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類思

利類思(Lodovico Buglio)，字再可。1606年1月26日生於意大利明尼奧（Mineo）的一個貴族家庭。1622年11月20日，在他16歲的時候加入耶穌會，遂進入帕勒莫（Palermo）學習。1626年他開始在羅馬大學教書，在此期間，利類思形成了去印度宣教的意向。在其1626年5月18日信中寫道：“很長時間以來，因著上帝的恩典，我願意為上帝受苦，去印度宣教。”

一、在華傳教生涯

但最終耶穌會把利類思派往中國宣教。1635年4月13日，他和潘國光（Sicilian Francesco Brancati）、賈宜逵（Nyssa Jerome Gravina）從葡萄牙的里斯本啟程前往中國。他們先赴澳門，在大三巴教堂附近的聖保祿學院學習漢語。聖保祿學院是遠東最早的高等學府，凡是計劃進入日本和中國傳教的成員，都要在這裏的神學院研究人文科學、藝術和神學，並在此學習漢語，同時熟悉中國的國情、風俗與禮儀。1637年，利類思被派赴中國的江南傳教，先往江蘇，而後轉往福建、江西，前後為700多人施洗。1639年，利類思到北京協助耶穌會德國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修撰曆法。

1640年，時任禮部尚書，後擔任首輔的劉宇亮盛情邀請利類思到四川傳教。利類思欣然應邀前往，成為進入四川的第一位耶穌會傳教士。1642年，利類思與另一位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同工，他們共同建立了當地的第一個天主教堂。利類思在成都發展了30個精心挑選的教徒，其中有明朝宗室的伯多祿(即蜀獻王朱椿的後裔)和部分當地官員。後來因為利類思等傳教士拒絕給納妾的官員施洗，而受到諸納妾者唆使的僧徒攻擊，以致引起騷亂並一度告到官府，只是因為當時湯若望在朝廷中的威信，利類思等人才得以受到皇帝的庇護而躲過控告。

1643年，為躲避張獻忠帶來的戰亂，利類思與安文思避居於綿陽，後在吳繼善的推薦下為張獻忠服務，當上了“大西國皇帝”的“天學國師”。1644年他們受張獻忠之命做了兩個大銅球，一個是天球，一個是地球。天球上有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個星座，而地球則按照中國的傳統分為五個大陸。

1647年，張獻忠敗亡後，兩人為清朝軍隊統帥肅親王豪格所擄，被帶往北京，1651年獲釋，因回四川的請求被拒，最終留在了北京。後來蒙皇帝恩準，利類思將他們在北京的住宅改建為教堂，成為北京第二座教堂王府井天主堂（現北京東堂）。康熙初年，利類思和安文思重建了東堂，將原本的中式建築改建為西式風格的建築，惜於1807年毀於火災。

在康熙初年的“曆獄案”中，因利類思的中文非常流利，而成為與楊光先論戰的主力，寫出《不得已辯》等文章，對楊光先進行駁斥［1］。其後他與湯若望、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和安文思四人被允許留在北京，供奉朝廷，直至1682年逝世。死後，康熙皇帝賜200金和10匹綢緞，為他舉行了國葬，葬於柵欄教堂。1987年，利類思在北京的墓地被重新恢復。

二、傑出的翻譯家、神學家

利類思是康熙年間在華耶穌會裏公認的漢語水平造詣最高的人，終其一生共寫作並翻譯了80 余冊的作品，涉及神學、生物學、天文學、數學等領域。其中有兩部首次將西方生物學引進中國的著作，即《獅子說》和《進呈鷹論》。當時為改善貿易關係來華的葡萄牙外交官曾將一頭獅子（中國所沒有的動物）進獻給康熙皇帝，利類思為此撰寫了《獅子說》一書，在北京刊行。康熙對此書非常滿意。

由於滿人喜歡養鷹狩獵，並且康熙皇帝對西方人如何養鷹有著濃厚的興趣，利類思遂奉命撰寫了《進呈鷹論》，詳細描述了不同種類的鷹，包括本土品種和外來品種的外型、性情、飼養和訓練方法等細節；最後一章還特別介紹了鷂子。該書後來被收入《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禽蟲典的第 12 卷《鷹部》。

1676年，利類思把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 Summa Theotogica（《神學大全》）翻譯成中文，名為《超性學要》。1677-1678年，南懷仁致函耶穌會總會長，提到《彌撒經典》、《聖事禮典》、《司鐸課典》及神學書籍等，已由利類思翻譯完成；同時希望落實1615年教皇的頒令，祝聖中國司鐸。不幸的是，南懷仁的許多建議遭到視察員Sde. AImeida的反對，明令中國青年天主教徒晉鐸必須要學習拉丁文，並只能以拉丁文舉行禮儀。

利類思翻譯並撰寫的其他宗教著作還有《尼西亞信經》、《天學傳概》、《天主正教約征》、《主教要旨》、《靈性說》、《不得已辯》、《禦覽西方要紀》（與安文思、南懷仁合著）、《聖母小日課》、《已亡者日課經》、《聖教簡要》、《善終痙塋禮典》、《彌撒經典》、《日課概要》、《聖事禮典》、《安先生行述》、《天主聖禮》、《三位一體》、《萬物原始》、《天神形物之造》、《靈魂》、《首人受造》、《昭祀經典》等等［2］。