們把他看為民族英雄，正當他屬世榮耀如日中天之時，這位被譽為蘇格蘭歷史上最受歡迎的運動員，沒有將擅跑的恩賜據為己有，讓自己大紅大紫，卻在其人生最為精壯之時，為了實現他獻身服事上帝的承諾，毅然決然地轉換了人生跑道，遠赴兵荒馬亂的中國宣教。

消息傳出後，格拉斯哥當地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張漫畫──李愛銳身穿短褲、背心，脖子上圍著一個神職人員專用的白色領圈在跑步。漫畫下面還配了一段短詩曰：“他為中國的另一場賽跑現已開始；心意堅定，勇往直前，如同跑奧運；結果如何，此刻尚無法得知；但我們認定他會跑完，因為速度屬於他。” 從中可體會出家鄉人民對他這一抉擇的複雜心情，其中也不乏美好的祝愿。

然而，對李愛銳來說，他生命中真正的奔跑並不是在運動場上，而是在中國的宣教。而這一賽程的考驗遠遠超過他所知道的一切。這是一場更偉大的比賽，一場沒有獎牌，也沒有人群掌聲的賽跑。他的賽場也從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場轉換為中國的窮鄉僻壤。在那裡，宣教士要飽受歧視，宣教工作要面對諸多挫折。一個奧運英雄，就這樣放棄他可以追求的功名利祿，甘心“消失”在異國他鄉，用他的生命，甘心陪伴、服務生活中那塊土地上的中國百姓，以彰顯主耶穌基督的大愛。

四、天津歲月

1925年夏，李愛銳參加完最後一次在蘇格蘭的賽跑後，毅然放棄了在家鄉優厚的條件和待遇，放下享譽全球奧運金牌選手的美譽，輾轉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學書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現為天津第17中學）擔任老師，從此開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學生涯。

新學書院有將近25年的歷史，該院由英國宣教士赫立德博士（Dr. Lavington Harte）創辦於1902年。赫立德先後在巴黎大學（Sorbonne in Paris）、劍橋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和倫敦大學（London University）受過教育，是一位優秀的物理學家和教育家。1892年，他離開薪資優厚的職業，加入倫敦宣道會成為宣教士，不久即來華宣教，在天津創辦了“新學書院”。當李愛銳到達天津時，赫立德雖然已經67歲，但仍擔任該校校長。那時新學書院已經成為一所第一流的教會中學，不少社會名流子弟，包括袁世凱的幾個兒子都在這所學校裡讀書。該校對教師的錄用有著一套嚴格的標準和制度。李愛銳是經過考試，並寫下一份保證書之後才被校方錄用的。而且他還到比較貧困的山東山村地區實習後通過了答辯，又到北京燕京大學學習一年中文後，方才登上了新學書院的講壇。

李愛銳任教期間，主要教授數學、化學、自然科學和聖經，還有他拿手的體育課程，並且他還要參與一些宣教性工作。他將其運動家精神完全投注於教育和福音事工上，充滿了朝氣與活力。執教伊始，他年僅24歲，正處在運動的巔峰期，教學之余，他總是拿出一定的時間進行跑步訓練，有機會也參加一些區域性比賽。他在學院內組建了足球隊、田徑隊和查經班，還常帶領學生到自己家門前的網球場打球，帶動了當地青少年的運動風氣。

李愛銳衷心地期望貧窮落後的中國能夠盡快發展起來，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養人才上。他要求學生體學並進，不但學習好，身體也要強健，並將那些體學兼優的高材生推薦、送往英國倫敦大學讀書。他關心書院的學生，經常與他們談心，在功課、體育或其他家庭問題上幫助他們。他獨特的教學方法、平易近人的作風，以及他對學生們流露出來的基督之愛，使他成為校內最受歡迎的老師。

