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安當

利安當（Antonio a Sancta Maria Caballera），亦作栗安當，字克敦。1602年4月20日出生於西班牙。16歲時，即1618年3月24日加入聖方濟各會，隨即入讀神學院。神哲學畢業後，於修道院晉升為司鐸，處理會事及周遊佈道。十年後因天主呼召，也奉修道院院長之命，於崇禎元年（1628年）偕29人從西班牙出發，抵達菲律賓，在此處教授神學兩年有餘。在這期間，利安當奉命苦學日文，以備趕赴日本傳教之用。但當崇禎五年（1632年）時，因在中國傳教多年的方濟各會士逝世，會長寫信至馬尼拉要求增派傳教士來華。本已奉命在臺灣向道明會會士學習中文的利安當，於第二年，即1633年6月23日，與另一會士又奉命從臺灣起程前往中國福州，在此地學習福州話；同年11月2日前往南京。

利安當在中國傳教不久，即開始對耶穌會會士們迎合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大感震驚，於是聯合道明會一起，反對耶穌會寬容中國天主教徒祭天、祭祖、祭孔的做法，認為這是他們對天主的認識不夠深刻所致。因此，他不支持耶穌會傳教士試圖在儒家經典中找尋上帝印記的方法。他主張中國人應該以一種超越性的方式接受天主教信仰，而不是試圖融合儒教。他強調天主教信仰的超越性，認為中國人可以通過儒家的尊君孝親思想，理解和接受“因性之理”，明“超性之理”，進而信仰和敬拜天主，明白生前和死後的事情，理解三位一體的奧秘，以感恩天主的救贖之恩。他希望通過一種更傳統和超越性的方式吸引中國人信仰天主。因此，利安當後赴菲律賓，徵求神學家的意見。在馬尼拉奉命跟道明會的黎玉範教士一起去羅馬解決這種關乎中國禮儀的矛盾紛爭。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人從馬尼拉起程抵達澳門時，利安當不願再隨同前行。最後只有黎玉範一個人前赴羅馬。崇禎十七年（1644年）十月，利安當從澳門返回馬尼拉。

歷經周折，時隔五年，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1649年），利安當接受湯若望的建議重返中國，傳教於山東濟南。由於湯若望的推薦，當地一官員給予其熱情接待。次年8月，這位官員與另外兩位官員資助利安當購置了一處房產用於居住和傳教，此即濟南將軍廟街教堂, 這標誌著方濟各會中國傳教區正式建成。同年，利安當還派人赴福建召西班牙傳教士文度辣（John Bonaventura Ibanez）來濟南。兩人在山東的傳教工作日漸展開。1659年，兩人報告受洗者已達1500人。康熙元年（1662年），文度辣受利安當之托，返回歐洲招募傳教士，其後山東方濟各會入會人數繼續增長, 到1665年時已達到3000人以上。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利安當一人所授洗之華人就達5000人，其中包括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利安當本人記錄說：濟南城內外，耶穌會與方濟各會之教友各有數千人。

利安當是天主教方濟各會中國教區的開拓者之一，並曾擔任該會會長。在其近二十年的傳教生涯中，先後為五千多中國人施洗，並著有《天儒印》（又作《天儒印證》、《天儒印正》，拉丁譯名為Concordantia legris divinae cum quatuor libris Sinicis），現藏於教廷圖書館。該書是教義與《四書》的對讀，用天主教教義闡釋四書章句。另一著作《正學镠石》（Pure Gold of Righteous Learning)批判宋明理學所謂新儒家思想，指出要回歸真儒學精義。利安當也是反對耶穌會傳教策略的人之一，其主張引發了“中國禮儀之爭”。

康熙元年（1662年），發生了中國天主教史上第二宗教案，即“曆獄案”，又名“欽天監教案”，此案延綿多年。那時，順治帝去世，年僅8歲的康熙即位。國家政務由四個輔政大臣掌管，其中鰲拜專權，扶植親信，打擊異己。欽天監監官楊光先趁先帝去世，西教士失去有力靠山之際，更知道輔政大臣鰲拜不喜歡西方傳教士，於是趁機發難，激烈地對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進行全面攻擊誣陷，搬弄是非，無中生有，以至於鰲拜下令逮捕湯若望及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等人，同時各省也奉旨拘拿西洋教士並解押到京城審理。同時禁止天主教繼續傳教, 教堂被封，經像被毀。1665年1月20日, 汪儒望、利安當、郭多敏等西教士皆被捕,未經訊問即被投入監牢。同年一月至八月，利安當備受誣告。九月，被羈押至廣州耶穌會舊會院中。三年後，利安當因備受折磨，於1669年5月13日逝世，享年67歲。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特為其豎立拉丁文墓碑，以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