由於李愛銳在世界體壇上的名氣，以及在各地參賽的豐富閱歷，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邀請他參與民園體育場的改造工程。他以倫敦斯坦福橋運動場（今切爾西主場）為參照，設計、規劃出一個標準化的運動場，同時還對諸如跑道結構、燈光設備、看臺層次等改建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先進水平的建議。在他的籌劃與監督下，民園體育場終於以全新的面貌出現，成為當時亞洲範圍內首屈一指的綜合性體育場，且成為擁有最好運動跑道的體育場之一。在這裡，李愛銳培養出不少中國青年運動員，比如後來定居美國的全能跳高選手吳必顯，就是當時中國很少能參加奧運會比賽的中國選手。

1928年，李愛銳在大連舉行的一次國際運動會上，摘取了200米和400米賽跑桂冠。1929年11月，英租界當局在天津民園體育場舉辦萬國田徑賽，李愛銳仍寶刀不老，擊敗了當時500米世界紀錄保持者、德國賽跑名將奧托•費爾莎，奪得金牌。這是李愛銳平生獲得的最後一塊金牌。1991年6月，李愛銳的三個女兒把這塊金牌以及另一枚銀盾，贈送給其父曾經任教過的學校——天津17中學，作為永久的紀念。如今，這塊金牌陳列在該中學二樓展廳的一個玻璃盒裡；同時展出的還有李愛銳根據英文版Discipleship一書翻譯而成的中文書《基督徒生活紀律》。

李愛銳的父母在天津一帶宣教長達30年之久。1929年，父親李德修退休後，舉家遷回英國，李愛銳則繼續留在天津工作。1932年6月，李愛銳在蘇格蘭公理會教會正式接受按立成為牧師。1933年，李愛銳在一次記者採訪中，有加拿大記者問他說：“你真的很高興將生命奉獻在現在的事業上嗎？你難道不留戀那閃爍的鎂光燈、蜂擁的人潮、激動的觀眾、大聲的歡呼，以及珍貴的慶功酒嗎？” 李愛銳回答說﹕“當然，有時人會很自然地想到這一切，但我更喜歡我在中國所從事的工作，因為這方面的價值遠超過你所說的一切。你知道，這份榮耀是一個永不朽壞的冠冕。”

1934年3月27日，32歲的李愛銳在天津英租界戈登道合眾會堂（位於今和平區浙江路）與弗洛倫絲•麥肯齊（Florence Mackenzie）小姐結為伉儷。新娘是一位加拿大宣教士的女兒，也是合眾會堂的司琴。他們的新家安在今天的重慶道38號（舊英租界時期為劍橋路70號），現在那裡有一塊紀念銘牌註明這所房子曾是他們的故居。

婚後，他們的大女兒帕特麗夏、二女兒希德相繼於1935年和1937年出生。當時遠東戰雲密布，面對戰爭的危險，李愛銳也不免有消沉的時候，有一次他向神埋怨說：“神啊，為什麼要我到中國來宣教？” 其賢惠的妻子，卻如此鼓勵他說：“愛銳，你既知道在禮拜天出賽是不對的；那麼，不去神要你去的地方，也是不對的。你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去。” 愛妻之言，堅定了他的信念，面對艱難的局勢，李愛銳選擇繼續留在中國。他十分珍惜家庭生活，雖然曾一度到河北省中南部宣教，但他與全家在天津畢竟度過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這一切很快就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碎。

抗日戰爭爆發後，李愛銳堅定地和中國人民一道進行敵後抗日，參加救治傷兵和接濟難民的活動。1939年，他曾經回到蘇格蘭報名參加戰鬥機飛行隊，以抗擊納粹，盡管未能如願，但他不願意安逸地“坐在辦公桌後頭”，毅然返回天津，與中國人共度時艱。他曾經多次冒險搶救戰爭中受傷的士兵和平民，送他們去醫院，日夜守護他們。為此他曾受到日軍的虐待，也曾為日軍所傷。

當1941年戰局危殆時，西方在華人士的生命財產變得越來越不安全，英美等國政府勸告他們的子民離開中國。為了家人的安全，同年5月，李愛銳將懷有身孕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送往加拿大多倫多避難，自己卻留在河北省中南部繼續宣教、救治傷兵和接濟難民等工作。不久，妻子佛羅倫絲順利產下第三個女兒慕蓮，而李愛銳則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軍關入山東濰縣（今濰坊市）集中營，從而與家庭失去聯繫，直到他病死營中，至終都未能見過最小的女兒一面。

五、山東集中營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遂告爆發，此後日本視在華的西方人為敵人。出於安全考慮，李愛銳等西教士遷到英國租界內居住。1943年初，日本軍隊占領了天津，全部外僑都被迫滯留於此。同年3月，日本當局決定把在天津的敵對國僑民，分批遣送到山東，作為人質囚禁在濰縣集中營裡。李愛銳被列在首批遣送人員的名單內，他們每人只被允許攜帶兩件行李。3月30日晚上7點半，所有人質被召集到天津舊的英國軍營內，日本兵逐一仔細檢查他們的行李。9點鐘，隨著日本人一聲令下，他們提著各自的行李，步履蹣跚地穿過街區，走向火車站，登上南下的火車。當時他們茫然不知所往，更無法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怎樣一種命運。

次日下午三點半，李愛銳一行人抵達山東濰縣火車站，再轉到日本的卡車上，顛簸行進三里多路，才到達了目的地——濰縣集中營。這裡原是美國宣教士創辦的“樂道院”舊址，被日軍改建成為關押“戰俘”的集中營。除了天津這一批人外，還相繼從外地轉來其他西國僑民，其中包括內地會在煙台創辦的“芝罘學校”全體師生和其他宣教士和他們的子女，計1800人左右（先後關押總共2250多人，筆者注）。

在囚禁生活中，李愛銳不為艱難的環境所屈，在黑暗中，他如一盞明燈發光；他的基督之愛和幽默開朗的性格，給黑暗的集中營帶來平安、盼望和喜樂。他對那些與父母分離的孩子們，就像一位叔叔那樣，照顧他們，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他教孩子們學知識，在教化學課時，手邊沒有教科書，他就憑著記憶自編教材，孩子們都親切地叫他“埃里克叔叔”（Uncle Eric）。戴德生的曾孫戴紹曾牧師當年也被關在這個集中營裡，而他的父母則不在營內。他和李愛銳情同父子，李愛銳的言傳身教成為他一生事奉的楷模。戴紹曾說：“回想我在日本集中營的時候，李愛銳成為我們這些小毛頭的‘洋娃娃’，那時我只有十四、五歲，但印象仍很深很深。我想，我今天能站在大家面前，也是因為李愛銳在那個非常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由於李愛銳幽默樂觀，做事堅持原則，主持公道，被推舉為營區康樂委員會主席。他為營中的青少年人安排各種活動，以其熱情和活力感染著大家。他幫助難友挺起胸膛，同饑寒、恐懼、失望等悲觀情緒作鬥爭。他也主動照顧營中的老人與病人，贏得眾人的愛戴與尊敬。由於長期監禁，生存環境惡劣，許多人罹患各種疾病，甚至精神崩潰。李愛銳就以溫柔幽默的方式安慰鼓勵大家，平息紛爭。他還參與各個分工委員會的工作，負責教育、財務、住宿，以及補給等方面的事情。他常常引導大家回想過去的美好時光，以及對未來的盼望：“一旦我們出了集中營後，我們將如何如何……。” 他將最黑暗的集中營轉換為神聖的大禮拜堂，常常與別人分享福音與信仰，甚至爲抓捕他的日軍禱告。尤為可貴的是，當西方國家和日本方面達成交換戰俘的協議後，李愛銳名列在第一批釋放名單中。但他卻將這個逃生機會讓給了他人，自己則繼續留在集中營幫助別人。他平時最喜歡唱，也最喜歡教別人唱的一首讚美詩是“我靈鎮靜”（Be Still, My Soul），使很多人得到安慰與鼓勵。

六、最後的日子

長期的囚禁生活和營養不良，使李愛銳的健康大受虧損。1945年1月初，李愛銳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和鼻竇炎，在醫生治療後，病情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重了，經常頭痛、身體麻痺，甚至昏迷。有時說話時斷時續，右腿麻痺幾至不能走路。由於醫療條件有限，醫生也無能為力。但李愛銳仍然勉勵關心、探訪別人，在他去世前幾天晚上，還為兩名死去的修女禱告。1945年2月21日傍晚，他又去探訪病人，突然間咳嗽而又嗆氣，呼吸也滯重起來。被人送到房間後，他一會兒清醒，一會兒昏迷，最後開始痙攣，護士安妮把他抱在懷裡，他最後輕聲說了句：“完全降服” (complete surrender)，就再度陷入昏迷。當夜9點20分，李愛銳跑完了他43載短暫的人生路，回返天家，長眠主懷。就如他所喜愛的詩歌《我靈鎮靜》裡所說：“十架憂痛，務要堅忍擔當；我靈鎮靜，將與救主偕同到永遠。” 事後，醫生為李愛銳做了頭部病理檢驗，結果顯示，在他左腦深藏著一個無法開刀的腫瘤，是為腦瘤。

李愛銳遽然去世，營中人無不為他哀傷悲痛。2月24日，全營難友們，從老人到孩子，為他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安息禮拜。出殯時，人們爭相扛抬他的棺槨。下葬後，大家在他的墳墓旁竪立起一個十字架，因為找不到油漆，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面寫下“李愛銳”的名字。這個十字架雖然簡陋粗糙，卻閃爍著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這位主的門徒效法祂的主，背著十字架終生事奉主，因此發出了與眾不同的光彩，顯露出非凡的生命——榮耀神，以神為樂，愛人如己的生命，這生命使他配得那永不朽壞的冠冕。

李愛銳在集中營最後一段日子裡，曾經寫過一首詩，表述了他對人生的感慨：“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雖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條跑道上，但每個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義也便有所不同。” 誠然，李愛銳一生效法耶穌基督，向著標竿直跑，故此他的一生意義非凡。他的生命雖然只有短短的43年，但他生命所發出的光輝卻成為歷世歷代基督徒的榜樣，世人的祝福！曾經與他關在同一個集中營的難友，後來成為大學教授的蘭頓‧吉爾基（Langdon Gilkey）在他所寫的《山東集中營》（Shantung Compound）一書中，如此描述李愛銳說：“他總是全神貫注，又興趣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像力，而不惜努力地在營區裡傾盡自己的精神和體力。他已經40幾歲，但身體仍然輕巧、柔軟，步履靈活自如，不過最重要的是，他那時刻充滿幽默感和熱愛生命的熱情，他的熱心和魅力，使大家適應了那段苦難的日子。作為一個人，在世上能遇見聖者的幸運是很渺茫的，但這種幸運卻悄悄臨到我身邊，這位聖者就是李愛銳。”

李愛銳在其短暫的一生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在戰火蔓延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他跟隨宣教士父母的腳蹤，在大學畢業後，奧運光環集一身之際，選擇回應神的呼召，飄洋過海，來到他生身之地天津，與中國的百姓同甘共苦，向他們傳揚天國的福音，最後也葬在他所愛的這塊中國土地上。李愛銳堅信人類所有的能力、恩賜都來自上帝。人展現其天賦能力如果只停留在使自己成名成家上面，那將是一種短視。既然能力源於上帝，至終榮耀必要歸給上帝。他在奧運會上持守此這一原則，在中國宣教也是一樣，這是他的偉大之處。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獨特的“李愛銳精神”，這是比體力更大的精神超越，更顯得難能可貴。在奧運歷史上，得到奧運會金牌的人不可勝數，但李愛銳的名字卻永遠突出閃亮。他有一個讓人景仰的、非凡的生命，以及振翅高飛的人生，不愧為蒙神喜悅、蒙世人欽佩的屬靈偉人。

李愛銳在加拿大的妻子佛羅倫絲直到當年的5月2日才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雖然她一時傷痛欲絕，但亦為自己有這樣一位丈夫而感到驕傲。六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宣告投降。美國軍人前來接管了濰縣集中營，所有倖存之戰俘得以回國。英國人直到戰後才獲悉李愛銳逝世於濰縣集中營的消息，《泰晤士報》如此報道說：“蘇格蘭失去一個偉大的兒子，他在一生中每一時刻，都使大家以他為榮”（Scotland has lost a son who did her proud every hour of his life）。而那位在李愛銳臨終時照料他的護士安妮，於二戰結束後兩年，因受李愛銳的感動，再次踏上中國宣教之路，使殉道者所流的血，繼續在中國開花結果。

七、電影《烈火戰車》

在李愛銳去世30多年後，蜚聲國際的英國電影製片人大衛•普特南（David Puttnam）在家生病休養時，偶然翻閱一本奧運史話，當他讀到李岱爾的事跡後，完全為他的勇氣所折服，於是決定拍一部似乎無利可圖的電影──“烈火戰車（Chariot of Fire）”，再現了1924年英國短跑健將李愛銳勇奪奧運金牌的故事。出人意外的是，該片竟一炮走紅，贏得1981年奧斯卡最佳影片以及另外三項大獎，片中主人公李愛銳再度引起世人矚目；他那上身後挺、嘴巴大張的招牌性跑姿，深深地印在人們的腦海中。唯感遺憾的是，影片只反映了李愛銳的前半生，而其後半生只是在片末字幕上以寥寥數語做了個交代：“李愛銳，宣教士，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死於日本佔領下的中國，蘇格蘭同聲哀悼。” 實際上，他的後半生更為輝煌，他不只是一位優秀的運動家，贏得了地上的桂冠和金牌；他更是一位傑出的宣教士，贏得了天上永恆的冠冕和獎賞。

八、末了的話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李愛銳，譽他為“奧運冠軍李愛銳：生在天津懷著中國心的蘇格蘭人”、“體育白求恩”，以表達對這位宣教士的崇高的敬意。二戰後，李愛銳被安葬於河北省石家莊市的華北烈士陵園內，那裡還長眠著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友人。

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地對李愛銳的紀念活動也從未停止過。1924年奧運會100米賽銅牌得主，後來做了新西蘭總督的浦烈爵士，如此評價李愛銳說：“他賽跑，他活著、他死去都是一個好人，他的一生都體現著好人這兩個字的真實意義。他對神的忠貞和對自己的信念，都感動著他的朋友，我們得以認識李愛銳，使我們的生命更加神聖。”

1988年，李愛銳的親屬和生前好友齊聚山東濰坊，在當年“李愛銳運動場”附近（現濰坊市第二中學校園內），為李愛銳紀念碑舉行了揭幕儀式。這塊碑石是用李愛銳家鄉蘇格蘭馬爾島的花崗巖制成的，上面鐫刻有中英兩種文字的碑文，正面是：“他們應可振翅高飛，為展翼的雄鷹；他們應可競跑向前，永遠不言疲累。”（這幾句話引自聖經《以賽亞書》40章31節：“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筆者注）。背面是“埃里克•利迪爾體現了友愛互助的美德，畢生鼓勵年輕人，為人類的福祉盡其所能”，並簡短概括了李愛銳輝煌而短暫的一生。在2005年紀念濰坊集中營解放60周年的活動中，濰坊市政府李愛銳的紀念碑敬獻了花環。

1990年，一位生於蘇格蘭，居住香港的土木工程師丘嘉先生，倡導並建立了“李愛銳基金會”。1993年，該基金會在中國天津師範學院舉辦了訓練營，當基金會成員和部分優秀運動員到訪天津並進行培訓時，還分別在天津大學和濱江道上的基督教堂作過關於李愛銳的生平演講。

當2008年8月8日，第29屆夏季奧運會在北京開幕之日，英國《蘇格蘭人報》把李愛銳評選為蘇格蘭歷史上最受歡迎的運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